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离语境中的现实主义叙事重构

李莉

托马斯·哈代的诗歌是英国文学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结合。在词汇与文本偏离的诗歌语境中，哈代诗歌具有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风格与结构。叙述者、人物、情节与对话都在诗歌中体现着叙事功能，其叙事结构与叙事特征在这种偏离文本中又有异于小说。片段与细节相结合、空间与时间的跳跃以及意象的叠加和隐喻，都是其诗歌特征的体现。诗歌文本的叙事性分析为解读哈代现代诗歌的诗情和诗意，融故事性与诗性为一体的创作风格与现实主义意义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作为英国19世纪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20世纪最优秀的现代主义诗人之一，托马斯·哈代不仅在小说创作领域高屋建瓴，他的诗歌创作也让许多作家难望其项背。哈代诗歌跨越了传统与现代，结合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创作风格;诗歌主题涉及自然、历史、人文等诸多领域。或许缘于哈代诗歌的时间跨度之大与创作领域之广，对哈代诗歌的研究大多趋向于对诗歌的审美赏析和主题剖析方面，其中包括对传统和现代关系的研究、对现代诗歌的影响研究以及诗歌的自然主题和生态主题研究等。对于诗歌文体方面的研究尚显不足。

英国文艺评论家罗伯特·朗鲍姆曾说，艾略特的诗让我们沐浴情感，而哈代的诗让我们体味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生活。评论家张中载提到，在哈代诗歌中，我们能够看到日常生活中许多亲切的点滴与瞬间。哈代诗歌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描述展现出极致细腻的内心世界。诗歌如果只是一些充满情感的词语和节段，是很难表现出如小说和戏剧般的生活与情节。哈代的诗歌包含了极强的叙事性。尽管诗歌与叙事文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模式，前者侧重静态的情感抒发，后者则强调动态的时空转换与事件记录。但本质而言，诗歌的言情功能与小说的叙事功能在传达过程中相互渗透。读者对文学文本的解读过程，是将两者相结合而进行的一次文本内在逻辑的重构。因此，从小说叙事学的角度解读哈代诗歌的叙事功能和特点是对哈代诗歌研究的尝试与拓展。

偏离赋予诗歌意义，激发读者的想象，充满了一眼望不到边的深意。诗歌的词汇与篇章构成了偏离叙事文本的诗歌语境。然而，没有现实的影子，诗歌便是空中楼阁。哈代的诗歌情感源于现实，充满了现实主义的浪漫色彩。诗歌中的前景化与偏离超越了诗歌语言层面上的偏离现象而与叙事文本相结合。诗歌的叙述元素，如叙述者、角色、场景与情节转换等，在诗歌的独特的叙事结构中和陌生化的偏离语境中逐渐显现。

结构主义理论认为每一个叙事都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故事，即内容或事件的链条，外加所谓实存（人物、背景的各组件）;二是话语，即表达，是内容被传达所经由的方式。通俗地说，故事即叙事中的“什么”，而话语是其中的“如何”。俄国形式主义也做出了类似的区分，但只用两个术语来表示，“本事”和与之相对的“情节”。在哈代现代诗歌文本中，情感的抒发不是借助空洞的抒情文字来实现，而是融入到故事的叙写中。但诗歌语言偏离于传统的小说叙事文本，故事人物无法实现多样化，背景刻画的方式与细致程度须借助诗歌的语言进行隐形传达，由此，诗歌在叙事风格与表达情感的模式上由许多区别于传统叙事模式的特点和叙事模式来体现。在这种偏离小说的文本语境中，故事与话语表面上看似支离破碎，实则这是一种独特的通过多维度、多视角的叙事结构实现其叙事传情功能。在文本风格上，将叙事各个元素融入诗歌的跳跃与片段手法中，获得了诗歌现实性与艺术性的双重文学效果。

一、哈代诗歌的叙事元素

（一）诗歌叙事中的视角转换与人物

在哈代的现实主义题材诗歌中，使用了较多的直接引语。在叙事学中，文本中的直接引语决定了叙事的视角和叙事者与人物角色的关系。文学文本的叙事视角不仅赋予叙事者立场，而且为读者的观点做了铺垫。对于叙事者及其文本身份的確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了解文本的叙事语境。

