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上的重要榷关遗存
——宿迁关坝台史考

◎李庚善

（江苏宿迁 223800）

关坝台，位于京杭大运河的中河宿迁城区段，北距祭祀水神的金龙四大王庙约500米，西邻项王故里景区。这里史称“东关口”或“东关”，现存遗迹为滨水而建的石筑踏步，南北长约30米。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虽被列为文物点，但记载简单且略感牵强。笔者在查阅旧籍时通过对相关碎片性资料的梳理，发现“关坝台”在中运河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必要追根溯源，并对其进行深入解读，以丰富大运河的历史，拓展大运河的文化。

一、水运要冲，始设宿关

我国古代交通主要是依赖纵横交错的河流而搭建的水上运输网。打开中国历史地图，不难发现，在东部版图上除长江、黄河、淮河等水运干线外，还有一条贯通南北的水运干线泗水。泗水，淮河的大支流，发源于山东泗水县（古称卞县），流经山东、江苏、安徽三省，全长近500公里，流域面积约7万平方公里，是大禹治水的主要河流之一。《孟子·滕文公上》载：“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淮泗”即淮水和泗水的合称。泗水，自古就是交通要道。《尚书·禹贡》有明确记载：当时徐、扬二州的贡品都是由淮水和泗水运抵菏泽，然后转运至国家统治中心。所谓“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暨鱼。厥篚玄纤、缟。浮于淮、泗，达于河。”《宿迁县志》也有记载：“扬徐二州贡道浮于淮泗，则自邳宿而西漕运之始也。”东晋时，随着邗沟、鸿沟、汴水等运河的开通，淮北地区的泗水成了南方沟通中原和黄河下游的主要水道。历史上的宿迁就坐落在泗水之滨。

宿迁早在春秋时属钟吾子国，战国属宋，秦置下相县。应劭言“沛国有相县，其水下流，又因置县，故名下相也”。405年在泗水下游，距下相城约60里处，原厹犹县治所置宿预县，505年废除下相县，其地统归宿预县管辖。据《宿迁县志》记载：宿预县的治所自唐时起曾多次搬迁，但始终没有离开泗水，宋元时期的宿迁城迁建于灵杰山，其西是流淌的泗水，明代的宿迁城迁建于马陵山，仍然滨泗而建。

由于这座城是以泗水作为天然屏障，自然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战略要冲，表现最为突出的则是南北朝时期。〔同治〕《宿迁县志》载：467年宋魏二国在此交战，南朝宋败于魏，守将鲁僧遵弃城而逃，宿预城被魏占领；481年，魏齐又在这里交锋，魏败齐胜，宿预城又被南朝齐国占领；505年，宿预城又被魏将邢峦攻破，守城南朝梁将张惠绍弃城而逃。宿预城复归魏。其间宿预城多次被占领者易名：北魏改南徐州，南朝梁改东徐州，东魏改东楚州，南朝陈改安州，北周改泗州。隋大业三年（607），废泗州，易名下邳郡。唐武德四年（621），改下邳郡为泗州。

我国的税关制度由来已久，从历史文献上看，我国海关的起源可以远溯到约三千年前的西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古籍中已有许多关于“关”和“关市之征”的记录。“关市之征”，就是国家规定货物通过边境的“关”和国内的“市”，要进行检查和征收赋税。据《汉唐关津问题研究》一文记载，唐代最重要的关有26个，其中6个上关、13个中关、7个下关，26关都是以当时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长安和洛阳来进行分布的。随着封建王朝政治中心的转移，尤其是明代实行海禁后，自古就是交通要道的京杭大运河便成为全国商品流通的主干线。据《淮关统志》卷二载：宣德年间运河沿线开始设关征税，“宣德四年，令南京至北京沿河漷县、临清、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客商辏集处，设立钞关，收船料钞。”

宿迁作为运河沿线的历史重镇设关征税是理所当然的，〔同治〕《宿迁县志·关税》有这样的记载：“明时有中河工部分司征收”，这就说明宿迁早在明代已经设立榷关。那么明代宿迁榷关是赖何而设呢？就宿迁固有的水系而言当然是设于泗水之上，但由于黄河夺泗入淮，泗水在徐州和山东交会处被黄水截留后，徐州以下的泗水河床被黄水取代，自此泗水河流淌的遂是黄水。尽管取而代之的黄水不像泗水那样安流运畅，但这条关乎中华帝国命脉的黄金水道，保漕济运仍是历代王朝头等大事，康熙帝在议事堂明示的三件大事其中两件都与“漕运”有关。因此，河道沿线设河工，立河堡，置关津。宿迁榷关就诞生于这一背景之下，据方志记载：地点就在宿迁城的西南方向约1.2公里处的黄河东岸。据考，明代全国主要有八大钞关，从北至南依次为：崇文门（北京）、河西务（清代移往天津）、临清、淮安、扬州、浒墅（苏州城北）、北新（杭州）。其中七个设在运河沿线。

