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心事的为谁

漆永祥

己、乾隆爷藏了部盗版书——《宋诗钞》的故事

北大古文献研究所编纂《全宋诗》，自1986年至1998年历时12年，千辛万苦，终于完成。但如果没有旧题宋陈思编《两宋名贤小集》，清初吴之振、吕留良等编《宋诗钞》，以及清中叶厉鄂的《宋诗纪事》、陆心源的《宋诗纪事补遗》等书，做了一些宋诗总集收集编纂的基础工作，《全宋诗》的编纂是不可想象的。

《宋诗钞》当时没有编纂完成，吴之振急于求名谋利，就在纸热墨新之际，拉了一船的书，从浙江桐乡码头下船，沿大运河北上，到北京后就往学界名流和达官贵人家送书，以求扬名，结果《宋诗钞》一时轰动，给他赢得了很好的名声。

吴之振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发现无根无底，做北漂还真是一件苦事，花销又大，衙门又深，官场又坏，人情又薄，于是他心灰意冷，就掉头南下，回到家乡后，吃喝玩乐，不思进取。他当时刻的书名为《宋诗钞初集》，他也没心思再续刻，但后来市场上陆续出现了《宋诗钞二集》《宋诗钞三集》《宋诗钞四集》，都是书商为谋利造的假书。那么，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

大家看看下列两页书影，文字有什么不同？粗看起来，完全一样。但你仔细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发现在第四行有不同的两个字，一个版本是“余与晚村自牧”，另外一个是“余与家弟自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

《宋诗钞》真本书影

《宋诗钞》盗版本书影

吴之振当时年轻，也没多大学问，收集宋人诗集，并摘抄选编，主要是吕留良帮助主持，另一个人就是吴尔尧，吴之振家境饶裕，主要是出钱出力。这页书影是《宋诗钞序》，吴之振用的是吕留良（晚村）、吴尔尧（自牧）的字号，所以说“余与晚村、自牧”一起选诗。那么，另一页为什么“晚村”变成了“家弟”呢？

话说雍正十年（1732），已经死去多年的吕留良，因受曾静、张熙案的影响，被牵连其中，惨遭剖棺戮尸，殃及子孙门人，成为著名的“文字狱”案犯。于是，当时人凡在书中遇到吕留良姓名字号时，就要么剜改，要么删汰，要么用墨钉涂抹遮盖，所以我们看到的另一张书影中，就把“晚村”剜改成了“家弟”。但是凭“家弟”二字，我们就立即能断定这是盗版书。大家会说，那吴家再版时也可以剜改啊，为什么七爷你就这么肯定这书是盗版呢？

因为吴尔尧是吴之振本家的侄子，二人岁数可能差不多，甚至尔尧更大，但在古代大家族中，两个同年龄段的人差一辈甚至两三辈，是常有的事儿。七爷在老家漆家山，在同族中就辈分很低，因为我家祖上是老大，几代老大排下来，比其他房就多出了一两代人。因此，如果是吴家再版剜改，那绝不可能将辈分弄错，一定会改成“余与家侄自牧”，而绝不可能是“家弟”，只有书商不了解吴家的辈分关系，所以才冒昧猜测改成了“家弟”，这也就是我们仅凭“家弟”二字，就可以断定这是部盗版书的理由。

吴之振当时只刻了《宋诗钞初集》，原本是要继续刻，但后来他对此事已经不感兴趣，所以就没有续刻。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宋诗钞初集》《宋诗钞二集》《宋诗钞三集》《宋诗钞四集》，就是原刻《宋诗钞初集》共分为四函，盗版者就顺势印成了初、二、三、四集，来蒙骗宋诗爱好者。因為吕晚村的姓名不能出现在书中，所以后来《宋诗钞》的各种版本中，封面并列提名的“吴孟举/吕晚村/吴自牧同选”，也就变成了“吴孟举/吴自牧同选”，逐渐地大家就不知道这书和吕晚村有什么关系了。

《宋诗钞》真本书影

《宋诗钞》盗版本书影

非常有意思的是，《宋诗钞》的盗版本竟然堂而皇之地被乾隆爷收藏，吴之振的书斋名为“鉴古堂”，刻书时的牌记就是“州钱吴氏鉴古堂藏”。乾隆爷恰好也有“鉴古堂”的斋号，所以他收藏到《宋诗钞》时，还挺得意，写了一首了无诗意的歪诗以为纪念。其诗曰：

