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幸福感提升路径研究
——以河南为例

潘 勇 郑 霞 高 堃 张嘉兴 范俊华 王方略

（河南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河南 郑州 450008）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研究人民群众幸福感现状及提升路径，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次研究于2020年8—10月，通过计算机辅助电话对河南省18个省辖市（示范区）的城乡居民开展问卷调查，按照置信水平95%，误差水平4%，设计调查样本600个，最终共获取有效样本603个。对调查数据进行信度检验，结果显示：Cronbach’sAlpha系数值为0.904，高于0.9，表明问卷有较高的可信度；效度检验结果显示KMO统计量为0.941，Bartlett’s球形度检验的检验值为0.000，表明具有良好的效度。

一、指标设置

本次研究设置一个测算指标“幸福程度自我评价”来测算幸福感指数；为了查找影响幸福感的因素，从物质、精神、现状、预期4个维度设置影响幸福感评价指标。另外设立一个对比参照指标“个人目前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状况与过去五年相比的改善程度”，来探究时间维度变化对幸福感所造成的影响，具体指标体系如下页表1。

表1 幸福感评价指标体系

二、公众幸福感现状

（一）总体幸福感指数为75.0分，接近幸福水平

本次研究采用单一指标评测幸福感指数。设置的问题是“您如何评价自己目前的幸福程度？”，设置的评价选项为：“非常幸福”（100 分）、“幸福”（80 分）、“幸福程度一般”（60 分）、“不太幸福”（30 分）、“不幸福”（0分），另外设置“不清楚”（不纳入得分计算）。结果显示：603位受访者中有2位回答“不清楚”，有效回答的601位受访者中有125位回答“非常幸福”，占总数的20.8%；268位回答“幸福”，占总数的44.6%；180位回答“幸福程度一般”，占总数的30.0%；12位回答“不太幸福”，16位回答“不幸福”，两者合计共占总数的4.6%。加权汇总显示，当前河南公众幸福感指数为75.0分，处于幸福程度一般（评判标准是60分）和幸福（评判标准是80分）之间，接近幸福水平。

当问及“个人目前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状况与过去五年相比的改善程度？”时，603位受访者中有1位回答“不清楚”，回答“明显改善”（共258位受访者，占比42.8%）和“有所改善”（共266位受访者，占比44.1%）的受访者合计达86.9%，回答“没变化”（共50位受访者，占比8.3%）和“变得更差”（共28位受访者，占比4.6%）的均在10%以下，说明过去五年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绝大部分人处于上升改善趋势。由此可见，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绝大多数群众享受到了发展的红利。

（二）不同人群幸福感指数

1.从性别看，女性受访者幸福感略高于男性

研究结果显示，男性（共372位受访者，占比61.7%）幸福感指数为74.5分，女性（共231位受访者，占比38.3%）为75.9分。从回答选项分布看，女性受访者回答“幸福”的比例高于男性受访者7.3个百分点；男性的回答更为极端，回答“非常幸福”“不太幸福”和“不幸福”的比例高于女性。

2.从学历看，中等学历受访者幸福感最低

图1 不同性别受访者幸福感指数和回答情况

学历层次从低到高幸福感指数呈“微笑曲线”分布。高学历受访者（受教育程度为大专、本科及以上的受访者共214位，占比35.5%）幸福感指数最高，为76.7分；其次是低学历受访者（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受访者共212位，占比35.1%），幸福感指数为74.5分；中等学历受访者（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中专及技校的受访者共177位，占比29.4%）幸福感指数最低，为73.6分。

表2 不同学历受访者幸福感指数和回答情况

3.从地域看，市区受访者幸福感最低

市区受访者（常住地为省辖市市区的受访者182位，占比30.2%）幸福感指数为73.5分，不仅低于农村受访者（常住地为农村的受访者272位，占比45.1%）的74.2分，也比县城受访者[常住地为县（县级市）城区的受访者149位，占比24.7%]的78.4分低近5分。

表3 不同地域受访者幸福感指数和回答情况

分析14个影响幸福感的指标发现，除公共服务和社会治安两项指标外，县城受访者评价得分都是最高的；对未来预期的4个指标，除收入增长预期3类受访者评价差异较大之外，其他3项得分接近，农村受访者对收入增长预期评价（57.3分）最差，比县城受访者（64.4分）低7.1分。