宿迁关为何不在其列呢？据考证，宿迁关虽设关较早，但归属变化频繁。清〔同治〕《宿迁县志》对其有明确记载：“明时有中河工部分司负责征收，国朝康熙五年归淮扬道，七年归徐属河务同知，八年复归中河分司，十七年归淮徐道。”淮徐道本是经管河工河库的，让其兼管宿关税务，所谓“分司宿关税务”，当时有许多官员对此不满，最为不满的则是曾任两广总督的孔毓珣，他串通其他河道总督同时上疏，请求就近委派贤员赴关管理。《淮关统志》卷二载：“雍正五年，准广东总督孔代河道总督齐口奏，淮徐道有经管河工河库之责，最为紧要，不能分司税务。”雍正五年（1727）七月，皇帝准奏，将宿迁关的税务交与淮关总管年希尧就近兼管。自此宿关正式纳入淮关统管。淮关是当时中国八大榷关之一，分管三关，即宿迁关、海州关和淮关。通过对宿迁关发展历程的梳理，历史上的宿迁关可能不是一个独立的榷关，并且归属变化较大，这大概就是其不在独立钞关之列的主要原因。

二、黄运分流，增设东关

被誉为人类伟大工程的中国大运河，最初是隋唐大运河，以长安—洛阳为中心，北通涿郡，南达临安（今杭州）。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接华北、黄淮和长江下游三大平原，全长2700多公里。随着封建王朝政治中心的多次迁徙，运河也随之发生变化，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后，运河则直接从河北入山东、江苏到浙江杭州，全长缩至1700多公里。就整个运道来看，除徐州至宿迁段是“借河为漕”外，其余基本都是人工运河。这种“借河为漕”状态最初还算良好，但到了明代中后期由于黄河“善淤、善决、放荡不羁”的特性致使徐州至宿迁大约240公里“借河为漕”的运道经常出现断流、断航的现象，且越来越糟。

清康熙时，朝廷不得不把治河之事放在比“平藩”更重要的位置，康熙皇帝五次更换河道总督均无济于事。康熙十六年（1677），在时任河道总督王光裕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康熙帝启用了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靳辅带着康熙帝“务为一劳永逸之计”之使命来到治河一线，这时，宿迁皂河段的漕运情势十分严峻：明代万历年间为“避黄行运”而开挖的泇河南段被冲毁，皂河西直河口淤废，漕船被迫由皂河东董口、骆马湖口和陈口取道骆马湖，但由于湖中运道“纤无所施”，漕船行走艰难。康熙十八年靳辅组织民工开挖旧时曾通舟之皂河，全长40里，次年春皂河开通。漕船自皂河口转入皂河北上，“漕运便之”。但由于新开挖的皂河和黄河落差较大，黄河水倒灌致使皂河口淤塞，靳辅按改造南运口的做法自皂河口“迆东二十余里张家庄”开挖一条“支河”，并将支河与黄河的连接段开挖成人字形运口，名“张家庄运口”。由于“其地形卑于皂河口二尺余……以皂河地高之水下注二十余里地卑之张庄口迅流足以敌黄，于是运河常通永无淤塞之患。”（《大清一统志》）。至此，运河全线只剩下张家庄运口至南运口（入淮口）之间的约90公里“借河为漕”了。

总河靳辅此时认为“务一劳永逸之计”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上奏康熙请开中河，即“自张庄运口（支河口），引骆马湖水，由缕、遥二堤之内，历经宿迁、桃园、清河三县，至清口对岸七里仲家庄出口，避黄河一百八十里之险”。方案得到了康熙的批准，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始施工，至二十七年中运河全线竣工。自此，漕运船队出了清口，在黄河中航行3.5公里后进入90公里的中运河，沿途顺风顺水，当时有“如过枕席”之说。

其后，康熙南巡看到漕运大通，河水安流，百姓乐业的景象，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下旨表扬靳辅：“靳自受事以后，斟酌事宜，相度形势，兴建堤坝，广疏引河，排众议而挠竭精勤以自效，于是淮黄故道次第修复，而漕运大通，其一切经理之法具在，虽嗣后河臣互有损益，而规模措置不能易也，至于创开中河避黄河一百八十里波涛之险”，御旨全文记录于宿迁大王庙的碑刻上。

中运河开通后，原来的黄河运道并没有断航，这样一来运河宿迁段就形成了双河并航的局面。前文所说的设于黄河东岸的“宿关”对新开的中运河无法实施管控，于是经上疏朝廷批准又在中运河上设了第二关，史称“宿迁东关”；原设于黄河上的“宿关”就改为“西关”。《淮关统志》载：“东关坐落宿迁县东运河堤岸之上。距上关二里，住官房二十三间。该口河身宽阔，向未设有浮桥。乾隆九年始，经奏明设立牵缆，上系巡船，挨次稽查，以杜偷漏。”从上述记载看，宿迁东关开关收税当始于乾隆九年（1744）。