步陟岩廊别一区，书堂初景咏含苏。

宋诗钞亦宛在架，之振可知今日无？

乾隆爷说没想到我的“鉴古堂”，竟然收藏了吴之振“鉴古堂刻的《宋诗钞》，不知道吴之振能不能预测到他的书竟然藏在我的架上啊。呀咦喂！这简直是天意。乾隆爷也不知道这书竟然是吕留良参编，要是知道的话，他肯定又下令全国范围内搜寻焚书毁版了。所以，我们一是不会想到乾隆爷宫内书架上居然收藏有盗版书;二是不会想到正是因为盗版者删除了吕晚村的字样，反而保护《宋诗钞》安然无恙地流传到了今天。这么看来，盗版的书商也在无意中做了一件大大的好事，使《宋诗钞》之安然度劫，存留至今。

庚、一字聚讼千年，终为大师平反

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遍注六经，是经学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清人甚至称他为“素王”。《后汉书·郑玄传》，有一封郑玄写给儿子的《戒子益恩书》，像今天你们的父母一样，先从忆苦开始，讲自己早年求学的不易，试图打动不爱学习的儿子。他说：

吾家旧贫，不为父母昆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成从奉手，有所投焉。

按：郑玄为汉末大儒，也是道德之师，东晋袁宏《后汉书》称“郑玄造次颠沛，非礼勿动”，但他年轻时竟然“不为父母昆弟所容”，这与儒家礼节完全不合。因此历代的郑玄黑粉则坚称其少年时代乃目无尊长之辈，这样的人怎么能是儒家典范呢？简直就是人渣;而郑玄的铁粉们，很难替他这一点辩护，实在是既充满疑惑，又极度抑郁。

就这样一直到了清乾隆六十年（1795），阮元任山东学政，前往山东高密郑玄故里拜谒并建造新祠，在积沙中挖出金承安五年重刻唐万岁通天史承节所撰碑文，竟然发现此碑中“不为父母昆弟所容”一句，无有“不”字！阮元《小沧浪亭笔谈》卷四云：

承节之文，乃兼取谢承诸史，非蔚宗一家之学。其补正范书，昭雪古贤心迹，非浅也。……《传》“不为父母昆弟所容”，碑无“不”字。……“为父母群弟所容”者，言徒学不能为吏以益生产，为父母群弟所含容，如得去厮役之吏，游学周秦。故《传》曰：“少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夫父怒之而已，云“为所容”，此儒者言也。范书因为父怒而妄加“不”字，于司农本意相反。

阮元从儒家道德层面上分析，并据碑文，以为乃范晔（蔚宗）纂《后汉书》时，因有“父数怒之”之语，遂妄添“不”字，与郑玄本意相反。后来陈鳣从元刊本《后汉书》中发现，范《书》中亦无“不”字。钱泰吉《曝书杂记》卷上曰：

郑公心事，为浅人所诬久矣，得此乃大白，有元刻可证，则亦非范《史》妄加也。校书之有功于先儒如此！

范晔《后漢书》元刊本不误，没有“不”字，给范晔也平了反。可见添“不”是后来的事情，也不知是哪位干的好事，总之是让郑玄蒙羞近千年，可见一字之误，竟然能引起聚讼千年的口水大战。

辛、孤立看不得了，贯通看没什么

据《清实录》记载：乾隆元年（1736）七月庚子，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朱轼，兵部尚书甘汝来为三礼馆总裁，礼部尚书杨名时，礼部左侍郎徐元梦、内阁学士方苞、王兰生为副总裁。

有学者根据这条材料，认为这是清代学术界发展的新动向，是乾隆朝在学术界由“理学”转向“礼学”的证明与风向标。由此，论证清中叶“以礼代理”的思想转变成功。那么，史实真的是这样么？

清朝自顺治皇帝入关，定鼎中原，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整日打仗，顾不上文化建设。自康熙爷起，逐步实行文治。即以经书而论，开始有计划地编纂书籍，起初是为康熙帝讲课用的讲义，统计大概如下：

