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本问题”到“根本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问题地位表述的变化

张欣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问题地位的话语叙事中出现了由“基本问题”向“根本问题”的变化，这种变化趋势可以从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叙述以及学界观点中找到依据，两种不同的观察视域之间也存在必然的话语关联，具体表现为官方叙事会对学界研究产生影响。话语叙事的这种变化不仅仅是用词意涵的变化，变化的背后具有更深层次的实践与理论渊源，农民问题长期的重要地位、探索农民问题的历史实践与经验以及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需要都是推动变化的具体原因，这种话语变化与精准扶贫在理论实质与实践对象上是一脉相承的，对于这种变化及其原因的探究也有助于进一步揭橥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农民问题;话语变化;基本问题;根本问题;改革开放以来

【中图分类号】K27;D2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1）05-0026-11

农民问题的内涵诠释具有多样性特征，狭义上的农民问题指农民在现代化视域中产生的系列问题，广义上的农民问题重视对农民经济与政治身份的关联考察。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可以反映农业和农村基本制度的实效，而且“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由与农民问题直接相关的政治行为来推动和调节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阶段中国“三农问题”的实质就是农民问题。关于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分析，学界有不少研究成果，有的研究者注重剖析其重要性所具有的深层次文化渊源，有的研究者注重总结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具有的理论地位，还有研究者通过对城乡二元结构进行探究来突出其重要性。这些研究成果反映了学界对于农民问题的地位研究呈现出理论高度与时代气息兼具、原因透视与对策研究并重、实践探索与学术讨论互补等特点，持续深化学界对于农民问题的作用机制、价值定位以及历史经验的研究，为不同时期农民问题的政策性研究奠定了基础。

然而，在农民问题地位表述的话语叙事中，官方的话语叙事并非一成不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重要论述，具体表现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在高度肯定农民问题基础性地位的同时，又从战略高度将农民问题上升到关乎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这种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政治品质的生动体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客观规律的深入认识。“基本问题”和“根本问题”的差异在学界观点中也有所体现。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便有研究者用“基本问题”来突出农民问题的重要地位，进入21世纪，仍然有不少研究者以此进行话语叙事。比如，有研究者探討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中国化、民族化方面的主要贡献时，指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农民力量，中国革命的基本实质是农民革命。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不少研究者用“根本问题”而不是“基本问题”一词来说明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这就导致出现了农民问题地位表述中的“基本”与“根本”之异。但这两种观点在官方的话语叙事以及文献数量上并非是完全对等的关系，而是呈现出由“基本问题”向“根本问题”的变化，这种变化有其具体表现与深层原因。基于此变化进行的研究也并非咬文嚼字，反而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职是之故，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史料进行归纳整理与计量分析，聚焦于“用词意涵”“变化表现”以及“原因探究”三个分析层次，试图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问题地位话语叙事的变化趋势进行尝试性探讨，希冀对深化农民问题的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一、“基本问题”和“根本问题”的具体意涵

此分析展开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基本问题”和“根本问题”两词在具体词意内涵上存在相异之处，因为对表意完全相同的两个词语进行使用趋势上的分析没有较大的研究价值与意义。因此，有必要首先了解“基本问题”和“根本问题”在具体词意内涵上的关联与区别之处，而这部分的分析也将作为下文继续深入探讨变化的具体表现及其深层原因的基础。

“基本”的初始语意可以理解为建筑物以“基”为“本”，引申为“像地基那样重要”，而“根本”的初始语意可以理解为一棵树以“根”为“本”，引申为“像树根那样重要”，二者都可用以表达“重要”“很重要”和“相当关键”等类似意思，因而“基本问题”和“根本问题”都可用以表述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它们在表意程度上是存在差别的，和“基本问题”相比，“根本问题”更能突出被表述对象的重要性。党史研究和党史教育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类比相关哲学概念来理解“基本”与“根本”之差异。比如，唯物辩证法要求“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也就是说，在各种作用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基本矛盾”中，一定有更为重点的“根本矛盾”存在于其中，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根本矛盾”比“基本矛盾”更加可以突出问题的重要性。哲学意义上类似的表达还有“基本分歧”与“根本分歧”、“基本形式”与“根本形式”、“基本规律”与“根本规律”，这些都可以说明“根本”“根本问题”比“基本”“基本问题”更能反映被表述对象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还体现在当突出被表述对象在程度上的彻底性与完全性时，“根本问题”比“基本问题”在表意上更胜一筹。

