中国水电发展热点综述

杨永江，张晨笛

(1.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北京 100048；2.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北京 100084)

水电是全球公认的清洁能源，在我国能源体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我国拥有青藏高原的地利，成为世界上水能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中国水电在规划设计、建设施工、设备制造、运营管理和投融资等全产业链世界领先，取得了“世界水电看中国”的辉煌成就。水利兴则天下兴，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以水电为先导推动水资源综合开发，实现“以电兴水、以水兴国”[1]。

我国已制定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并向国际社会郑重承诺。我国的水电资源禀赋可成为我国实现能源结构调整和“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保障[2]。我国剩余水电技术可开发量3.5亿kW(截止2020年底)，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边缘，是未来水电开发主战场。但这一区域生态本底值低、敏感、脆弱，地质构造活跃、灾害频发，给水电未来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2019年，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近年来，针对我国未来水电开发主要集中区域，聚焦水电与生态、水电与灾害两个重点领域完成《水电发展热点综述》报告。本文将高度凝练报告内容，总结我国水电发展未来热点。

1 中国水电开发现状

2020年，水电装机和发电量分别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及总发电量的16.8%和17.1%，水电仅次于火电，是我国第二大电源，支撑着我国能源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我国电力供应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截止2020年底，我国水电总装机容量37 016万kW，其中常规水电33 867万kW，分别约占全国理论蕴藏量和技术可开发量的48.79%和49.29%；年发电量13 552亿kW·h，分别约占全国理论蕴藏量和技术可开发量的22.88%和45.16%。我国水电装机容量继续稳居世界第一，超过排名第二的美国、排名第三的巴西、排名第四的加拿大和第五的印度4个国家总和[2]。近十余年来，我国水电装机容量总体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05～2018年年均增长率8.8%，年均新增装机容量1 807万kW(见图1)。

图1 我国历年(2005～2018年)水电装机容量及增长速度图

目前，我国水电开发集中于西南地区，正由大江大河的中下游逐步向上游推进。截止2019年底，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澜沧江、南盘江红水河、黄河上游、怒江、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干流上已建、在建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9 894万kW，约占规划总装机容量的52.3%(见表1)。南盘江红水河的技术可开发水电资源已基本开发完毕；金沙江、大渡河、长江上游的开发率已达80%左右(按装机容量计算)，中下游河段水电资源也已基本开发完毕，待开发水电站主要位于上游河段；西南三江中雅鲁藏布江的开发率仅1.4%，怒江干流尚未开发，潜力巨大。

表1 我国大江大河干流水电开发情况表(截止2019年底)

2 中国水电发展挑战

随着我国中、东部地区常规水电目前已基本开发完毕，未来水电开发潜力主要在西南河流(见表1)，集中于青藏高原东缘区域，我国“十三五”水电发展规划的13大水电基地就有5个位于此区域。青藏高原水电开发程度相对较低，随着怒江、雅鲁藏布江水电开发相继写入我国“十三五”、“十四五”规划，作为我国水能资源战略储备库的青藏高原未来将是水电开发的重点。

青藏高原作为“亚洲水塔”，也是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生物资源丰富，森林、湿地、草原、荒漠等生态系统均有分布。但其生态系统脆弱，一旦遭到破坏，影响极大且很难恢复[3]。受持续抬升影响，青藏高原是世界范围内地质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4-5]。其东缘地形陡峭、相对高差达4 000 m，河流能量普遍较高，河床持续下切，引发频繁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是我国山地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5]。因此，生态和灾害问题将成为我国未来水电开发向青藏高原布局必将面对的主要挑战。

