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与《了不起的盖茨比》讽刺艺术的比较分析

夏嘉阳 王敏

摘 要：钱锺书的 《围城》 与弗·司各特·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两部小说，虽然跨越了时间和国界，却体现出极为相似的讽刺艺术。本文将通过对两部作品的讽刺手法、讽刺意象等层面的比较和对照，探析其相似的讽刺艺术所传达出的深层内涵。

关键词：《围城》 《了不起的盖茨比》 讽刺艺术 比较

1946年，中国文学史上诞生了一部被誉为“新儒林外史”的长篇讽刺小说，即钱锺书所著的《围城》。这部作品以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群像为讽刺对象，道出了动荡年代该群体精神的病态和灵魂的虚无。而就在这不久前的1925年，美国亦诞生了一部世纪巨著，即弗·司各特·菲兹杰拉德的扛鼎之作《了不起的盖茨比》。菲兹杰拉德通过幽默和讽刺的笔触，为读者揭示了“爵士时代”美国上流人群表面物欲横流、纸醉金迷，实则内心空洞、道德荒芜的真相。虽然，这两部小说既跨越了时间又跨越了国界，但通读对照之后却不难发现，它们的讽刺艺术在许多方面极为相似。

一、讽刺凸显相似主题

《围城》所讽刺的主要对象是抗日战争初期欧美留学生以及大学教授等知识分子，属于当时的上层人群。这个群体在钱先生笔下有着鲜明的标签化形象：爱慕虚荣、脆弱不堪、迷茫彷徨。最明显的当属李梅亭这个人物：仅仅为了赚取鸿渐等人的感激，一定要自己去办理船票，给鸿渐等人办了头等舱，自己坐三等舱；看孙小姐的眼睛“白多黑少”，并在喝醉后向孙小姐“讲了许多风话”；孙小姐生病，只舍得拿出打开过的鱼肝油丸，可以说“钱锺书活画出一个严监生式的吝啬鬼和登徒子式的好色之徒”。此外，主角方鸿渐更是钱锺书在文中主要讽刺的对象，无论是在对唐小姐的苦苦追求中，还是在对三闾大学职位的汲汲营求中，方鸿渐的心理都像玻璃一樣脆弱不堪。《围城》正是通过各种讽刺，对特殊时代知识分子灵肉难以统一的现象进行探索和批判。在序言中，钱锺书还写道：“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也点出《围城》的终极题旨是在整个人类存在的维度上对于“人的本性、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人的出路等问题”的叩问。书中对于求学、爱情、事业和婚姻等情节的勾勒无不在说：人生处处是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人类的出路堪忧。

《了不起的盖茨比》讽刺的主要是“爵士时代”纸醉金迷的上流名士，与《围城》中的知识分子相似，都是在当时有着极高社会地位的群体。同样地，这些上流人士在菲兹杰拉德笔下被赋予了共同特征：自大自负、自私冷漠、灵魂真空。主人公盖茨比是最明显的例子：为了隐瞒自己不光彩的身世背景，对尼克谎称自己的先辈都在牛津读书，自己“像年轻的印度王子般”在欧洲各地放浪享乐；为了让他人觉得自己平易近人，总称别人为“老兄（old sport）”。至于“飞蛾似的在呢喃、香槟和星辰之间走来走去”的众宾客，大多只是为了纵欲寻欢而不请自来，他们一边在盖茨比的别墅肆意挥霍，一边对盖茨比猜疑诽谤。而盖茨比死后，这些宾客中只有一人前来吊唁。用菲兹杰拉德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奇迹的时代，一个艺术的时代，一个挥金如土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嘲讽的时代”。与《围城》中知识分子在动荡的年代彷徨游走一样，《了不起的盖茨比》也通过讽刺交代出上流人群在“爵士时代”浮华奢靡、放肆享乐的表象下逐渐迷失，精神与道德沦为荒原的病态。

知识分子空有满腹经纶，而没有稳定正派的心理状态，那些知识便无异于虚妄的躯壳；上流名士徒有宝马香车，却乏于丰盈健全的精神场所，那些财富也等同于空洞的皮囊。《围城》与《了不起的盖茨比》两部作品，都通过施加讽刺，向读者展示了上层人群的精神荒原。

二、风格相似的讽刺描写

（一）多种讽刺手法强化讽刺效果 作为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代表作，《围城》使用了灵活多变的讽刺手法。例如使用比喻修辞：讽刺李梅亭“本来像冬蛰的冷血动物，给顾先生当众恭维得春气入身，蠕蠕欲活”，人在恭维面前兴奋如动物，足见虚荣之极致；借用专业术语：调侃在当时的中国研究物理科学与从政可以相通“是‘自然齐一律最大的胜利”，“自然齐一律”这个本身古板严肃的专业词汇使反语中复加幽默，讽刺效果倍增；运用夸张手法：摹写孙小姐提出帮忙后方鸿渐感到“女人这怪东西，要体贴起来，真是无微不至，汗毛孔的折叠里都给她温存到”，如此浮夸的感受实质上透露着方鸿渐精神世界的飘摇易碎、脆弱不堪。变化自如的手法，让讽刺效果更加淋漓尽致，也使主旨得到了更深刻的表达。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讽刺手法的多样性同样是标志性的特征。例如对明喻的运用：开篇不久我们就看到了乔丹·贝克“下巴微微翘起，仿佛上面有东西就要掉下来，而她正在努力让其保持平衡似的”，这一句讽刺她目空一切的傲气和矫揉造作的身姿，画面感极强，令人捧腹；对暗喻的把握：尼克在盖茨比的宴会上喝醉后，写他“眼前的景象早已变成一幅颇具哲学意味的复杂图画”，讽刺上流社会享乐至上、内涵全无的“交际哲学”；对反语的玩味：与盖茨比同车兜风路遇灵车时，尼克想“他们在出殡的日子居然有幸目睹盖茨比这辆豪华的轿车，我真替他们高兴”，借自己的态度侧面地讽刺了盖茨比极度自傲、自大的优越感。每种讽刺手法的自如调用，都更迅速、更直接地抵达了作品的批判目的，使上流社会人士的病态跃然纸上，让人发笑的同时引人深思。

