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1950年（外一篇）

何华

《老舍全集》第19卷收有日记、年谱等。打开第一篇就是他1937年4月10日的日记：“……晚饭请杜宇，杨枫，孟超，式民吃‘朝天馆，大饼卷肥肠，葱白咸菜段长三寸，饮即墨苦头老酒，侉子气十足。”当时老舍在青岛，大饼、肥肠、葱白什么的，一看就知道吃的是鲁菜，他还自嘲“侉子气十足”。文字十分生动，活色生香。老舍善饮，“即墨苦头老酒”是山东即墨（现在是青岛所辖的一个区）产的一种黄酒，带有苦头，老舍爱喝。台静农先生那时也在青岛，和老舍一起喝过这种酒。台先生写过《我与老舍与酒》一文，回忆他和老舍在青岛的交往，写道：“从此，我们便厮熟了，常常同几个朋友吃馆子，喝着老酒，黄色，像绍兴的竹叶青，又有一种泛紫黑色的，味苦而微甜。据说同老酒一样的原料，故叫作苦老酒，味道是很好的，不在绍兴酒之下。直到现在，我想到老舍兄时，便会想到苦老酒。”

老舍1949年之前的日记只存下五天（1937年4月10日—14日），时间流转，一大片空缺，一下子就跳到1950年的日记。先说一下，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怀仁堂举行，周恩来在会上讲话时说：“现在就缺我们的老朋友老舍先生一个人了。”老舍当时在美国，听到周恩来邀请他回国的消息后，于1949年10月由纽约到了旧金山，等船返国。11月4日抵达香港，12月12日回到北京。1950年1月4日，全国文联在北京饭店举行新年联欢茶会，欢迎老舍归来，联欢会由茅盾主持。老舍当天的日记写道：“午后二时文联新年会，并欢迎我，唱太平歌词。”老舍在联欢会上还清唱了他刚写的太平歌词《过新年》。

1940年代末回中国之前，老舍一度想邀约婚外恋人赵清阁“私奔”南洋，计划最终落空，他还是被周恩来感召，回到祖国。老舍1950年1月3日的日记有一句“接家自碚发电”，显然是夫人胡絜青从重庆北碚给老舍打来的电报，但老舍连她的名字都不愿提。

1950年3月，夫人胡絜青携子女从重庆北碚回到北京。4月，老舍一家定居东城乃兹府丰盛胡同10号（现在的老舍纪念馆）。但奇怪的是，在当年三月的日记里，不见老舍提到胡絜青回北京一家团聚之事，可想而知两人关系僵硬，他本想离婚，但在新中国的政治形势下，老舍离婚的念头也就慢慢打消了，4月13日的日记，提了一句：“移回家来，给郭老等函，通知迁移。”看来，老舍回国后一直住在旅馆，4月13日才无奈搬回丰盛胡同10号的新家，他给郭沫若等人写信，告诉大家联络新地址。

1950年，老舍五十一岁，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按理说，五十一岁对一个作家来说正值盛年，但我们读了他这一年的日记，就知道他太忙了，忙于各种应酬：吃饭、开会、演讲、听戏、接客访友、迎来送往。这一年里，他和郭沫若、曹禺、叶圣陶、周扬、田汉、臧克家、吴组缃、郑振铎等吃饭，总之，饭局应酬非常多。7月14日，周恩来还宴请了老舍。老舍初回国，得到各路人马的礼遇。不过，和老舍相聚次数最多的是他的小学同学、语言学家罗常培（莘田）。“饭后到莘田处闲谈，有顾小姐唱昆曲”、“晚同（查）阜西到莘田宅”、“晚到莘田家吃羊肚汤”、“午莘田约吃砂锅居”、“午在莘田处吃饼”、“晚请莘田看《辕门斩子》”……8月17日日记，老舍记：“阴历七月初四，莘田生日，送去白石翁画两张。”可见两人交情之深，拿齐白石的画当作生日礼物，而且一送就是两张，豪气。罗莘田1958年底去世，老舍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悼念罗常培先生》，记录了他俩长达五十年的友谊。

曹禺（万家宝）的名字，在老舍1950年的日记里出现的频率也很高。曹禺和老舍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文化合作计划之请，两人同船抵达美国讲学访问。1947年1月曹禺应熊佛西校长之聘，回国到上海实验戏剧学校任教。老舍则继续留在美国从事小说创作。据曹禺回忆，周恩来除了公开在大会上希望老舍回来，私下还托曹禺写信请老舍回来。他俩的关系当然非比寻常。1950年日记的第一天，曹禺就被老舍写了进去：“元旦，午前到铁狮子胡同访曹禺，同赴后海北河沿24号——朱启平约饭。”接下来的几个月，曹禺频频出现在日記里：“午家宝请饭”、“约家宝吃饭”、“午后家宝来，同饭”……“约饭”、“请饭”、“同饭”，是老舍在1950年爱用的词汇。