2.1 生态约束

水能是绿色可再生能源，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基石，同时水电开发不可避免对生态环境带来影响，这种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很多水库大坝建成后，显著改善当地河流生态，还会形成风景秀丽的水库风景名胜区；另一方面，大坝改变了天然河流连通性，影响了原自然河道生态系统长期演变达到的平衡状态[3]。但是，水电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往往被舆论不断放大甚至妖魔化，而水电对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却常常被忽视[6]。青藏高原复杂且脆弱的生态格局、舆论对水电开发的偏见及水电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目前缺乏全面的科学认识，共同形成了我国未来水电开发的“生态约束”，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对水电梯级开发的生态效应缺乏科学认识。河流生态系统是开放的复杂动态系统，具有多因素、多过程、多尺度特征。现有关于水电生态效应的研究主要关注水电开发对地表过程及水生陆生代表性物种(如洄游鱼类等)的直接扰动和影响，而水电开发对地表生态系统的全局影响、及对大气圈层碳循环、水汽循环的影响以及该影响向下垫面生态系统传递等复杂，但影响深远的大时空尺度生态效应却鲜有关注。目前相关研究和认识受限于时空格局，难以完整呈现水电梯级开发对河流及流域生态系统的影响。

2)缺乏梯级水电开发生态效应的全面量化评价体系。西南水电梯级开发必然对河流生态系统长期自然演变达到的平衡状态造成扰动[7]，所以水电开发前必须全面评价这种扰动在不同时空尺度下对生态系统中各要素的影响、以及在生态系统中的传递及发展方式。而且，水电开发对当地社会、经济、政策层面也将产生重大影响，也影响到河流生态环境，因此同样需要纳入评价体系。但是，目前尚缺乏科学评价体系服务于全面量化评价西南水电梯级开发的生态效应。

3)水电开发的生态效应应对不足。源于对水电开发的生态效应认识不足以及缺乏全面的量化评价工具，我国以往水电开发在规划设计阶段对生态问题考虑不足。导致即使很多水库大坝建成后改善修复了当地生态环境、甚至形成水库风景名胜区[6]，水电对生态的提升作用依然被认为是被动修复，而不是主动保护。然而，如果在青藏高原水电开发进程中将梯级水电开发的生态效应作为重要维度引入规划设计，不仅可以减少水电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更可以提高水电开发对河流生态系统的调控与调度能力，从而以水电基地为基础建设西南河流生态廊道。

2.2 灾害约束

青藏高原边缘水能资源丰富的地区为水流能量较高河段，河流下切和演变剧烈。下切导致两岸地质灾害频繁发生[3-5]。自然灾害威胁严重制约着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也对该区域的水电开发形成“灾害约束”，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推高水电建设成本。我国待开发的水电基地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边缘。这些地区地质条件复杂、构造活跃、区域性大断裂发育；同时气候恶劣、昼夜温差大、冻融交替循环，河流下切引发各类次生自然灾害，如滑坡、泥石流、堰塞湖、溃决洪水等[5]，给水电工程的建设带来巨大的困难，也推高建设及维护成本。

2)水电减灾效应缺乏重视和研究。青藏高原边缘下切河流虽然自然灾害频繁，但是长期自然演变过程中通过阶梯化维持自身稳定、抑制下切[4]。水电梯级开发同样使下切河流在纵断面上阶梯化，且把水能转化为电能的过程中高效消耗水流能量，具有稳定河势、控制下切的潜力[4]。但是，水电梯级开发的消能减灾机制尚未获得足够关注与深入研究，水电梯级开发的消能减灾功能也尚未广泛传播和接受。

3)缺乏能量概算与防灾减灾设计。河流能量概算是从能量角度考察河流的水能和消能沿程分布、并对二者是否适配进行评价的模型体系[4]，可以量化评价河流梯级水库群不同运用方式下水流能量、两岸物质灾害势能的沿程分布，并以此确定最大化水电开发减灾效应的设计及调度方案。另外，在规划设计阶段应充分考虑防范堰塞湖及溃决洪水风险，设置防灾库容以增强水电应对极端灾害事件的能力。但是，不论是能量概算还是防灾库容，现有水电开发中都尚未深入研究与展开实践。

3 中国水电发展热点

我国水能资源开发率不足50%(截止2020年底)，与发达国家水能资源开发率仍有显著差距(如瑞士92%、法国88%、德国74%、日本73%、美国67%等)。按照我国水能资源禀赋条件，水能资源仍具一定开发潜力。参考有关部门预测成果，2030年在2020年基础上新增常规水电装机容量8 000万kW左右，常规水电总装机容量达到4.2亿kW，西南地区规划水电基地全面形成，澜沧江、金沙江等主要河流干流水电开发基本完毕；到2050年，实现在2030年基础上新增常规水电装机7 000万kW，常规水电总装机容量达到4.9亿kW，雅砻江、大渡河和怒江等大江大河的水电资源基本开发完毕。