（二）场景幽默完善讽刺节奏 《围城》的幽默讽刺不仅限于辞藻和语句的雕琢，还在于场景的展现。开篇写中国留学生好打牌赌钱，“早餐刚过，下面餐室里已忙着打第一圈牌”，这种与其高知身份不符的陋习竟成了他们寄托乡心之所在，实在令人唏嘘；描写乘客挤上车的场景时，钱锺书“毫不留情”地讽刺道“那股蛮劲儿证明中国大有冲锋敢死之士，只没上前线去”，还将几种不同态度的人集结一处，生动形象地呈现了素质低下的民众群像和拥杂不堪的车内环境；“欧亚大旅社”在钱锺书笔下也颇具幽默色彩，“就像《儒林外史》里范进给胡屠户打了耳光的脸，刮得下斤把猪油”的桌面和神出鬼没的跳蚤都是这旅社的标志物，脏乱差的旅社环境得到了生动展现。

同样地，《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场景讽刺也颇具代表性。尼克被硬拉去汤姆与情妇的公寓后，陆续到来的客人和他们激动地调侃着情史和八卦，“大家消失了又出现，合计着要去哪里，然后又找不到对方，于是到处找，却发现对方原来近在眼前”，所有人都迷失在了天旋地转的欢乐场中；在对盖茨比家宴会场景的描述中，讽刺意味尤为强烈：来宾们的衣着和动态被尼克的第一视角叙述得滑稽搞笑，“毫不经意的寒暄和转身即忘的介绍”更是嗤笑着那些人的骄奢忘我；宴会散后，一辆宾客的车被撞掉了轮子，酩酊大醉的司机不明所以，坚持要倒车，把车子正过来，别的宾客提醒他轮子掉了，他仍说“试试也无妨”，这场闹剧以小见大，依然反映出上层社会的迷醉失智之态。

上述宏观范围的场景幽默穿插在微观视角的词句讽刺之中，两种讽刺和谐共生，相得益彰，足见作者对于讽刺节奏的精到掌控。

三、共有的喜剧化意象“钟”深化讽刺内涵

两部作品很明显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在进行讽刺时，都借助了具有喜剧意味的“钟”这一意象。

在《围城》中，方遯翁硬要鸿渐收下祖传的“每点钟只走慢七分”的老式自鸣钟，这样没有实际用处的物件，遯翁还倍加爱护。柔嘉也笑这钟没用，还说鸿渐生气时拉长了脸，“跟这只钟的轮廓很像”。如此具有喜剧色彩的钟，在结尾却成了笑讽人生百态的观者，其落伍的时间也悲剧化地映射着回不去的过去，暗示人生就像三闾大学那个破败的门，有着“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钟”出现在了书中的名场面——盖茨比和黛西重逢的情节。盖茨比打扮庸俗，与黛西聊天的过程中极度紧张，他的头已经碰到了壁炉架上那台失灵的时钟。可笑的是那台时钟被他压得搖摇欲坠，他赶紧转过去用发抖的手指将它摆好。这喜剧化的一幕亦蕴含着讽刺性的深义：废弃的大钟“象征了盖茨比和黛西之间过期的爱情，它差点摔得粉碎，也预示了盖茨比的梦不可避免地会破裂”。

四、结语

比较来看，《围城》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讽刺艺术在很多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从历史的维度看，这是文学史上一个跨时空的巧合，是钱锺书和菲兹杰拉德两位异国作者的灵魂会师。从比较的结果看，两部作品都通过多种讽刺手法、场景讽刺等技巧批判了特殊年代特定群体的病态，揭露了其精神空虚的实相。谢有顺说：“当历史正在进入一个实利时代，怀想和追问一个远逝的梦想，这对于重新思索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出路，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尽管在两部讽刺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消极的情感导向，但这正是两位善于思考的作家面对芜杂的现实状况产生的深度思考。作为历史中的个体，即使处在困顿之中，也应该求索人生的终极意义，为了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而深思。

参考文献：

[1] 刘佳文.跨越半个世纪的时代回声——论《围城》与《应物兄》的知识分子书写[J].平顶山学院学报，2020，35（3）.

[2]钱锺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3] 解志熙.人生的困境与存在的勇气——论《围城》的现代性[J].文学评论，1989（5）.

[4] 夏霖，梁福江.论《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幽默与讽刺[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9）.

[5] 谢有顺.格非长篇小说点评[N].南方都市报，2005-02-28.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联项目2020ISIktyb-60

作 者： 夏嘉阳，辽宁师范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本科生；王敏，文学硕士，辽宁师范大学影视艺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影视编导、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