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研究兴起背景下西方传播学学科交叉的“变”与“不变”（1996-2018）

张振亭?杨楠

【内容摘要】本文选取五本西方传播学界SSCI期刊1996-2018年所刊载的1395篇论文为样本，对其38077条参考文献和37815篇期刊引证文献进行计量分析，以揭示网络传播研究兴起以来西方传播学学科交叉状况及其变化，并兼与我国的情况相比较。结果表明，传播学学科交叉性有所增强，开放性下降，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性;知识输入和输出格局基本没有改变，心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是其知识交流的主要学科，与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的交叉度呈上升趋势;不同焦点的传播研究学科交叉性都较高，但所交叉的具体学科存在显著差异。比较而言，我国传播学知识丰富性、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力、整体交叉度均较低，但交叉性增强趋势明显。

【关键词】传播学;学科交叉;知识吸收;知识扩散;研究焦点;网络传播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新文科建设。学科交叉融合既是新文科建设的目标，又是基本途径之一。正如施拉姆所说，传播学就像一门十字路口上的学科，涉及法学、哲学、历史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种学、政治学、生物学、控制论等多个学科。①因此，传播学通常被视为其他领域的跨学科交流中心（Interdisciplinary Clearinghouse），②跨学科是其重要学术传统，并延续至今，但变化同时也在悄然发生。稍早的一项研究也表明，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2000年以来的西方传播学“独立学科的形态进一步明晰”，但较少被其他学科引用、外部影响力不强的格局没有改变。③201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尽管在整合外部文献方面传播学比创始时更加开放，但在扩大外部影响方面相对较差，且跨学科性过于集中，缺乏多样性。④一项最新、迄今时间跨度最大的研究表明，1928-2018年传播学的确存在较大的跨学科开放性，但多样性较低，学科交叉失衡较高。特别是过去10年，其跨学科属性进入一个新阶段，即“多样性更强、跨学科失衡程度更低，学科交叉的引用‘逆差显著减少”。因此，传播学逐渐跨过了上述所谓“十字路口”命题，“成长为具有较强独立性的学科”。⑤由此可见，跨学科性依然是传播学的学术传统和特性，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2000年以来，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检视可能的影响因素，不难想到：由互联网和新媒体引发的网络传播（新媒体）研究热是不是一个重要因素？作为当今社会最大变量的互联网，吸引了诸多学科，已成为一个具有明显跨学科属性的研究领域。作为近水楼台的新闻传播学自然也不例外。网络、新媒体、社交媒体、媒体融合等，已成为当下世界范围内传播学研究的主要對象，网络传播研究已成为社会科学的“显学”和“时髦的研究课题”。⑥从发生学上看，虽然互联网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但是网络传播研究约在1996年才正式“起飞”。⑦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是，国际传播学协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ICA）1995年创办了名为《计算机中介传播》（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JCMC）的学术期刊，以刊载关于计算机中介传播领域的研究论文。按照D'Urso的说法，大多数新形成的研究领域的一个关键特征是一个旗舰期刊的存在，⑧那么1995年JCMC的创办就标志着网络传播研究领域正式形成。

相较于传统传播研究，这一新兴领域有何特点呢？学界普遍认为，网络传播更需要多学科交叉研究予以观照。从实践上看，层出不穷的新闻传播新形态、新业态、新生态，使得网络传播“链接了更多重的物理因素、社会因素、生理因素”，⑨成为一个更复杂的巨型系统。与更复杂多元的传播实践相对应，网络传播研究要以“交叉融合、多元理解的方式促进”知识版图的拓展和增值，⑩研究者“需要多学科的视野，需要跨越多个领域的话语界限，全方位地审视信息社会的媒介实践”。在此背景下，传播学知识生产呈现出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共融式生产过程，不同学科、不同领域基于这一方向形成交叉与融合的态势。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态势不仅表现为网络传播研究自身，整个传播学都因互联网以及网络传播研究的兴起而得以重塑，“互联网的影响渗透到各个分支”。