《日讲易经解义》十八卷，康熙二十二年

《周易折中》二十二卷，康熙五十四年

《日讲书经解义》十三卷，康熙十九年

《书经传说汇纂》二十四卷，雍正八年

《诗经传说汇纂》二十卷，康熙六十年

《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康熙三十八年

《日讲春秋解义》六十四卷，雍正七年敕撰

《日讲四书解义》二十六卷，康熙十六年

从古以来，人们都捡轻怕重，因为“三礼号为难治”，所以就往后推，到乾隆元年刚好有个犯官方苞，号称礼学专家，就由他来主持“三礼馆”。到了乾隆十三年纂成：

《周官义疏》四十八卷

《仪礼义疏》四十八卷

《礼记义疏》八十二卷（合称《三礼义疏》）

同时成书的还有《日讲礼记解义》六十四卷。因此，从康熙爷对诸经开馆编纂一路看下来，到乾隆元年开“三礼馆”修书，跟思想学术界“理”与“礼”的较量，其实没有多大关系，只是皇家修书，先易后难，且一时找不到如方苞这样合适的项目主持人，所以就耽延到乾隆朝。乾隆帝刚登大宝，才二十五六岁，就开始新政，一下子把“理学”推翻而转向“礼学”，他既没那么高的眼光，也没那么大的魄力，更没有那么大的治国能力呐。

2016年，美国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鹤归，微信圈里都在悼念，他写了一本书《叫魂：1768年中国妩术大恐慌》（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rery Scare of 1768），讲的是乾隆朝某段时期，有一件事特别奇怪，清人不是有辫子吗？晚上睡觉睡得好好的，早上起来辫子莫名其妙就被剪掉了，一时引起恐慌。所以有的人晚上都抱着辫子，不敢睡觉。你读了孔飞力的书，就感觉乾隆年间有段时间，清朝人整天就是有人剪辫子，官方抓剪辫子的人，全国人民都只干这一件事。国外的汉学家做研究时，特别喜欢把一件事孤立出来、突显出来，拿民族学、考古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方面的资料，纵横引证，让人感觉史实如此，铁证如山，实际上并不完全靠谱。

如果你通看一遍《清实录》，就知道这样的事情记载得实在是太多了，司空见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七爷小时候都很常见，我上小学时，就有人传一张纸条，上面写把这纸上的字念三遍，烧成纸灰，全家人冲水喝掉，不然全家人死光。而且你喝完之后，自己还要照抄小纸条，再传给三个人。这不就到处都传起来了吗？我那时已经是红小兵了，觉得这是封建迷信，属于牛鬼蛇神，就坚决不干，被妈妈追着打，这和剪辫子是同一类型，要么是谋人钱财的，要么是民间秘密宗教在捣鬼，但都掀不起大风大浪，过一阵就自然消停了。

现在日本、韩国传教的人很多，有一年我在日本大街走着，突然有两个美女让我闭上眼睛，我心想：“打劫啊？”我身上也没什么东西，我就假装闭上眼睛，偷偷看她们要干什么。结果发现她们叽里咕噜地在念经，然后送你几本小册子，原来是传教的。对此现象，如果单独把它拉出来讲，那就都是大事啦。

所以，我们看一个历史事件，从整体上看是一回事，单独拿出来看是另一回事。我们在研究一个人、一件事的时候，往往容易把它孤立起来。你研究的诗人都是李杜，文章胜似韩柳，书法超迈钟王，义理高于程朱。我们很容易把一个人写得过于伟大，或者过分扩大一件事情的影响力。比如你去看看你们府州县的地方志，没有你那一块地方的人物，中国早就不是中国了，各个地方都觉得中国缺不了他们。我的老家穷山恶水，但你打开《首阳府志》，开卷两个人物就把你们吓死——伏羲、女娲。女娲抟土造人，伏羲画八卦，伯夷叔齐是在我们陇西的首阳山吃蕨菜，你们敢和我们比历史的悠久吗？呵呵！

壬、为什么刻，又为什么删

清朝嘉道时期的学者江苏扬州人江藩，著有《汉学师承记》八卷，传世各本记他的老师王昶时，在乾隆三十二年“陛刑部江西司郎中”下，紧接着记载“三十三年，两淮运使……”等。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李慈铭校评嘉庆二十三年初刻本，在“郎中”下“三十三年—前，中间还有一段日：

是年，诏开经咒馆，令章嘉胡图克图偕其徒重译《首楞严经》及诸经秘密咒，充兼校经咒馆。先是，纯皇帝以三藏中有俚俗猥琐者，命刘文正公议加删定，公以属之先生与汪舍人孟鋗，按日稽览，六阅月而毕。上知先生深入内典，故有是命。

