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造自然 岂安于忆
——关于王安忆的一份不完全社会阅读报告

□ 文／吴君 林东涵 郭晨 等

参与者：

吴君 林东涵 郭晨 谭海燕 陈铭恩 郑祺 冯婕 高银银 骆洪栓 高硕桦 葛健康 张慧玉

吴君（知名作家，现居深圳）：

在阅读方面，我承认自己是个喜新厌旧之人，哪怕在阅读其间，多么喜欢这本书，回头再看第二次的情况还是少之又少，而对王安忆却是个例外。她的小说让我欲罢不能，追随至今。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把王安忆的书当作恐怖小说。那种因为阅读带来的刺激和身心不适、对人性的恐惧、对生命转折的无力感，都是她给予读者的。她几乎没有一本风和日丽、目标指向是爱和美的小说，即使写情爱她也是寒风刺骨，危机四伏，肃杀到不忍卒读。她的文笔哪里像是出自女人之手，连一点爱恋都没有施与过自己，彻底得好似一次次需要掩鼻才能完成的法医鉴定现场。她从来没有好好写过爱情，哪怕是《长恨歌》这样从里到外如何打量都像是情爱的砖瓦，来到她的手里，也只是为了瓦解和辨认；她从来没有好好写过一回亲情，即使写了，也是为了撕裂的末日，如《米尼》；她也从来没有歌颂过友谊，即使动笔，也是为了告诉你，这个玩意儿并不存在。她何时抒过情呢？她放大了每个标本的毛孔、纹路和年份，在同行最忽略的路径里杀了一个回马枪冲出重围，成为见证这段虚拟历史的唯一。有个时期，我翻烂过一本《长恨歌》，被她笼罩了些时日，她时而滔滔不绝时而云轻月明，可是她修建这些景观大道，唯一目的是把读者带进命运的悬崖峭壁。一个上海的前世今生被她从高空俯视到平视，无孔不入，从深渊里苦劳到越陷越深，分期分批全部端给了读者。40年里，她从多个角度出发，转折直至人物走投无路，她果然是一个写绝望的高手。

十五年前在深圳最高级的酒店，我们恰好围坐在一张餐桌前。心目中的女神，安静、淡定，我们有过一次对话。她问你的点心是在哪里取的？她指着我碗里的包子。我说那边，我指着冒着热气的不远处。我没有激动，因为她已把我的心跳调整到和她一样的平稳和克制。我庆幸可以遇见她的书、她的野心，见识了她有自己的能量创造的一个并不存在的上海和那一部部魔法书。在人心的宇宙里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她从没有立在时代的潮头，却倒出了藏在人物骨缝里准备带进坟墓的秘籍和家底。即使被埋进土里，她仍然能够掘地三尺辨认出他们的体征，似乎她手里握有一部令人望而生畏令人无处可逃的高清影像。她鉴定并解封了人心和时代的秘密。她压低调门，不动声色，全盘托出，总能把你从欢腾拉回潮湿闷热的暗夜，同她一道潜伏在暗处，即使吓破了胆也绝不许有一声尖叫。顺着皮相看骨相，她不只有一个自己拟订的文学时间和地理，还有一本发黄的可以掐算人物五行的命理图。

读王安忆的书难以安逸，成为她的读者需要胆量和勇气。

林东涵（文学编辑，现居福州）：

说来挺有意思，近十年来，我对王安忆的印象更深的不是她小说家的身份，而是她文学教授的身份。后面这个身份，无疑是对她小说家身份的一种补充和丰富。因为编辑职业和写作方向的关系，我对于既能写一手好小说又愿意探索小说世界奥秘的作家，都抱有较高的阅读热情和期待。王安忆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视野。出于授课需要，王安忆写了一系列解读小说的文学讲稿并结集出版，如《小说家的十三堂课》《小说课堂》等。另外，她有一篇序言是不得不提的，那就是给“短经典”丛书做的总序——《短篇小说的物理》。

