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律史中的“三道”刍议

陈泽

摘要：我国是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大国，在數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我国古代社会在世界舞台的定位独一无二，形成了一种长期且多样性的文明体系，凝聚了全新的文化传统以及生存智慧。在法律思想中，我国结合儒家、道家的思想主张对法律进行更新建设，形成了古人主张的“先礼后刑”、“德主刑辅”等主题。就整个法律体系进行构建，通过这一观点可以得知法律以及道德关系自古以来便一直存在。二者之间存在规范性的关联，而非是某种激进式策略。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将就中国古代法律史中的“三道”进行刍议，并分析中国古代法治的思维关联以及现代价值，同时得出其全新的研究体系。

关键词：中国古代;法律史书;条款分析;“三道”刍议

分析“三道”的核心要素，可以得知其包含了礼治之道、法制之道、礼法之道。早在夏商时期，我国便明确整个法治观念，明确“三道”整体的中心思想，并就君臣、父子制定全新的社会秩序。尊崇孔孟之道，开展以“礼”、“严”而特点的治国方针。而在汉朝，我国的法治观点全面成熟，重视由以往的“礼”、“严”治国方针转换成为“礼”、“法”并用，形成了全新的治国方针。我国法治文明历史悠久，按照整个制度、执行方式以及内容，我国的“三道”礼治之道、法制之道、礼法之道各具特色，是个王朝治理国家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思想工具。同时，“三道”对我国后续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实际影响，同时亦对我国现如今法律起到明显的借鉴意义。

一、“三道”的基本代表含义

（一）礼治时代

在整个礼治时代，其可以追溯在公元前21世纪夏商时期。在夏商时期，已经制定了最初法律，也有了刑律军队。在史书记载中，明确夏朝在法律条款中规定的刑罚项目以及刑法理由。需要注意的是，夏商时期是奴隶制形成以及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此时期，奴隶主、贵族的神权思想以及家族宗法为核心[1]。因此，在礼治思想中，其制定的核心在于维护宗族内部以及尊卑长幼关系。对于当时的国家、平民、奴隶的行为具有极强的约束作用，并可以通过敬畏之心，完成礼俗的贯彻，维护和谐社会形态。而到西周时期，便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礼治文明。周礼上的礼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使用“德”，充实“礼”内容，对整个王权进行沟通，打造天命移易的观念;其二，取法于下，重视宗法制度，加强了纽带的联系，成立了西周立法指导思想[2]。

此外，针对于君主，为了维护君主的统治地位。礼治亦对君主提出了相关要求，例如关心民间疾苦、寻找全新的治国良策，引导居民安居乐业，实现国家富强等。除使用礼法外，也更应形成全新的指导思想。只有在统治中做到施德于民，才能稳固政权。在管制中，当时的社会统治者重视管理道德素质，并提出了全新的教化。如通过教化预防犯罪定罪，量刑时考虑罪犯的主观状态，如故意或是否过失等，在现有基础上保证整个法律法规的公平、合理。这种量刑标准在我国封建时期具有非常重大的进步意义，为后续古代法律史的进步提供了坚实基础[3]。

（二）法治时代

在法治时代，法律的重要性以及强制性全面凸显，为了确保能够借助法律对我国进行全面的管束，在春秋战国时期，法治的重要性集中体现。春秋战国时期其具有独特的历史背景，作为诸侯争霸、群雄并起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必须形成全新的道德规范以及社会秩序，并确保此种道德规范能够保障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通过统治者的集中管理，形成全新的管理体系[4]。我国相关学者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形式进行深刻剖析，在春秋战国时期，国成为了全新组织，原有的血缘关系基础在国利模式被建立在全新的地域关系上。因此，在此背景下，我国主张法治以及霸道。这种治国方针虽然具有一定的强制因素以及暴力因素，但其受到春秋战国时期国家的集中青睐，可以快速、精准地提供治国方针。在法治时代，其核心为“法”以及“治”，二者之间的集中融合，可以确保法治能够成为全新的时代基础，起到非常重要的教育效果以及管束效果。通过法治治国，可以约束人民的行为，并形成全新的道德准则标准[5]。而国家法律以特定形式，向大众公开。在法家代表人物中，如韩非子。在韩非子《韩非子·难三》中，就曾描述“法者，设置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到了秦朝，“法”已经占据了国家的主导位置，对于国家的治理以及量刑裁判等提到决定性因素。例如，秦朝法律便是法家思想的产物，同时更是法家度法的成果。根据其自身的规律，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