聚焦到市区受访者，自由时间是最大的短板，得分仅有62.8分，比县城受访者（71.7分）和农村受访者（70.4分）分别低8.9和7.6分。在市区工作和生活，通勤距离远、生活节奏快、竞争压力大，与县城和农村相比个人可自由支配时间受到挤压。另外，人际关系和社会发展预期两个指标，市区受访者评价得分也低于县城和农村。

表4 不同地域受访者对14项指标的评价得分

（续表）

4.从年龄看，老年受访者幸福感最低

不同年龄幸福感指数呈抛物线分布。青年受访者（35岁以下的受访者共280位，占比46.4%）幸福感指数为74.5分，中年受访者（35—60岁之间的受访者共277位，占比45.9%）为76.0分，老年受访者（60岁以上的受访者共46位，占比7.6%）为72.4分。

表5 不同地域受访者幸福感指数和回答情况

分析14项影响幸福感指标发现，随年龄增长评价得分呈现越来越高的趋势，尤其是收入水平和自由时间两个指标表现更加突出；中年受访者对精神生活预期和社会进步预期都较好，可能是进入事业的最高峰等原因，对于未来收入增长预期评价得分较低；由于青年人处于事业起步阶段和爬坡期，其对收入增长预期更为乐观。

表6 不同年龄受访者对14项指标的评价得分

5.从收入看，低收入受访者幸福感最低

收入绝对值在地域之间存在一定差距，为了便于对比，本次研究采用“自我认定”和“在当地对比”方式，询问受访者“如果让您自己评价，您的收入在当地属于高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还是低收入人群？”，结果显示，603位受访者中有13位表示说不清楚，有效回答的590位受访者中有9位回答“高收入”，占总数的1.5%；318位回答“中等收入”，占总数的54.2%；263位回答“低收入”，占总数的43.6%。说明我国居民收入结构正逐渐从“金字塔型”转变为“橄榄型”，但是由于自我评价收入水平为低收入的受访者比例超过40%，增加居民收入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依然任重道远。分析不同收入水平幸福感显示：高收入受访者幸福感为77.8分，中等收入受访者幸福感为79.5分，均高于总体幸福感（75.0分），与之相对的低收入受访者幸福感低于70分，仅有69.3分。

三、影响公众幸福感提升的短板

（一）54.3%的受访者认为增加收入可以提升幸福感，物质生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幸福感

针对回答自己目前幸福程度为“幸福”“幸福程度一般”“不太幸福”“不幸福”的476位受访者，进一步追问这些受访者“通过哪些方面可以提升您的幸福感？”，有370位受访者给予清晰、明确的回答，整理、汇总这370位受访者回答结果，“增加收入”提及率最高，为54.3%；提及率排名2—4位的依次是“改善居住环境”（17.6%）、“完善基本公共服务”（17.0%）和“改善工作环境和就业状况”（13.2%），前4项都属于物质层面问题。

“家庭更加和睦”（13.0%）、“社会文明程度提高”（9.5%）、“文化、体育、娱乐生活更加丰富”（8.9%）、“增加个人可支配的自由时间”（7.8%）和“社会治安状况更好”（5.7%）等精神层面问题的提及率较低，一方面由于受访者对这些指标的满意度已经较高，比如社会治安已经达到77.2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社会阶层固化问题不严重、社会和谐度高，人与人之间的感受差异不明显，例如虽然社会文明程度得分只有70.9分，但是社会文明程度对个体影响并不显著。

表7 提升幸福感的途径

（二）公众对社会经济和文明发展前景较为乐观，对个人物质和精神生活改善信心程度一般

14项影响幸福感指标中，精神层面指标得分普遍较高，接近或达到70分，最高的“家庭和睦”为81.3分，其次是“社会进步预期”为80.9分；与之相对应的是物质层面的指标得分普遍较低，所有指标中得分最低的“收入水平”，仅58.7分。

图2 14项影响幸福感指标得分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在4项预期指标中，社会发展预期和社会进步预期分别达到72.3分和80.9分，而收入增大预期和精神生活预期则只有60.3分和71.7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人民对改革有更多获得感”，今后需要进一步优化顶层设计，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多的发展红利，建立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同步调、共频率联动机制。