我办公室的同事当时一下买了好几辑“短经典”，满满当当摆了一排。我好奇地过去瞅了一下，作者来自世界各地，大多数名字都是陌生的，翻开一看简介，年龄也都“青葱”得很，最年轻的甚至才70后。我的拒绝感一下子就来了——还有那么多经典的小说都没来得及读，又哪有空去读这些还没经过时间检验的“青葱”小说呢？还好，作者简介的下一页就是王安忆的序言，开头第一句是这么写的：“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这句话一下子就击中了我，勾住了我。我想知道，王安忆所说的短篇小说的精灵特性是怎样一种特性，而她推荐的这些短篇小说是否具备了这样的特性，又或者有别的什么特性？

可以说，正是王安忆的序言，激起了我翻开小说第一页的兴趣和欲望。我信任她，信任她的小说，信任她的小说审美与阅读趣味，信任她对同时代文学的判断和标准。这些信任，无疑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围绕着她的《长恨歌》而筑造起来的小说长城。

我在“短经典”这套丛书里认识了《炽焰燃烧》的作者罗恩·拉什，《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的作者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的作者埃特加·凯雷特等很多优秀的短篇小说家，王安忆的序言可以说功不可没。有时我们不能小看一篇序言的力量，这代表着一个作家的品牌影响力和品牌信赖感。

一个有影响力的小说家，给一批有影响力的小说家的优秀小说，写了一个有影响力的序，这几个影响力结合在一起，他们就能够构建出一个经典的“短篇王国”。

郭晨（学科教学语文在读硕士，现居福州）：

从高中到现在，陆续读过几部王安忆的作品，它们大多是以平凡的小人物为主人公，讲述平凡人的不平凡故事。提到王安忆，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作品是《长恨歌》，这部小说讲述了20世纪上海女人王琦瑶悲喜交加的一生，从弄堂里的闺阁到爱丽丝公寓，从邬桥到平安里，王琦瑶遇见了不同的人和事，而她的人生轨迹也在发生不同的变化。

王安忆很多作品都是以上海为社会背景，写了从旧上海到新上海的变化。作为游客，上海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人群的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站在外滩上目之所及都是高楼大厦。在《长恨歌》的第一章，作者为我们描绘了“壮观”“形形种种，声色各异的”“性感的”的弄堂景象，写了精致的老虎天窗和长有绿苔的墙，写了富有权势之气的石窟门弄堂，写了弄堂里的琐碎日常……游客往往只看到了上海的繁华，而上海弄堂里的市井生活的烟火气才是让这座城市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源泉，琐碎的日常生活才是城市最本质的东西。王安忆曾说：“文学精神很重要，一个城市有没有文学大不一样。文学会提高一个城市的格调。”王安忆用她细腻的笔触为上海保留了繁华与平凡的记忆。

《长恨歌》写了王琦瑶穷其一生追寻爱情的悲剧，王琦瑶的结局在序幕拉开时就已有暗示。在开篇对上海弄堂的描写中，有两句给我印象尤为深刻，“上海的弄堂是形形种种、声色各异的。它们有时候是那样，有时候是这样，莫衷一是的模样”，弄堂的房屋“它们表面上是袒露的，实际上却神秘莫测，有着曲折的内心。”这些看上去好像仅仅是在写弄堂和弄堂的房屋，但它们隐喻着王琦瑶生活的社会环境、所遇见的人都是这般形色各异，暗示王琦瑶生活在变幻莫测的社会环境中，为王琦瑶传奇的一生埋下了伏笔。王琦瑶早年所处社会的动荡、倔强和不服输的性格、在情感中的迷失等多种因素造成了王琦瑶人生的悲剧，最终以“碧落黄泉”的结局收场。

