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何以可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下城市社区抗逆力提升机制研究

摘要：城市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关键突破口。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下，城市社区居民自治面临着原子化加剧、焦点覆盖边缘弱势群体和情绪异常等严峻的挑战。在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要求下，必须发挥社会工作作为三社联动主体之一的嵌入性和协同性发展优势，激发城市社区抗逆力的内生性动力和挖掘内部环境资源，形成一套情境化、增能协同和资源链接的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抗逆力提升的机制，推动社区居民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实现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解决和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的发展。

关键词：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工作;城市社区抗逆力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新冠肺炎突袭而至，发性传染性疾病的爆发使得社会治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社区作为社会公众聚集的场所之一，是国家基层治理的单位反映着社会治理的能力，其治理水平会受到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冲突，对基层人民的生活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封闭式的管理激发原子化危机

个体与个体之间封闭和隔离往往是阻断疾病传播的有效方式，在社区中实施这种封闭的手段就意味着楼房内住户相互隔离，被动脱离与其他居民和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和往来，处于非常态化的原子化状态中。处于传染病区域中心的普通民众而言，因突发性事件的“模糊性”和“非确定性”而不断被激发焦虑和恐慌，高强度的真假掺半的多样化来源的媒体信息使得获得信息的可信度不一致导致焦虑情绪的加重或者是抑郁的发生[1]，社区的集体行动能力大为下降[2]。

（二）焦点效应覆盖弱势群体的需求

公共卫生事件的突发性和危害性频繁性获得媒体的关注和报道，统筹和协调社会发展的治理主体政府也会筹集各种资源解决所面临的突发性风险事件中，各类社会组织和民间力量也会积极参与其中，而在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受害者也自然而然成为了社会当前关注和照顾的重点对象，投射在受害者上的焦点会集中更多的医疗资源，患有突发性流行性公共卫生疾病的受害者在治疗的过程因其传染性的特点需要营造具备一定条件的医疗环境，从而也会挤压有处于边缘性弱势群体其他疾病的医疗空间。

（三）社区居民的情绪异常

社会交往与出行的封闭和断裂会使得原本就处于负面心理情绪环境的社区居民产生进一步的无助感和不满情绪。在遵守防疫过程中的强制性要求的过程，个体会产生道德安全感，对于一些破坏防疫要求的行为如官员的不作为、居民不服从隔离的抗拒等行为，在网上相关的媒体报道下进行谩骂和攻击，这种群体性的道德愤怒会进一步加剧情绪的感染和道德不安全感的体验[3]。

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疫情防控期间也多次提出社区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的重要性，“全国都要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阻击作用”[4]，“所有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5]。因此。无论是从防控疫情的角度上看，还是关注城市治理体系的正常运行，社区防控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防疫成功与否关乎着整体社会风险性事件的控制程度，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二、城市社区抗逆力的介入必要性

抗逆力主要由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两个概念组成，风险因素指的是生活环境中造成存在和发展负面影响的不利因素，保护因素指的是一种积极性因素，通过内部和外部的作用降低风险因素导致的消极影响。在应对风险事件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在化解风险的过程中，城市社区抗逆力的增加有助于提升对灾害情境的抵抗能力[6];从个体、社区两个层面将社区抗逆力定义为个人及社区找到内部优势和资源以便有效应对的能力[7]。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社区抗逆力是一种社区集体性力量，通过一定的机制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风险性事件，能够帮助社区在危机发生的过程中保持原有的功能和快速适应危机改变的环境。城市社区抗逆力作为一种应对困境时适应和保持恢复的特性，在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和利用社区内部的资源力量，帮助社区适应风险事件并且恢复社区参与治理的功能，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内生性激活：潜力釋放平风险

共治共建共享的现代化社会机制需要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调动社会各方的积极性参与其中，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参与的社会共同体[8]。社区抗逆力关注在风险处理的过程中以一个优势的视角重新审视城市社区，聚焦社区内部的资源和居民的能力，收集到能够有效解决风险的资源，以整体性的团结性力量进行合作解决面临的风险性事件[9]。 改变社区长期在风险应急处理中的被动地位，有效激发了社区内部自救和互救的意识和摆脱以往的等靠要的依赖性形象[10]，全面发挥社区整体的能动性和有效性，打造多方协同参与社区治理的体系，创新社区风险应急管理体系。