如此，完全有理由相信：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媒体，引发了传播研究的兴起，进而使得传播学科出现了新变化，表现之一是学科交叉性增强的同时知识来源多样化降低、学科独立性增强。事实是否如此？当然需要进行实证研究予以支持。另外，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比较宽泛，既有世界传播秩序、国家传媒体制等宏观研究，也有数字鸿沟、群体认同等中观研究，更不乏数字劳工、新媒体应用等微观研究，不同研究焦点所表现出的学科交叉性是否有所不同？这也是本文所关注的。最后，与西方将传播研究视为一个开放的领域不同，中国一直将传播学视为一个学科。那么，网络传播研究兴起以来，在学科交叉性上中西传播学是否相同？以上即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传播学科，而不仅仅是网络传播的相关研究，网络传播研究兴起被视为传播学科变化的背景。

二、相关文献综述

“学科交叉”是科学研究活动中最常使用的术语之一，但至今仍没有统一定义。1926年，著名心理学家伍得沃斯（R.S.Woodworth）首先提出“interdisciplinary”（跨学科）一词，认为它是指超越一个已知学科边界而进行的涉及两个及以上学科的研究活动，这揭示了学科交叉的基本含义，即它是跨越某个特定学科边界的研究活动，是知识在科际间转移、融合的过程。Pierce从宏观上将学科间的知识转移方式分为三类，即参考文献中来自不同学科的引文、不同学科间学者合作发表论文，以及在其他学科期刊上发表作品。三种方式对应着学科交叉评价常用的三种方法，即引文分析、合著分析和文本分析。其中，引文分析法是最常用的方法，目前关于学科交叉的定量研究，大多以科研论文及其参考文献为研究对象，分析某个学科的交叉态势。

对包括学科交叉情况在内的学科发展动态分析，是西方传播学界的常规研究。总结这些研究可以发现，传播学一直保持较高的学科交叉性，但其所引用的具体学科，不同时期则有一些变化。1953-1977年，传播学引用心理学的次数和本学科一样多。1977-1979年，传播学对社会学的依赖有所降低。1977-1985年，传播学表现出清晰的集群和近交，这些聚类内部和之间的引用模式一直非常稳定。Meyers等人（1992）的研究发现，1979-1989年，管理学成为传播学最常引用的学科之一。Dominick（1997）、Romero（2018）的研究发现，1982-2012年，传播学的引文网络几乎没有变化，引用的都是传播学以外的知识。Walter等人（2018）分析了《传播季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51年至2016年的载文和引文情况，发现在跨学科合著方面传播学有了小幅增长，研究焦点集中于受众分析。Zhu，Y.等（2019）通过对93本期刊的引用分析发现，1997-2016年，传播学主要引用本学科的经典理论，主要被商业学和社会心理学所引用，扩散的学科和引用的学科都较为稳定，心理学的主导地位明显下降。廖圣清等（2013）的研究发现，2000-2011年，传播学独立学科的形态进一步明晰，与外部学科互引程度加强，开放性增强，但对外影响力依然较低。社会心理学仍然是传播学最主要的外部知识来源，与信息科学互动不足，成为传播学未来发展的隐忧。

由上可见，一些研究的时间起点是1996年或之后，网络传播研究兴起后传播学交叉学科的基本情况及其变化可窥一斑，但专门的研究暂付阙如。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资料的获取与整理

参考现有代表性研究和期刊影响因子，笔者选定5本期刊作为样本来源（Communication Research、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和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将其1996年、1999年、2003年、2006年、2009年、2013年、2016年和2018年所载论文作为分析材料。一般而言，文献发表后第一年被引用较少，第二年才出现被引用高峰。因此，本文未选择2019年，而用2018年替代。据此，共得到1395篇有效样本。被引用数据来自Web of Science数据库（WoS），由于其只有部分参考文献，为确保全面，将手动复制样本的参考文献。

学科分类方面，根据WoS学科分类和CIP（美国学科专业分类系统）制定的《WoS-CIP学科类别总表》（简称《总表》），共有45个学科。首先，对CIP学科进行拆分、整合。CIP共有61个大科目，下属数个学科。由于某些学科归类过于笼统，且学科下的每个科目都与传播学密切相关，太过细致，可归为一类，因此对其进行拆分与整合。如CIP将Sociology（社会学）、Economics（经济学）、Political Science（政治学）等统一划分为Social Sciences（社会科学），而这些学科恰恰是与传播学交叉密切的学科，因此将其拆分成三个具体学科。其次，将WoS中的学科对照CIP进行整合。