二、话语叙事变化的具体表现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历程中，如何正确认识并妥善处理中国的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共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均

占据重要地位，而在探索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学界观点也会随着官方话语叙事的发展而逐渐走向深入。

（一）官方叙述中农民问题地位表述的具体变化

毛泽东是最早运用阶级分析法探索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中共领导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他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同中国农村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整套体系完整的农民问题理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农民的力量在中国革命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即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基于“中国有80%的人口是农民”的具体实际，他又明确地提出“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具体论述包括“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观点”“关于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观点”“关于现代农民战争需要共产党领导的观点”“关于农业合作化需要依靠贫下中农的观点”等等。毛泽东提出的“农民问题基本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思想财富。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既需要继承毛泽东的农民问题理论，同时又需要结合时代特点进行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主题下，邓小平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这部分农村人口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他明确提出“农业是根本”的思想，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不要忘掉”这个根本。在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论述的基础上，邓小平指出“农业是根本”，心系农民，“始终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用“根本问题”来突出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体现了邓小平对调动农民生产生活主动性和积极性的重视、对农业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就业的重视、对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重视。这种“农业根本论”最重要和最现实的意义就在于“坚持为多数人说话”“坚持为农民说话”“坚持为低收入者说话”“坚持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说话”。这一重要论述在进一步强调农民问题具有基础性地位的同时，反映了邓小平农村改革思想中对农民问题的高度重视，是邓小平理论在农民问题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上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丰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宝库。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逐渐下降，到1992年已经只占国民经济份额的23.8%。在这种情况下，便有人质疑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1992年12月25日，在安徽、河南、四川等六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江泽民明确指出农业在“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基础作用，强调“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农民问题的根本性地位，充分认识到解决农民问题、保护农民利益、争取农民群众、动员农民力量的重要性。

2004年5月5日，胡锦涛在江苏省考察工作时要求“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和各个方面”，在各项事业中，胡锦涛首先强调要坚持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在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农民问题相关论述的基础上，他也是用“根本问题”而并非“基本问题”来突出农民问题在改革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胡锦涛同样强调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根本性问题”。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情况下，切实解决好农民问题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对推动实现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意义重大。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坚持将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推进三农工作在理论、实践、制度等方面的多层次创新，推动农业农村的发展以及农民问题的解决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习近平用“根本性问题”来突出农民问题在全党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体现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重要思想，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确立的处理农民问题重要指导思想的总结，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农民问题的高度重视。在现代经济体制下，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基础这一客观规律没有变，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于有关农民问题各项具体工作的重视程度不能降低，三农领域小康短板不可忽视，习近平关于农民问题的重要论述从乡村振兴战略的高度强调了农民问题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肯定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基础性地位，有效回应了在改革开放继续深入的背景下对于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责难与质疑。

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是随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的逐渐推进而不断深入的，这一认识过程集中体现为马列主义农民问题理论的中国化，是对马列主义关于工农联盟学说的丰富与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对于此种重要性的表述，中共的官方叙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表现，具体表现为由“基本问题”向“根本问题”的变化。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变化并非具有绝对性，比如我们并不能完全说毛泽东从来未曾将农民问题形容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性问题，同时也并不能说邓小平从来就没有过类似于“农民问题是基本问题”的论断，此处所强调的变化需要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考察，这是一种相对的、主要的和宏观的变化，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在其主要著作或重要讲话中话语叙事的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不排除有主观用词因素，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党和国家的发展全局和宏观部署。