巴金1950年6月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老舍6月9日的日记：“午巴金来，请饭。”第二天即10日，他给巴金写了一函：“巴金兄：明天中午在全聚德请您吃烤鸭，有梅博士及王瑶卿老人等，务请赏光！祝安！”严格说，这应该是一张便条，不是邮寄，是派人送给巴金的。11号的日记：“午‘文联宴梅（兰芳），周信芳，巴金，（张）天翼，（徐）调孚等。”从日记可知，是北京文联请客，老舍代表文联写信给巴金的，所以信的落款除了“弟舍”，还有亚平、李伯钊、赵树理三人的签名。老舍和王亚平、李伯钊、赵树理四人都是北京文联的领导，其中李伯钊是杨尚昆的夫人。11日日记里不见王瑶卿的名字，估计他那天没去，王被京剧界称为“通天教主”，四大名旦都曾在他门下受业。巴金晚年写了《怀念老舍同志》一文，追忆道：“老舍同志在世的时候，我每次到北京开会，总要去看他，谈了一会，他照例说：‘我们出去吃个小馆吧。 ”

1950年石挥执导并主演了电影《我这一辈子》，原著是老舍1937年创作的小说，老舍看了改编的电影，日记里说石挥“演得好”。7月2日的日记记载：“晚家宝（曹禺）请饭，有石挥。”另有一条日记：“晚文联请石挥吃饭。”石挥1957年被打成“右派”，自杀。

1月15日日记还提到溥雪斋，他是旧王孙溥儒的堂哥。日记云：“晚在溥雪斋宅吃饭，买扇面一。”两天后即17日，溥雪斋回访，“未值”，老舍那天出门了，未遇上。我最早知道溥雪斋，不是因为他是书画家，而是古琴家。古琴CD“老八张”里面就有他弹的曲子。看照片，他个头很矮，估计不到一米六，但气度非凡，贵气十足。溥雪斋之死，令人扼腕。1966年，他家三张宝贝古琴及大量古玩字画被抄走。他带着爱女离家，再也未回。后人推测最大可能是两人跳湖自尽。“旗人最忌怕抄家，雪斋像老舍一样，投身碧水。”

老舍在1950年，听戏看演出占了大量的时间，日记提到的有：看尚和玉的《梁山泊》、看叶盛章、看谭富英、看筱翠花（于连泉）、看李少春《野猪林》《连环套》、看越劇《祥林嫂》、看韩世昌、看吴素秋、看盖叫天《十字坡》、看梅兰芳《醉酒》《金山寺》……这些都是第一流的名角，老舍一向喜好戏曲和曲艺，他一定听得非常过瘾，有时在日记里还评论几句：“晚看《打金砖》，李少春不纯，袁世海不如侯喜瑞更老练。”说李少春不纯，大概意思是唱腔不够传统，唱得不挂味。李少春扮相俊朗，但唱腔和师傅余叔岩就没法比了。

老舍还喜欢鼓曲，听白云鹏、听小彩舞（骆玉笙）。白云鹏的白派京韵大鼓，红楼段子最有名，听一回，令人作十日思。白云鹏1874年出生，1950年已经七十六岁高龄，难得演出，两年后（1952年）即去世了。老舍爱写鼓儿词，是曲艺行家，能听到白云鹏，他一定高兴。正是因为老舍喜欢曲艺，《说说唱唱》月刊1950年1月创刊，请老舍做编委。这一年，各种会议占据了老舍大量时间，他在适应自己的新角色。

新中国成立之初，“戏改”是文艺界的重要任务。当时有关领导提出对传统剧目要“禁演一批、修改一批、肯定一批”，组织了一大批知名的文艺工作者投入到戏剧改革工作中去，老舍也是“戏改”的参与者。1950年5月6日日记：“终日在戏剧局开会，讨论禁戏五十五种如何处置。”5月12日日记：“午后戏改会议。”5月18日日记：“午后‘文联讨论戏改。”10月29日日记：“上午‘戏改局开会。”11月14日日记：“午后‘戏改会议。”11月27日至12月4日，老舍出席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在会上发表了题为《新文艺工作者对戏曲改进的一些意见》的讲话。这几天的日记天天都是参加戏改会议或者晚上看戏。老舍还写了《略谈戏改问题》发表在12月1日的《文艺报》上。对于“戏改”，也有不同声音，因很多传统老戏被禁、被删、被改，程砚秋就大胆抗议：戏改局，戏改局，改来改去，差不多成了戏宰局。好在，有周恩来极力保护，程砚秋才没出事。

不过就在这忙忙碌碌的1950年，老舍在七八月间，还是创作了话剧《龙须沟》。除此之外，这一年他也写了几篇大鼓词、相声、随笔之类。老舍1950年的日记，再也没有上面提到的1937年4月10日日记的精彩笔触、那种不经意间流露的丰润情趣。所幸的是，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偶尔还保留了那份趣味，1950年9月15日给胡风的信里有：“现在来京正好，小白梨正漂亮，螃蟹也肥，喝两杯怪好！”

