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料父母对子女健康福利的影响研究
——基于CFPS 2016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李丹，李圣兰

（四川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610065）

一、引言

由于受到传统孝文化的影响以及对天伦之乐的追求，家庭养老一直是我国大多数老年人及其子女对养老模式的第一选择。但在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和家庭结构核心化的背景下，家庭在承担老年照料责任时面临着多重复杂的问题。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设立专章“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明确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老年照料是家庭养老功能的重要内容，家庭老年照料多由配偶和子女承担。尽管配偶在老年人的照料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但子女及其配偶仍是老年人最主要的照料者（杜鹏 等，2016）。子女承担了完全失能老年人的主要照料任务（戴卫东，2020）。国外研究表明，相比配偶照料，子女照料者往往面临着更多相互冲突的责任，如工作压力、子辈养育压力等，照料父母往往使其更加难以平衡面临的多种压力，从而导致其经济福利与非经济福利受损。同时，照料者与被照料者作为照料的两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的，子女因照料父母而产生的较大经济压力与身心健康压力会传导至被照料的父母，后者往往会因此产生愧疚感与负担感，从而严重影响两代人的生活满意度。总之，子女照料者因照料父母而造成的福利损失及其影响机制，是十分值得探讨的议题。

中文的“福利”一词可译为英文的“welfare”“wellbeing”，在英文语境中其含义既有相同点也有差异。welfare，wellbeing都有幸福之意，在表示一种幸福或美好的状态时，两者可以相互替换。但在社会保障研究领域，二者则有些许区别：welfare通常指政府建立的福利制度，更具正式的制度属性、群体属性；wellbeing往往被译作“幸福”“福祉”，侧重于个体感受。本文所研究的照料者福利为照料者的个人福祉，因此宜用wellbeing。学者们认为，福祉是指个体在生活的多个领域都运行良好的状态（Keyes et al.，2009），是一个融合了感觉良好（feeling good）和功能良好（functioning well）的超越情感指标的整体幸福感概念（Ryan et al.，2009）。这种感觉良好和功能良好的必要条件是个体的心理状况和身体状况都处于一种良好状态。此外，在社会层面，Gallup创建了健康路径幸福指数（Healthways Wellbeing Index），包括生活评估、情绪健康、身体健康、工作环境以及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等。因此，福利的内容至少涉及经济与非经济两个方面。经济福利主要与工作领域、收入以及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相关；非经济福利则与生活评估、情绪健康与身体健康相关，其中生活评估是指对生活的看法，可与情绪健康合并为心理健康。可见，健康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是个人福祉不可或缺的因素。

然而，目前国内对子女照料者的研究多集中在照料引发的经济影响，尤其集中在照料对子女照料者劳动参与方面的影响，对子女照料者的健康方面关注不足。本文将家庭照料领域的研究对象聚焦于照料服务最为重要的供给主体——子女照料者，重点研究照料父母的行为与负担对子女照料者健康福利的影响。通过对该问题的分析，期望对现有老年照料领域的研究进行有益补充，并为建立家庭照料者社会支持体系提供政策依据，为助力缓解子女照料者的身心紧张感、保障家庭照料可持续、推进我国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提供有益参考。

二、文献回顾

（一）国外研究现状

照料是繁重的工作，有可能使照料者在承受压力的过程中出现不良的健康状况。早在1987年，美国众议院老龄化委员会就提出，照料者的健康状况比同龄人更差。每周为配偶提供超过14小时的个人护理，被证明是高血压的重要预测指标，并可能使照料者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35%（Capistrant et al.，2012）。日本和韩国学界的研究表明，照料公婆会导致儿媳照料者的自评健康变差，门诊治疗费用增加（Do，2010）。欧洲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且认为照料老年人对女性照料者的影响大于对男性照料者的影响（De Zwart et al.，2017）。但也有研究认为：照料会造成单身男性照料者的健康状况恶化，而单身女性照料者的健康状况则不会受到影响（Coe et al.，2009）；照料者与非照料者在健康方面并不存在差异（Vlachantoni et al.，2013），甚至照料者的自评健康好于非照料者。此外，学界关于照料者医疗保健服务利用率的研究结论也存在矛盾：Haley等（1987）通过研究发现，与非照料者相比，照料者的就诊次数更多，处方药使用率更高；而Kiecolt-Glaser等人（1991）认为，照料者与非照料者的医疗服务使用率无显著差异。

