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澂《大义桥黄氏义庄记》小考

中国国家博物馆 | 吕伟涛

一 、《大义桥黄氏义庄记》

《大义桥黄氏义庄记》刻石久已不存，只有少量拓片传世。2018年8月，复旦大学卢康华先生所编《近现代稀见碑拓史料丛刊（第一辑）》由商务印书馆付梓刊行[1]，《大义桥黄氏义庄记》方公诸于世。该记为原石整张拓本，尺幅完整，字迹清晰，应为刻石完成后不久所拓。只是为方便今人阅读，故出版时改为册页装。现将全记录文如下：

大义桥黄氏义庄记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物之本，必资于培植。元为善长，仁为性体，发育万物，敛于冬而炽于春，阴阳消息，盛衰之故，皆有自来。自古世家阀阅，流风遗泽，传至数百年而子孙蕃衍，相继绳于弗替者，考其缔造之祖，未有不以孝友为根本，以敦睦为榘矱者也。常熟县大义桥黄氏义庄始建于道光甲辰年，秋涛先生名浩者偕其仲弟湘、季弟涵，经营创造，割良田五百三十余亩为义田，建庄屋四十余楹。族中子弟贫不能读书者，并设家塾，延名师课之。先生曰：“此吾父之志也。吾父幼贫力田，贸迁有无以奉二亲，孝友出于性生，里中有善事，必尽力以图抍济。生平慕范文正义田赡族，有志未遂。今日所立庄规，皆吾父手定本也。”以是呈于有司，详请立案，诏旌如制。咸丰庚申之难，庄屋毁兵火。先生之子嘉宾、嘉贤，先后兴葺，以复旧规，不数年而堂构聿新。嘉宾时已物故，嘉贤谋勒石以表其父兄之遗志，介赵农部宗德丐余为文以记之。余读《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二曰“大行孝友，睦姻任恤”，其时州长、䣊正、族师、闾胥，各有所掌之戒令、政事，月属民而读邦法书，其孝弟睦姻，有学者周家忠厚之遗，礼让为国，漫成风俗，何其盛也。自宗法废而民志漓，涼薄之情，始于骨肉，贾谊所谓“借妇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者，岂言之过哉！东汉诸儒出而振兴之，讲明经义，敦尚明节，士怀朴行，家有令德，张武、陆续、缪肜之徒，以孝友列《独行传》。自时厥后，齐绍荣兴六世同爨，刘悛表其门闾，唐张公艺九世同居，刘君良四世兄弟同产，斗粟尺帛无所私，南唐江州陈氏宗族七百口共食，宋陈崇之孙十三世同居，史策传为美谈，百世下犹闻风而兴慕焉，美哉！范文正之言曰：“吾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入家庙乎？”其言亲切恳挚如此，诵此语者，孝弟之心，油然而生。故范氏之庄自宋至今不废，乡之人仿而行之者百余家。黄氏以累世孝友，称重于乡里，本既固者枝必繁，源之清者流必远，所捐义田亦必日廓日广，而规模为之大备，子孙勉力焉。绳其祖武，一本之谊，久而弥笃，余于黄氏有厚望焉。

《大义桥黄氏义庄记》拓本图片来源:卢康华:《近现代稀见碑拓史料丛刊（第一辑）》之《大义桥黄氏义庄记》，商务印书馆，2018年。

光绪十有七年辛卯夏六月，头品顶戴兵部尚书衔前河东道总督吴县吴大澂撰并书。

由记文可知，黄氏义庄位于常熟县（今常熟市）大义桥附近，清道光甲辰年（1844）黄浩（字秋涛）携其弟黄湘、黄涵经营创建，捐良田“五百三十余亩为义田，建庄屋四十余楹”，“并设家塾”，延请名师教授“族中子弟贫不能读书者”。清咸丰庚申（1860），太平军攻克常熟，黄氏义庄毁于战火。后经黄浩之子嘉宾、嘉贤兴葺，“以复旧规”。黄嘉贤乃托赵宗德请吴大澂撰文以记之。

