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寻找建新》中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

2021-10-29 07:50王美红
名作欣赏·评论版 2021年10期
关键词:叙事陌生人

摘 要:作为“80后”新锐作家,手指在其小说《寻找建新》中既展现出他在叙事形式层面的探索,也展现出他对时代生活脉搏的准确把握。在《寻找建新》中,手指采用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是一种相对罕见的叙事形式,其不确定性和非自然性在这篇小说中有充分的体现;同时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作为一种集体叙事,它不单单呈现出80后这一代人的生存焦虑,进一步讲,它凸显出“我们”这群乡下人进城后所彰显出的城市陌生人的这一身份属性。

关键词:第一人称复数 “我们”叙事 非自然叙事 陌生人

手指,原名梁学敏,山西籍“80后”新锐作家。他于2011年在《人民文学》第9期上发表的小说《寻找建新》展现出他对小说叙事艺术的积极探索。这部小说承继性地表达了乡下人进城这一时代性主题,这是“最接近当下中国大陆社会的结构模式,与城市化趋向的相关性最强”a的常见主题。在表达乡下人进城这一主题时,小说家或者采用第三人称叙述的形式客观而冷静地揭示乡下人在城市生活中所面临的窘境与磨难,或者采用第一人称旁观者的身份来描绘“我”眼中的乡下人的城市生活,与之不同的是,《寻找建新》探索性地采用了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述的方式,讲述了“我们”这一群人从乡下来到城市寻找梦想、追逐梦想和梦想破灭的成长故事,揭示了在城乡夹缝中求生存的“我们”在抗争中颓废、在焦虑中迷茫的生存体验与精神状态。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不仅暗示出“乡下人进城”在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性,也使得这篇小说在“乡下人进城”这一类主题小说中独树一帜。

一、何为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

叙述人称作为西方叙事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其内涵指的是叙述者与小说人物或者故事之间的关系。当叙述者与小说人物相一致时即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来叙述时,我们习惯上称之为第一人称叙述;当叙述者与小说人物不一致、不直接在小说故事中出现时,我们习惯上称之为第三人称叙述。在传统的叙述人称理论中,这两种叙述形式是二元对立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述形式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对立性的结构,颠覆了传统的人称理论。当某一小说以第一人称复数“我们”的口吻来讲述故事时,由于小说中的“我们”是由“我”和“我”之外的他人构成的,所以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既在讲述“我”自己的故事,也在讲述“我”之外的他人的故事,即它同时兼顾了第一人称叙事与第三人称叙事,“它以一种很微妙的方式抵制了经典叙事学中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这一基本的二分体”b,而同时占据了这两个相互对立的言说位置。

与第一人称或者第三人称叙事相比,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本质特征表现为集体叙事,关于这一点西方现代叙事学家曾做过诸多论述。美国叙事学家苏珊·S·兰瑟在《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一书中指出,以复数的主语“我们”为标志的叙述,是一种“共言”式的叙述,它表达的是一种集体的共同声音,在这种叙述中不同个体的声音被统一为一个声音,加拿大学者尤林·马乔林也认为,言说者“我们”是由一些不同的个体组合而成的一个集体,他们既具有一致的行动,也具有一致的情感和思想。与苏珊·S·兰瑟不同的是,他并不认为第一人称复数“我们”的叙述声音是一个声音,他援引了雅各布森的观点,指出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中的“我们”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即语义的暧昧不定与矛盾冲突。意思是说,“我们”的语义相比较于“我”而言具有模糊性,它并不指涉一个确切的主体,在不同的话语情境中“我們”的指涉对象是不稳定的,所以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言说者主体“我们”并没有变,但是实际上的言说者是发生了变化的、不同的言说者主体,正如布赖恩·理查森指出的那样:“‘我们是易变的,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它能够增长或者收缩以便适应大小不等的群体……”c因此在字面统一的“我们”的声音之下可能暗含着不同的声音。