不同于照料老年人对照料者身体健康的影响，国外大量研究证实了照料对照料者心理健康的负向影响。美国主动寻求提高照护技巧的家庭照料者中，有46%患有抑郁症，在未主动求助的家庭照料者中，抑郁检出率仍有18%（Gallagher et al.，1989）。在欧洲国家，几乎每个照料者的心理健康状况都会变得更加糟糕（Heger，2014）。日本有接近四分之一的家庭照料者出现抑郁症状（Honda et al.，2013），且家庭照料产生的精神压力甚至比失业和贫困带来的精神压力更大（Oshio，2014）。照料对照料者心理健康的影响有着身份和性别上的差异，与被照料老人的配偶相比，被照料老人的子女的照料负担更重（Reed et al.，2014）。照料负担与照料者抑郁呈正相关关系，子女照料者面临更多相互冲突的责任，如来自工作的压力、对年幼子女的抚养压力等，均可能导致照料者的角色冲突（Wang et al.，2010）。与配偶来自内部的照料动机相比，子女照料父母的动机来自外部责任，容易面临更大的压力（Robison et al.，1995）。子女照料者中，女性（包括女儿和媳妇）较多承担照料者角色，通常会出现更高水平的抑郁和更低水平的幸福感（Yee et al.，2000；Merrill，1993）。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界对照料者状况的研究开始较晚，前期更为关注作为被照料对象的老年父母，近年来逐渐关注照料者，但对子女照料者的研究总体较少，且研究内容侧重于照料对子女经济方面的影响，主要包括对其劳动参与及收入的影响。蒋承 等（2009）、刘柏惠（2014）关注了子女参与老年照料的机会成本。卢洪友 等（2017）、熊江尧 等（2020）就老年照料对子女劳动供给的影响进行了研究。黄枫（2012）、刘岚 等（2010）、陈璐 等（2016b）关注了照料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还有学者关注照料老人与子女工作收入的关系（田文泽 等，2020）。直接针对子女照料者健康福利的研究较少，且国内学界目前大多关注女性照料者或倾向于将家庭照料者作为整体来研究。如陈璐等（2016a）发现：从事照料活动使女性患病率显著增长，自评健康状况变差；照料活动对于女性照料者健康的影响有着城乡、家庭结构和居住模式上的差异。家庭照料提高了女性家庭照料者的门诊利用率，且存在年龄异质性（余央央等，2017）。香港的研究也表明，与非照料者相比，照料者报告不健康、就诊次数、焦虑和抑郁以及体重减轻的情况显著增加，其中女性照料者更可能报告失眠、罹患慢性病或出现慢性病症状（Ho et al.，2009）。此外，对不同地区家庭照料者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家庭照料者的抑郁症状检出率较高（曲婧 等，2019；杜娟 等，2014；李艳 等，2019）。袁笛 等（2019）分析了老年照料行为对子女照料者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

综上所述，国外学界关于照料与照料者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开始较早，内容较为丰富。学者们虽然就照料与照料者身体健康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对于照料会导致照料者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仍然达成了普遍共识。同时，国外学界就照料对照料者健康的影响进行了主体细分和比较研究，并关注到照料者的性别、身份差异在照料带来的健康后果上的差异性。国内学界对照料者的相关研究较少，就子女照料父母而言，侧重于研究照料导致的经济后果，对照料引起的总体健康福利状态变化关注不足，忽略了照料父母带来的健康后果。同时，国内学界关注子女照料者健康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照料行为对子女照料者心理健康的影响，尚未关注到照料与子女照料者身体健康之间的关系，且忽略了不同程度的照料负担对照料者健康之影响的差异性。本文将着力弥补上述研究的不足。

三、研究假设

压力过程模型是Pearlin等基于对老年期痴呆患者的照护发展而来，该模型主要用于研究照料者的健康状况。在该模型中，照料对照料者健康状况的影响有三种路径：一是直接路径，即照料为主要压力源，会直接导致照料者的抑郁、焦虑、身体健康问题等不良后果；二是双重路径，即照料除了会直接导致照料者的健康问题之外，还会引发工作—照料冲突、家庭矛盾、对社会生活的限制等其他次要压力因素，两种压力源共同作用，进而引发照料者的健康问题；三是混合路径，即分别在直接路径和双重路径的基础上，加入失去自我、被控制、角色过载等内在心理因素，造成照料者的不良健康反应。

