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信仰

范金华

记得20 世纪60 年代初，父亲每次说到未来，母亲就说：“别听他说梦话，想洋(煤)油点灯都没有、还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都饿死人了、还鱼米之香（乡）呢”。父亲说：“中国几千年，哪朝哪代的农村、农民，能有今天这样的安稳日子？现在是穷了点，跟以前比，那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只要跟党走，熬过眼前这两年灾荒，好日子就在前头。”

这世上我最崇拜的人是我的父亲。

不是因为他是我父亲，也不是因为他十三岁就给游击队送情报打日本鬼子，更不是因为他二十多岁就得了个省公安厅二等功的大奖。是因为他在我儿时的印象中是个大预言家――他在60 年代初我刚记事时给我们说的那些在母亲看来是“梦话”，现在都实现了。

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苦孩子。六岁时他的父亲，我的爷爷就去世了。八岁时我奶奶也因病走了，留下他和三岁的弟弟无依无靠，不得不靠寻百家饭度日子。一九四三年他十三岁，那年村上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一个教书先生。那个教书先生看我父亲长得很机灵，就经常叫我父亲去给他办一些事。有一次，他交给我父亲一个油瓶，叫我父亲到集上的一个小店里给他打油。开始两次我父亲说他没在意，后来发现，教书先生不仅每次都叫他到那个店里打油，而且那油瓶上的纸塞子每次都被那个店老板给换了。这事教书先生不说，我父亲也不问，一直到那个教书先生介绍他参加解放军时他才知道：那个教书先生和那个小店的老板都是共产党员，是专为上级搞情报的。他每次拎着的那个油瓶上的纸塞子里面写的，就是离老家几里外集镇上那一个小队的日本鬼子活动情况的暗语。

在父亲给我讲他的所有苦难经历和当兵打仗的惊险故事中，至今我印象最深也最清晰的，就是在一九六三年左右他说的那些在母亲看来是“梦话”的事。那时我四五岁，父亲在县里的一个水库上工作，偶尔回家一次，总有一些邻居去跟他说说话。当时说的最多的，我记得不是哪家因缺粮人饿的得了浮肿病，就是哪个村子上又饿死了人。我记得，我们那个村子上当时也是十家有八九家吃了上顿没下顿。同龄的孩子们经常因没饭吃饿得学都不能去上。我们家因父亲在水库上工作，虽拿不到工资，但那点抵工资的水利粮，母亲也不敢大意让我们如愿地吃饱肚子，紧紧巴巴总算将就度过了那几年灾荒。那时全国上下都在度灾荒，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全国人民“忙时吃干的闲时吃稀的”，为此他老人家带头不吃肉。那些去我家的邻居们和我父亲讨论的话题，不是打听哪儿收成好准备去讨饭，就是想带着老婆孩子去投亲奔友找吃的渡命。父亲边帮他们想办法边开导他。

“相信毛主席他老人家会有办法的，共产党带领人民打天下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眼下这点天灾是暂时的，将来共产党天下的老百姓，那准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鱼米之香（乡）的日子”。父亲每次说到这些，母亲就说他是在说梦话。父亲说，“你别不信，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人民公社，共产党想干什么干不成？这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鱼米之香（乡）是早晚的事。眼前这点灾荒是暂时的，熬过这两年，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那时我还小，不知道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为何物，至于鱼米之香（乡），每年只有到大年三十才能等到一顿。

我第一次看到电灯电话是一九七三年。当时县里要在靠近骆马湖和京杭大运河边的一个叫皂河公社的地方建一个电灌站，抽那儿的水给县城以西的几个公社搞旱改水，栽水稻。父亲被从县水库调到了那个电灌站工地参与筹建工作。我在他的办公室里看到了他说的电灯电话。不过那电话是手摇的。到一九七四年实现旱改水之后，我们那个“春天一片白茫茫，夏天一片水汪汪”，种一葫芦收一瓢，庄稼地里，兔子翻跟斗都能看到盐碱地里长出了大米，亩产粮食从原来小麦二三百斤逐渐增长到现在亩产水稻、小麦两千多斤，我们真就过上了鱼米之香（乡）的日子。现在，我们不仅享受着这鱼米之香（乡）的生活，不说原来那些草房早已被红砖红瓦取代了，村上那些跑运输、办养鸡场、粮食加工厂、外出经商、打工的，如今都在争着拆瓦房起楼房。一九八五年家家点上了电灯，二〇〇〇年电话线进村(组)进农户。十年前，我们那个村上就有人家买了小车，跑在村里新铺的水泥路上，贼似的，刷，就窜过去了。父亲老了，蹲在路边看着直笑，“乖乖，慢点，注意安全”。

父亲是解放战争时入的党，也是在部队里学习识的字。退休后，从生产队有了报纸，他就成了队长家的常客。看到报上有对农村农民好的政策，他就读给村上人听。中央免了农业税的那张报纸，他逢人就拿出来讲：“看看，中国几千年，那个朝代老百姓种地不纳粮？只有咱共产党能做到，现在不仅不要你纳粮，每种一亩地国家还补你几十块钱”。等大家听得高兴劲上来了，他常挂在嘴边的那句“听共产党的没错，共产党心里时刻都想着咱老百姓”的老话就出来了。为此他原来在村上被大家恭称为“老革命”的称呼，后来就被改成了“共产党”这个尊称。在他没去世前，只要大伙见到他就笑着说：“共产党，又看到什么好的新闻没有”?

说句心里话，叫父亲“共产党”，是大家对一位老党员的尊称，村上人乐意喊，我也很爱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