由此可见，我国未来水电开发正逐渐向青藏高原集中。生态高敏感区、地质灾害集中区和水能富矿区均集中在青藏高原边缘，在空间上高度重合。结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水电发展需求以及前述水电开发挑战，突破制约水电发展的“生态约束”和“地灾约束”问题将成为我国水电未来重要发展方向和研究热点。

3.1 水电与生态

3.1.1 生态格局及演变规律

青藏高原是“亚洲水塔”，长江、黄河、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印度河等重要河流皆发育于青藏高原。地处构造、地形、气候交汇的高海拔地带，青藏高原发育的河流在水沙来源、水系发育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尤其在河流地貌形态上具有极高的多样性[3,8]。高原生态系统是地球上最敏感且最受威胁的生态系统之一，加之地质地貌活动强烈、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强，青藏高原河流生态地貌演变极为复杂[3]，也因此对河流系统的生态格局尚缺乏完整清晰的认识。然而，许多在常态条件下取得的科学认识对极端复杂的青藏高原河流并不适用，而且因为现场调查难度巨大，青藏高原河流前期缺乏生态环境本底系统监测，现有基础研究难以对青藏高原河流的生态格局给出科学、全面、量化评价。在缺乏对青藏高原河流生态本底、生态格局深入认识的前提下，科学预测高原边缘河流水电开发的生态影响是无法实现的。

3.1.2 水电生态效应评价体系

青藏高原边缘山区河流多为下切河流[4]，河道稳定性较差、栖息地多样性较低，生态本底值较低，不能简单拿中东部河流水电开发的生态效应作为参考，必须根据青藏高原河流的地貌水力生态条件建立因地制宜的科学评价体系评估水电开发的可能影响。

1)水生生态系统。青藏高原东部和南部边缘河流(如怒江、雅鲁藏布江等)剧烈下切，边岸崩塌、滑坡及支沟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频发，有些堵塞河道形成堰塞坝，堰塞坝上游形成堰塞湖。因此，筑坝蓄水是西南河流固有的自然过程，形成类似水电梯级开发的连续库坝系统。所以，通过考察青藏高原边缘河流自然阶梯化河段的生态特征，可以为研究水电梯级开发对当地水生生态系统的影响提供借鉴。

在雅江和怒江大峡谷以大型无脊椎底栖动物为指示物种的考察中发现，水流功率和能量是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影响底栖动物群落的最重要的环境变量之一[9]。水流功率越高，底栖动物密度一般越低。怒江大峡谷堰塞湖群栖息地的生物多样性明显高于正常干流河段栖息地，其直接原因为堰塞湖的高栖息地异质性[9]。雅江和怒江上的一系列堰塞坝，在稳定河床的基础上增大了水面面积及水体的连通度，增大了低速深水水域，提升了河流生态及景观。因此，西南河流的阶梯化河道特征具备稳定并增加水生栖息地多样性、改善水生生态的作用。不过由于水流能量很高而且堰塞湖水深有限，雅鲁藏布江和怒江等高能量河流虽然有个别适应当地水流条件的特有鱼种，但总体鱼类多样性和资源量与平原河流相比均非常有限。

水电梯级开发形成的“河-湖”串联系统是顺应自然河道演变规律的人为加速过程，与河流自然阶梯化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理论上梯级开发可提高栖息地及生物多样性，改善当地生态。因此，水电梯级开发对生态本底值本身比较低的青藏高原边缘下切河流水生生态多样性提升、生物演替的影响均需要深入研究。

2)陆生生态系统。青藏高原边缘水能富集区河谷较窄，因此水电开发、大坝蓄水后，水面面积增大有限，仅会淹没低海拔河谷区。低海拔区森林大部分已经被当地居民开发殆尽，野生动物分布也非常有限。因此，西南河流水电开发对当地陆生生态系统的直接影响较小，不过水库通过影响当地气候而对陆生生态系统产生的间接作用却不容忽视。