（二）情绪调换：积极提升自我效能

个体作为社区最重要的资源，其抗逆力水平的有无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对社区整体性的抗逆力水平造成影响[11]。社区中的居民应对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时，由于未知性和害怕的情绪特征往往使得个体无法保持冷静，加之媒体的广泛宣传性使得个体恐慌情绪无法及时有效排解。在城市社区抗逆力的视角下，要求社区中的居民呈现出接纳变化、良好的情绪调节、乐观和坚毅的心理特征，增进疫情下的抗逆力，实现积极、成功应对[12] 。同时在城市社区抗逆力的视角下，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危机的应对不仅仅是依靠国家相关部门的统一协调和调动资源，更关注的是依靠作为防疫一线的社区居民依靠内生性的集体凝聚力的优秀品质和内部的社区资源参与到风险治理的过程中，凸显了人民群众主体性作用，有助于推进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实现。

三、社会工作嵌入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优势

在2020年2月23日，疫情防控部署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要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支持广大社工、义工和志愿者开展心理疏导、情绪支持、保障支持等服务”[13]。由此，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在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重要性再一次凸显出来。具体而言，社会工作在社区中参与到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专业的优势。

（一）特殊情境的适用性

在实践层面的意义，尽管在我国内在关于如何在应对突发性卫生风险事件上尚未形成一套系统全面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但在与之相关的灾害社会工作领域实践颇多。针对在云南鲁甸地震灾区的社会工作服务中，文军和吴越菲发现“社区为本”的介入方式，更高效帮助灾区居民实现恢复设;基于汶川大地震中上海团队的重建工作[14];徐永祥提出了在重建进程中为了得到理想的效果社会工作服务中要张扬“嵌入、建构、增能”三大核心概念[15]。尽管灾害社会工作的实践背景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工作有所不同，但灾难的发生往往表现出来的突发性和危害性与其具有一定的相似程度和内在逻辑性。其次是理论层面的适用性，社会工作在对危机事件介入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专业理性能够符合新冠疫情初期表现出来的特点，这种专业理性可以分为即时理性、过程理性和反思理性三个方面[16]。社会工作即时理性要求其对突发性的风险事件进行评估，评估社区居民心理状态、基本需求和社区资源等方面，同时也包括对自身应对风险能力的评估等。社会工作者形成对风险事件的正确认识和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根据服务对象的类别和风险事件的发生阶段提供个别化的服务内容，促进风险性事件的解决和社区协同治理的实现。

（二）专业性质的有效性

在这样紧急和复杂性的应急处理下，在与社区居民建立信任平等关系的基础上，对社区居民所处的风险环境进行辨识和分析，安抚社区居民因风险事件产生的恐慌情绪和设计个性化的服务方案解决社区的问题。在新冠肺炎呈现出传染性强和危害性大的特点，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专业能力，紧跟时事的发展要求，编写了《社会工作参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实务指南》[17]。该书指出了如何在这种突发性的风险事件下如何开展专业实践服务，为新冠疫情风险下开展服务提供了专业性的建议，既保证服务进行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又能指导社会工作者在服务中保护自身免受伤害[18]。

（三）基层治理的要求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2月23日的疫情部署会议上，提出“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关键防线，要推动防控资源和力量下沉，把社区这道防线守严守牢”[19]。由此可见，基层社区在整个防疫部署过程中是关键性的存在，通过这次的疫情防控反映的是基层社会治理和国家社会治理的能力水平。同时，在现阶段社会发展过程中，干部与群众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关系，特别是处于紧急性和危机事件中，这种张力关系会凸显明显和产生较大的冲击力。大众很容易在这个过程中把个别干部的不足和某件事情处理的不妥当外化到整个干部群体和整个抗疫的过程中，社会工作在此过程中作为第三方专业社会服务组织的优势，在专业方法和理念的指导下，开展政策讲解、情绪安抚和协助物资配送分发等方式充当国家和社会大众之间缓冲器，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社区治理发挥专业性的力量。

四、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抗逆力提升的实现路径

风险事件，尤其是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往往会给习惯性处于常态化的城市社区带来猝不及防的威胁。随着城市结构的深层变迁，除了需要重视基层中的秩序建设，也要注重培育和发展基层社会组织，两者结合共同提升社区的自治能力[20]。因而，在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风险事件上除了需要依赖国家的统筹和协调的功能，也可以根据城市社区的抗逆力的特点和社会工作的优势，发挥基层社区居民的主体能动性，形成一套突发公共卫生时间下社会工作介入提升城市社区抗逆力的机制建设，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协同发展和国家治理创新。