文中所提之“上关”，即对东、西二关实施管理的机构，史称“上关”。“上关”的主要职能就是收钱。凡黄、运两河货船过宿迁东、西二关，经二关人员（时称丁役）扦查见数，验明应纳税银或钱粮后，发给印签，纳税人持印签赴上关缴纳税银，而后凭完税证明开关放行。当税银不足一两者，即由二关直接征收，但每日汇总后必须上缴上关。为了东、西二关交税方便，上关设在宿迁县南门外，居东、西二关之中，距东、西二关各二里。东关在上、下游分别设有两处卡口，上游设于六塘河，下游设于孙家塘，每当夏秋盛水期，六塘河和黄河相通时，北方货船需转入六塘河，或六塘河的货船需转入黄河北上，无须经过东关时，东关则派出差役前往扦查，核定银两后，仍需赴上关缴纳；西关在其下游设有一处卡口，即陈家道口。收税方法与东关相同。这应当是中国较早的票款分离制度。除此之外，位于徐州境内的“徐关”也归宿关管理。〔同治〕《宿迁县志》载，（宿关）分设三处，一在徐州，一在宿迁城外运河西岸，一在宿迁城外黄河东岸。

据《中国八大钞关之淮安关》载：“清代前期淮安商业进一步发展，乾隆年间淮安关每年征收关税在30万至40万两，仅次于浒墅关，在运河七关中位居第二。”再来看看嘉庆皇帝给淮安关钦定的税银指标：“嘉庆四年三月，钦定淮安关盈余十万一千两，海关盈余二千二百两，宿关盈余七千八百两。”从上述两组数据看，宿关虽然不是一个独立的榷关，但征收的税额仅次于淮关，而淮关在运河七关中又位居第二，宿关征税额度如此之多，折射出宿迁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三、黄运不畅，东关兴盛

黄河“善决、善淤”的特性，经常导致主河宿迁段出现断流、断航现象。据相关史料记载，自大清康熙至咸丰年间，黄河临时改道达数十次之多：康熙六十年（1721）八月黄河在河南武陟决堤，河水从大清河入海，“宿迁河涸”，一年后决口堵塞，河复故道（《续行水金鉴》）。乾隆四十三年（1778）六月黄河在仪封考城决堤夺涡水入淮“正流淤涸”，至四十五年（1780）二月大学士公阿桂等奏请批准后堵塞，河复故道（《南河成案》）。嘉庆二十四年（1819）九月黄河在河南武陟北岸决堤，河水从张秋东北入海“宿迁河涸”，至二十五年三月决口才被堵住，河复归故道（〔同治〕《宿迁县志》）。道光二十一年（1841）黄河在祥符南岸决堤，河水从凤颖夺淮，“宿迁正道涸”，至二十二年正月决口才被堵住，河复故道（〔同治〕《宿迁县志》）。咸丰元年（1851）黄河在砀山北岸兵三堡决堤，河水从宿迁运河灌入骆马湖。这次决堤所造成的后果，影响之大是历史上所没有的，长达五年尚未堵住。至咸丰六年七月，正当数千名役夫在砀山北兵三堡处堵塞决堤时，黄河又在上游的铜瓦厢决堤，决堤后的河水一股劲地涌入张秋大清河而后入海。这次改道后的黄河再也没有回归故道，结束了长达728年（1128—1856）的“夺泗入淮”历史。宿迁从此告别了黄河，告别了水灾之苦。

黄河航运功能的逐步丧失，使宿迁东西二关形成了较大的反差，因这时的黄河多半处于断航状态，设于黄河上的西关被迫于同治元年（1862）改为旱关。而设于中运河上的东关则呈现出越来越兴旺的景象：河面上常常是舶舻相接、帆樯林立。河岸边搬运工、装卸工来往穿梭，这时的东关口常常是人声鼎沸，摩肩接踵，成为名副其实的进出口货物集散地。高峰期，每日收缴关税可达5万两纹银。尽管如此，每逢运输旺季，还会有大量船只排队等候验关。滞留的船只需要补给，靠岸的船民需要购物，因此东关的商铺渐渐增多，不久就形成了一条商业街，史称“关口街”，这是关口街成为宿迁最繁华街道的重要原因。