二、《寻找建新》中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

究竟谁是小说的叙事人?德国学者沃尔夫冈·凯瑟指出:“叙事人从来就不是作者,无论人们知道与否,叙事人只是一个作者创造并接受了的角色。”d此观点彻底颠覆了叙事人等同于作者这一旧观念,从此叙述者摆脱作者的禁锢而具有了独立的生命。既然叙述者是被作者在小说写作中创设出来的新角色,那么它当然可以是常见的单数的个体——“我”,也可以是罕见的复数的集体——“我们”,沃尔夫冈·凯瑟的观点为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人的出现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寻找建新》中,作者以一种虚构的方式创造出了不太符合现实常理的故事讲述者“我们”,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叙事形式。其特殊性主要表现为不确定性与非自然性两方面。

(一)不确定的集体叙事

《寻找建新》中的“我们”作为一个群体,虽然表面上看好像始终是一致的,但是实际上这个人称代词在不同的场合中所指涉的对象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我们”是不确定的。在《寻找建新》中,作者并没有明确地写出来“我们”是谁,读者只能从文本的上下文语境所提供的线索中来进行测定。从时间顺序来看,最早在1997年,“我们”是初二的中学生,建新是当时“我们”的英文老师;2000年夏天,“我们”坐了八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张城读大学;2004年,“我们”大学毕业留在了张城;2004年10月份,建新回到了“我们”中间;2004年12月24日,“我们”跟着建新到大歌厅里开眼界;春节过后,“我们”陆续跟建新借钱,最后“我们”离开了建新。从这个整体脉络来看,“我们”这个群体似乎在不断缩小范围,从最一开始的初二学生“我们”,缩小到在张城读大学的“我们”,最后定格在跟着建新在城市里增长见识后逐渐消散的“我们”。在一些具体的叙述细节中,“我们”指涉对象的变化体现得更为明显。如“在这里,我也许得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都是些谁,我们都是些什么玩意了。当然,最先得从建新开始,建新只比我们大一岁……”e在这一句话中,第一个“我们”和第二个“我们”的所指对象应该是一致的,根据上下文语境,这个“我们”包括建新在内;第三个“我们”很明显是排除了建新之后的“我们”。此外,《寻找建新》中的“我们”根据全文大体的语境及叙述逻辑来看,应该指的是一个男性群体,这一点可以从“我们”在宿舍里不睡觉去讨论建新、“我们”跟建新在宿舍里聊女人、“我们”嫉妒建新的女朋友、“我们”跟着建新去歌厅开眼界等行为中得出这一结论。但该小说中有一处细节却推翻了这一结论,当“我们”初次到建新家,并随建新去吃自助火锅时,从“……这是他女朋友。我们嫉妒得都快发疯了……”f“我们中间有好几个,都有自己的女朋友”g等语段中,读者可以推测出此处的“我们”应该是一群男性,但是接下来的“相信别人跟我一样,接下来好多天,连做的梦都比以前多了许多内容。我女朋友李玲比我受到的刺激还要大……”h这句话似乎暗示出之前拜访建新家、吃自助火锅的“我们”中应该也包括李玲在内。由上述分析可见,《寻找建新》中的“我们”是一个不确定的集体,“我们”讲述的是一个不确定的集体的故事。