读完《长恨歌》，脑海中浮现的是茨威格的那句“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王琦瑶的美貌是上天赠予的礼物，但这份礼物最终也葬送了她的一生，但她身上的那种“上海小姐”的精致、优雅以及上海风貌仍值得回味、怀念。

谭海燕（新闻学专业学生，现居广州）：

不知怎么的，老上海对我总是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她是如梦似幻的、扑朔迷离的，车水马龙和民生凋敝共存，她具有万千种风情，王安忆的作品写出了她的风情。

王安忆笔下的沪上繁华梦，没有张爱玲的锐利和浓重的阴霾，更多的是淡淡的温情或哀伤，将往日沪上的旧人旧事缓缓唱出来，弄堂、闺阁、片场、影楼，还有各色各样的老上海小吃，百转千回的故事在这些场景下展开，不禁让人沉醉。

《长恨歌》以上海三小姐王琦瑶的一生为脉络，颇有“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之意，在动荡浮躁的大时代里，王琦瑶是小小的一粒沙子，她身上折射的是老上海的荣光与阴暗。

王琦瑶是普通的弄堂女孩，她在弄堂识字、画画、刺绣，与其他弄堂女孩并无二致，但她有着姣好的容貌和温婉的气质，因而是不普通的。参选上海小姐获得三甲后，她名声大振，本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弄堂女孩，一不小心通过选美比赛成为耀眼的“明星”，她虽有自己的矜持与尊严，却也不可避免萌发了虚荣，而后竟选择了成为国民党官员李主任的“小蜜”。故事到这里，我以为会像书名“长恨歌”一般，持续书写王琦瑶的闺中怨事。我不喜深闺文学，不爱看到女孩为男人寻死觅活，失去了自己原有的世界。故事的转折在于李主任的离世，王琦瑶失去了依靠，于是到了外婆家，而后又辗转回到上海，其间穿插她与不同男性的故事，最后还有一段看似荒谬的忘年恋。

看完后，我明白了，《长恨歌》并不是一部深闺文学，小说书写的，不过是一位上海女子在大时代下的无奈、挣扎、苍凉以及若隐若现的觉醒罢了。王琦瑶总是淡淡的，没有大起大落，纵然有百种情绪也不会明显地表露出来。她起初依靠男人，但是，她很快发现了男人是不可靠的，尤其在动荡的时代下，她能抓住的唯有自己。王安忆的笔触非常细腻，她笔下的王琦瑶多情、老派、带点傲气，哪怕时代已经变了，王琦瑶也还是维持了老派上海女子的作风和气质。她既怀念又不甘，可以说，她身上折射了整个旧上海滩的气质。

王安忆为笔下所有女性角色赋予了灵魂，她独特的女性视角使得每个人物都活灵活现，王琦瑶、吴佩珍、蒋丽莉……这些人物都不是扁平的，而是变化的、矛盾的、多样的，既有美好、纯真、善良的一面，也有自私、狡黠、嫉妒的一面，王安忆总能将人物写“活”，同时将旧上海滩写“活”，繁荣的夜上海绘卷由此在眼前展开。

陈铭恩（学生，现居泉州）：

上海是个富有活力的城市，属于上海的摩登时代更是别的城市所没有的，王安忆的《长恨歌》里的摩登是美的，同时又是悲剧的。繁华带给人的幸福感虽说虚妄，可也确实有精神上的满足。年少的人，谁没个追求与妄想。那个时代的上海造就了王琦瑶，给了她一段长达四十年关于情与爱的鲜活故事，同时也交织着无限悲戚的哀叹。

王安忆好似一位主宰亡灵的审判者，用流动的笔墨划过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让我们看到一个特别的上海。上海是中国受西方文化影响最早的开放城市，雪花膏、月份牌、老唱片……生活在这个纸醉金迷的不夜城下的王琦瑶却是许多个上海女子的缩影，是这个城市的代言人。《长恨歌》里的王琦瑶一生都在追求可望而不可即的爱情，作为上海小姐的王琦瑶无疑是美丽的，但美丽并未给她带来幸福人生。她的感情生活多有波折，她的好友蒋丽莉和程先生等人的命运也是如此，他们都想好好地生活、好好地爱，但最终都不如愿。经常看电视里的漂亮女主角，几乎都有过超越阶级的美梦，王琦瑶也不意外，但所有的红颜，为颜色付出一生的代价都是一样的。