1943年6月，吴大澂嗣孙吴湖帆访常熟虞山黄公望墓，曾撰《访虞山黄子久墓记》一文，称：“并知痴翁后裔，现居离城十里之大义桥，先愙斋公于光绪十七年（1891），曾为黄秋涛先生撰篆《大义桥黄氏义记》。”[2]《大义桥黄氏义记》实为《大义桥黄氏义庄记》之误录，且《大义桥黄氏义庄记》有“嘉宾时已物故，嘉贤谋勒石以表其父兄之遗志”之语，可知撰文时黄浩、黄嘉宾父子俱已去世，该记乃是吴大澂为黄嘉贤所作，可订正吴湖帆纪事之误。如卢康华先生所言，之所以会出现这一错误，或许是因为吴湖帆的此次常熟之行并未读到《大义桥黄氏义庄记》，可推测民国年间该记刻石便已不存。

另，《大义桥黄氏义庄记》中“借妇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之句，出自西汉贾谊《治安策》，“妇”当作“父”，应为吴大澂笔误。

二、大义桥黄氏义庄

大义桥黄氏义庄更是难觅其踪，其旧址位于今苏州市下辖的常熟市大义镇大义桥附近。大义镇地处虞山北麓，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便利，历来就是富庶之地，早在明清时代就是常熟的“米粮仓”，且此地自古人杰地灵，才俊辈出。

大义地名，因大义桥而名；大义成镇，亦因大义桥而始。成书于民国年间的《重修常昭合志》中有两处关于“大义桥”的记载，其一为卷二“疆域志”所载：“大墅桥，本名大义，详《山川志》。跨浪澄港，距城约十八里，实测见十六里。街三道。”[3]30此说与吴湖帆《访虞山黄子久墓记》中所言“离城十里之大义桥”略有差别。其二为卷四“山川志”所载：“大墅桥，姚《志》云：一名大义。龚《志》云：明正德间知县郑浚建。”[3]122

成书于2002年的《大义镇志》第三章“文物古迹”之“大义桥”条载：

“亦名大墅桥，位于大义市镇，跨浪澄塘。据明崇祯龚立本《常熟县志》载，系明正德间知县郑浚所建。原为平桥，清光绪十三年（1887）里人崔晋文、邹启堂等发起重建。为三孔拱型，花岗石构筑，拱圈呈分节并列式，孔径4.7至7.1米，桥面宽3.9米，全长23.5米。南北两侧明柱上镌刻有‘古今不改通海通湖，新旧相因大墅大义’和‘藉千万人之愿力，成水陆路之康庄’楹联两副。1968年冬，因张家港河疏浚拓宽，此桥无法保留遂被拆除。翌年，旋在其北侧重建钢筋混凝土新桥一座，仍名大义桥。原桥上石刻楹联两副，今各存其半，保存于镇文化中心内。”[4]449

综合上述文献可知，大义桥原名大墅桥，系青石板桥，始建于明正德年间（1506—1522），为知县郑浚所建，桥址在现大义桥处。清光绪十三年，地方人士崔晋文、邹启堂等发起重建大墅桥，由众人“写缘”（捐资），桥址就此南移，选在当时较为繁华的东街与西街之间。建成三孔石拱桥，并更名为“大义桥”。此后，“大墅”“大义”新旧混称。大义桥所跨浪澄塘（即张家港航道大义段），北接港口，南通常熟市区。1968年，张家港航道拓宽疏浚，三孔石拱桥拆除，又于大墅桥旧址附近（现大义桥址）新建钢筋混凝土板梁桥。

