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丝路文化流变及其启示

齐皓 齐张翼

摘 要：本文基于文化记忆理论视角，研究了南海丝路的文化流变及其启示，着重分析了南海丝路的历史发展、主要外销商品以及南海丝路变迁对现当代的启示。

关键词：南海丝路;海上陶瓷之路;文化

“南海丝路”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两千多年的丝路历史中传承了丰富的特色文化，对我国和世界的政治、科技、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具有广泛的、深远的影响。本文基于文化记忆理论视角，研究南海丝路的文化流变及其启示。

一、什么是南海丝路

南海丝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是唐宋以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所以称南海丝绸之路，简称“南海丝路”。

“南海丝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从公元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已取代徐闻、合浦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二、南海丝路的文化流变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一直是一个争论性的话题。但航海线路的形成至少具备：1.航程航路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2.航海者对航路上地理、水文、气候等条件因素应有较为深刻且系统的认知;3.经由航路本身的贸易、朝贡活动基本呈常态化。基于这个认知我们一起分析南海丝路的文化变迁。

秦汉之前，岭南一直是百越聚居地。秦朝统一岭南以后，南岭便成为人员派遣、政令上行下达、物资运输的必经之地。南岭古道的畅通无阻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前奏。随即，汉朝便开辟了中国到南亚的贸易航路。20世纪70年代，广州市中山路发现秦汉时期的造船遗址，这一发现有力证明了番禺是当时重要的海港。造船厂旁的南越王墓出土的乳香、熏香炉、非洲象牙等诸多海外生产的物件，更证明了当时南海丝路的贸易情况。

西汉的南海丝路的起点主要是合浦。产自南越地区的珍珠等奇珍异宝的货物，基本是由日南彰塞、徐闻和合浦等出海远销海外。此时，南海航线也开始向更远的地方延伸。到东汉时期与我国贸易往来的国家范围，已经由前朝的东南亚、南亚扩展到西亚等地区。

东汉时期扶南迅速兴起，并逐渐成为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航路的中心枢纽。汉魏六朝战乱频繁使得不少中原人员逃亡到沿海乃至海岛地区，大规模人口南迁客观地促进了海岛开发和南海航路的发展。

六朝时期，广州、交州市全国最为富饶之地。同时，北方战乱频发，而岭南地区相对安宁，物质和人力便向南转移。孙吴在广东新立新会郡，新会就成为南海的重要港口。六朝之后，隋朝穷兵黩武，隋朝灭亡后唐朝开始，为广州为起点的南海丝路仍以丝绸为主，发展较快、可谓日新月异。日本学者足立喜六曾对《求发高僧传》中所记载的初唐前往印度求学僧人的来去路线进行了统计，其中共有海路49条、陆路33条。不过，自唐高宗麟德二年（665）之后，海路逐渐取代了陆路。安史之乱之后，陆上丝绸之路逐趋衰落，同时航海技术的突飞猛进，南海丝路逐渐发展为广州“通海夷道”。《新唐书》等中外史料记载地从广州出发到波斯灣和东非以及欧洲的海上航线，总长14000公里，此时的南海丝路航线已经由近海航行向远洋航行转变，唐代的南海丝路及其海上贸易活动的发展，充分显现了中国在航海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也标志着唐代广州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繁荣。

隋唐时期的广州港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港口，这不仅与岭南地区固有的海洋文化和独特的地域特点有关，也与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南海丝路中心更迭有关。广州“通海夷道”的形成，为宋元南海丝路的发展和延伸奠定了基础，也决定了中央到岭南经济的日益依赖。市舶司的出现，就满足了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需要，也是南海丝路发展的历史必然。

宋元自张九龄开凿大庾岭打通了岭南岭北贸易往来，自东南沿海来朝的外国贡使大都通过梅岭古道进京朝贡，珠玑港成为古驿道上的贸易重镇，大庾岭、梅岭道、珠玑港等欣欣向荣，往来商贾络绎不绝，见证了宋代朝贡贸易的繁荣，也稳固了宋代中国以岭南为首的沿海港口的始发港地位。

到了元代，国内贸易四通八达，繁密的交通网络，布满了岭南通往内陆的古道驿站，大力促进了元代岭南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宋元时期，南海最重要的海港，主要是广州、泉州两港，岭南地区一些规模偏小些的港口也不断增加、十分繁多，形成了以广州、泉州为引领的诸多港口群贸易网络。两宋时期，朝廷重视海上贸易而建立了市舶制度，对海上贸易起到了很好的监督和规范作用。而且，宋代的航海技术已经有了明显的提升，宋代航海者将风向和风力作为中心环节进行改进，南宋时航海导航技术走向全面成熟，推动了南海丝路的繁荣与发展。元代中国跨海征战日本、占城等，元军所走航路正是南宋梦梁录中所记载的南宋海商航路。元代是世界旅行家、冒险家活跃的时期，马可·波罗、鄂多立克、孟特高维奴、伊本·白图泰等都对南海丝路进行了探索。

三、南海丝路变迁中的广州港

广州一向是岭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岭南第一大海港城市，是南海丝路的主要始发港。宋元时期的广州繁荣胜昔，通过广州港和南海丝路，岭南与亚洲、西方和南洋诸国保持着繁荣发的海上贸易和文化往来。唐、宋、元的广州港推动了我国朝贡贸易体系的极大发展，唐至元三代借助南海丝路成为我国历史上朝贡贸易的鼎盛时期。

明代时期实行“海禁”，民间贸易逐渐活跃，朝贡贸易日趋衰落，贡舶贸易向商舶贸易转变。广州港、澳门港“内外港的二元中心体系”逐步形成。广州每年两次的海外贸易集市呈现常态化，由广州、澳门至亚非欧的南海航路也出现了新的特点。

清代，广州由多条至里斯本、美国、拉丁美洲、大洋洲的航线，在“一口通商”制度下，自广州、澳门始发的全球性的海上贸易网络彻底形成。“一口通商”使得广州成为中国绝无仅有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中西方间的经贸活动全部都集中在广州，“一口通商”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广州“南海丝路”的近代化发展，推动了广州的手工艺发展，“广货”的盛名中外闻名、享誉天下。清朝“怀远驿”与“十三行”见证了广州洋商贸易的新的发展，“公行制度”的确立，把外商在中国的活动推向了一个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时代。明代的开海贸易，展现了岭南地区对外商的开放和包容，英国、法国、美国、瑞典以及以前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商船纷纷抵达中国，老牌殖民主义劲旅葡萄牙、西班牙的衰落和新殖民主义的崛起，英国和荷兰等开始与老牌殖民主义争夺远东贸易权，1716年，英国在广州十三行正式开设自己的商馆，在此后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英贸易一直是中外贸易最主要和最核心的部分。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开始驶向广州，6个多月后经澳门抵达广州，这标志着中美直接贸易的发起。也表明了以广州为起点的南海丝路向全球扩展，全球海上贸易网络也日趋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