王琦瑶身边的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经历了不可一世的繁华喧嚣到无尽苍凉的喟叹，人如蝼蚁命如草芥，但大上海和王琦瑶却如这暴风骤雨中的一叶扁舟，虽惊心动魄却最终劫后余生，首尾呼应的结局似乎暗示了人的结局也许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所有的挣扎终是徒劳。在上海的繁华里绽放，在苍白里谢幕，这就是王琦瑶的一生了。书中的故事从1946年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这段时期，同时也是中国社会跌宕起伏的时期，王安忆对这社会中间的方寸意义，也是值得我们一再思考的。这故事背后映射出的现象可以穿越时空，在历史和当代社会中都能找到他们的影子。之前很少看王安忆的书，准备多入几本她的书了！

郑祺（英语教师，现居北京）：

郁晓秋这个名字，仿佛生来就是要伴随寂寞的。郁，沿用的是已经离异的母亲的前夫之姓；一个晓字，一个秋字，则像是站立在悲戚无尽的深秋，逐渐地理解这人间的苦痛，打碎了银牙也要吞咽、知晓下去。郁晓秋的出生从未被期待，在漫长的成长历程之中，也鲜少有获得真挚的爱的体验。然而，作者王安忆却用这样的一位秋姑娘，作为他《桃之夭夭》的主人公。秋与春，从相距甚远，到灼灼其华，郁晓秋走过的远不止一个冬天。

老上海弄堂里的老市民，是生养郁晓秋的土壤，也是压在她心上的一块石头。作为母亲的私生女这样不光彩的污点出生，似乎注定着她无法汲取足够的爱的营养，也无法逃脱来自市井人流言蜚语的雨打风吹。她是青春的、靓丽而又热忱的，却会因这份光彩而被笑为“猫眼”，沦为同龄人眼中的耻辱；她是温柔的、渴爱而又真诚的，却只能在被母亲打骂时轻轻拉住衣服的一角，从那冰凉的丝绸质感里，感知与这个世界相接触的温度。郁晓秋，从出生开始，仅仅是“什么都没做”便足以成为她的一项罪状，狭隘的世俗观念，那个时代的局限，成为她前行路上最沉重的包袱，她却仍旧怀着坚韧的气质，像一粒深埋于石头缝中的种子，摇摇欲坠地等待着冬去春来的日子。渴爱与无爱的矛盾，并没有成为压垮她的霜雪，反而成就了她不断前行的动力。面对生活的痛击，她选择像面对季节的自然更替一般，放任着一季秋天的离去，也是放过她自己。那样的豁达与释然，成为小人物在时代的夹缝中求生的智慧，唯有内心平静，宠辱不惊，在得到他人之爱之前，先学会自己爱自己、自己依靠自己，才能冲破阻碍与束缚，获得内心长久的安宁。

在《桃之夭夭》的结尾，作者王安忆形容郁晓秋：“就像花，尽力绽开后，花瓣落下，结成果子。”那正是生命流转的自然姿态。她仿佛在风里舒展自己的四肢，只是尽力地向外舒展开去，待到恍然回头，才发现已摇身一变成了一株春桃树，灿烂着、盛放着，在和煦的暖阳中得以灼灼其华。她用自己诠释着爱与美满的写法，彰显着生命力的最高礼赞。

冯婕（自由职业者，现居武汉）：

《长恨歌》是王安忆的巅峰之作，被誉为“现代上海的史诗”。该小说以时间顺序为线索，通过上海女人王琦瑶的一生来书写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上海肖像。