水库蓄水后，库区动力、热力作用将发生变化，局地气候也将随之变化。水库周围区域一般在夏季出现明显降温、年内气温变幅减小、降水增加的效应，称为“冷湖效应”。“冷湖效应”对水库周围地区的气温日较差、年较差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冷湖效应”影响范围与程度受库容、水位、海拔、地形等因素影响。“冷湖效应”可以改善库区局地气候，而植被的生长变化依赖于各种气候因子的综合影响，因此水库对局地气候的影响可传递到陆生植被群落。二滩水库蓄水以后库区气候朝着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周边植被自然生长的方向发展[10]，周边植被覆盖状况逐年变好[11]，表明水库蓄水有助于库区范围内陆生生态环境的改善。但是目前针对水库对局地气候影响的研究十分有限，急需加强研究投入，从而为评估和预测水库建设及运用对陆生生态系统影响提供科学支撑。

3)综合指标与评价体系。青藏高原边缘河流水电开发的生态效应评价需要综合考虑对水生和陆生生态系统的影响及水文、地貌与生物群落的耦合响应关系，构建青藏高原地区水文-地貌-生态耦合模型系统，并建立河流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体系[9]。同时，水电开发对当地城市化进程、产业布局、脱贫攻坚、交通运输等方面均有重大影响，而这些社会经济方面的发展同样会对原有河流生态系统产生新的生态应力。因此融合自然物理过程、生物过程和社会过程的多层级生态效应评价技术手段、理论框架和指标体系的研发是未来的发展方向[9]，对于全面科学认识水电梯级开发对青藏高原河流生态系统影响至关重要。考虑多因素的综合指标最适合评价复杂的河流地貌生态系统，如综合评估流域环境、生态、水文、社会等多因素的淡水健康指数(Freshwater Health Index)[1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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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生态调度和修复

1)生态调度。尽管目前的生态调度研究与技术日益成熟，但是多数都是针对河流生态的简单调度模拟或者是数量较少的水库群影响下的生态调度研究。然而，青藏高原周边规划的水电基地内将建设为数众多的梯级水库群。大规模水库群将从根本上改变河流自然水沙输移过程，河流自然生态系统不可避免受到影响。兼顾河流生态系统的梯级水库群生态调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其核心思想是通过水库调度增加河流流态和生境的多样性，从而提高水生生态系统多样性[13]。

相比于单一水库的生态调度，面向生态的梯级水库群调度可以有效降低水电梯级开发对河流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一定程度恢复河流生态水文过程[13]。不过，目前的生态调度主要以生态流量为约束条件，在物理-生物-社会多层级评价体系理论框架和关键指标体系基础上，可以使用关键指标体系作为全面综合反映河流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并以此作为青藏高原边缘河流生态调度的目标，从而创建综合考虑局地气候、河流地貌、生态系统、社会经济的调度方式，实现人水和谐。

2)生态修复。除生态调度外，水电梯级开发需通过生态修复降低对河流生态系统的扰动。水库群的生态修复技术的研究热点为：河道形态修复、消落带修复、水温恢复等。

水电梯级开发总体上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栖息地类型，但仍可以根据具体物种的环境需求，通过构建人工湿地岛屿、浅滩-深潭、丁坝等工程措施对河流形态的多样性进行修复[14]，提高水动力条件多样性并增加栖息地空间异质性，为鸟类、鱼类提供栖息环境。水库消落带是水库调节水位在水库最高水位线与最低水位线之间形成的干湿交替区，其生态环境脆弱性及对库区生态安全的重要意义使得消落带治理和生态修复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15]。生物措施进行消落带恢复与治理的关键是选择耐受旱涝循环、两栖能力强的树种，同时考虑以工程措施辅助提高植被生境条件，并运用景观生态学和生态水力学的原理进行分区治理[15]。生态修复措施与生态调度紧密配合、相互促进，将进一步保障梯级开发河流生态系统的安全和稳定。