单一的叙述者只能进行平面的诗歌叙事，而视角的转换赋予诗歌立体感，正如小说，通过视角的转换可以变换叙事的空间。哈代诗歌中的直接引语从第一人称出发，或者是诗人自己的独白，或者是叙事对象的引语。直接引语让叙事者由诗人演变为讲故事的人，读者由解读者变为倾听者。诗歌文本的这种言语性将诗人、叙事者、故事人物与读者巧妙地集结在叙事之中，共同成为了诗歌叙事的叙事人物。读者在倾听其所言之时，不需努力解读，就可以理解其叙事经历中的喜悦与哀伤，触其心灵，以动其心。在《托马斯·哈代诗歌全集》收入的947首诗中，有154首诗歌始于第一人称“我”叙述，其中，艾玛组诗尤为突出，被认为是“英诗中最伟大的悼亡诗”。在“她的死亡与之后”一诗中，只简短的几行诗，便叙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爱情故事。

……原谅那些逝去的岁月—我将没有机会言说，若当初我们结婚，如今你或许悔恨！而我却待你不好，我得到了惩罚。永别了！—/我该承认吗？/这孩子本应属于你我！/“作为妻子，我是真诚的。/然而，我的不安使我无法释怀：/我该让她成为你的孩子，以留住你的关爱;/如此，罪罚与丑闻皆可忍受！”/次夜，她去了。……/我时常徘徊在她的坟墓旁……

从诗中，我们知道独白中的“我”是一位临终的妇人。全诗围绕一位女性的诉说和忏悔，展开了一个复杂的爱情故事。诗中提到的“我们”，即相爱却没有结婚的一对情侣;然而，从“这孩子本应属于你我”和“我该让她成为你的孩子”两句，我们得知“我”与另一个男子发生了关系，并有了一个女儿。对此，她的爱人会如何反应呢？“以留住你的关爱”一句便知他们之间的爱已成为过去，并且没有了将来。“我将没有机会言说”和“次夜，她去了”表明了故事的女主人公已然处于弥留之际。叙述视角在过去，他们的爱情无果而终，现在，她即将离开人世时的忏悔，以及将来，诗人对她的思念之间转换，形成了完整立体的叙事结构。叙事角色丰富变化。直接引语中的“我”“你”“她”和诗人，“我”和“她”的直叙和转叙中为叙事铺设了双线。叙事情节的推进与演化则通过诗中的时间名词展开，如“那些逝去的岁月”“当初”“如今”“次夜”等。简单的叙事结构体现了诗人眼中的女人，是一个为爱而生、为爱而亡，皆俱爱与忍耐、付出与勇气但痛苦着的女性。对爱的渴望与无奈充斥在诗的字里行间，“留住你的关爱，如此，罪罚与丑闻皆可忍受！”最后，诗人结尾用第三人称“她”指称，再次以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身份，描述了自己对“她”的思念，为读者呈现了完整的叙事结构。至此，读者与诗歌故事以及诗人的距离是相等的。

直接引语的使用偏离了传统诗歌的语境模式，赋予诗歌人称的变化。两个第一人称的使用：故事主角和诗人，避免了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在时间与空间上的自由限制，让读者自己走进故事，倾听“她”的倾诉后，与诗人一起走出故事，来到“她”的坟墓旁，解读其中的爱意以及诗人的诗情。直接引语带来的视角转换和人物变化，为诗歌铺设了多重叙事空间，为读者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哈代将小说中的叙事赋予诗歌，形成了新的诗歌变体叙事功能。在这种变体叙事中，故事显然是不完整的，然而，这种独特的风格同时与诗歌的留白与跳跃特征保持形式上的一致性，成为一种新的极具叙事模式的诗歌风格，留给读者更多的解读空间。