（一）情景化精准介入疏导

在外部环境中，紧急性的社区防疫措施加上社交媒体对突发性疫情广泛报道和传播，风险性的氛围不断被外部环境重复渲染和加强，加上一些身处疫情之地的社区居民需要实行更为严格的管控措施中。在这种压抑性的情绪在不断被叠加的过程中，社区居民此时的“无助”和“无力”感就会激发了“无望”和恐慌的情绪。

“人在情境中”的理论要求社會工作者在关注服务对象本身的问题之外，还要重视其所处的环境和情景，促进服务提供的有效性和资源利用的合理性[21]。社会工作者积极识别和介入居民呈现出的心理健康问题，创新性开展对应的实践活动，疏导居民心中的恐慌情绪。对于社区中普通的大众，主要以情绪疏导和增强积极乐观情绪为主，利用个案辅导、小组支持、宣传教育等多样化的类型活动，以帮助疏导外部环境带来的压抑性负面情绪和协助打破个体化形成抗疫支持网络的目标，保证社区居民情绪的宣泄和情感网络的需要得到满足。如果受到疫情隔离空间距离限制的影响，则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技术和日常活动的社群，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宣泄和互相支持平台，在这个平台中也可以及时宣传相关的政策文件，协助社区居民建立对政府开展抗疫的信任。

（二）居民增能激发内生性

内在保护因素是抗逆力发挥的重要因素之一，即在应对风险和困境的过程中，个体自身的优秀品质和资源能够提升抗逆力的水平，促进困境的适应和解决。在社会工作里，所谓增能指的是个体的无力感并不是个体自身的原因，主要是源自于环境的排挤和压迫所产生，增能的过程就是个人在与他人用环境的积极互动中，促进环境资源和机会的运用，以进一步帮助个人获得更多能力的过程。

新冠疫情呈现出迅速扩散的特点，社区中有限的社区工作者面临着登记信息，开展环境消杀，宣传防疫知识和帮助购买分送生活用品等方面的工作任务。一方面社区工作者数量的限制难以满足开展这些防疫工作，另一方面有限的人数也影响了在疫情期间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的质量。因此，拓宽参与社区防疫工作的人手数量就显得十分重要。抗逆力的提升要求城市社区居民积极挖掘社区潜在的物资和资源，社会工作者从增权的角度积极推动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的防疫日常工作中，通过这种群防群治的渠道能够有效遏制病毒传播，利用社区志愿者的力量也能够保持社区中一些老弱病残家庭等弱势边缘性家庭保障日常物资的提供，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

（三）链接协同促恢复

抗逆力提升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外在保护因素，外在保护性因素主要是通过外部的环境提供保护性因素[22]。当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下的極大危害性对社区造成资源匮乏情况时，社会工作者可以尝试通过此前建立了起的资源关系，运用专业的方法技巧帮助社区内有需要的居民链接资源。具体的链接情况视具体的具体需要而定，例如为困境家庭链接云开课链接经费支持、社区内的低保残障等弱势群体粮食和日用品资源等等，这些物资的链接都能够帮助社区居民解决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下解决遇到的生存困境，在困难的解决过程中提升城市社区的抗逆力。

五、结语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以其不可预测性和威胁性影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社会治理的目标就是在社会公共事务中发挥多元主体的参与力量，在明晰各主体的参与责任上形成相互协作的局面，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和需求的满足，推动社区发展[23]。因此社会工作通过介入提升城市社区抗逆力来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实际也是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的主动性，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中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促进社区协同治理的实现。然而，在此过程也应该注意到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并不是万能的，社会工作在我国的本土化发展的时间并不长，经历过与卫生事件有关的风险治理经验并不丰富，加上卫生风险事件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也对社会工作开展专业的实践服务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因此，社会工作应该对本次的抗疫服务进行总结反思，不断加强相关知识的学习，形成一套系统全面的社会工作介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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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金燕（1995-），女，汉族，广东湛江人，社会工作在读硕士，单位：广东工业大学政法学院，研究方向：老年社会工作与社区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