3.1.4 “生态屏障”建设

黄河上游、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水电基地，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海拔在2 000～3 000 m的边缘区域。上述水电基地均规划梯级开发，建成后将在主流形成库坝相连的阶梯化水电开发体系。梯级水库群以“冷湖效应”为核心的调节局地气候功能可能抑制全球变暖对青藏高原的不利影响。同时，水库蓄积的水体可以发挥物质、能量、有机物的源/汇功能[16]，降低库区气温、降水等主要气候要素的年内变幅，有效缓冲极端气候对青藏高原边缘河流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提高青藏高原边缘生态系统弹性和稳定性。随着青藏高原边缘的各水电基地逐步建成，其所在的河流系统将成为调节局地气候、改善生态系统的一条条“生态屏障带”。

如果各条河流通过水电基地建成“生态屏障带”，就可能对全球气候变暖在整个青藏高原引起的生态应力(如冰川消退、冻土退化、土地沙化等)起到隔离作用，在空间上减弱气候变暖影响的连续性，从而对整个青藏高原生态系统起到“生态屏障”功能。因此，需要深入研究梯级水库群对局地气候、生态系统影响的集群效应、空间影响的范围及程度，研究水电开发构建的“生态屏障”对整个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影响，为最大化水电开发对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作用提供科学基础。

3.2 水电与减灾

3.2.1 下切河流灾害与消能

我国西南河流水电富矿区的河段普遍下切严重，而这些河流通过自然演变发育消能减灾机制，反过来抑制下切、稳定河势。因此，研究青藏高原边缘下切河流的消能减灾机理将为水电梯级开发提供重要借鉴和理论基础。河流下切一方面加大崩滑位置与河谷底部的高差，增大物质势能，一方面侵蚀两岸物质，削弱坡脚支撑。当河流下切切穿滑动面后，滑坡体失去支撑在外力(地震、强降雨)作用下滑动，这是河流下切致灾的基本机制[4]。

河流演变自然趋于平衡，本身具有负反馈机制，下切的河流孕育着遏制下切的因素。下切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向河流提供瞬时泥沙补给，部分形成堰塞坝，堰塞坝统称为自然坝。这些自然坝如果长期稳定则形成河道纵剖面的尼克点(河流纵剖面上缓坡向陡坡的突然转折)。自然坝上发育河床结构剧烈消耗水流能量，抑制水流动能因势能转化过快增长，如果水流能量被充分消耗就无法冲刷河床，自然坝就可以长期保存[4]。保存下来的自然坝通过上游淤积或者形成堰塞湖提高侵蚀基本面，为两岸边坡提供支撑，可以降低新的崩塌与滑坡的发生概率。正在下切的河流就像地球表面的伤口，而自然坝就是自愈形成的伤疤[4,17]。

滇西怒江是高山深谷型河流，地质构造活跃、灾害频发。但水能资源丰富，且尚未开发(见表1)，是我国水电开发规划的重要基地，研究怒江大峡谷下切河流自我调整及稳定机制将为水电开发规划提供重要科学参考。怒江大峡谷两岸分布有三百余条泥石流沟[18]，冲出物在干流淤积甚至堵江形成堰塞坝，现有稳定存在的数百个堰塞坝形成尼克点群。怒江干流堰塞坝平均密度为0.83个/km，且与河段单宽水流能量基本正相关[19]。堰塞坝处集中水流落差，并发育有河床结构，集中消耗水流能量，上游一般形成堰塞湖，增大水深，降低流速和水流冲刷作用，并抬高侵蚀基准面，降低两岸崩塌滑坡势能。怒江堰塞坝群的形成和发育促使河流纵剖面的阶梯化，增大水流阻力，消耗水流能量，从而稳定河势。经过洪水推演，怒江干流发育了稳定性和消能率与当地水流能量特点匹配的堰塞坝，持续高效地消耗水流能量，抑制水流位能向动能的转化，从而削弱水流冲刷，控制河流下切[19]。

综上所述，下切河流自然演变中通过“筑坝蓄水”的方式消能减灾，河道纵剖面的阶梯化是西南河流自然演变的归宿，也是西南高能量河流达到稳定状态的重要机制。

3.2.2 水电减灾机制与能量概算

水电开发可以将水能转化为电能，大坝的消能结构可以高效消减洪水期多余能量，大坝上游水库蓄水淤沙同样可以抬高侵蚀基准面，降低两岸山体崩塌滑坡势能。由此可见，下切河流进行水电开发与河流自然演变的“筑坝蓄水”有极高的相似性。2008 年汶川地震中抗震设计较高的水工建筑物不但维持了自身稳定，还保护了库区两岸坡面稳定。如位于震中龙门山地震带上的紫坪铺大坝震后水库上段仍然绿水青山，崩塌滑坡发生很少，正是因为库区淤积大大减小了崩塌滑坡势能。但紫坪铺库区上游岷江两岸就随处可见崩塌滑坡灾害，绿水青山变成了白石茫茫。因此，人工大坝也有减灾作用，尤其对上游减灾作用明显。