在期刊的学科界定方面，将WoS中的期刊按照《总表》进行归类。对于不在SSCI和SCIE中的期刊，在WoS中搜索，并按结果归类，如Communication Law and Policy在WoS中检索结果为法律，将其归为法律。对于不在数据库中的期刊，查找官网上的信息，然后按照《總表》对其进行划分。

图书的学科界定，依照广泛使用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对应的《总表》进行划分。同样，为了确保数据准确，将其中的学科分类进行拆分、删除与整合。

在特种文献界定方面，由于其学科特征并不明显，所以将其归为“其他”，暂不分析。有些自然科学期刊官方定义为Multidiscipline（多学科），将其划分为科学（自然科学多学科）。此外，有些图书和期刊属于两个或三个学科，本文对其所属的所有学科进行统计。

根据上述原则和方法，得到1395篇论文引用期刊文献38077篇（53.64%）、图书25274种（35.60%）、特种文献等其他资源7630条（10.75%）、被引用的期刊论文共37815篇。

（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为文献计量法，将传播学学科交叉情况分为知识输入和输出两个维度。吸收学科数量的丰富性用学科类别表示，类别越多，越丰富，学科交叉程度就越高。同理，输出学科数量丰富性也用学科类别表示，数量越多，表示传播学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力越大。学科丰富性公式为：Ns=∑Ni，其中，Ns表示文献中包含的学科类别总数，N代表学科类别，i代表文献数量。

引用率能够测度跨学科引用的强度。引用率又分为自引率和外引率，即传播学对本学科知识的引用和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引用。这两个指标可以揭示学科的开放性。如果传播学引用的文献大部分来自本学科，表明其相对封闭;如果引用其他学科的文献远高于本学科，表明其是相对开放的。

本文用整体交叉学科数量、信息熵来评估传播学的学科交叉性。其中，信息熵的测度公式为：，其中N为引用学科知识总数，ni是总的学科中某个学科i的数量。信息熵值越高，表示学科交叉程度越高。

Cooper等认为，研究焦点（Research focus）是作者在论文中“试图说明或解释的大众传播现象中的某一部分”。依据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研究焦点分为媒体产业、传播者、信息产制、信息内容、受众分析、信息传播、微观效果、宏观效果、媒体政策与法规和“其他”10类。后续研究基本上都沿用了这一分类方法，本文亦采用该方法。分析不同研究焦点的学科交叉性时，仍使用信息熵公式。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知识输入分析

计算1395篇论文的引用率和被引用率，剔除影响度不超过1%的学科，得到1996-2018年西方传播学知识吸收（引用学科）和扩散（被引用学科）情况如下（见表1）：

从中可见，传播学吸收和扩散的学科数量虽多，特别是吸收的学科，但都比较集中，表明传播学知识的来源和输出主要限于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参考以往研究可知，上述结果延续了其一贯的学科特性。其中，心理学对传播学的影响度高达19.52%，远高于政治学、社会学等，表明传播学依然主要从心理学获得知识（图1）。1986年初版的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交流与说服：中心与外围途径》）、1935年初版的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社会心理学手册》）和1985年初版的Handbook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人际传播研究手册》）等心理学经典著作、工具书被引频次均高于40次。从时间上看，心理学对传播学的影响在2006年达至顶峰，之后逐渐下降，这是新出现的现象。细致分析会发现，引用较高的学科都与传播学的特定分支有关，如跨文化传播、健康传播、女性与传播等。

政治学对传播学的影响在2006年后呈上升趋势。统计发现，传播学吸收的政治学知识主要是关于“公民”“民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引用的政治类图书中有一本名为Republic.com（《网络共和国》），引用次数大于20。这是一本关于互联网的政治学著作，其高被引率从一个侧面表明，除直接受影响外，传播学的学科交叉情况还间接受网络研究兴起的影响。2006年之后，政治学的研究主题和范围不断扩大，交叉性研究和新理论范式不断推陈出新，如网络治理、社会抗争、政治传播等。互联网研究促动政治学知识更新，作为知识被吸收后又影响了传播学交叉性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商业和市场营销、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统计学三个学科，1996-2018年对传播学的影响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交叉程度不断加深。三个学科2018年被传播学引用的比率分别是1996年的2.67、2.88和3.03倍，表明互联网及其引发的传媒市场变革对传播学学科交叉性有一定影响。