(二)非自然的集体叙事

“非自然叙事”是非自然叙事学理论家布赖恩·理查森等人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在“反模仿的文本,即违背传统现实主义参数的文本(《超越故事和话语》),或者超出自然叙述的惯例,即自发的口头故事讲述的形式(《非自然的声音》)”i中出现的叙事样态。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就是一种“非自然叙事”,它违背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讲述故事时的日常经验:讲述者或者讲述自己的故事或者讲述他人的故事,而这个讲述者往往是一个确定的个体。在《寻找建新》中,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非自然性首先表现为,它占据了第一人称叙事与第三人称叙事,同时在讲述“我”的故事和“他人”的故事。小说以建新的归来作为开端,讲述了建新的到来给“我们”的行动及思想所带来的种种改变,我们在建新的带领下共同参与并体验到了城里人不一样的生活:大房子和体面的女人所代表的都市家居生活、吃自助餐和唱歌所代表的娛乐消遣生活、开公司所代表的忙碌而自信的事业生活等。在这些行动与体验中“我们”的情绪变化万千:“我们”在建新两室一厅的套房中感受到了拘谨、看到建新的女人时感受到了压抑和嫉妒、吃自助火锅时觉得心虚、在歌厅唱歌时感受到了悲伤、看到建新开婚庆公司时感受到了沮丧、躺在建新家的地板上感受到了压抑与不好意思等。不论是这些行动还是这些情绪变化,它既属于“我”,也属于“我们”中除“我”之外的“他们”,例如麻子等人。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非自然性还表现为讲述这个故事的“我们”并不是一个稳定的主体。构成“我们”的诸成员在行动及情绪变化方面具有大体上的一致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诸成员被泯灭了个性而简约化为同一个人,“我们”中的个别成员有时候会跟这个集体产生不一致或者矛盾。手指写道:“我们谁都没有异动。当建新把灯光调暗时,我突然听见角落里传来低低的哭泣声,我不知道是谁发出来的,但是,当时我使劲控制,才没有让自己跟着发出抽噎的声音。”j在这儿虽然“我们”的情绪体验一致,都感到了悲伤,但是表达情绪的程度上或者说是形式上还是具有一定的差别的,“我”试图从这个“我们”中抽离出来。由此可见,小说《寻找建新》中出现的“我们”并不是无数个“我”的简单叠加,把“我们”理解为“一个简单的对‘我的乘法运算、复制或扩张”k是一种错误的认识,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不是同故事叙事的延伸,而是内在充满了矛盾与不稳定的集体叙事。

三、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与集体经验的表达

自《寻找建新》受到批评家们的关注以来,王春林、王海燕、王朝军等人将该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与“80后”作家对一代人的经验表达联系在一起。例如,王春林曾经指出:“《寻找建新》在叙事方面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于第一人称复数‘我们的巧妙征用。在‘我们寻找建新的过程中,所折射出的依然是一代人无法摆脱的生存焦虑。”! 2这些评述之所以能够把作家个人的生存体验上升为一代人的生存体验,就是因为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所特有的叙事功能。从功能上来看,叙述人称从“我”到“我们”的转变,确实使得小说文本中特殊的、个人性的生存经验变成了一种群体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存体验,个体“我”的经验所具有的主观的、不可靠的“我经验”被置换为群体的、普遍的“我们经验”。这一变化也暗合了这个时代的特征,正如德国文学史家埃里希·卡勒所说的那样:“自从世界大踏步地实现了工业化和技术化以来,个人的事情不再是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现象,代之而起的是技术的和集体的事情,个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变成了纯粹的私事,也就是说,它们在艺术上再也不能代表和象征时代的根本问题了。”! 3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所呈现的就是集体的事情,它可以将集体行动、集体情绪、集体意识很好地叙述出来。笔者不否认《寻找建新》中揭示的是一种集体体验,但是笔者不是从一代人的生存体验这个角度来谈,而是将之视作一个特定群体的生存体验,这个特定群体称之为城市的“陌生人”。

首先,从身份来看,《寻找建新》中的“我们”符合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齐美尔为“陌生人”所下的定义。1908年,齐美尔在《陌生人》一文中指出,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讲的陌生人“不能从这一术语的通常意义上来理解,即今天来、明天走的流浪者,而应理解为今天来且明天留下来的人——潜在的流浪者,就是说,他虽然没有再离开,但是还没有完全战胜来和去的自由。”! 4《寻找建新》中的“我们”怀揣着理想、坐上火车来到了张城,张城的一切对他们而言是陌生的,虽然他们在张城的生活很艰难,充满了挣扎,但是他们并没有离开,而是选择留了下来。这一停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一直固定在这个地方,由于他们在这里没有生存的根基,所以究竟“能坚持到什么时候,这是谁也说不清的事情”! 5,也就是说,他们对离开或者到来依然保有一定的自由度(虽然这种自由是一种被动的选择),他们是潜在的流浪者。

