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风度

车耳

一个社会不仅要提倡绅士风度，还应该有让人施展绅士风度的制度空间，让良币闪光。

绅士常常和优雅相对应，就像我曾写过的那本书《男人绅士女子优雅》中说到的，言谈中要讲究礼仪，行为上要有怜悯之心，而且心中要常怀荣誉感。缺乏者是可悲的，是很难受到尊重的，小到个人，大到一个民族。

讲究礼貌礼仪

讲究绅士风度需要社会环境。

注意观察一下法国妇女的话你就会发现：如果她们站在那里，一定是不妨碍人行的地方;如果她们坐在那里，一定不会把包放在桌上;她们即便长得再漂亮，也不会像中国大妈那样酷爱拍照，尤其不会挡住别人的行进路线。人们或许知道在旅游景点最吵鬧的是中国人，却不知道最安静的是法国人;人们或许知道随手丢垃圾最多的是中国人，却不知道丢垃圾最少的也是法国人，至少是之一。

形成好习惯，首先需要教养，那得有与生俱来的环境;其次需要持续的教育，那需要从幼儿园到大学的一贯性;再次则需要法律和行政规定，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罚之下必有顺民。新加坡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那里的华人很少像我们某些国人这样制造垃圾，且非常有纪律。

如果没有自幼教养的话，只能靠后两者，也就是不间断教育和法规来维系这个社会的秩序，建立好的风气。风气很重要，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比如，为女性拉开车门，让她们优雅地先上车，这在法国大街上就如同女士先行一样稀松平常，我在法国驾车多年当然会从善如流。但是陪同国内代表团时经常出现的场景却是，我在驾驶员一侧拉开车门时，有些大妈却不解其意，径自绕到副驾驶那一侧自己开门钻进车内。我继续驾驶，她们继续寒暄，这种场景多次发生，鸡同鸭讲一样。

具备慈悲心肠

讲究绅士风度需要有制度支撑。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社会上对学习雷锋好榜样的热情变淡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勇气变小了，那种不求回报勇于献身的精神也弱化了。

有一天，我和一家著名医院的主任谈及紧急救助和医患关系，他以坚定的口气说，如果在飞机和高铁上遇到有人急病突发并广播寻求医生的话，他肯定不会站出来。他的理由很简单：抢救成功皆大欢喜，但万一失败就会被“白眼狼”家属告上法庭，自己必败无疑，现行法律规定不准在医院外执医。已经发生多起类似事件，好心没有好报，医务人员的心已经伤透了。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那些勇于在飞机、高铁上救人的医生都是些“小年轻、愣头青”，涉世不深，凭着一腔热血，而自己一把年纪又要养家糊口，不想陷入与己无关的纠纷。

当他说到这儿的时候突然加快了语速，脸色凝重，似乎在为医生的荣誉辩护。我理解他、同情他，深知当下医疗界、法律界水深，但是也想起希波克拉底誓言——那种为医的天职，就如同为师的天职，似乎和这个社会渐行渐远。

就是在几年前，一篇题为《女医生高铁上救人，结果却被索要医师证》的文章在网上热传，那位应列车员呼叫求助的女医生在动车上救人后却被要求出示医师证、身份证和车票，并写一份情况说明，还要签字画押。施救过程中列车员全程拍摄视频，显然想留下证据，避免之后可能出现的官司。

这种向施救者索取证件的方式闻所未闻。如果我是医生的话，也会发问：是不是濒死病人被抢救前需要签名画押？是不是动车组广播求助者也要签名画押？如果在人命关天的关键时刻大家想的都是撇清责任，那我为什么要施救？

我又想到了那个自己摔倒却让搀扶者赔偿的老者，那个聚餐酒醉回家身亡却将聚餐朋友告上法庭的家人，以及作出这些判决的法官。他们面对的都是新时代的难题，想到的都是甩锅，将责任推给别人。

一个社会不仅要提倡绅士风度，还应该有让人施展绅士风度的制度空间，让良币闪光，这点很重要。如果因救人而扯上官司，让劣币猖狂，就会给出不好的示范，让人们心有余悸，不敢学习雷锋做好事。种子重要，土壤也很重要，某种意义上讲，保护土壤甚至比培育种子更难，也更重要，因为你不能指望一颗良种能在贫瘠的土地上最终根深叶茂。这就需要媒体引领、法律纠偏，还需要行政手段来约束。

在法律纠偏这件事上，关于德国柏林墙的一个判决给了我们佐证。1989年2月，东德士兵亨里奇在柏林墙附近执勤时开枪射杀一名偷渡者，被当时的东德军方公开嘉奖，风光了一阵子。几个月后柏林墙倒塌，东西德合并，法律规范沿用西德的，他又遭到死者家属起诉。为其辩护的律师称，亨里奇作为一名东德的守墙士兵，他是在执行命令，而作为一名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他别无选择。

律师的辩护有理有据，也赢得了很多听众的赞同。然而，法官赛德尔面色冷峻地指出：作为军人，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赛德尔仍然判决亨里奇有罪，因为他的行为尽管合法，却违背了良知。最后，法官说了一句让人动容的话：在这个世界上，除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

怀有荣誉感

讲究绅士风度要有牺牲精神。这种牺牲精神可能是普希金笔下《射击》书中贵族之间为了荣誉视死如归的气概，在决斗中直面对方枪口，或者在对方暂时放弃开枪后还记得这个债，在既无现场约定也无事后证人的情况下，情愿在之后任何时候让对方再补打一枪;这种牺牲精神也可以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中描写的，那个夺人之妻的军官知道自己和情妇的事情暴露后，坦然准备接受其丈夫的挑战，并考虑决定在决斗现场对空开枪，还给对方一个公道;这种牺牲精神还可能像《飘》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白瑞德那样，尽管自己枪法在挑衅者之上，在对方挑起争端时敢于低下头鞠躬致歉，避免一场无谓的自相残杀——明明知道自己枪法在对方之上，却不打了，礼貌地给对手留下台阶。他们，都是真正的骑士精神和绅士风度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