计算输入学科的学科丰富性发现，虽然2003年和2006年有所下降，但总体呈上升态势，且一直在44～49，表明传播学的学科丰富性整体较高。经计算，传播学的自引率为37.12%，他引率为62.88%，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引用远高于自身。1996年传播学引用其他学科知识为4491次，2018年的这一数值是8216，近乎翻番，表明传播学的绝对跨学科性是增强的。但1996-2018年传播学的自引率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外引率在下降，表明其学科开放性逐渐下降，呈现出一定的学科独立性。

（二）知识输出分析

统计发现，1395篇论文被引51850次，其中，被引自引20366次，占39.28%;他引31434次，占60.62%。计算传播学知识输出学科的丰富性发现，扩散最多的年份是2009年，达到44个学科，之后数量逐渐下降，输出学科丰富性降低，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力和渗透性降低。

传播学对其他学科的总影响度虽高达60.72%，但几乎每个学科都有涉及且分布不均，主要限于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时间上的变化有：传播学对心理学的知识输出2003年后持续减少，对社会学的知识输出2006年后持续减少，对政治学的知识输出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这预示着，传播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度可能会越来越强。此外，传播学对商业和市场营销、管理学的知识输出1996年来持续减少，对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的影响2009年之前处于不稳定状态，之后则一直增加（见图2）。

（三）学科整体交叉性

学科整体交叉性采用三个指标进行评估：一是总体学科交叉数量;二是总体学科影响度;三是信息熵。

为保证数据有效性，剔除引用频次和被引频次之和不大于20的学科，然后计算传播学整体交叉学科数量，结果显示其稳定在36～39，表明其学科丰富性和交叉程度较高。时间性上，交叉学科数量呈W形发展态势，从2016年开始稳定在38个左右。

将知识输入和输出的学科影响度（引用率和被引用率）均值，作为衡量学科整体交叉性的另一指标进行统计后发现，传播学学科交叉集中于传播学（自身）、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四个学科的总学科交叉度为70.54%，其他学科的交叉度为29.46%。其中，自然科学的总学科交叉度为8.19%。计算机和信息科学与医疗卫生是与传播学学科交叉性较高的两个自然科学学科。

按年份计算样本论文的信息熵，结果如下（见表2）：

可以看出，1996年以来传播学的学科交叉性整体比较稳定，变化不大。应注意的是，传播学的学科开放性（外引率）在下降，但“跨学科开放性并不意味着跨学科多样性，一些学科只与相近学科保持频繁交流，依赖于固有路径却未能超越既定范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传播学的知识来源集中于几个比较固定的学科。

以上结果表明，1996-2018年，西方传播学的学科交叉性总体是增强的，学科平均分布程度也在增强。

（四）不同研究焦点的学科交叉情况

分析发现，1395篇论文中研究焦点最多的是微观效果研究，其次是信息内容、受众分析研究。如果剔除频次小于5的学科（下同）会发现，不同研究焦点的传播研究学科交叉性差异性并不大，学科交叉数量最多的是受众分析，共计与39个学科交叉，其次是信息内容和微观效果研究（见表3）。

计算信息熵的结果表明，各焦点的传播研究学科交叉性都较高，且差异性不明显，最高的是信息传播，其次是信息内容，最低的则是媒体政策与法规研究。另外，与计算机和信息科学交叉性最强的是媒体产业研究。比较不同研究焦点的具体学科交叉，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甚至无法找出一个共同的交叉学科。作为一个较为宽泛的知识领域，不同焦点之间的传播研究差异性较大，又与不同学科知识之间存在学科交叉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传播学的总体学科交叉度。