同时，照料对子女照料者身心健康可能存在一定的积极影响，照料者或许可以从照料行为中获得积极体验。照料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馈和报答，能让子女得到心理上的满足；照料能让子女照料者感觉到被需要，产生自我价值感。照料并不总是导致照料者身体健康状况更差，随着时间的推移，照料者的健康状况较全职工作的非照料者更好（Carmichael et al.，2016）。还有研究认为，照料者同时承担家庭照料与工作，不会导致来自家庭和职场的两种压力叠加，相反工作能为照料者提供喘息机会，并增加照料者收入，提高照料者的自我效能感（Stull et al.，1994）。此外，文化被认为是照料负担和压力感知的重要影响因素。例如，儒家孝道文化会使人们对照料行为形成更高的评价，照料者更能在照料中感受到亲密关系和支持。

由于本文研究的对象为子女照料者，他们大多处于劳动年龄阶段，且中年子女照料者还处于“夹心”状态，面临着多重相互冲突的压力；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照料父母导致子女照料者健康福利受损。

H2：照料父母的负担越重，子女照料者的健康福利损失越大。

此外，在照料者健康福利的性别差异方面，研究发现，女性花在家务上的时间多于男性，她们更容易因老年照料而健康受损。但如前文所述，有研究认为，女性的健康状况并不会受到照料的影响。我国传统文化构建了女性的家庭责任，有利于女性的自我定位合理化；同时社会对女性参与老年照料给予的正向反馈和评价，也能增强女性的价值感和自我效能感。但近年来，女性越来越多地加入劳动市场中，社会对女性与男性在就业中的期待越来越趋同；而与此同时女性在老年照料、儿童养育等家庭领域的责任并未因此而减少。总之，女性可能承受比男性更多的家庭、工作冲突。由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女性因照料父母而导致的健康福利损失大于男性。

H3a：女性因照料父母而导致身体不健康的可能性大于男性。

H3b：女性因照料父母而导致心理不健康的可能性大于男性。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第三轮追踪调查数据——CFPS 2016年微观数据进行分析。选取的研究对象为满足我国法定劳动年龄的男性和女性。目前我国的退休年龄为男性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考虑到人均寿命延长及延迟退休因素，本文将女性退休年龄设置为55周岁。个体在退休之后可能成为被照顾对象，因此本文选取16～59岁的男性、16～55岁的女性为研究对象。剔除关键变量缺失及无效样本，最终共选取5 954名子女样本。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健康福利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其中身体健康状况依据受访者对问卷中“您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的回答确定。该题项为5项李克特量表，将“非常健康”“很健康”“比较健康”定义为健康，其余定义为不健康。

心理健康主要根据抑郁情况进行判断，CFPS 2016年问卷采用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CES-D），并运用计算机随机抽样的方式对样本进行分类，将CES-D20和CES-D8轮替使用，其中CES-D8是CES-D20的简化版本。CES-D20、CES-D8根据某种情绪出现的频率从0～3进行编号。CES-D20共有4项正向指标和16项负向指标，CES-D8有2项正向指标和6项负向指标，其中正向指标采用反向编码。CES-D20、CES-D8总分为60分、24分，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高。该量表的作者Radloff最初推荐将CES-D20得分16分作为可能存在抑郁症的临界值，对应80分位。但有学者认为，16分作为抑郁分界点标准较低，为了更好地确定照料对子女心理健康的影响，宜对样本的CES-D20得分进行排序，以样本得分的90分位（即19分）作为临界点分值。此外，国外学者认为，以9分为CES-D8的临界值具有良好的临床区分度（Briggs，2018）。

2．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子女照料父母的行为与负担状况。若为父亲或母亲提供了照料则定义为子女存在父母照料行为，赋值为1；若不照料则赋值为0。同时，为研究照料负担对子女健康福利的影响，对子女所照料人数也进行区分。0表示不照料父母，1表示仅照料父亲或母亲，2表示同时照顾父母。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教育水平、城乡，婚姻状况。为避免工作时间对健康的扰动，本文对工作时间进行控制。