（三）收入和就业问题是导致“困难群体”整体幸福感较差的主要原因

将“个人目前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状况与过去五年相比的改善程度”与“评价自己目前的幸福程度”两个问题的评价一起比较发现，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424）。过去五年个人物质与精神生活“明显改善”的受访者幸福感为82.3分，评价为“有所改善”的受访者幸福感为72.9分，评价为“没变化”和“变得更差”的受访者幸福感分别为64.2分和46.2分。

图3 “幸福程度”与“生活改善程度”交叉分析

603位受访者中，回答过去五年生活状况“变得更差”的受访者共28位，占总体的4.6%，在此将这部分群体暂称“困难群体”。从14项影响幸福感指标分析，极差最大的两项指标分别是收入水平和就业状况，“困难群体”对于收入水平评价得分仅有15.7分，对于收入增长预期得分仅有32.2分，说明“困难群体”不仅对收入现状不满意，对收入增长的预期也不乐观，认为很难改变自己的低收入窘境。

图4 “困难群体”与全体对14项指标的评价差异

四、影响公众幸福感核心因子挖掘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本次研究中挖掘影响公众幸福感核心因子就如同“找主要矛盾”，为此引入随机森林模型对调查数据深入挖掘分析。本次调查共获取603个有效样本，剔除2个异常数据（在评价自身目前幸福程度时回答“不清楚”），对601个样本用R语言构建随机森林模型，以“收入水平”“就业状况”等14项指标为自变量，以“当前幸福程度”为因变量，得到14项指标的重要性排序。

（一）数据分析结果

各变量的重要性评分结果如下：

表8 Gini值平均降低量

Gini指数代表节点的纯度，Gini值平均降低量（Mean Decrease Gini）表示所有树的变量分割节点平均减小的不纯度，值越大表示变量的重要性越大。将所有变量的重要性进行排序，结果如图5所示：

图5 变量重要性排序

（二）数据结果解读

从图5可以看出，影响公众幸福感的14项变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就业状况和收入水平的Mean Decrease Gini分别为40.81和36.03，明显高于其他12项变量，是影响公众幸福感核心因子。就业状况和收入水平是生存的物质基础，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就业和收入对公众幸福感影响最大。

第二类：家庭和睦、收入增长预期、居住环境、精神生活预期、文体娱乐、社会发展预期、自由时间、公共服务这8个变量的Mean Decrease Gini在24.7—28.5之间，对公众幸福感有重要影响，属于重要因子。这8个变量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除物质基础外，精神生活以及人们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也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第三类：社会进步预期、人际关系、社会治安、文明程度4个变量的Mean Decrease Gini在20.0—22.4之间，对公众幸福感有一定影响，属于次重要因子。这4个变量可以归为社会大环境，公众感受差异不明显，评价较为一致，因此，影响力较低。

（三）数据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当前对公众幸福感影响最大的依然是物质层面因素。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特别是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和更充分就业显得尤为重要。当前只有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有效地提升公众幸福感。

五、对策与建议

追求幸福是人类的永恒课题。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各项工作的最终落脚点都是为了增加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幸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政府的努力，也离不开社会和公众的参与。

（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幸福是多元化的，不同地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人群眼中的幸福各不相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时强调：“要善于用改革的办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今后较长一个时期，需要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多方满足不同人群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实际行动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推动人民群众幸福感再上新台阶。

（二）提高居民收入，保障居民就业

就业和收入问题是提升幸福感的“总开关”，今后一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完善创新创业机制，为居民增收创造良好环境。二是鼓励劳动者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拓宽就业渠道，丰富增收途径。三是加强对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的技术培训力度，关注培训效果，提升培训质量，提升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

（三）强化对困难群体的帮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今后各项工作要深刻领会新发展理念中的共享发展要求，加大对困难人群的关注。强化收入分配体制中的政府调节力度，缩小城乡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分配差距，完善对就业困难人群的倾斜机制，兜住居民生活的底线，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提低”方面，改革社会救助体系，将低保边缘群体、流动人口逐步纳入救助范围，确保每一个人都不掉队。

（四）大力解决民生问题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要努力做好改善民生工作，要对影响居民幸福感较大的居住问题、文体娱乐活动、居民可自由支配时间等问题重点关注。要不断减轻居民住房压力、子女入托入学压力，增加居民休闲时间，加强人文关怀，丰富居民精神生活，改善交通拥堵现象，改善居住环境，努力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指示解决群众所急、所需、所盼的民生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