清初虞山派诗人孙淇曾有《夜宿大义桥田家》一诗，曰：

清晨族子来，邀我向邨墅。

舟行趁早凉，掀蓬始炊黍。

饭罢过湖桥，十里山容与。

转棹入空濛，一叶逐鸥侣。

澄波静无风，摇飏淡忘暑。

莲香沁我心，不识花何许。

蜻蜓倚身轻，款款点晴渚。

敲脚傍船舷，徙倚久延佇。

苦茗掬清流，船头自煎煮。

击节怀大痴，酒瓶堪对举。[4]457—458

从诗中不难看出，大义桥周边是一派恬淡、静谧的田园风光。而黄氏义庄因位于此大义桥附近，故名之为“大义桥黄氏义庄”。

关于“黄氏义庄”，《重修常昭合志》卷八“善举志”有载：“黄氏义庄，在大墅桥。里人董浩建，田五百亩，分赡贫族，道光二十二年题旌。”[4]282此处“董浩”当为“黄浩”，应是误刻。《大义镇志》“大事记”亦载：“道光二十二年（1842），里人黄浩置田五百亩，在新村俞巷北建‘黄氏义庄’，分赡贫族。”[4]16大义桥黄氏为元代著名画家黄公望后裔，在常熟当地属于望族，在今大义镇境内还保存有黄公望墓（即1943年吴湖帆所访之墓）、黄公望祠等古迹。《大义镇志》“大事记”又有“是年（1912），创办归义乡第一初等小学（大义中心小学前身），校址租用大义桥东黄姓民舍”[4]17之语。此“黄姓民舍”是否为“黄氏义庄”，有待考证。

义庄之开端可以上溯至北宋年间，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范仲淹在家乡吴县（亦为苏州府下辖）始建义庄，以救恤族人。明清以降，义庄之设遍及全国，江南地区尤为兴盛。《大义桥黄氏义庄记》中也提到“范氏之庄自宋至今不废，乡之人仿而行之者百余家”，黄浩之父“生平慕范文正义田赡族”，然“有志未遂”，故黄浩继承父志设立大义桥黄氏义庄。

而有清一代，常熟县的义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更是惊人。冯贤亮先生所著《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一书，对清代常熟地区文化家族义庄规模及分布有较为详细的统计[5]，如下表1所示。

表2给出了文献中同类电路的相关性能比较。相比于只能产生基准电压的文献[6-9]和只能产生基准电流的文献[11-13]，文中提出的基准电路既可以产生基准电流又可以产生基准电压，而且功耗远小于其他文献。

表1 清代常熟地区文化家族所建义庄简表

此外，在《大义镇志》中还有如下记载：

光绪六年（1880），里人李念和子置田五百亩，建“李氏义庄”于九淛。

光绪二十五年（1899），里人朱春荣等立义田五百亩，建“朱氏义庄”（嗣作为朱先贤祠）于小山田都里。

是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里人周鸿福立田一千一百八十余亩，建“周氏义庄”于秦三郎桥，分赡支祖，启发嫡派贫族。[4]449

简表中显示大义桥黄氏义庄的义田数量为500亩，与《大义桥黄氏义庄记》中称黄氏义庄“割良田五百三十余亩为义田”、《重修常昭合志》所载“田五百亩”及《大义镇志》所记“置田五百亩”，数量基本吻合。但从上述资料中亦能看出，大义桥黄氏义庄500亩左右的义田数量在常熟县的义庄中并不突出，甚至只能排在末位。

清朝中后期，义庄的广泛普及已成为“江南宗族社会中引人注目的现象”，而“作为义庄事业的一部分，常设庄塾于其中，尤其在江苏的江南地区，更是成为风尚”[6]。大义桥黄氏义庄设立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族中子弟贫不能读书者，并设家塾，延名师课之”，即“兴学育才”。在江南文人看来，读书才是保持家族繁荣昌盛最有效的途径，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收族、保族的根本目的。正如《大义桥黄氏义庄记》结尾所言：“黄氏以累世孝友，称重于乡里，本既固者枝必繁，源之清者流必远，所捐义田亦必日廓日广，而规模为之大备，子孙勉力焉。绳其祖武，一本之谊，久而弥笃，余于黄氏有厚望焉。”

民国时期的大义桥图片来源:《大义镇志》编纂委员会编:《大义镇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彩图12。

大义桥今貌图片来源:作者于2019年12月拍摄

1949年大义镇区示意图，中心位置为大义桥图片来源:《大义镇志》编纂委员会编，大义镇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68