江藩十二岁起从薛起凤受句读，又尝从汪缙游。薛、汪两位老师都出入儒佛，江藩父起栋、江藩与妹妹江珠也深溺佛学。江藩年轻时自称“昔日不味荤与酒，我亦婆罗门里人”。有人夸他“诗文有苏子之风”，他就暗自得意：“是吗？我的诗文像苏东坡？真像东坡诶！”但到了后来，他画风一变，甚至喝醉了酒，就大喊：“吾文无他过人，只不过不带一毫八家气息。”也就是说：我的文章虽然很一般，只不过一点八大家的味道都没有。为什么同一个人，早年和后来的变化就这么大，甚至啪啪地自打自脸呢？

原来，江藩后来拜清代经学大师惠栋的弟子江声、余萧客为师，遵从汉学，又跟阮元、焦循、凌廷堪等扬州学者往来密切，遂专意经学，不再佞佛，也不再嗜好八家。所以，如果再说他的诗文“有苏子之风”，他就会跳起来说：你说我的诗文像苏东坡，这不胡扯么？不可能！我的文风跟八家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就是他早年和中晚年思想的一个特别大的转变。

因此，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记载他的老师王昶曾经受乾隆皇帝指命，配合整理宫中佛经，以证明其师“深入内典”，受皇帝重视。后来觉得一位汉学大师，怎么还深通佛理呢，实在是不妥，非儒者所当为，于是再刊时就将此段悄悄删除，故此段仅见于初刻本，后来各本皆无。这和江藩后来的思想转变，就完全一致了。

我整理《江藩集》的时候，把他早年《伴月楼诗钞》的钞本也一并整理出来了，等于把他早年的老底儿全给翻出来了。我们说整理一个古人的著述出版，古人应该给我们磕头感谢才好，但是江藩如果看到我整理的《江藩集》，他会极其不爽。他会说：“我早年信佛崇佛、喜欢八大家的那些丑事，都给你抖出来了，真是多此一举，太让我难堪啦！”我们通过江藩删改的这段文字，通过他自己早年和晚年说的话，就可以考察一个人学术思想的变化与转捩点，可见小小的删改，其实隐藏了作者不少私密的小纠纠呢。

癸、乾隆爷为什么用纪昀主持四库馆事？

乾隆三十三年（1768）六月，已退休居家的前两淮盐政卢见曾因营私贪污被揭出查办，但在搜查卢家时，几乎空无一物，乾隆帝震怒，以为必有通风泄密之人。最后查出纪昀、王昶、赵文哲均有嫌疑。而纪昀的女儿是卢氏的孙媳妇，据称纪氏连夜派人往卢家送了一点食盐和茶叶，封在一个未著一字的空信封里。卢见曾从中悟出其中的隐语——“盐案亏空查封”，遂连夜转移赃物。事泄后的同年十月，纪昀被遣戍乌鲁木齐效力。

但在乾隆帝开四库全书馆后，这么大一件亘古未有的文化大工程，纪昀竟然成了《四库全书》的总纂官。在清中叶学者辈出，京师人文蔚兴的大环境里，按理论学、论德、论齿、论资历，都轮不到纪昀，何况他还是一个有前科的污点官员，怎么能得到乾隆帝如此高的信任呢？我们现在看了数十种研究纪晓岚专著以及年谱、传记、电视剧等，他们论述的原因没有一条能说服我。

我在读《清实录》时，偶然发现《清高宗实录》卷696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丁酉（十四日）记载：

军机大臣等议覆福建学政纪昀奏称：“坊本经书尚全刻庙讳御名本字，应仿唐石经、宋监本例，凡遇庙讳俱刊去末一笔，并加有偏旁字者俱缺一笔;又武英殿官韵及各经书于御名本字尚系全刻，及加有偏旁字者，俱未缺笔。请将本字及加有偏旁字者并行缺笔，载入《科场条例》。如误书者，依不韵禁例处分。武英殿书板校正改刊，并行文各省一体遵奉，将坊刻各经籍改刊。”从之。无独有偶，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看到了钱大昕的《讲筵日记》手稿本，钱大昕和纪昀是同榜进士，二人是同学，又是好友，当时就有“南钱北纪”的说法。纪昀从乌鲁木齐放回，钱大听去北京远郊迎接，二人一见面，纪昀就从怀里掏出一卷诗，请钱氏给他写序，所以纪昀的《乌鲁木齐诗序》是钱大昕写的。