在小说的开始，作者没有急于引出主人公，而是先从意象群落展开，首先出现的是“弄堂”，建筑群往往最能寄托人的情思，弄堂正是上海都市最具代表性的建筑，这是上海最大多数市民的居住地，作者选择弄堂这一场所展开故事，为引出“弄堂小女儿”式主人公的出现，作者将笔触放在了弄堂中的“闺阁”，以此引出“闺阁小姐”王琦瑶。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因此流言必会在弄堂中出现、四散，这几个意象环环相扣，在小说的开头就组成了故事场景。除此之外，“鸽子”这一意象也贯穿了全文，鸽子“站”在上海的制高点，透过它们的眼睛可以看到一切，鸽子的视角也是作者的视角，作者还通过鸽子视角的转换实现叙事空间的转换，鸽子为见证历史而存在，也代表本书的叙述形式是全知全能视角。

鸽子见证了王琦瑶的一生，从弄堂到爱丽丝公寓再到邬桥，最后归于平安里，场景的变化也意味着王琦瑶身份的变化：从闺阁小女儿到沪上名媛，再到人生高光的“上海小姐”，而后成为“金丝雀”，最后成为弄堂中的平凡女子。王琦瑶既是个人形象也是群体代表，在她身上不仅有个人际遇，还有上海女性群体的生命体验。如果说茅盾《子夜》中繁华喧闹的上海是从男性视角出发的宏大叙事，那么王安忆的《长恨歌》就是从另一个维度，表现女性视域下的上海。王安忆刻意将政治边缘化，她避开描绘重大历史事件，将关注点放在日常点滴，在对日常生活的描绘中融入作者个人对上海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地缘文化的理解。在文中还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946年、1948年、1957年、1960年、1965年、20世纪80年代，虽然突出了这些时间节点，但是作者远离了主流历史，没有直接在文中写出这些时间段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通过人物个人经历如李主任的突然离去等间接反映。同时王安忆还善于运用对比的手法，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服装前后流行式样的对比，在点点滴滴的日常中构筑起流动感。如果说王琦瑶是本书的主人公，那么上海就是隐藏主人公，以王琦瑶个人的一生来反映一座城市小到服装、食物，大到时代、历史的变迁。

作者以女性视域展开，叙事风格细腻，放弃了传统的宏大历史叙事，运用散文式抒情笔法，选择放大了日常生活的细节，积累点滴生活碎片呈现生活常态以弱化情节，在叙述中作者富有耐心，虽然慢节奏，但不拖沓，以王琦瑶浮沉的一生展现了上海女性生活的真实图景，将女性经验融入叙述中，使叙述有别于传统男性话语。

《长恨歌》中独特的叙事风格、女性经验的融入以及意象化叙事手法的运用使其成为当代不可多得的优秀文学作品。

高银银（小学语文老师，现居开封）：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从小便熟读能诵的古诗，没想到有一天会以作品名字的形式出现，王安忆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女作家，虽然近年来读书的量越来越少了，但是在某个悠闲的下午或寂静无人的深夜，我都会把它拿出来看一看。

最近因为有了闲暇时光，大概是想回味一下中学时代的青春回忆，再次拿起了那本放在抽屉里的《红豆生南国》，这本是朋友送给我的生日礼物，非常爱惜，时不时地会拿出来翻一翻，所以它对我的意义来说又多了一层。小的时候不太理解主人公的处境，以及他一生的漂泊无依，如今再细细读来，已满是感同身受，故事发生在香港，一个男孩子与养母一起偷渡到上海发生的种种事情，他一直都知道自己不是母亲亲生的，跟随着母亲一路奔波，除了听话和看母亲的脸色，什么都做不了，一直觉得是自己拖累了母亲，他大概是天生的付出型人格，无论是对母亲、妻子还是儿女，总是以一种补偿和回报的方式去对待，一生都活在亏欠、劳累和艰难之中。他这一生该有多累啊，我们都说男孩子要穷养，将来他的肩上才能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但是这一切都应该建立在适度的原则上，不要让自己背负太多。他一生的情感都很曲折，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后，后来的爱情的苗头也被灭掉了，这两段感情好像一直都是他的负累，因为他的身世让他很没有归属感，才想没有原则地对对方好，但越是这样越容易患得患失。