本研究的变量设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名称及定义

（三）模型构建

1．照料父母与子女照料者健康福利的模型构建

子女的健康福利主要考察其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方程如下：

由于照料父母与子女照料者健康福利之间明显的双向因果关系较弱，即照料父母的压力导致子女照料者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受损这一逻辑关系较为合理，而子女因心理健康、身体健康状态较差而成为父母照料者这一逻辑较不符合常识。事实上，照料者身体和心理健康状态更好才更易成为照料者，这也是照料者反而比非照料者更健康的部分原因。因此，在照料父母与子女照料者健康福利这一组关系中，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更有可能来自样本自选择问题，应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修正。PSM的理论框架是“反事实推断模型”，可用于解决样本自选择偏误。子女的老年照料行为可能不是随机的，而是选择的结果，即子女因本身健康状态更佳而更可能参与到父母照料中，这会导致我们的结论有偏误，可能低估照料父母对子女照料者健康福利的不利影响。事实上，我们能观测到的结果是子女照料时的健康福利状况，而无法观测到其不照料时的健康福利状况。因此，我们可以利用PSM构建一组实验，即将子女照料者的照料行为分为处理组和控制组，并按照一定方法进行匹配，比较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健康福利方面的差异，以此体现照料父母对子女健康福利的影响。

对照料行为与子女健康福利的关系进行检验。

第一步，通过Logit回归模型计算倾向得分，即计算PS值。

其中，Xi代表反映样本特征的协变量，Di是二分类变量，Di=1代表照料父母，Di=0代表不照料父母。

第二步，将处理组和对照组依据倾向得分进行匹配。

第三步，计算参照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

其中，y1代表照料时子女的不健康概率，y0代表不照料时子女的不健康概率，ATThealth为子女照料与假设其不照料时不健康可能性的差值。

2．照料负担与子女照料者健康福利的模型构建

进一步考察照料负担对子女健康福利的影响，方程如下：

同样，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检验。

第一步，通过Logit回归模型计算倾向得分，即计算PS值。

同样，Xi代表反映样本特征的协变量，Di通常为二分类变量。由于本研究将子女的照料负担设置为不照料、仅照料父亲或母亲、同时照料父母的三分类变量，而得分倾向匹配法通常为二分类变量之间的比较；因此，本文对照料负担与健康福利的分析做两组检验——一是将仅照料父亲或母亲与不照料父母进行匹配；二是将同时照料父母与不照料父母进行匹配。即Di=2表示照料父母，Di=1表示照料父亲或母亲，Di=0表示不照料父母。

第二步，将处理组和对照组依据倾向得分进行匹配，即将Di=0分别与Di=1，Di=2匹配。

第三步，计算参照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

其中，y0代表不照料父母的子女不健康的概率，y1代表仅照料父亲或母亲的子女不健康的概率，y2代表同时照料父母的子女不健康的概率，ATThealth1为子女仅照料父亲或母亲和当其不照料父母时不健康可能性的差值，ATThealth2为同时照料父母与其不照料父母时不健康可能性的差值。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的样本总量为5 954，其中有超过六成的子女并不对父母进行照料；仅照料父亲或母亲的样本占15.7%，同时照料父母的子女占22.6%。子女照料者中报告身体不健康的占20.8%，抑郁报告率为16.6%。样本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如下：平均年龄32.48岁；男性占56.7%，女性占43.3%；城乡分布，城镇占54.3%，农村占45.7%；受教育程度主要为初高中，占51.6%，其次为小学及以下，占30.2%，大专及以上占18.3%；婚姻状态主要为在婚和同居，占68.3%。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回归分析

1．照料行为与子女照料者的健康福利

对照料父母与子女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进行回归，结果发现，尽管模型拟合良好（Hosmer and Lemeshow Test的P值都大于0.05），但照料父母与子女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见表3）。因此，继续对照料负担与子女健康福利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表3 照料行为与子女照料者健康福利的二元逻辑回归

2．照料负担与子女照料者的健康福利

（1）照料负担与子女身体健康

照料负担与子女身体健康显著相关，方程拟合度较好。值得注意的是，子女照料负担对其身体健康的影响存在差异。仅照料父亲或母亲的子女照料者健康状况较差，其身体不健康的概率是不照料父母的子女照料者的1.162倍。而同时照料父母的子女照料者却比不照料父母的子女照料者更加健康。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健康照料者”假说，即照料者之所以照料父母和承担较多的照料任务，是由于其本身比较健康。二是配偶照料减轻了子女的照料压力。同时照料父母说明父母均健在，父母之间能进行相互照料，从而使子女感知到的照料压力较小。为了更好地理解该现象，本研究对第二点进行进一步验证。分析了2016年CFPS的1 245名同时照料父母的子女样本的父母对问卷中“过去一年，当身体不舒服或生病时，最主要是谁来照顾”的回答。在不剔除缺失值的情况下，53%的子女样本的父母选择由配偶来照顾。由此可知，配偶照料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子女的照料负担。