钱大昕的《讲筵日记》，是他当时任日讲起居注官期间写的日记。乾隆二十八年（1763）十二月癸未，钱氏《讲筵日记》记载：“福建学政纪昀奏经史诸书应避庙讳御名，请交武英殿修书翰林校对改正。”《讲筵日记》中记钱氏奉命所改避讳字者有《周易折中》《元史》《清一统志》诸书。钱大听白天上班，晚上把这些书拿到家里校改，他心里肯定不知道骂了多少遍纪昀：“你这马屁精！为了向皇上表忠心，害得我加班加点干活。”

我们从《清实录》可以看出，乾隆帝真的同意了纪昀的提议，下令校改经史书籍;从钱大昕的记载，可以看到这事还真干了。可是这类书实在是太多了，怎么改得过来呢。果然，过了一年多，《清高宗实录》卷731乾隆三十年（1765）闰二月乙丑（二十日），记上谕曰：

前据福建学政纪昀条奏敬避庙讳御名一折，经大學士等会同礼部议覆，请将偏旁各字，缺笔书写，原属臣子敬谨之意。嗣经武英殿校改书版，推广字类，如“率”“衒”等字，亦俱一律缺笔。朕思庙讳御名，偏旁字画，前代如石经刊本，俱系缺笔，自应仿照通行。但祗可令现在临文缮写，及此后续刊书版，知所敬避。若将从前久经刊藏之书，一概追改，未免事涉纷扰，至上中嵌写之字，与本字全无干涉，更可无须回避。嗣后如遇庙讳御名，应行敬避缺笔之处，仍照旧例遵行外，所有“武英殿颁行”字样，及纪昀所请改刊经书之处，俱不必行。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那就是还按老规矩办，经书中的御名犯讳处，不必再改了，这件事情干到中途就停下来了。但清廷在开四库全书馆后，纪昀得到乾隆帝的高度信任，主持全书之编纂，借此可窥到因由，这个理由足以说服我，为什么乾隆帝选择纪昀为此件文化大工程的总纂官。

因为，在乾隆帝看来，纪昀不仅学术眼光与能力足以胜任，组织协调能力强，有文艺理论思想（纪氏研究《文心雕龙》，这一点他比钱大昕强），更为重要的是乾隆帝认为纪氏能够忠实贯彻自己的编纂意图，所以才将如此重要的工作交给他来负责。后人研究纪氏学行的传记与所纂《年谱》，不下十余种，皆漏此研究纪氏之重要史料，就是因为《清实录》这样大部头的书，没有几个人愿意翻阅，而不花气力搜寻材料，拣几条尽人皆知的材料，当然就得不出客观而有创见的结论了。

大家会说，纪昀这么正直的人，也干拍马屁的事吗？我们都是上了戏曲的当，在传统戏剧中，好坏两半，忠奸分明。好人就是赤脸长髯，永远正直不阿;奸臣就是黑脸白窝子，从头到脚都坏透了。但实际的现实社会中，无论古今都不是这么简单。乾隆朝的陕西韩城人王杰，乾隆二十六年（1761）中进士，本来他是第一甲第三名，第一甲第一名是江苏人赵翼，但当时正值平定准噶尔部不久，加上入清以来陕西一直没有出过状元，而江苏是状元大省，多一个少一个没太大关系，王杰又写得一笔好书法，于是乾隆帝把第一名与第三名对调，王杰就成了状元。不仅如此，乾隆爷还作了一首诗，称“西人魁榜西平后，可识天心偃武时”，用来彰显清明之治，以粉饰太平。已经稳稳装在自己口袋中的状元果，硬让皇上给活生生掏出来换了个探花郎，可把赵翼给委屈死了。

王杰既然获得乾隆帝如此厚爱，当然就得卖命工作才行啊。王氏在乾隆、嘉庆两朝，以忠直清廉著称，是敢于与和坤对着干的硬骨头，有次和坤握着王杰的手开玩笑说：“何柔荑乃尔！”杰正色曰：“王杰手虽好，但不能要钱耳！”把和坤给怼了个脸红脖子粗。王杰退休的时候，嘉庆帝赠诗有“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之句。王杰历事两朝，持守刚正，和蔼近情，可谓有始有终者。