一直以来，毫不保留地付出并没有建立起一个温馨完整的家庭，无论是和子女还是妻子这样朝夕相处的人都没能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便注定他是无根的。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自己是领养的，却不知自己来自何方，找不到自己的根在哪里，即使有了自己的家庭也没能掌握好表达爱的方式，他有爱，但自己不清楚，也不知道如何去爱别人，所以无法得到爱。

他内心的挣扎和痛苦让人觉得可怜，但他同时也是自私薄情的、找不到自己的根、没有归属感的人，注定灵魂不知所归，最后得到的只有疲惫与无力。

骆洪栓（公务员，现居西藏）：

初次接触王安忆的作品是他的《小鲍庄》，当时阅读图书的选择，全凭自己对作品名字的第一印象，但是他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才有了之后的多次交流。最近阅读“寻根文学”作品的时候，我再次从书架上把它取了下来，如今便有了更深的认识。

这个村庄从始至终都弥漫着一层神秘的气息，但同时浓浓的乡土气息也体现了它的真实性，文章的前半部分是双线并行的。小冯庄和小鲍庄两个村庄的故事同时进行，小冯庄这边的主要人物是拾来和大姑，小鲍庄的主要人物是鲍彦山一家、鲍秉德、鲍五爷以及鲍仁文等一群人，就村庄而言，主要阵地还是小鲍庄。之后在拾来入赘小鲍庄之后，他才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小鲍庄人。王安忆描写了这个村庄里很多人，他们没有主次之分，都是主要人物，故事同时在几个家庭中展开，实行多镜头同时并行。文章中有两个意象是贯穿全文的，第一个是水，开篇介绍了水的来源和状况，同时也道明了小鲍庄的由来，他们因水得名，但是整个村庄命运的改变，也是因为水。从前的小鲍庄，虽然生活不是很富裕，却过着平淡朴素的生活，大家都在变得越来越好，但是一场水灾之后，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鲍秉德、捞渣、鲍五爷在这场洪灾中失去了生命。也有很多人因为捞渣的去世而改变了自己的现状，人虽然走了，但是他的英雄精神，给整个村庄带上了光环，得到了上边的重视，从此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这个时候就很难评判这场大水对于他们来说到底是一场灾难，还是一个机遇，每每读起我都会想作者或许是觉得太过悲痛了，所以来了一个转折，但是每一场灾难的背后都能够反映出无数的问题，人性的丑恶社会的团结以及险恶之处。

让我不禁要联想起这几天的家乡，一场暴雨打破了这个朴实而又憨厚的中原之地，用灾难来形容也是不为过的，90后的我们竟然见证了一次大逃难，背井离乡，这个时候看到网络上的“地域黑”，我们是非常落寞的，但是在我们茫然无措的时候，一车车物资还有救援人员奔赴河南，鲜红的横幅和绿色充满希望的背影，让我们的家活了过来，无论是受灾中的家人，还是政府或者支援人员，都在重建我们的家。在遭遇不幸的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爱，这场大雨也将成为很多行业的转折点，城市也将重新焕发生机。

高硕桦（企业职工，现居商丘）：

长得好其实是骗人的，又骗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长得好，自己要不知道还好，几年一过，便蒙混过去了。可偏偏是在上海那地方，都是争着抢着告诉你，唯恐你不知道的。所以，不仅是自己骗自己，还是齐搭伙地骗你，让你以为花好月圆，长聚不散。帮着你一起做梦，人事皆非了，梦还做不醒。在文案馆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深深地触动了我，接着我便顺藤摸瓜找到了《长恨歌》这本儿小说，看到了一个女人因为美丽的容颜，而一生凄苦的生活。