三、吴大澂篆书艺术

光绪十四年（1888）底，吴大澂因“不负委任”，治理黄河决堤“克期告成”，清廷不仅实授河东河道总督，而且赐“头品顶戴”，加兵部尚书衔[7]。河道总督与巡抚同，加兵部尚书衔后，官阶升为从一品。至此，吴大澂进入了其政治生涯的颠峰时期。《大义桥黄氏义庄记》中吴大澂款署“头品顶戴兵部尚书衔前河东道总督”之称谓，便源于此。

光绪十六年（1890）正月二十二日，朝廷着吴大澂赏假一月，准其回籍省亲。二十三日，吴大澂的母亲韩太夫人去世。二十五日，吴大澂启程奔丧，由于被风雪所阻，二月十三日方抵家。光绪十八年（1892）四月，吴大澂为母亲守丧期满，五月二十二日，吴大澂赴京领命。守制计27个月。

正是在守制期间，黄嘉贤托赵宗德请吴大澂撰写《大义桥黄氏义庄记》。赵宗德，字价人，常熟人，官至户部郎中，其详细生平履历则难查考，推测其应是在京为官期间与吴大澂交好。其弟赵宗建，字次侯，官至太常寺博士，与翁同龢（亦常熟人）为同年好友。赵宗德、赵宗建兄弟在常熟虞山北麓筑有一处园林，曰“半亩园”，乃当地名流如杨沂孙、庞钟璐、吴鸿纶等时常聚会之地；园内环境幽静，其最高处辟有三楹楼房，曰“旧山楼”，收藏珍贵古籍、书画、碑帖数万卷。同治十一年（1872）八月，赵氏兄弟在半亩园举行雅集，时任太仆寺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翁同龢恰以丁母忧在乡守制，亦应邀到场，期间与杨沂孙等鉴赏金石碑帖、畅论书画之艺，为一时之盛。黄嘉贤能托赵宗德请吴大澂撰写记文，可见赵宗德与黄嘉贤、吴大澂均有交往，但三人之间的详细交游情况，则有待进一步考证。大义桥黄氏既然为常熟望族，又与吴大澂同为苏州府人，有同乡之谊，加之赵宗德从中斡旋，故吴大澂能为之撰写记文。

《大义桥黄氏义庄记》书于光绪十七年六月，吴大澂时年57岁，正是其书法艺术臻熟之时。《大义桥黄氏义庄记》全文共800余字，工整严谨，结体方整中济以圆润，庄重典雅，是吴大澂篆书典型风格的代表之作。

清代中晚期的金石学研究，可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碑学先驱郑簠、邓石如等在篆书上的突出成就又极大地刺激了书家的博古热情。篆书自邓石如变法以来，随着嘉道年间大量青铜器和碑石的不断出土，其上的铭文亦不断被书家作为新的研究对象和临写典范，书法风尚为之一变，“以古为新”遂成为书家创作的普遍意识。而吴大澂，无疑是其中之佼佼者。

吴大徵书写篆书，直接受杨沂孙的启发。光绪三年（1878），吴大澂与杨沂孙畅谈篆籀，杨沂孙也鼓励他书写大篆，“游虞山，访杨咏春先生（沂），纵谈古籀文之学。先生劝余专学大篆，可一振汉唐以后篆学委靡之习”[8]。杨沂孙向吴大澂出示《在昔篇》，阐述篆书发展与古文字的关系，吴大澂欣然作跋，深表赞同。吴大澂还融合小篆笔法于金文之中，使结体和笔法都有提高。而王潜刚先生认为，吴大澂篆书的结体更为严谨端正，笔法平正浑厚，方圆并用，一丝不苟，“工整雅静，固不废大家也”，比张廷济、朱为弼等前辈更有法度；甚至推吴大澂为清代篆书独树一帜者，认为他可与邓石如、钱坫齐肩。[9]

诚然，吴大澂在结体、笔法上的端严，形成古雅静穆之象，也就是所谓“能追险绝于平正之后，寓神明于规矩之中”[9]。但金文结体的错落、自然、活泼之态受到抑制，从而缺少了动势、生气。这一点在方笔作品中体现的更为明显，《大义桥黄氏义庄记》中亦可见一二。