其一阶段，为商鞅变法，一直持续到秦朝统一后;其二，便是秦朝创建法律制度。在商鞅变法过程中，其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保证法律能够脱离原有的束缚，实现全新的框架。秦始皇将法治推行到极致，在后期秦始皇的这种治理方案必然呈现了偏激化。如秦始皇滥用重刑，激起民愤[5]。朝廷腐败，奸臣当道，导致民不聊生，直接推动了下一次起义。因此，可以说明秦朝的兴衰均在于“法治”。而法治时代，过于强制性就暴力，忽略了法家的教育效果，其最终结果也是导致秦朝的衰败。

（三）礼法时代

在礼法时代，全新的统治者注重道德教化以及法律，将二者进行结合，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汉朝统治者对秦朝法治进行改良，确保自身的统治地位能够长久。汉朝统治者感叹，仅依靠暴力手段无法维持有效统治，必须依托于儒教的“仁”、“德”、“业”及“法”的威严完成并排使用，才可以确保国家统治繁荣昌盛。因此，在礼法时代，秦朝与汉朝的管理体系具有明显的对立性[6]。汉朝将礼法的特性发挥至极致，在西汉时期引入全新的改革制度，完成礼法的全面补充。在分析礼法时代的特性中，以秦朝做对比，秦朝亡于过分法治。而汉朝则将法治以及礼法进行融合，取得了优良的治理效果。在汉武帝时期，法制进行了更改，汉武帝废除了一系列酷刑，确定了“劳役刑”，极大削弱了法治的残酷性。因此，在礼法时期，汉朝借助全新的治理策略，使居民安居乐业，儒家的尊严被重视。在汉朝，儒家思想成为治国之本[7]。汉朝从周秦的法律中得到启发，并提取优势，避其短处，以此来治国。因此，从汉代开始，历代统治者便全按照礼法内容，依照每个朝代的不同情况以合理的模式进行改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8]。

二、“三道”之间的关联特性

要想合理的分析“三道”之间的关联特性，需要以我国传统社会为视角进行讨论。在传统社会中，受封建礼教等影响，法律以及道德二者之间其并没有明确划分。因此，整个规范以及制度是很容易混为一谈。例如，“礼”、“德”交换，在实际意义上使用“礼”，是一种社会规范以及法律法规。通过“礼”、“教”，将整个道德法律的内容进行融合，同时使其具备抽象以及具体含义。在礼中，礼的抽象意义是一种原则以及表达，同时更是一种规范制度。在我国古人的思想言论中，除“礼”外，“法”同样具备抽象的双重含义。在礼法中，礼是某种意义上的法，而法亦是某种意义上的理，二者之间互相共存、相互影响。例如，以商鞅为例。商鞅认为，法以及礼是治理国家的新标准，应完成道德相符，满足国家利益至上的要求。在法律以及道德的作用中，其能够体现出全新的融合思想。而另外一派思想则认为法重于道德，当二者呈现冲突时，应注重法律，而非道德。因此，在该派别的主张中，执行法律可以成为最大道德[9]。在进行审判过程中，既为道德相违背单位。就整个法律自身相比较，其总会出现不可避免的问题。因此，为了确保整个道德、礼法之间的关联特性，首先应将法律以及道德进行分离，以避免其呈现出全新的问题。法律以及道德属于两种不同特性，道德具备法律威势，而法律又具有道德职能。道德的法律化提供注重整个立法过程，借助全新的地方程序，将整体的规范化以及制度化充分凸显。而法律道德以及道德法律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起到了重要的调和作用。当道与法因某种问题呈现出一定的冲突时，儒家思想可以起到调和作用。在法律当中，规定相关制度改变以往的法则规律，是人们的共同选择，其基本原则都是为了维护利益，是道德以法律所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三道”的刍议价值