其次,“我们”与这座城市之间的关系具有“陌生人”关系的特点,即“陌生意味着对方虽(在心里感觉上)遥远,实际上(空间距离上)却很接近”! 6。从物理空间上来讲,《寻找建新》中的“我们”就身处在这座城市里,但是“我们”却不属于这座城市,这是从心里感觉上来讲的。装修豪华的大商场让“我们”双腿发软;打扮古怪的西方圣诞老人像都能盯得“我们”坐立不安;甚至于连抽水马桶都能让“我们”感到手足无措。这座城市以其科技化、现代化、国际化的面貌高高地俯瞰着“我们”,“我们”的贫穷、落后、畏缩在它的面前展露无遗。越接近这座城市的内核,“我们”就会越加感受到自己的外来者这一身份;越是这样,“我们”就越是迫切地希望自己能够变成城里人,“我们也想找到这个社会的入口”! 7。从这个方面来看,《寻找建新》中的“我们”并不像齐美尔笔下的“陌生人”那样具有明确的地位,可以成为贸易者或者仲裁者,而更倾向于美国社会学家帕克从齐美尔的“陌生人”发展而来的“边缘人”。帕克认为:“一般地,边缘人是一个混血儿……很明显这个混血儿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不论在哪个世界里,他都或多或少是一个陌生人……边缘人的特征——精神上的不稳定、自我意识的增强、焦躁、不安。”! 8《寻找建新》中的“我们”,远离了生养自己的家乡,却对逝去的乡村生活怀有深深的眷恋;“我们”接受了城市生活以及城市文明,却对融入其中深感无奈与绝望。“我们”是乡村的陌生人,因为“我们”遗弃了自己的家乡;“我们”是城市的陌生人,因为“我们”被城市拒之门外。处在城乡夹缝中的“我们”不论在哪儿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们”急切地想干点儿什么、“我们”焦躁不安、“我们”伤心沮丧等情绪上的波动皆源自于“我们”渴望被这座城市认同。

最后,“我们”的命运走向符合“陌生人”的生命轨迹。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一书中指出,人类在对付他者的不同性时有两种策略:一种是禁绝策略,即禁止与之接触,将之清除出去,该策略的改良版是空间上的隔离;第二种策略是吞噬策略,即将外来者容纳、吸收和吞没,以便使之与接纳体保持一致。《寻找建新》中的“我们”刚刚立足在这座城市的时候,城市对我们采用的是禁绝策略。“我们”被隔离在这座城市的“贫民窟”里,“我们”租着城中村的简易房,没有坐过出租,没有搭过电梯,没有在饭店、歌厅、商场里真正地消费过。城市便捷的现代生活离“我们”很远。建新的到来,为我们打开了一条见识城市生活的途径,金钱在这座城市中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刺激、新奇和享受。“我们”渴望通过挣钱来获得成功、获得真正融入这座城市的门票,但是“我们”失败了,麻子的生意以亏本而告终,“我”买的手机也不能使“我”在城里人面前昂首挺胸。“我们”并没有被这座城市同化或者接受,这座城市采用了吞噬策略,“我们”渺小如沙粒,被这座城市所吞没,“灰突突地不见了踪影”! 9。

四、总结

总之,《寻找建新》以第一人称复数“我们”的口吻讲述了在城市中漂泊无依的外乡人或者陌生人——“我们”的生活状态及其精神压抑与生存焦虑。作为一种非自然的叙事形式,虽然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具有不确定性、非自然性的特征,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常规模式,但是它在集体意识的表达方面具有鲜明的優势。在《寻找建新》中,手指将现代社会特有的一种普遍现象,即“外来人的境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已经无家可归、注定四处漂泊的现代人的生活样式”@ 0与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这一集体叙事手法有机地统一在一起,这一精妙构思不仅体现了手指惊人的写作能力,更体现出他对现代生活本质的深刻洞察。

a 徐德明:《“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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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王泰来等编译:《叙事美学》,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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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成伯清:《格奥尔格·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作 者: 王美红,文学博士,山西传媒学院电影与电视学院教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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