（二）文献计量分析中呈现出的变化趋势

一是话语叙事的趋势变化。农民问题地位表述的话语变化趋势不仅在中共的官方叙事中有重要表现，而且也能通过相关文献得以反映。据中国知网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至少有2031篇文献涉及“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基本问题”这一观点，有3719篇文献涉及“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这一观点。两类文献涵盖劳动者研究、土地革命研究、三农问题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毛泽东思想体系研究等数十种主题。为了更直观地呈现变化趋势，现将所收集到的两类文献进行年度发表趋势的计量可视化分析。

在图1中可以观察到，改革开放以来涉及“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基本问题”的文献在数量上呈现逐渐增多之势，但在2011年以后这种趋势急转直下，从2011年至今该类文献的发文量大体呈现出不斷减少的态势，预测这类文献的数量还会不断减少。

在图2中可以观察到，1960年以来涉及“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的文献也呈现出类似于图1的“山峰状”，中间高，两端低，但图2中表明文献数量减少的下降曲线具有较大波动。图1中的下降曲线呈现的是大体减少的态势，图2中的下降曲线呈现的是波动性减少的态势，即有减有增，并且这种态势在2016年左右有明显的反弹，也就是说涉及“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的文献在2021年后继续增多的可能性很大。

就年度发表数量而言，图1表明有关“基本问题”的文献大体上呈现出不断减少的趋势，但是图2表明有关“根本问题”的文献呈现的是一个在波动中有减有增，并极有可能进一步增多的趋势。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在研究农民问题的过程中，或会开始使用“根本问题”而不是“基本问题”一词来突出其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重要价值与意义，这也就是学界观点中话语变化的具体表现。

这一点也可以通过两类文献在最近一年内的数量变化以及绝对数量的对比得以体现。

截至2020年1月5日，两类文献共5613篇，涉及“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基本问题”的文献数量为1992篇，占比约35.49%;而涉及“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的文献数量为3621篇，占比约64.51%。

如图3，截至2021年1月5日，两类文献共5750篇，涉及“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基本问题”的文献数量为2031篇，占比约35.32%，占比较上一年减少;而涉及“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的文献数量为3719篇，占比约64.68%，较上一年增多。

由此可知，涉及“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这一观点的文献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大部分研究者往往以“根本问题”而不是“基本问题”来突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重要地位。

二是话语叙事趋势变化中的学术观点异同。“基本问题”和“根本问题”在具体词意内涵上具有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导致它们都能用以表述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重要地位，这是在学术观点中存在“基本”与“根本”之异的重要原因，也是两种学界观点的关联之处。有研究者使用“基本问题”来反映农民问题的重要价值与意义，类似的表达常常有“毛泽东反复强调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20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其基本问题就是聚焦于农民问题”以及“当前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者会用“根本问题”代替“基本问题”来概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例如，有研究者强调农民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工業化的支撑力量、改革的推动力量以及市场经济的先导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性问题”，此处用“根本问题”便是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概括性认识，也是在具体词意内涵上对“基本问题”的替代。

若仅仅强调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具有重要地位，这两种学术观点是具有关联之处的。但两种观点的区别在于，“根本问题”的使用更能突出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这种差异不仅反映在前文词意内涵的分析中，同时也能从具体的实证中得到论述。比如，为了突出农民问题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均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为了突出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有的研究者会选择“根本问题”而不是“基本问题”来进行话语叙事，这是因为前者在表意程度上强于后者。还有研究者在归纳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共领导人关于农民问题具体论述的过程中，为了突出包括农民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重要地位，便着重强调这一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此处用“根本问题”的出发点也是为了强调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也是农民问题话语叙事由“基本问题”向“根本问题”变化的具体表现，体现了两种学术观点的不同之处。