（二）诗歌故事中的场景变化与情节

朦胧是诗歌的灵魂。模糊的语言，跳跃的意义，看似矛盾的表象，甚至似乎完全混乱的情感充斥在诗的字里行间。诗歌的朦胧成就了诗歌这种开放的、无确定意义的文学文本。读者借由自身不同的人生体验和对文本不同的理解力，或想象，或增加，或缩减，或修改诗的意义。在诗里，企图寻找叙事情节来解构哈代的诗歌，似乎会破坏诗的朦胧。有评论家认为，一旦诗的意义被揭示，诗就被毁了。然而，诗歌的存在，首先在于解读的价值。读者在多大程度上产生多少共鸣，便是其价值的体现和意义所在。对诗歌的情感共鸣不能凭空产生，正如读者的情感体验大多来自生活经历和实践，而不是主观意识单一的产物，哈代诗歌的情感传达离不开诗歌的背景烘托，即场景与情节。结合了浪漫主义的主题元素与现实主义的叙事风格，哈代的詩巧妙地穿越于不同的场景，用情感主线将诗歌语言以叙事的模式重新架构，为诗歌的理解增加了新的维度。

合二为一是哈代的代表作之一。诗中对于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诗人通过略带庄严的讥讽，场景的铺设与人物的行为传达了自己对泰坦尼克事件的思索和感想。

“她静静地躺着，在孤独荒凉的大海中;深深地，她远离了为此而生的人类的虚荣与骄傲。”第一节的场景是大海。用“海的孤独，人类的虚荣;船的沉静，人间的喧嚣与骄傲”形成两层反差强烈的拟人化对比。几句简单的诗行，架构出一个关于船与海的背景故事。故事中的人和故事的结局亦可窥一斑。诗的开头并非故事的发生时间，而是采用小说倒叙的手法，先将故事的结局展现给读者。表达诗人主观情感的词，如“静静地”“孤独荒凉”“虚荣和骄傲”为故事的发展埋下情感的主线。诗的第二节，依然是碎片的诗歌语言，但有了故事的背景，读者很容易进入诗人想象的情感与故事中。

“钢制的房间，阻断了火怪的葬礼;冰冷的海水，股股而入，抒情诗般地，带着潮汐的节奏。”诗人将场景拉近到船体与房间。火舌并没有彻底烧毁它，而是被海水淹没进而拍打发出绝唱。钢铁，人类文明的产物之一，最终不是被火烧毁就是被水淹没，大自然才具有钢铁般的力量。

“镜上映出的奢华，而今，海虫乱爬—丑陋、粘滑、无情、冷淡。”场景的镜头被拉至房间里的装饰与摆设。桌上的镜子，照出的不再是往日的奢华，而是丑陋、粘滑的海虫到处乱爬。生命痕迹并没有烟消云散，而是透出更加悲剧的色彩。

第四节描述桌上的珠宝首饰黯然得失去了往日的光华;第五节出现了两位旁观者，鱼和月亮。用它们的视角间接：好奇与问题，间接传达了诗人对这条船所承载的悲剧命运的感叹。

诗的上半段在场景的变化中描述了船体、海水、船上的房间、房间里的摆设，以及桌上的首饰在巨轮沉没之后的残痕，诉说着顷刻间的天壤之别。诗人利用场景的镜头转换，不断拉近读者与沉船的距离。通过诗歌，读者似乎能够目睹沉船里的种种镜像。在期间，诗人并没有静态地描述沉船的样貌，而是以叙事的方式进行动态的体察。钢板的坚韧，火的肆虐，水的无孔不入，海虫的蛮爬，珠宝的黯然神伤与海鱼的问题。拟人化的表现手法让整首诗充满了涌动的凄凉。读者似乎已经感受到了泰坦尼克号沉没前后的人们的命运。同时，诗歌叙事结构也通过一系列的对比与场景的变化得以完整构建。