照料父母对子女身体健康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子女照料者的身体更为健康。教育和年龄是影响子女照料者身体健康最为重要的两个变量，但在影响的具体方向上有所不同。教育水平与子女照料者的身体健康状况正相关，教育水平越高的子女照料者健康水平越好；年龄与子女照料者的健康状况负相关，年龄越大的子女照料者健康状况越差。婚姻状态与子女照料者的身体不健康状态边缘相关。与未婚或有配偶的子女照料者相比，离异或丧偶的子女照料者的身体健康状况更差。城乡与子女照料者的身体健康状况无显著相关。未发现工作时间与子女照料者身体健康状况之间的联系。

（2）照料负担与子女心理健康

同身体健康维度一样，心理健康与照料负担相关。仅照顾父亲或母亲的子女抑郁水平更高，同时照料父母与子女照料者的抑郁症状不相关。之所以如此，除上述与身体健康类似的原因外，可能还有情感上的原因。仅照料父亲或母亲的子女有部分原因是父母中有一方不在世，而父母均健在不仅可以配偶间相互照料，还能为子女提供一定的精神慰藉。这可能使得父母均健在的子女抑郁症状较轻。

女性子女照料者的心理健康状况较男性子女照料者更差，前者的抑郁检出率高于后者。年龄与子女照料者心理健康状况相关，二者总体呈倒U形关系，36～45岁子女照料者的抑郁水平最高。这可能与这一年龄段子女的照料父母需求与养育子代需求同时存在有关。婚姻状况与子女照料者的心理健康状况显著相关，具体表现为，相比较于未婚子女照料者，离异或丧偶的子女照料者出现抑郁症状的可能性更大，后者是前者的1.8倍。同身体健康维度一样，教育水平与子女照料者的抑郁水平负相关，教育水平越高的子女照料者心理健康状况越好。此外，工作时间与子女照料者的抑郁水平正相关，工作时间越长的子女照料者抑郁检出率越高。未发现城乡子女照料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差异。

照料负担与子女照料者健康状况的二元逻辑回归如表4所示。

表4 照料负担与子女照料者健康状况的二元逻辑回归

（三）倾向得分匹配分析

1．照料行为与子女身体健康

与二元逻辑回归结果一致，仅照料父亲或母亲与子女照料者的身体不健康状况正相关，而同时照料父母与其身体不健康状况负相关。不照料父母与仅照料父亲或母亲的匹配结果较为复杂，未处理的结果与半径匹配结果一致，且显著性较强，而近邻匹配与核匹配结果一致，但显著性较弱。这说明：一方面，二元逻辑回归结果较好地反映了照料对照料者身体健康的损害；另一方面，仅用简单二元逻辑回归可能会略微高估照料对子女照料者健康福利的损失程度。仅照料父亲或母亲会引起子女照料者身体健康受损的结论仍然成立。此外，同时照料父母与不照料父母的处理结果较为稳定。同时照料父母的子女照料者身体健康状况更佳，说明子女的老年照料行为可能的确存在“照料者假说”，即身体健康的子女有可能承担更多的老年照料责任。照料负担与子女照料者身体健康的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表5照料负担与子女照料者身体健康的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

2．照料负担与子女照料者心理健康

类似地，仅照料父亲或母亲与子女照料者出现抑郁症状正相关，而同时照料父母与其出现抑郁症状不相关（不对该种情况进行检验）。由表6可知，尽管匹配后影响系数略有变化，但ATT值总体较为稳定。这表明，二元逻辑回归结果较好地反映了照料父母与子女照料者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表6 照料负担与子女照料者心理健康的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1．重新定义被解释变量

为了更好地体现照料父母对子女身体健康的影响，尝试将仅回答“不健康”的受访者的自评健康定义为不健康状态。表7展示了两种健康定义方式的方程结果。与模型1相比，模型2中照料导致子女照料者身体不健康的概率增加，照料对子女健康福利的影响程度更深。此外，与模型1中同时照料父母的子女照料者的身体健康状况更佳相比，模型2中的这一变化则不再显著，其对照料父母引起子女健康福利损失的解释效果更好。