（三）官方叙事和文献计量结果的关系思考

官方话语方式中存在农民问题“基本”与“根本”之异，官方叙事的这种差异会对学界叙事产生一定的影响。不少研究者之所以用“基本问题”来突出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毛泽东曾经明确有过此论断。在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相关论述的基础上，许多研究者便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具体表现为引用毛泽东的观点或者在毛泽东重要论述的基础上进行观点的转述和深化。比如有研究者指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了四个值得全党高度重视的问题，其一便是“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基本问题”，这就实现了对毛泽东观点的引用。此外，还有对毛泽东观点的转述和深化，例如有研究者指出，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提出的“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论断对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施城镇化战略仍然具有重要关联。这个观点就强调了毛泽东的农民问题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同时又承接了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论述。

在对农民问题的地位认识上，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叙述在实践中不断深入，许多研究者进而提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这一重要论断，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开始用“根本问题”而不是“基本问题”来概括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重要地位。比如，有研究者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共中央更加重视对农民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农民问题的新思想与新论断，例如邓小平将农村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视作“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江泽民亦强调“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这种话语引述，既是对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农民问题论述的高度肯定，同时也承接了官方叙事中对于“根本问题”的话语使用，是在官方叙事的基础上对农民问题具有根本性地位的强调。在这种官方叙事话语的影响下，许多研究者用“根本问题”而不是“基本问题”来突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地位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话语叙事变化的原因

话语叙事的变化不仅仅是用词意涵的变化，农民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以及这种重要性在历史实践与现实需要两个层面的话语要求都属于变化的原因阐释范畴，这种深层次的实践与理论渊源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农民问题长期处于重要地位推动话语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问题在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中的重要程度有增无减，农民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长期处于重要地位，这是出现话语叙事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民问题重要地位的体现，一方面为“农业依旧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个客观规律没有发生变化。这一客观规律的稳定性又集中体现于农民问题的解决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不可替代性，而这种不可替代性又往往会通过农民对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贡献而得到具体呈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农业剩余产品”和“农业剩余劳动力”是社会分工平稳进行的“先决条件”，农民问题的此种“先决性”一是表现为农产品的产能剩余是工业原料的重要来源，二是表现为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剩余是城市化的重要

推力。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新时期对于农民问题依旧高度重视。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对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国家粮食安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攻坚战、加强党对农民工作的领导等方面进行阐述。2015年，习近平在吉林调研时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必须始终坚持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减弱、推进农村全面小康不松劲。”习近平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反映了农民问题在现代化建设中长期处于重要地位。除此之外，农民问题的长期重要性在学界观点中也有所体现，例如，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拉动内需”说认为，对农民问题的解决、对农民就业和收入的增加有助于消化国内制造业的过剩产能，防止经济紧缩，也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正是基于农民问题的此种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不断走向深入，在认识的高度、重视的程度、投入的力度上保持良好势头，进而表现在用相较“基本问题”更能反映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重要性的“根本问题”来进行对此命题的话语叙事，而这种转变更能反映农民问题的解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不可替代性，2018年9月21日，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

（二）探索农民问题的历史实践与经验推动话语变化

官方叙事以及学界观点中话语变化趋势的出现，往往和探索农民问题的历史实践与经验是存在关联的。改革开放前，中共在探索农民问题的具体实践中是经历过曲折的。“大跃进”期间下放招工管理权限导致农业劳动力大幅减少，职工工资总额和社会购买力也出现急剧膨胀。为了恢复正常的生产和金融秩序，1961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压缩城市人口、让城市劳动力下乡，而这种政策的调整从侧面说明了对农业劳动力的保障，对农民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业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集中体现为农产品的短缺，农业发展的中心任务是保障农产品的供给;进入90年代后期，农业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农产品供求达到了基本平衡，但却出现了“地区性、阶段性和结构性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的发展在各地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这种削弱导致的结果是中国粮食产量从1999年的50838万吨下跌到2003年的43065万吨，五年来粮食产量连续下降。