吴大澂临写《散氏盘》的活动较多，其书风受《散氏盘》的影响较大。如光绪十二年（1886）五月十六日吴大澂在日记中记述，“十六日，复容峻峰书。临《散氏盘》文一本。”他曾考证《散氏盘》为蜀地之物，并自言十年临写二十多本，“散盘文多蜀中地名，余定为蜀器。雄浑奇肆，与齐鲁文字不类。沧邻大兄属临屏幅，计此十年中己临二十余本矣。”[10]可见，吴大澂对《散氏盘》的喜爱。吴大澂的篆书作品中有明显取法《散氏盘》者，如《大义桥黄氏义庄记》中之篆字，其风格端庄雅致，用笔圆转朴厚，几乎完全出自《散氏盘》。

此外，秦权量等新出土的秦篆材料对吴大澂的篆书也有影响。秦权量为代表的秦篆，因器形的不平整，字画多因势就形，结体参差错落，笔法率意自然，转折多呈方折，带有一定隶意，与秦刻石的圆劲婉通、工整严谨有明显的区别。《大义桥黄氏义庄记》中的篆书笔画横平竖直，时常用方笔取势，转折呈方折，应也有秦权量的影响。

早在上世纪30年代，沙孟海就将吴大澂列为清代篆书代表书家之一，认为其“对于金石之学很有功夫”“是近代写金文的先行者”[11]，这在《大义桥黄氏义庄记》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且《大义桥黄氏义庄记》全篇，包括记名、记文和落款，皆用篆书，这在吴大澂书法作品中颇为少见。故考察吴氏篆书艺术，此记更具有代表性。

《大义桥黄氏义庄记》由唐仁斋刻石。唐仁斋（约1845—1915），名文杰，以其字或别号仁斋行，原籍江苏无锡人，流寓苏州，居“城隍庙前”。善刻碑，有“碑帖大王”之美称，经营“汉贞阁”碑帖铺，与吴昌硕、杨岘等名士皆有交往。有子伯谦、仲芳继承家业，其中长子伯谦，能书画，擅刻碑，近代书画名家钱瘦铁、陶寿伯、王开霖等均出自其门下。

唐仁斋是清末著名的刻工，有诸多作品传世，如现存寒山寺的俞樾书唐张继《枫桥夜泊》诗碑、罗聘绘《寒山拾得像》碑、郑文焯绘《寒山子像》碑，以及虎丘《拥翠山庄记》碑等。另外，卢康华编《近现代稀见碑拓史料丛刊（第一辑）》中所录的端方《万中立墓志铭》，亦是唐仁斋铁笔。唐氏刻工精湛，故《大义桥黄氏义庄记》能较好保留吴大澂篆书风貌。吴大澂篆书艺术源自金石，而复由碑刻呈现，《大义桥黄氏义庄记》可为一例。

四、余语

白谦慎先生新著《晚晴官员收藏活动研究：以吴大澂及其友人为中心》有言，吴大澂的父亲在世时，一直希望吴氏家族能有自己的义庄。[12]吴大澂为官以后，也一直努力实现父亲生前的愿望——建立吴氏义庄。吴大澂从光绪四年（1879）担任道台后，就开始寄钱回家建设义庄。一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他还在为义庄的建设寄钱。义庄建设的费用是吴大澂为官以后最大的开支，始于光绪四年，迄于光绪十五年，前后历时11年。其中，光绪四年、五年为购买800亩土地，花费银两最大。光绪四年吴大澂寄回家10000两，光绪五年8500两。此后九年，除了已知的光绪十三年7000两外，其他八年寄了多少不详。如以每年2000两计算的话，为建立义庄支出的费用总计在40000两银子左右，这在吴大澂的支出中占去了极大的比例。甚至吴大澂于光绪十五年购买阮元翻铸的《散氏盘》，也是为了装点吴氏义庄之用。在这一年，或许是因为吴氏义庄完工了，吴大澂可以省下数千两银子，所以此后每年购买古董相当积极。

时至今日，吴大澂家族的吴氏义庄与大义桥黄氏义庄一样，均湮灭在时间的长河里。但幸好还有《大义桥黄氏义庄记》的存世，通过此记不仅可以一窥吴大澂的篆书艺术，亦能体会到江南文化家族独特的义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