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在谁手?
——《生活的准则》中的性别政治

2021-11-12 11:55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长江丛刊 2021年1期
关键词:奥兰多西亚暴力

■庄 严/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女性主义思想是玛丽亚·艾琳·福尼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尽管她本人拒绝用“女权主义”定义自己,但是她仍然无法摆脱这个标签。福尼斯的女性主义立场,是基于她探索和寻求社会中性别象征和性别建构的立场,她尤其关注女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经验。然而,传统的现实主义形式带有男性凝视,不适合传达女性的经历。因此,她往往采用超现实主义,创造出脆弱疯狂且有自我毁灭倾向的女主角,如《生活的准则》中的莱蒂西亚。这些女性身上往往带有女性独立自主的意识,却在父权的暴力压迫下走向极端。《生活的准则》的故事设定在一个未知的拉丁美洲国家,奥兰多是一位军官,他野心勃勃,蛮横专制,对外使用强压手段,对内言语暴力妻子莱蒂西亚(Leticia),并绑架性侵一位12 岁的女孩内娜(Nena)。最后他将内娜带回家中,引起莱蒂西亚的嫉妒。奥兰多冷血多疑,他强迫莱蒂西亚承认她的婚外情,莱蒂西亚忍无可忍,开枪打死了奥兰多并将手枪交给内娜,内娜陷于恐惧无助。

奥兰多与莱蒂西亚对舞台的占有,体现了双方权力与地位的变化。奥兰多的日益膨胀的野心和暴力象征了父权对女性无止境的压迫,最终,来自父权的暴力与压迫被团结起来的女性推翻,女性获得了舞台空间的绝对占有权。在有限的舞台空间上,福尼斯通过舞台技巧,展现了男女主权力的变化。但是,她反对作者的权威视角,而是通过剧本与观众的互动,用人物的行为语言加强他们与观众的交流,从而达到“创造了它自己”的目的。在《生活的准则》中,观众身临场景,随剧情一步步了解舞台道具的政治含义,以及人物的权力关系转换。

一、鹿一样的女性

在《生活的准则》中,舞台场景中没有墙壁,仅仅用一系列平台来代表各个房间,平台高低不一,是“权力等级的视觉标志”。在开幕式场景中,观众对奥兰多的感知受到舞台操作的每个元素的控制:灯光跳跃在奥兰多周围;最终聚焦于他身上;他面对观众,身体笔直,念起独白。此时他仍是一个中尉,二十年的军旅生活并未实现他的雄心壮志。然而他对权力的欲望愈发膨胀,强烈渴求两年内获得升迁。为此他想通过社交结识有权势的人,或者与上层社会联姻来达到升官的目的。他又表示绝不能纵欲,让自己的性欲望耽误前程。作为军官,他将女性当做职业上的工具,要么就是满足私欲的物品。聚焦下的奥兰多自信满满,观众会产生在于他对话的错觉,将奥兰多所言当做事实。第二幕时,奥兰多已经升官,成为上校。观众从两幕的信息中感受到一种威慑力,一种以奥兰多为权力中心的体系。第二幕开头,奥兰多邀请妻子莱蒂西亚去狩猎,莱蒂西亚以一个感叹句和三个问句展现了其在男性凝视下的“疯癫”的一面。“什么!你要我去打猎?你认为我会去打鹿,猎杀世界上最可爱的动物?你认为我会去毁掉一只鹿?”猎枪和鹿的象征意义,促使观众了解到此时舞台上的权力分布。奥兰多如猎枪一般,拥有主导权及支配权。反观莱蒂西亚,她的反对遭到奥兰多的羞辱和讽刺,奥兰多用命令的语气要求她住嘴。莱蒂西亚如同围栏里的鹿,任人宰割。传统二元对立揭示了动物与女性遭受统治者迫害的相似命运,女性在父权制下被奴役、丑化和剥削,且没有话语权。第一次冲突以奥兰多胜利告终,权力完全往奥兰多倾斜。莱蒂西亚向他们的共同好友阿莱霍(Alejo)袒露心声。莱蒂西亚意识到婚姻里的不平等——奥兰多主导全局,享受婚姻带来的利益,而莱蒂西亚在婚姻中完全丧失话语权——却还留着对婚姻的幻想,不愿意离开他。第三幕聚焦到了一个女孩内娜被囚禁和性侵的仓库。内娜惊恐绝望,满脸泪痕。奥兰多的性侵行为具有压迫性和羞辱性。他将内娜逼到角落,就像对待猎物一样,任内娜缩成一团甚至倒在地上爬行。权力与暴力密不可分,内娜遭受囚禁强奸,象征了奥兰多对其他民众的政治迫害。奥兰多强奸内娜,也是为了摆脱自己像国家军事工具的被动地位,取得主动性。