（一）有效突出了实践特性以及实践影响

对于“三道”而言，为了确保“三道”能够具备全新的理论基础，首先需要分析其实践性特征以及实践影响。在我国的治国过程中，道德教化的作用在传统的法制中，其得到高度重视以及融合。例如，我国的统治者均重视道德的教育，并将其作为治国根本。除我国封建社外，“三道”的精髓亦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起到了深远影响。道德作为整个核心基础，由此可见，道德是国家发展的精髓以及灵魂，同时更是法律能够有效执行的保障措施。在发展目标中，为了确保能够得“民心”，在“德”的基础上渗透“法”，法才能获得到推广。以道德确定民众的个人利益，树立长久的治理目标。在传统的法律文化中，德、法兼治，完成立法互补，对于后世法律的制定具有借鉴意义。在“三道”的价值分析中，其可以对后续法律进程起到非常重要的实践影响。在法治化进程不断优化的今天，法律以及道德已然成为不可分割的主体，其自身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借鉴意义。道德保障居民的合理权益，而法律则保障居民的人身安全以及在受到威胁时公平、公正争取自身应享有的利益原则、人道、人权等精神。其具备理论的全新优势，通过自身的行为举止，达到全面的体现，实现道德的有力保障，同时更是后续道德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家的有效治理无法离开道德，亦无法离开法律。法律是实现道德的有力保障，而理论精神也包含了法律的内涵。我国在后续发展中，全面实现礼法现代化，其整个法律体系以及道德价值相吻合。因此，其理论价值观念日益凸显。在后续的深度价值中，以我国现有的法律主体为例，可以得知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具有明显的关联特性。我国礼、法的新动向也由此得到体现。我国秉承以人为本的原则，确保个人自由以及社会秩序能够相互协调、共同发展。在新修订的《保障法》当中，便将看望老人纳入了《保障法》的管辖体系。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孝道得到法律保护，同时也能够完美传承，保障我国的文化精粹能够合理发挥。因此，这也从一个层面上看出我国的法律改革融合的道德，确保我国居民的尊严权益能够得到全面保障[10]。

（二）全面构建高价值理想社会

在构建全新的高价值理想社会中，“三道”的优势全面体现。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契合点，能够保障法律价值能够充分发挥。同时，又可以站在古人角度，将古人所重视的“礼法”进行延续，服务当今社会，实现全新的发展策略。在立法以及执法中，我国吸取了古人教训，在治理中确定“以人为本”原则，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在整个法律制度上，确保其现行法律以传统思想能够进行全面吻合，而非传统的违背。在法治设计中，其利用法律，可以解决某些纠纷。行政執法整个过程不应过于机械化，还必须加强人性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完成融合。在司法机关中，其必须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并严格的完成司法秩序，追求和谐，确保社会能够得到的经济原则。在整个法制中，注重全新的权利以及义务，确保二者之间能够实现全新的主体意识，保证法律能够与现行市场经济具备融合性。在建设法治社会时，针对此类问题，我国高度重视民生的发展。对于“利益”，其不与“法治”、“德”冲突，相反三者之间缺一不可。若无利益，居民便会确缺失奋斗乐趣，而国家的发展原则以为利益为基础，只有取得利益，社会才会长久发展，我国才能够在后续发展中取得国际地位，避免清政府时期腐败无能遭受帝国列强侵略的惨状再次发生。经过集中整治以及改革，我国目前的法制社会日益强大，其多项技术均领先于世界，处于先进水准。这对于我国而言，古代法律史中的“三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对于后世的影响也非常重要，可以全面避免我国在发展中呈现出迷失和偏激化思维。通过全新的理法，尊重每个公民的应表达义务以及自身权利，保障二者之间能够实现全面的融合，确保我国整个法制能够彻底渗透至民生领域。

（三）建设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分析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便可得知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古人的思想具有密切关联。其虽然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观点，但其核心点依然是中国五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精髓。在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其与“三道”的特性具有融合，重视和谐、安定。因此，无论古代人或现代人，其所向往的生活均是和谐、安定、富足。在整个社会环境构建中，可以确保司法实践能够成为最好的体现。经过多次发展、改良，我国在法治社会中其取得了全新的目标。在民生领域，我国进行多次调解，构建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在全新的立法中，我国针对于不同民族以及地区之间，考虑到二者有可能会存在的差异以及自身文化素质，树立法律意识，确保整个法治能够渗透至民生领域以及思维。使每个都能够懂得法律的重要性，知法、守法、遵法。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在发展中，每个专业人员如法律专业人员、司法专业人员其自身的意义非常重大。在调节中，融合古代的礼教制度，并进行更新改良，有针对性地进行提取，构建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调节制度。提升整体的治理效率，重视人权。此外，甚至可以借鉴西方法律体系，降低我国法制建设中的成本，加速我国法治现代化进程，完善全新的法律制度。