（五）中西传播学学科交叉情况比较

笔者曾采用引文分析法，研究网络传播研究兴起以来我国传播学的学科交叉情况及其变化，如果将其与西方传播学情况作比较，大致情况如下（见表4）：

首先，从整体（信息熵）上看，网络传播研究兴起以来，我国传播学的学科交叉度低于西方，表明其知识来源多样化不够。其次，我国传播学的自引率较高，而他引率较低，表明其学科知识丰富性、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力、整体学科交叉度均低于西方。其次，我国传播学的知识主要来自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管理学、文学和哲学，西方的则主要来自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医疗卫生专业、商业和市场营销、管理学;我国传播学的知识输出学科主要是经济管理学、教育学、政治学、图书馆事业和信息科学、艺术学和文学，西方的则主要是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图书馆学、商业和市场营销、计算机和信息科学。二者虽然有一定交集，如政治学、社会学、图书馆学等，但差异性远大于相同性，具体交叉学科存在明显差异。最后，学科交叉的变化方面，二者都呈明显增强趋势。比较而言，西方传播学的学科交叉性比较稳定，变化不明显，而我国传播学的学科交叉性增强趋势比较明显。

五、结论与讨论

经由上面的分析不难发现，网络传播研究兴起背景下，西方传播学学科交叉性整体保持稳定，知识输入和输出呈现出“大头长尾”现象，即知识输入和输出都集中于有限几个学科，除自身外，主要是心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但也有一些变化，如自引率上升，学科独立性加强，传播学知识边界正在形成;学科知识流动加快，影响力增强，1996-2018年，传播学被其他学科引用的情况总体呈下降趋势，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下降，但传播学对本学科的知识扩散总体呈现出上升的状态，对政治學、计算机和信息科学、教育学的知识输出总体呈上升态势。

本研究檢视了不同焦点传播研究的学科交叉情况，发现各领域的研究都具有较高学科交叉度，但引用的具体学科却大相径庭，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传播学的学科交叉度一贯如此之高，也从侧面揭示了传播学的多领域、多学科特征。这个视角的研究还发现，网络研究的兴起，影响了与传播学交叉紧密的学科，进而间接影响了传播学的学科交叉性。比较网络传播兴起以来中西传播学学科交叉情况，可以发现我国传播学的整体学科交叉度、知识丰富性、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力都较低，但学科交叉性增强趋势较强。二者虽然都保有较高的学科交叉性，但所交叉的具体学科，却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性。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在大力倡导学科交叉的今天，年过“不惑”的中国传播学，如何兼顾交叉性和主体性，已成为需要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许对这一课题有些许借鉴和启发意义。

本文未对1996-2018年的全部数据进行分析，而是抽样选取了前期、中期和后期的资料，样本来源方面也仅分析了5本代表期刊，未能涵盖所有传播学研究，后续研究可在此基础上选取更大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在评估指标的选取上，以信息熵、引用数量为主，比较单一。后续研究可以加入统计熵、引文网络、作者合作的多样性等指标的分析，以便更全面呈现传播学学科交叉的特征及其变化。

注释：

①W. Schramm. （1963）.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W. Schramm （Ed.）， The science of human communic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pp.1-2.

②Communication theory as a field [J]. Craig， R. T. Communication theory， 1999，9（2）： 119-161.

③廖圣清、柳成荫、申琦等：《国际传播学科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以2000—2011年传播学SSCI期刊为研究对象》，《新闻大学》2013年第3期。

④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journal impact factor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during 1997–2016 [J]. Zhu， Y.， and Fu， K. W.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9， 69（3）： 273-297.

⑤赵曙光、刘沂铭：《开放性、多样性与独立性：传播学跨学科属性的世纪嬗变——基于1928-2018 年的SSCI文献计量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1期。

⑥魏然：《新媒体研究的困境与未来发展方向》，《传播与社会学刊》2015年第31期。

⑦The status of Internet-based research in five leading communication journals， 1994–1999 [J]. Tomasello， T. K.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01， 78 （4）： 659-674.

⑧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human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 [J]. DUrso， S.C.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09， 14（3）： 708-713.

⑨喻国明：《技术革命主导下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重构与未来方向》，《新闻与写作》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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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振亭系南昌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楠系南昌大学硕士研究生）

【特约编辑：李艳华;责任编辑：王 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