二、电话中的莫娜和梦中的谋杀

戏剧的中间部分,奥兰多和莱蒂西亚各自发展了权力范围,为最后一幕的冲突进行铺垫。莱蒂西亚对于婚姻的深刻认识及婚姻不幸的愁苦都向从未出场的莫娜吐露。此时灯光聚焦于她,她成为舞台的中心。对于莱蒂西亚而言,莫娜是倾诉对象,更是一种寄托。莱蒂西亚通过打电话,实则是向观众传递信息。与内娜不同的是,莱蒂西亚通过倾诉,逐渐意识到奥兰多的背叛和政治虐待,并摆脱自身对丈夫的依赖感。剧中第一次电话发生在第六幕,奥兰多升职后,莱蒂西亚觉察到他愈发暴躁而忧心忡忡。她为他的冷漠而痛苦,却无法离开他。当奥兰多把内娜带回家时,莱蒂西亚心知肚明。她了解奥兰多的背叛,也敢于面对这个不忠暴虐的丈夫。最后一次电话中,莱蒂西亚对于奥兰多的工作已经都了解了,她察觉到他日益扩大的暴力倾向,明白他对其他民众的政治迫害。此时,她能斩钉截铁说 “他不应该做这些。”

莱蒂西亚的舞台中心时刻总是短暂的,她总趁着奥兰多和其他人不在的时候,拨通莫娜的电话进行倾诉。而当奥兰多出现在舞台上,一切权力又向奥兰多倾斜。在后来的军队工作中,出于野心,奥兰多的权力愈发膨胀。舞台房间布局实则是奥兰多的内心外化。舞台上的水平面代表客厅、餐厅、走廊、地窖和(地窖上方10 英尺)仓库。随着剧情的展开,观众注意到奥兰多的秘密生活开始入侵这个中上阶层家庭的“文明”社交互动空间。内娜被奥兰多从仓库带到酒窖,再到餐厅,再带到起居室。工作中的暴力政治侵入奥兰多的头脑,他已无法分清工作与生活,并将暴力进一步带入家庭中。他不仅对莱蒂西亚进行精神攻击,也开始进行肉体虐待。同时,他将内娜安置为家庭仆人并说服自己,他的剥削是一种爱的形式。与此同时,权力扩张给奥兰多带来了深深的恐惧。他在噩梦中呼喊,时常梦见有人企图杀他。实际反映了奥兰多膨胀的权力正在被文中的女性所消解。奥兰多的得寸进尺,即将赢得最后的毁灭。

三、枪的转移

奥兰多权力的式微是剧中女性团结的开始。在戏剧中,底层的愤怒与团结共同打击了残酷的父权制。内娜被带到奥兰多家里后,女仆奥林匹亚(Olimpia)对其产生了同情心。内娜第一次与人平等地坐着,进行平等的谈话。奥林匹亚询问内娜的身世,作为剧中敢于反抗的人物,她对奥兰多的所作所为表示愤怒,反复劝导内娜,并且渴望保护她。当莱蒂西亚下楼看见二人谈话时,出乎奥林匹亚意料,她并没有对内娜表示任何敌意,反而询问两位正在聊什么。从莱蒂西亚和莫娜打电话中不难看出,她最初拒绝内娜在家里的存在,到后来已经接受了她的存在。她意识到奥兰多的暴虐,意识到内娜也是受害者,并未将报复强加在内娜身上。在此幕中,莱蒂西亚基于身份地位上的优越性,相较于奥林匹亚和内娜而言,处于主导地位。而这三位不同身份不同阶级的女性,克服偏见和愤怒,友善交谈,使得奥兰多的男权统治无法维持下去。

多疑的奥兰多像审讯犯人一样折磨着莱蒂西亚,实则两人的权力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莱蒂西亚的婚外情和性自主威胁了奥兰多的男性地位,使他有可能处于弱势中。忍无可忍的莱蒂西亚举起手枪,奥兰多倒地,他彻底失去了权力。当莱蒂西亚把枪交给内娜的时候,她企图把权力交给她,却置内娜于恐怖和麻木的接受状态。在故事结尾,内娜没有完全成为焦点,莱蒂西亚也没有退出焦点。该剧不能将暴力与性别分开。当奥兰多和莱蒂西亚在戏剧的最后争取控制权时,权力的转移不仅仅关于支配地位,而且还反映人物的性别身份。它只是关于力量,所有的对话和事件都在剧中流动和角色之间的权力转移。

综上所述,《生活的准则》中的暴力和性别政治无法分割。父权制度伴随着对女性的暴力压迫,迫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随着故事的发展,面对奥兰多得寸进尺的权力扩张,莱蒂西亚自我觉醒,通过联合其他女性站在了权力中心。无论剧中的角色如何受到胁迫和约束,她们的抵抗都为自由铺平了道路。福尼斯通过前卫的舞台技巧,为观众展示了父权制下男性的主导地位被一步步瓦解,最终女性处于权力中心,取代男性。

注释:

①Krasner,D.Twentieth—Century Amer ican Drama[M].Carlton: Black well Press,2005:441~442.

②Cousin,G.Women in Dramatic Place and Time[M].New York:Routl edge Press,1996: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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