四、“三道”体系下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探究

（一）“三道”体系影响下中国古代法律特征

在“三道”体系影响下中国古代法律特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其一，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在中国古代，我国实行专制主义统治，因此奴隶社会时期的君主命令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法律主体。在封建社会，皇上以及相关的贵族、官僚拥有一定权利，可以实现个人独裁统治。皇上既是最高立法者，同时亦是最高审判官，历代法律虽以“三道”为基础融合他人思想，以保障整个法律制度公平、合理。但其本质主体依然以皇帝个人意愿进行表现，并法律颁布以皇帝个人选择为基准[11]。例如，法律制定是由朝臣协商完成，但批准权归属皇帝。且历代帝王凌驾法律之上，虽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但除法律外，皇帝亦可以随时发布诏、令等，如“罪己诏”。“罪己诏”是古代天子能够凌驾法律体系上的重要节点之一。“罪己诏”是指君王在朝廷出现问题或国家遭受不可控灾害时，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进行自我检讨。“罪己诏”具备以下三点用处：首先，“罪己诏”可以使帝王头脑保持清清醒。“罪己诏”包含了帝王的自责、悔过之心，因此“罪己诏”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天子的“保证书”。例如，唐武宗会昌三年在扬州选取美女，禁止百姓婚嫁。唐武宗下达“罪己诏”，保证停止选美，用实际行动悔过。其次，便是求得人们的谅解以及体谅[12]。“罪己诏”颁布后，皇帝承认错误，百姓便会对皇帝的个人错误表示理解以及原谅。通过“罪己诏”，皇帝可以有效的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最后，便是有事后或临时抱佛脚的倾向。古代帝王的“罪己诏”在发布时，其通常已经到了万不得已时，为了保障后续统治，因此才颁布的诏书。若皇帝的某项政治决策出现失误，反对呼声太强烈，帝王便会颁布一道“罪己诏”，祈求获得谅解，解释事情原因，再度获得牢固的统治权以及民心，这些制度进一步强化、巩固了皇权;

其二，理法结合。“三道”体系下中国古代法律突出“礼”，因此“礼”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礼”对于中国古代政治体系而言，既是一项规范，同时又是一项道德准则[13]。在“礼”、“法”结合的基础上，吸取了秦始皇依法治国反导致灭亡的教训。因此，突出儒家思想，并将儒家思想与“礼”进行结合，形成了全新的封建法律思想体系，突出三纲五常，且将其作为核心内容。在此体系下，许多法律内容均与儒学的等级伦理关系作为定罪或豁免标准。而在法定特权中，我国古代法律从维护等级制度出发，并赋予贵族、官僚等一定程度的特权。例如，在汉代有专门律法，对于犯罪的贵族、官僚等，其定罪或审判必须事先奏请皇帝。在后续发展中，此种位置按照不同的法治特权进行，进一步强化与官僚的品级具有联系。

其三，法律体系。我国古代法律体系表现为“刑”、“礼、“法”并用，形成全新的封建法典。自秦、汉、唐、宋等时期，均以刑法为主。这种法律体系贯穿整个封建社会朝代，在此制度下，皇帝为最高统治者以及司法官，并掌管司法大权。各地方的审判权归属各级行政长官，中央设有专门的司法审判机关。在行驶自身职权中，为黄帝所左右。因此，在中国独特的封建体系中，独立行使职权出现一定程度架空[14]。但由于封建统治的“传承制”特性，因此这种司法制度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并对我国后续法律体系的制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以及借鉴意义。

（二）“三道”体系影响下中国历代法律特性

1.夏、商、周

夏、商、周是我国开启奴隶制统治的关键朝代，其体现了王权以及族权的统一，并渗透了神权思想。例如，在夏代，作为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代注重“刑”与“法”[15]。因此，夏代的法律制度突出刑罚。而在商代，则对刑罚进行进一步的改良，并增加了刑罚的种类，包含了死刑、流行、肉刑等。而在周代，法律体系更趋于成熟，对于犯人的刑法规定长达3000条。