王琦瑶一生的起起伏伏都是因为那张脸，作为一个小户人家的姑娘，他本可以平淡地过完一生，昳丽的容貌让她一夜间成了上海的名人，被称为“沪上淑媛”，后来又参加上海小姐的竞选，在这个物欲横流、灯红酒绿的上海，这一切在冥冥之中好似早有安排，达官贵族云集，很快她便迷失了自我，成为权贵的金丝雀，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转折。但是好景不长，他的第一个金主因为飞机失事而遇难，为了生存她不得不远走他乡，多年后，她再次回到上海，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这次她应该是抱着过平常人生活的心态来的，但是她的美貌注定了生活还是平静不了，络绎不绝的追求者打破了她原想的平静生活，但因为她的身份，没有一个人愿意以正室妻子的名分把她娶回家，后来的黄昏恋也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局，反而成了她香消玉殒的导火索。

无论是在哪个时代，美貌都是一把双刃剑，他在带给你一些便利的同时，也会改变你原来的生活轨道，在娱乐时代之前，美貌大多用来形容女性，现在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只要你拥有较好的容貌，在这个社会的任何行业都能立脚，尤其是在娱乐圈，大有一美遮百恶的趋势，大众的三观也跟着五官走，导致娱乐圈的门槛越来越低，频频翻车，姣好的容颜给他们获取财富和关注提供了便利，但是也更多地接受来自各方面的诱惑，例如吸毒、情爱、暴利，这不是一个“美丽原罪论”的时代，每个人都要坚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用强大的内心来遮挡外界诱惑的干扰。明星靠脸吃饭，是不长久的，只有自己实力过硬，拥有正确的三观，才能在这个圈子里长久走下去，得到广大民众的喜欢。

葛健康（经商，现居深圳）：

起初知道王安忆这位作家，是因为看了关锦鹏执导的电影《长恨歌》，这部电影改编于王安忆的同名小说。记得当时看完电影后，思绪万千，便去书店买了这本《长恨歌》。王安忆曾说：“在那里边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是一个城市的故事。”在书中，王安忆为我们构造了生活化、世俗化的上海世界，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涵其实就隐藏在百姓的民间日常生活中，而小说的主人公王琦瑶是上海女人的集中表现。

书中王琦瑶的精致生活给了我很大触动，不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王琦瑶都能将生活过得有声有色，“他好像看见王琦瑶身后有绰约的光与色，海市蜃楼一般，而眼前的她，却几乎是庵堂青灯的景象。”“这是人间烟火的罗曼蒂克。”王琦瑶的精致是融入骨子里的，平日里的喝茶，王琦瑶会特意准备镶金边带盖带托的茶具；有客人来家里做客时，王琦瑶会“把水果削了皮切成片，放到碟中”；住在租来的房子里，王琦瑶也要挂上花窗帘为单调的客厅增添一处优雅……她的素净中透露着娇艳，她的美是无数岁月的沉淀和积累的，这种精致的美已经深深地刻在了王琦瑶的骨子里，融入王琦瑶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可别小看这些细碎的小东西，它们哪怕是这世界上的灰尘，太阳一出来，也是有歌有舞的。”尤其是在1960年这个全国正在经历大饥荒的年代，上海这座城市一边是“许多体面人物在西餐馆排着队，一轮接一轮地等待上座”，一边是下层老百姓食不果腹，也可以看得出那时的上海的贫富差距悬殊，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王琦瑶的生活还是过得有声有色，从粮店扛回食材的途中，仍在想“如何消受这些别致的口粮”，她的家中总是飘散着饭菜的香味，在饥饿的年代还能够将生活过得如此精致，着实令人惊羡。