接下来十多年，直到1966年沉湖自尽，老舍最好的创作就是1956年—1957年写下的《茶馆》。比起1949年之前他伟大的成就（《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猫城记》《离婚》《月牙儿》《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他最后十六年的创作就显得贫乏了。

陈映真，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2016年11月22日，北京下雪了。这一天的晚间时候，微信圈传来陈映真病逝北京的消息。不知怎地，我突然想到艾青的诗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在失去理想的年代，仍然有一个人，躺在医院的床上坚持着我们以为“不合时宜”的情怀，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

很巧，这天晚上白先勇老师打来电话，前几天我们因为几部电视剧和电影互通了电邮，估计白老师是想聊聊这些片子。接到电话，我开口就说陈映真过世了，白先勇在电话那头顿时变得“凝重”了。白老师对陈映真的去世感到悲痛。他说大约2006年初，他在台北的家（光复南路240巷）的巷口意外见到陈映真，两人都感到惊喜，相互拥抱，站着聊了一会。陈映真对白先勇说他就要去北京定居。这是他俩最后一次见面，说到这里，白老师非常感慨：“我还记得那天的场景，冬阳里，我们在巷口挥手再见！”这个画面仿佛有了古意，是“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白先勇和陈映真是台湾文学的双峰，他俩政治信仰、意识形态、生活方式，都不同。但他俩互相欣赏，互相支持，陈映真在白先勇主办的《现代文学》上发了好几篇小说，白先勇给陈映真主办的《人间》杂志写了《给阿青的一封信》。他俩谈到对方，各自都是从心底释放善意和尊敬。记得白老师不止一次和我提到他欣赏陈映真的小说，甚至床头边放着他的小说集。白先勇推崇陈映真，除了说明他心胸宽阔、没有瑜亮情结，也足见陈映真的小说超越政治，其作品的艺术性经得起考验。

陈映真是著名的左派作家、理想主义者。他本人也因聚读“左翼”及鲁迅书籍、宣扬共产主义坐了七年牢狱。陈映真的思想观、文学观，当然会反映在他的创作里，但幸运的是他没有用政治概念干扰小说艺术，这一点非常令人称道。我想，当他在写小说时，他是不受意识形态左右的，他立足“人性”去书写他的故事，也就有了永恒的价值。

三十多年前读大学时，选修台湾文学课，第一次接触陈映真的小说。他早期的《面摊》《我的弟弟康雄》《文书》《将军族》《一绿色之候鸟》，写乡镇小知识分子的虚无与忧郁，也写弱小人物的困境与绝望，性与死亡的象征时有浮现，很是迷人。他明显受到鲁迅的影响。他也写了很多文艺评论，甚至和对手笔战，阐发他的文学观，现在想想，他这部分文字不乏“天真”，左得可爱。陈映真不是“老灵魂”，他是永远的“青春之歌”。老灵魂一不小心，就成了老狐狸、老滑头，陈映真不屑这样做。他是台湾文学里最真诚的赤子。他的磊落、他的气度、他的坚持，赢得了他“论敌”的尊重。陈映真去世后，陈芳明在第一时间写文哀悼，他写道：“陈映真忠实于他的政治选择，我也忠实于自己的政治立场。诚实来说，陈映真的离去，我内心里有一种惆怅，更有一种寂寞感。今天晚上，我朝向陌生的北京，对这位可敬的论敌致上最高敬意。”可见陈映真的人格魅力。

陈映真后期作品质量参差不齐，“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枉得其名，不足为道。但他在上世纪80年代写的《铃铛花》《山路》和《赵南栋》三部作品，却非常出色。此三部曲涉及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受难者，悲悯之情跃然纸上，这才是他真正的代表作。我尤其喜欢《山路》，人世间的爱情千千万万，《山路》是最让我感动的一种。小说写了一位女性蔡千惠，为了洗刷哥哥出卖黄贞柏、李国坤等左翼青年的耻辱，抱着赎罪的意念和决心，她冒充李国坤的妻子，在李国坤遭枪决后进入李家服侍一家老小直到年迈。在这位像母亲一般的老大嫂的培养下，李国坤的弟弟李国木学有所成，后来把家搬到了台北，过上了中产阶级的舒服日子。老大嫂蔡千惠一日读报，看到一则政治犯特赦的新闻，当她在特赦名单里看到少女时代爱慕的黄贞柏时，受到刺激，从此一病不起，在医院昏迷三个月后去世。黄贞柏的出狱，触动了被资本主义驯化了的老大嫂，她反思着忏悔着：“就这几天，我突然对于国木一寸寸建立起来的房子、地毯、冷暖气、沙发、彩色电视、音响和汽车，感到刺心的羞耻。”躺在台北医院里的蔡千惠，让我联想到在北京医院里躺了十年的陈映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