有鉴于此，时隔18年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正式发布，久违了的中央“1号文件”再次回归农业。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无论受到何种干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都不可忽视，而“基本问题”向“根本问题”的话语变化更能突出农民问题的这一不可替代性。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农民问题具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2004年在江苏省考察工作时明确强调了“农业根本论”，他又在2004年的中共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中再度强调了农业的根本性地位。2020年，21世纪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第17个指导三农工作的“1号文件”正式出台，文件聚焦的一大重点任务是“补上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突出短板”。这一战略部署进一步反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新时期农民问题的高度重视，进一步彰显了使用“根本问题”来突出农民问题重要地位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表明历史实践与经验会对农民问题话语叙事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

（三）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要求推动话语变化

通常所讲的农民，是指以个人或集体所有的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以农业劳动为主要生产形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自身独特性的群体，“农民”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被频繁使用是和工业革命密切相关的。用“根本问题”来突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重要地位体现了官方叙述和学界观点中对调动农民主动性、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高度重视，这是农民问题地位研究中出现由“基本问题”向“根本问题”变化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扩大趋势：1978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对差还仅仅是209.8元，但到了2004年这一绝对差却高达6485.2元;1978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尚且只是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2.57倍，但到了2004年这一收入差距便达到了3.21倍。为了更加直观且准确地观察城乡差距的扩大化趋势，可以将1985—2003年城乡收入差距绝对倍数比剔除物价因素后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如图4。

图4：1985—2003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绝对倍数比

资料来源：张国平：《现状、根源与对策：我国城乡差距实证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由图4可知，1985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尚且只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5倍，但2003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却增长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4倍左右（剔除物价因素），以上分析的只是2003年以前的数据，而2003年到2013年的这十年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仍然高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水平（城乡住户一体化调查制度实施后，《中国统计年鉴（2015）》不再公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数据）。改革开放以来的城乡发展差距，一方面表现在城乡居民的这种收入差距状况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差异之上。消费水平一般指一国居民一年内平均消费的商品和劳务数量或商品和劳务价值额。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所收录的2017年分地区全体居民消费水平数据，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均高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最低的绝对倍数是1.7倍，最高的绝对倍数为3.1倍。由是观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城乡之间存在的发展差距是较为明显的，这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提高农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缩小城乡发展的差距，在保障农民现实利益的基础上调动农民主动性、推动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得到进一步发展、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便成为农民问题话语叙事朝着“根本问题”变化的重要原因。农民在经济生活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只有进一步提高对农民问题的战略认识，把农民问题的解决视作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性问题，才有可能让亿万农民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才能真正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也才具备更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四、结语

除了具体表现以及深层原因，话语叙事的这种变化所体现的学术意义与当代价值也是值得关注的。一方面，这种话语变化体现了对农民问题实事求是的认识态度，有助于形成对农民问题全面而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这种话语变化在提高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于农民问题重要性认识的基础上，有助于为农民问题的正确决策提供认识前提与理论指导。此外，研究农民问题话语变化的当代价值，所不可忽视的还有其与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之间的关联。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基本理念是以精准化思维提高扶贫减贫效率，以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其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着力点即是提高广大农民的自主发展水平，这就包括坚决脱贫的意志提升、科学致富的能力掌握以及热心带富的路径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重视农民问题的解决和精准扶贫在理论实质与实践对象上是一脉相承的，农民问题话语叙事的变化对于精准扶贫战略的意义不可忽视。

概而论之，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这一重要论述源于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对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基本問题”这一重要论述的继承与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农民问题地位表述中的“基本问题”与“根本问题”之异，并非咬文嚼字之举。此项研究的大背景是当今中国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高度重视补全三农领域发展短板，即使处于防控疫情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也高度重视农民工作。在此大背景下进行的探讨从官方叙事和学界观点两种视域揭橥了相关话语叙事的具体变化，以及导致变化发生的理论与实践因素，同时进一步彰显了农民问题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中的重要性。

[作者系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专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