2.春秋战国时期、西汉时期

在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解体，因此各国的法律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各国的法典陆续颁布，这些法典限制了旧贵族的特权，并保障封建生产关系的和谐发展。在战国时期，法律体系的制定包含了六篇，其分别为“盗”、“贼”、“囚”、“捕”、“杂”、“具”，而“法经”则以“刑”为主。在西汉时期，西汉明令律、令、科，并将其发展为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汉武帝独尊儒术，其采用“以礼治国”，此种思想成为了后续构建法律制度的基础理论。直至今天，“以礼治国”依然是我国的核心思想。

3.唐朝、宋代、辽代、金代、元代

在唐朝时期，我国封建制度包含法律制度产生重大变化。例如，隋唐制定了《开皇律》，在高宗永徽年间编制了《唐律疏议》，将整个唐代社会等级进行划分，并明确社会各等级的身份、地位以及其相应的权利以及义务，并阐述彼此之间的关系。《唐律》以及《唐律疏议》是我国史上最完整的法律制度，是封建式的法律巅峰，对于亚洲一些国家亦有明显影响。而在宋代，以五代时后周的《显德刑统》为基础修改而成，皇帝可以随时颁布命令，并作为断罪处罚的依据。在辽代，辽代大规模的编撰法律，并编制新定条例547条，颁布全国成为辽代的基本法典。在金代，金代推行女真本族法，随后吸取了北宋时期的法律制度，制定了《皇统制》，标志着金朝立法的完备。而在元代，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并颁布了《至元新格》，但元朝法律具有阶级压迫以及民族压迫的双重特征。

4.明朝、清朝

其明代以及清代二者之间的法律具备一定的融合特性，例如明代吸取了历代统治经验，并将“以礼治国”作为指导思想，颁布了一系列重要法律。其《大明律》是唐律12篇改为7篇，并按照制度，将其分为了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改变了隋唐的法律体系。而在清代，作为我國最后一个统治朝代，其篇目与《大明律》相同，在沿用唐明五刑基础上，增加了许多民族压迫条款，例如在刑法以及诉讼方面，满人享有一定的法律特权。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古代法律中，“三道”思维不仅能够对每个朝代起到非常有效的治理效果，同时还对于我国现有的社会主义制度起到全新的借鉴引导作用。在我国发展中，经济利益是我国的发展目标，其可以与法治思维进行融合。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注重人人平等，确保法律传统文化以及现代法治之间解决冲突问题，将农业文明以及工业文明强调的价值取向全面凸显。在我国古代的立法中，二者之间的结合亦为我国后续提供全力的保障，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郭双林.流动的思想：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方法刍议[J].史学月刊，2019，000（006）：12-16.

[2]曲淑华.中国古代法律平衡思想的历史探究[J].政法学刊，2020（5）.

[3]吴起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的学理意涵刍议[J].中共党史研究，2020（1）.

[4]尤陈俊.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及其反思——基于明清诉讼与社会研究领域的分析[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025（003）：190-208.

[5]马小红，张岩涛.当代中国法律史学研究方法的分析[J].政法论丛，2020（1）.

[6]曲淑华.中国古代法律关系中平衡因素的历史省察[J].社会科学战线，2019（12）.

[7]倪玉平.清前中期的大国治理能力刍议[J].中国史研究，2019（2）：7-9.

[8]何柏生.从衙署楹联看中国古代官吏的法律意识[J].法学，2019（12）.

[9]董曦琰.论我国古代婚姻家庭法律的立法精神[J].福建茶叶，2020，v.42;No.220（04）：410-411.

[10]马光华，李莉，陈璇.探中外最早的呈缴本及其制度与法律——以《实录》《时政记（纪）》《日历》及《诸司应送史馆事例》为例[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0，No.243（01）：89-93.

[11]蒋铁初.哀敬折狱与古代中国案件审理的传统[J].法律适用，2020（2）.

[12]张清.中国古代判词与当代刑事判决书对比研究[J].比较法研究，2019（3）：131-141.

[13]曹旅宁.汉唐时期律令法系中奴婢马牛等大宗动产买卖过程研究——以新出益阳兔子山汉简所见异地买卖私奴婢传致文书为线索[J].社会科学，2020，000（001）：164-170.

[14]朱勇.论中国古代的"六事法体系"[J].中国法学，2019（1）.

[15]谢红星."典例法律体系"形成之前夜：元代"弃律用格例"及其法律史地位[J].江西社会科学，2020，040（003）：136-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