表7 照料负担与子女身体健康的二元逻辑回归（重新定义健康）

此外，如前文所述，2016年CFPS问卷中对样本进行随机分类，利用CES-D20与CES-D8进行轮替问答。由于CES-D8是CES-D20的简化版本，因此所有样本都对CES-D8量表进行了回答。根据Van de Velde等（2010）的研究，CES-D8在研究抑郁方面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将全部样本仅按照CES-D8进行判断，CES-D8得分大于等于9分为抑郁，小于9分为心理健康状况良好。如表8所示，使用两种方式对样本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测量，其回归结果相似，照料父母对子女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较为稳定。

表8 照料负担与子女心理健康的二元逻辑回归（不同抑郁量表）

2．限定样本年龄范围

本研究样本的年龄范围为16～59岁，其中16～25岁样本的父母较为年轻，照料需求少，而50～59岁样本的父母在世比例低；因此，将16～25岁样本及50～59岁样本剔除，再进行回归以考察结果的稳定性。结果发现，部分样本的分析结论与全样本保持一致。囿于文章篇幅，本文在正文中不再对此进行报告。

六、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结论

第一，照料父母与子女照料者的健康状况不相关，子女照料父母与其身体的不健康状态及抑郁症状无直接相关性。H1不成立。

第二，照料父母的负担与子女照料者的健康福利相关，但二者呈非线性形态。当子女仅照料父亲或母亲时，其身心健康会因此受损；当子女同时照料父母时，则照料与其身心健康状况不相关。H2部分成立。

第三，女性因照料父母而造成的健康福利损失大于照料父母对男性健康福利的影响，H3成立。男性因照料父母而导致身体或心理不健康的可能性低于女性，H3a与H3b成立。同时，照料对女性心理健康的影响大于对其身体健康的影响。

第四，配偶照料行为能够减轻子女的照料负担，进而缓解照料对子女身心健康的压力。在分析照料负担差异对子女照料者身心健康的影响时，发现同时照料父母的子女照料者的父母之间广泛存在配偶照料行为，这种配偶间的支持行为是对子女照料的有益补充。但这种配偶间支持行为长期以来被学界忽视了，目前多数研究认为，子女同时照料父母，其养老负担更为沉重。这种结论是基于父母都处于不健康状态、同时需要被照料的假设。显然，这一假设忽略了父母之间的配偶照料行为。

（二）启示

第一，转变现有老龄政策设计理念，更多地关注家庭照料者。在目前的家庭照料者领域，不论是理论层面的研究还是实践层面的政策制度及其实施，都将重心置于被照料者，而忽略了照料者与被照料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实际上，照料者的消极照料体验会反向传导至被照料者。因此，需要将老龄政策设计的立足点由仅关注被照料者转向关注被照料者和家庭照料者兼顾。

第二，建立家庭照料者支持体系。借鉴国际经验，照料者支持政策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经济政策，另一类是服务政策。就子女因照料父母而导致的健康福利受损而言，需要为子女照料者提供喘息服务和精神抚慰服务。社会尤其是社区应大力发展喘息服务，使子女可以从繁重的长期照料负担中得到暂时解脱；同时为子女提供精神抚慰和心理疏导服务，因为子女照料者面临多种相互冲突的责任，在心理上承受着多重压力，需要得到及时疏解。此外，需重点关注丧偶老年人的子女照料者。丧偶老年人缺乏配偶支持，对日常生活照料及精神寄托方面的需求更大，其子女照料者的照料负担更为沉重。

第三，鼓励家庭成员共同分担照料责任。女性是家庭照料者中健康福利的最大受损者，她们往往承担了更多的父母照料责任。尽管我国有“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但男性子女在父母照料方面更多承担的是经济责任，直接的照料服务或照料劳动大多由女性子女承担。在照料父母尤其是照料失能失智者父母时，女性在体力上有时难以满足照料需求。因此，应该鼓励男性子女更多地参与到家庭照料中，与女性子女共同照料老人，而不是由家庭中的女性成员单独承担照料任务。此外，我国传统文化倾向于将亲子关系置于第一位，将其视为“主轴”，而将夫妻关系置于第二位，将其视为“配轴”，更强调子代的养老责任，而忽视了配偶的照料责任。未来在解决老年照料问题时，需要重视配偶的照料作用，可以宣传为主，照料培训为辅，在转变国人在老年照料方面所持有的过度依赖子代之观念的同时，对其授之以具体的照料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