水电站大坝可以有效保护上游河段减少崩塌滑坡等灾害发生，但下游由于水流能量集中释放可能加剧下切[4,7]，所以在下切河流上单个水电站的消能减灾作用十分有限，不利于河道稳定，需要进行梯级开发，这样每个坝的上游和下游都得到保护。首尾相连的梯级库坝体系从纵断面上就实现了河道的阶梯化。因此，不论是单个坝库的消能作用还是梯级库坝体系对河道纵剖面的改造，水电梯级开发与下切河流自然演变进程都是一脉相承的。

因为下切河流的灾害与能量转换是密切相关的[4]，所以从河流综合治理和减灾的角度，水电梯级开发需要进行能量概算，以量化梯级库坝群的减灾作用。河道的水电站及固有的堰塞坝等消能强度要达到足够强度以平衡水流能量。如果水流所获得能量大于各种阻力消能，将使流速水头沿程增加，导致河床河岸的破坏。梯级水电开发及调度需要使河段消能强度达到或超过水流获得势能才能保证防洪安全并控制下切。

在西南下切河流开发规划中，利用能量概算对人工坝和自然坝逐级计算可得到水头和消能率的沿程分布情况，以此为基础可判断水电开发是否足满足河段消能要求。结合两岸物质势能分布条件，可对梯级坝群中的各级水坝位置、高度、装机、运用方式进行评估和调整，还可以对现有自然坝通过加固、加糙等工程措施提高消能率，构建完整的消能体系。从而通过水电开发达到维持河道稳定、控制河流下切、减少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目的。

3.2.3 防灾库容与调度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气候出现频率不断增加，梯级水电开发除具备主动防范风险、稳定河势的功能外，还应具备抵御突发地质灾害及其次生灾害的能力，可以通过设置防灾减灾库容及调度方式实现。2018年10月11日和11月3日，西藏昌都江达县白格村两次发生山体滑坡，阻断金沙江干流形成堰塞湖。堰塞湖泄洪对四川、西藏、云南三省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100亿元。假如白格堰塞湖下游建有防灾库容的水库，就可以通过应急调度有效拦蓄溃决洪水，将有效防止这类自然灾害的发生。

防灾库容主要应对滑坡崩塌灾害冲出物进入水库占据库容及造成涌浪、堰塞湖溃决引起的突发洪水等灾害风险。防灾库容的确定一方面需要根据河谷地质条件及两岸潜在物源灾害能量分布确定水库控制河段范围内单次释放的最大物质总体积，另一方面，需要基于对滑坡崩塌泥石流灾害链研究，建立水力地貌模型预测地灾冲出物进入水库、支沟泥石流及堰塞湖溃决洪水进入水库的完整灾害链影响[16]。

在水电与减灾的研究热点的支撑和推进下，围绕青藏高原边缘的水电梯级开发将打破“自然灾害约束”，实现主动防灾减灾功能，在高原边缘灾害活跃区构建“减灾屏障”，保障青藏高原社会、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4 结 语

中国水电所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镌刻在光辉岁月中的成绩单，更是面向未来奋进前行的智慧源泉。新时代，在“碳中和”远景目标和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指引下，应着力打造中国水电的软实力，创立形成水电发展对青藏高原生态修复、预防和消减地质灾害等理论、技术和实践体系。本文也针对水电与生态、灾害领域发展热点进行总结，并从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提出，以水电为先导，带动青藏生态屏障建设和地质灾害防范工程建设，推动我国生态建设的产业化和水电产业发展的生态化，实现电力生产的清洁化和生态化。从而使我国生态、减灾由政府驱动向市场驱动转变，实现经济社会环境高质量发展，使中国水电成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的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