随着东关的不断兴盛，管理东关的部门也不断增加人手，增建房舍。据《淮关统志》介绍，宿迁东关开始只“建有官房二十三间”，而至清代其管理用房则增加至近百间，且宏伟壮观。整体建筑坐西朝东，面向运河。大门为三间锁形建筑，中间凹进为大门，南间为号房，北间为书房。一进院内中间为仪门。穿过仪门为二进院，院内有三间大堂，内设虎头牌和刑杖，为官员执法场所。三进院为上下各五间的二层大楼，上层置神龛及河神塑像，下层为官员办公、会客和起居之地。大堂南北另有配房各三间，北为办公用房，南为仓库和生活用房。大门前为石垒坝台，台上有高大拱形顶棚，坝台前是伸入运河中的石筑大坝，坝的沿边有石柱木栏。大坝前端耸立五丈多高的旗杆，杆顶悬挂有“宿关”字样的大旗。东关人员有书办、缮书、算手、值堂、承差、旗牌、听差、枪手、更夫、缆夫、水夫、火夫、刷印匠等。

流传至今的“打蛮船”故事就发生在东关口：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湖南道运粮官罗恒太，从江南押运皇粮走大运河水路进京，返程途中，经山东临清州时，正值该地区惨遭旱灾，土地颗粒无收，灾民被迫流浪乞讨，卖儿卖女。贪恋钱财的罗恒太遂起发财之心，买了八船女子准备运至江南卖钱，刘奉先的妹妹刘瑞莲也被卖至船上。罗恒太的八条装满北方女子的船自临清行至宿迁东关口时天色已晚，于是就将船停靠在东关口码头过夜。刘瑞莲的哥哥刘奉先12年前去湖南贩卖焦枣谋生，听说老家受灾严重，兄弟三人乘船返乡。当船靠宿迁东关口，刘奉先听到船上不断传来啼哭声，便至船上追问，罗恒太如实相告，并说只要刘奉先愿意，八船女子可随便挑选。刘奉先听着其中夹杂耳熟的声音，隔窗看到妹妹刘瑞莲正坐在船舱里抽泣。刘奉先向罗恒太提出就要刘瑞莲。罗恒太想刘瑞莲是他花大价钱买来的，怎能舍得放手，便有意为难刘奉先：“你若有心带她走，先到你银铺看一看。不管你银钱有多少，先得陪俺过三年。”刘奉先弟兄三人商量后，便找到在京城因打抱不平出了人命而在宿迁躲避的王三愣。王三愣招呼手下弟兄数千人把罗恒太的船团团围住，铁锤、斧子齐上阵，没有家伙的就拿起船上的竹竿。一阵横扫过后，船上空无一人。刘奉先救出了妹妹刘瑞莲和八船女子，罗恒太只身潜水逃跑，回到京城告了刘奉先一状，刘奉先被发配云南。清同治年间，民间艺人将这一发生在宿迁东关口的真实故事编成《打蛮船》（宿迁人将南方人叫蛮人，把南方驶过的船称蛮船），以民间说唱的形式传演至鲁南、皖北、苏北等地，宿迁东关口也随之蜚声大江南北。

四、宿关裁撤，遗迹尚存

清康熙二十年（1681），朝廷废除海禁，实行河海并运，原有南北水路运输仅靠运河的局面被打破，这是中国内河榷关逐步走向衰败的开始。到了民国20年（1931），国民政府财政部实行货物就厂征税，取消了内地关卡，辉煌一时的宿迁钞关就此降落大幕，遭到彻底裁撤。宿关裁撤后，东关口小学把这里作为临时办学点，大约两年时间学校迁出后，这里成为宿城救火会和关口会的活动地点，救火会相当于现在的消防大队，整个宿城无论哪里出现火灾，都由这里派出救火队前往救火；关口会是民间文艺团队，每年春节大一点的自然村都要以出会的形式相互拜年，关口会是宿城的大会之一，不仅要出会拜年，每年端午节还在东关口组织龙舟赛。“小的时候，常听老辈人讲起东关口看龙船的事：每年端午日，宿城人中午吃过粽子，喝过雄黄酒，扶老携幼到东关口看赛龙船。”这是一个74岁宿迁老人的讲述。

东关口景观式坝台

民国时期，全国各地纷纷建设中山堂，宿迁受这股风潮的影响，在一无资金二无材料的情况下，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先后拆除城隍庙和东关，将可用材料用于中山堂的建设。自此，东关地面以上的建筑全部被拆除，仅剩深入运河内的石筑大坝，这个大坝原有长度约130米，民国苏北运河局进行了一次大修，2010年中运河整治时地方水利部门进行再次重修，遗憾的是，这次维修改变了原来的长度，将原来130米缩短为60米。2014年，地方政府为发展旅游业以东关口为历史背景建造东关口公园，在对东关口进行大面积环境整治的同时，在大坝遗存处建造了一个景观式坝台，使东关口成为整个公园的景观之一，这样一来，这处运河上的重要遗存得到了应有的保护。尽管公园内所展示的文化大多与东关并无关系，但这一保存并展示的运河印记则以实物形式诠释着中国运河以及榷关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