但就是如此忠直正派的王杰，也马屁拍得贼溜儿精圆。王杰在做浙江学政的时候，曾给乾隆爷上了一道奏折，其《请刻御制诗三集折》曰：

【乾隆帝之诗文】包含宇宙，囊括群言。一本粹精之蕴，以宣造化之奇，实为自古帝王卿云复旦以来未有之盛事。而况一名一物，悉赅至道，纵极骚雅之后诸诗人所力为扬拖者，岂能仰企圣文于万一。臣日侍内廷，虽愚陋不能上测高深，然亲睹睿藻辉煌，丽并三辰，光同五纬，日新盛德，天纵多能。譬诸阳春煦而蛰虫奋，韶凄作而牛铎鸣。欢喜赞叹，心悦诚服，久积于中，莫能自喻。

《御制诗初集》《御制诗二集》已经被前浙江学政钱维诚奏请刊版印行，王杰当然不能落后，所以接着说：

今《御制诗三集》尚未重镌，臣仰蒙恩命，再任学政来浙，习闻诸人士，莫不喁喁以先规为幸，咸深冀望。臣思浙省欣逢盛典，屡驻銮舆。凡名区胜地，奎章景铄，元气弥纶，银膀翠珉，固已照耀湖山，昭回云汉。而多士犹思盥诵鸿篇之美富，冀瞻天矩之光华。推之薄海内外，久沐化成，自必共切训行之愿，弥殷欣仰之诚。……

王杰说为了达到以光文治，以慰重望，请将《御制诗三集》颁发各省布政使刊刻，广布艺林，永为盛事。至浙省一部，并请自行选工敬刊。王杰把乾隆帝夸成了太阳，不仅照亮了宇宙，而且自古以来的诗家诗作，都不及乾隆爷之万一。尤其浙江学子，更是冀望早日跪读乾隆帝描摹当地风光的诗歌，咏诵鸿篇，以瞻光华。奏文极尽谀颂之能事，肉麻到了极点，估计王杰当时自己都感觉脸红发热了吧。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

所以，我们说直臣忠良并不是不拍马屁，只不过他拍马屁的方式不一样，拍得比较有文艺范儿而已。像纪昀、王杰这样的人，当然也想仕途亨通，也想高官厚禄，也想得到皇上的重用，往高大上了说想给国家做点事情，所以拍马屁也很正常。乾隆爷为什么在那么多人中選用了纪昀，就是纪昀在福建学政任上的这道奏折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回到最初的一句话：一部书的流播是有生命的，是九死一生、命悬一线才传到今天的。我们在爱惜书籍尤其是古代经典的同时，还要明白一个深刻的道理和沉甸甸的责任：我们都终将老去，就算活100岁、200岁，我们仍然是天地一过客。目前存世的这20万种古籍，经过前人的手传递到了我们这里，要经过我们的手中再传递到你们的手里。前贤做得非常好，我们这一代人，由于主观水平与客观情势所致，做得并不好，而且很不好，我们对不起祖宗，也对不起你们。那么你们作为新世纪人才，作为国家未来的栋梁，你们能不能看护好、整理好、解释好、研究好这些珍籍呢？我们能不能像前面所举例子中的那些先贤一样，贯注精气而全力以赴地学习、工作和生活呢？

你看看好多10年前出的书，今天有几本还有人看？还有人记得这些书的作者和书名？目前印出来的各类新书，其中90%以上的如昙花一现，永远都不可能再版，真的是对资源的浪费、对环境的污染。请同学们认真地思考一下，不管你将来是做学术研究，还是从政、经商，抑或浪迹天涯，我们总得给后世留下一些东西。所以大家要好好考虑，作为中文系的学生，你将来的出路在哪里，应该做些什么。如果你“立德”无望，“立功”无门，而欲“立言”，那么与其飞沫贩卖一些虚浮的主义，夸夸其谈一些所谓的理论，中不中，西不西，古不古，今不今，给这个本就物资匮缺的世界再增添一些垃圾，那还不如专力整理研究一部古籍，并将其传之千秋万代，这也许才是你“立言”的最佳方式，是不朽的正途！

各位贤俊！光阴大好，万事齐备，东风劲吹，勖哉勉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