二、重构哈代诗歌的叙事特征

故事需要通过话语实现。故事是叙事表达的内容，而话语是该表达之形式。Labov认为，自然语体中的完整叙事模式包括六个元素，分别是：点题、指向、进展、评议、结局和回应。叙事者要对故事作出简要概括，并且交代故事的时间、地点、人物等。随着叙述事件的进展，叙事者就情节、事件等方面发表评论。在故事结尾之后要回应主题以使叙事完整。诗歌叙事不同于普通的文学文本叙事，相对于小说戏剧，诗歌有更多的文本空隙，加上文本篇幅较小，诗歌叙事无法体现小说完整的叙事元素与结构，不能完整记录整个叙事过程。对诗歌叙事的空白和间隙，需要读者根据自己的阅读体验和情感体验去填补。哈代的诗歌文本既有叙事跳跃与留白，又体现了叙事学上的完整性。其特征必然不同于小说的叙事风格与模式。但从他的许多诗歌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其诗歌话语中独特的叙事特征，这些叙事风格融合了情感与事件，既有诗的意境，也有现实的关照。其特点体现在以下方面：诗歌细节叙事与片段叙事相结合，诗歌叙事空间跳跃与时间跳跃相结合，诗歌隐喻与直白叙事相结合。

（一）诗歌片段叙事与细节叙事相结合

哈代诗歌细节与片段相结合的叙事特征多体现在短诗中。如“在他葬礼上的她”一诗，其中的人物“我”与“他们”之间的矛盾关系可在对“葬礼”的一些细节描述处可见一斑。

他们把他抬到墓地，

一路缓慢，一路哭泣;

我跟随在陌生的人群后面。

他的至亲，他们;

他的至爱，我。

他们的礼服，黑色一片。

他们的眼里，却看不到悲伤;

我一袭长袍，依然艳丽;

内心已然，痛悔如焚。

假设这首诗中的叙事内容出现在一部小说或者戏剧中，它的作用仅仅是描述一位主人公对所爱之人的葬礼的回忆。对于整部小说或者戏剧宏大的叙事而言，仅是只是一个片段。然而，在只有这一个片段的诗歌中，读者对于之前与之后所发生的一切是无从知晓的。而诗歌通过对细节的把握表达情感，做到了让读者了然于心。“我”与“他们”，“至亲”与“至爱”之间的差别，表面上是“黑色丧服”与“华丽长袍”的对比，实质上是“没有悲伤的眼神”与“内心痛悔如焚”的反差。对于“他”的死去，亲人与爱人的“表里不一”，极具讽刺地体现出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真正的悲伤与怀念不在表面与形式，而是深深埋在心里，任何形式上的作为都无法改变失去的事实，无法消除失去的痛楚与思念。这一首短诗，仅用一个小片段以及对华服和丧服，眼神和内心，悲伤和火焰等体现对比的叙事细节的前景化，如同电影中的蒙太奇，真实而意味深长地完成了寓情于事的叙事功能。

诗歌的叙事无论现实的还是虚构的，都留有想象的空间，因而这种短诗叙事风格便给遐想与共鸣留有了更大的空间。

（二）诗歌叙事时间与空间跳跃相结合

在哈代很多较长的诗歌中，时间与空间的交错与跳跃形成了哈代诗歌叙事风格另一个特征。叙事学家认为叙事作品涉及两种时间：故事的时间与文本时间，后者又被称为叙事时间。哈代诗歌的叙事性体现在叙事时间的合理转换和叙事空间的跳跃。以一首《中间色调》为例（原名：“Neutral Tones”，本诗与其题目皆为笔者自译）。全诗由四节组成。在不同的叙事视角间，在回忆与现实之间徘徊着诗人伤感无助的情殇。

在那个冬日的池塘边，我们无声伫立;

太阳，如上帝诅咒般，一片惨白，

蜡树的叶子，凋落在枯草之上，

暗灰满地，伤怀无限。

你看我的眼神，轻轻掠过，

如扫过数年前早已解开的谜题;

只言片语，重复演绎，

早已失去旧日的，含情脉脉。

你嘴角的微笑，濒死般无力，

即使生动，也只为了，苍白死去;