王琦瑶最终的结局令人唏嘘，王琦瑶的美貌为她带来了截然不同的人生，但因为她没有正确地对待美貌为她带来的价值以及树立正确的恋爱观、爱情观、婚姻观，她的人生成于美艳，也毁于美艳。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中，只有坚守自己的初心和本真，才能自信而潇洒地走完一生。

张慧玉（机构教辅老师，现居龙岩）：

对我而言，暑假看王安忆可能是很合适的时间，王安忆的作品很像我对假期的定义——空梦。

梦，是我对王安忆代表作《长恨歌》印象最深刻的一点。

故事像个梦。王安忆的辞藻是丰富的，在《长恨歌》里，她很擅长用整段的文字去刻画一个场景，那些场景更像是照片，或者现在流行的小视频。那些场景对于刚步入社会时间的我而言，是疲惫生活里的一丝微光。我也是微光的记录者，但《长恨歌》大部分篇幅都是微光的。本应是闪烁的亮光，一旦被持续点亮就不稀奇了。女主角像是饮甘露的仙女，虽然她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一名护士，有了些生活气息，但更大的篇幅依旧是在讲她和严师母等人的聚会，这多少带来些失真。

但最让我感到失真的是“文革”片段：我是先看了王安忆在《铿锵三人行》里的访谈后再去读这本书的，《长恨歌》被认为是张爱玲作品中的女主角在新中国成立后是如何生活的。带着这个疑惑，我一直在猜想：王琦瑶是带有着旧社会影子的角色，她曾经当选上海小姐第三名，街坊邻里流传着“某个高官留给她金银财宝”后，那么她到底是如何不伤毫发地度过“文革”？

在《长恨歌》里，整个故事的大背景对于我而言是不会陌生的，在相对熟悉的背景下，读者很容易对作品的人物和故事的发展加上自我的理解进行批判和质疑。简言之，这部小说缺乏真实性。

或许，不真实就是这部小说的立意，王安忆并非想让读者觉得王琦瑶曾经在这个时代真真实实地活过。但我认为，王安忆的作品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带有中国写意的特点，她太擅长构造意境了，但经常她的意境是模糊的。比如《长恨歌》中，我一直在揣测：难道王安忆就只是想写王琦瑶的个人故事吗？她有没有其他作家的好奇心——对时代的反省或者对个人心理的挖掘抑或是其他我尚未知的批判视角？

在阅读《长恨歌》时，我找不到针砭时弊或者批判的深刻。王安忆笔下的时代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王安忆并没有对它进行深刻地使用或批判。那到底是什么？这个疑惑一直陪伴着我的阅读过程。甚至，在她15年以后的作品《天香》中加剧了。不可否认，和《长恨歌》相比，《天香》的文字运用显得没那么累赘。但《天香》有个很难忽视的阅读体验是：杂。首先大框架上来看，在看前一半时，我时常觉得这本书是小《红楼梦》，致敬或者模仿的成分是很清晰的。同样是讲一个家族的兴衰，里面的人物也是可以一一对应，或者说是两个角色的拼合。《天香》的人物不如《红楼梦》那么立体，因为角色大多没有变化，似乎缺乏成长，比如小绸这个人物，从始至终，都是那么倔强。为什么看不到角色的变化？这本书的后半部分似乎是女性文学，但里面的女性却是没有性格的。只是因为生活的变化不得已顺从，但你要去细究人物行为背后的心理或者思想，却很难细究。

《天香》是比《长恨歌》要成熟的作品，起码遣词造句成熟了很多，不再卖力刻画意境，却不知其所言的费力不施力。但这部作品依然有很大“散”的特点。人物散，人物故事的角色发展浅尝辄止。华丽的辞藻似乎是泡沫，泡沫之下的深浅，只能读者自己评价。于我而言，是不够的，它们缺少一股劲儿，一股看完后精神被累劈的、劫后重生的、幸运的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