故而，彼时掠过的，是苦痛一嘻，

如扇動着的，不祥羽翼。

自那以后，

爱的欺骗，

错误的折磨，

化作影像。

灰叶围绕的池塘，树，

天煞的太阳，你的脸。

如影随形，刺痛我心。

这首诗的叙事时间以“那个冬日”开头，以“自那以后”结束，架构了一个现在与过去的时间桥梁，使得读者很容易联想到诗人的一段过往以及最终找到现在种种心情的根源。故事围绕一个情人的视角展开，平视看到“冬日的池塘”和“你苍白的笑脸”，仰视望到“惨白的太阳”和“一棵蜡树”，俯视注意到“灰色的落叶”和“干枯的草地”，景物描写的视角空间转换衬托出诗人所处境况的凄凉。跳跃还体现在内心情感层面，如由“看我的眼神”联想到“数年前早已揭开的谜题”，由“只言片语”联想到“旧日的含情脉脉”。过去的有情与现在的无情形成强烈的反差，表达了诗人内心纠结失落的痛苦心情。之后，一丝苦笑随即跳跃到一只扇动着不祥羽翼的鸟，随即又回到“灰叶围绕的池塘，树，天煞的太阳，你的脸”。诗的首尾呼应，以同样的景物描写叙说了诗人在爱情即将结束时的心路历程，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把时间与空间融入诗歌叙事，更能以叙事为铺垫，以抒情和传意为目的，达到了多视角多层面的诗歌效果。

（三）意象与隐喻相结合

朱光潜在《诗论》中认为，诗的理想是情趣与意象的契合无间。情趣与意象之中有尼采所指出的隔阂与冲突。打破这种隔阂与冲突是艺术的主要使命。把他们完全打破，使情趣与意象融合得恰到好处，这是达到最高理想的艺术。哈代的叙事诗歌在情节设置上模糊行为功能，而突出意象以及由此产生的诗歌隐喻，让读者在意象中联想情节。符号化的具有隐喻效果的意象通常是融合了情境、感官、情节以及哲学等多方面的因素。哈代通过对自然景色的描绘来揭示人的心灵历程;反之，又通过人的心境来使自然意象充满人的脾性、人的感情。

以《中间色调》为例。“中间色调”也是一种颜色，但“neutral”含有模糊不清楚的意义。所以作为一种颜色，其隐喻意义实为没有颜色的颜色或者无颜色，即指既没有色彩的反差与对比也不存在突出的色彩感。对一个爱过而又失去爱的人而言，无颜色即为爱与恨，幸福与痛苦，迷恋与孤独，激烈与平静等多种对立情感的相互融合与纠缠，表现了诗人情感上的不确定以及内心世界的迷惘。用一种无法确定的颜色为意象，隐喻了爱情悲剧这种莫可名状的感觉。

诗中多次出现了与“白色”相关的色彩描述，如惨白的冬日、一棵白蜡树、灰白的落叶。白色的意象，在缺乏生命力、结束与死亡的主题中常见。这一颜色为读者铺垫出一幅黑白照片，预示着诗人爱情的结束和他内心世界的荒芜。其中，池塘、落叶等意象比喻生命力的匮乏与枯竭。在诗的第三节中，死亡，也是一个意象。濒死而无力的微笑，为了苍白死去的生动以及一只扇动着不祥羽翼的鸟，暗示着一切终将结束。一个苦笑的结局，会让诗人更加痛苦和难忘。诗的结尾再次突出这些意象，进一步强化了诗人心中挥之不去的记忆与无法言喻的悲伤。

三、结束语

对哈代诗歌的研究不能忽略其小说和戏剧等文学文本的叙事性，体现在结构、叙述元素和叙述模式上。固定的文本框架和叙事模式并非传达某一种固定的文本意义。读者的认知与解读是完全不同的。不确定性是文学文本的魅力所在，美国叙述学家希勒将小说文本的不确定性归因于隐喻、意义与叙述行为的共同作用。那么，诗歌中同时存在的隐喻、不确定性、偶然性以及不连贯性亦能借助叙事理论得以重构，并赋予诗歌不同的解读视角和由此带来的阅读意义。哈代的现实主义文学风格无疑在诗歌中也得以体现。从哈代诗歌中发现叙事元素，如视角的转移、空间与场景的转换、时间的变化与细节片段的前景化以及意象与隐喻的反复放大化，可以重构诗歌独特的叙事功能和风格，为理解和解读哈代诗歌增加新的维度与深度。

哈代诗歌的主题广泛深远，诗歌数量庞大。本研究涉及的研究对象有限，未能涵盖。更多主题的诗歌，值得用文体学的方法进行深入的探索性研究，以便不断拓展笔者和其他学者以及诗歌爱好者们对于哈代及其诗歌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