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侯以吴子”及孙武伐楚入郢考论

吴名岗

公元前506（鲁定公四年）年，吴王阖庐伐楚“入郢”，几乎灭了称霸百年的楚国，是春秋时期的重大事件。早在六年前：

吴王阖庐与子胥、伯嚭将兵伐楚，拔舒，杀吴亡将二公子。光谋欲入郢，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待之。”

（《史记·吴太伯世家》）［1］

伍子胥同意了孙武的意见，并与之一起谏诤阖庐，阖庐暂时放弃了攻楚入郢的打算。六年后，应蔡、唐请求，吴军才在孙武的谋划和阖庐的指挥下与楚军大战柏举，打败楚相子常，攻入楚都郢城。蔡昭侯申不仅是伐楚的发起者，而且是重要的组织和实施者，但最终也是这次伐楚入郢的受害者。

周武王平定天下后，封其弟“叔度于蔡”，蔡国在今河南上蔡一带。叔度因参与武庚作乱，被周公流放。后其子姬胡改邪归正，“于是周公言于成王，复封胡于蔡”（《管蔡世家》）［2］。蔡国是姬姓诸侯，在晋楚争霸的春秋时期，本属晋国一方，但蔡国紧靠楚国，不得不与楚国交好，夹在晋楚之间，十分艰难。蔡昭侯居新蔡，迁都下蔡，公元前518年到491年执政，在位28年，与楚平王、楚昭王、晋顷公、晋定公，齐景公，鲁昭公、鲁定公，吴王阖庐、夫差等同时代。

1955年5月，安徽寿县治淮民工在寿县城西门内北侧取土加固城墙时，发现了蔡昭侯墓，发掘出土了车、马、兵器等大量珍贵文物，有青铜剑、箭簇、鼎、钟、鬲、豆、方壶、鉴、盘、尊与编钟等。经整理后共584 件，其中青铜器486 件，包括佩剑一柄，其中有铭文的尊、盘等多件，玉器51 件，金饰12 件，骨器28 件。这些文物分藏于国家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和寿县博物馆。在观看这些文物时，不仅让我们联想到蔡昭侯所主导的吴、蔡等伐楚入郢之战之惨烈，也让我们见证了蔡昭侯与吴王阖庐、孙武等伐楚入郢时的青铜剑、箭簇等真实兵器，沉入了对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思考。

一、因“一佩一裘”引发的一场大战

蔡昭侯的随葬品中有51 件玉器，这应是他生前佩戴、使用之物，可见他对玉器之喜爱。君子爱玉，无可厚非，但蔡昭侯因为一件佩玉而引发了一场大战，却是其始料所不及的。

（一）蔡昭侯因无法送楚相子常佩玉和裘服而被留楚三年

蔡昭侯为访问楚国，精心准备了两件礼物送给楚昭王。“蔡昭侯为两佩与两裘以如楚，献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与。三年止之。”（《左传·定公三年》）［3］蔡昭侯把与自己相同的一件玉佩和一袭裘服献给楚昭王，精美的玉佩和漂亮的裘服让楚昭王很高兴，楚王设宴款待蔡侯。宰相子常参加宴会作陪，看到昭王和蔡侯穿着一样的裘服，佩戴着相同的美玉，自己非常羡慕。会后，子常示意蔡侯随从，希望蔡国也送他一套与昭王相同的礼品。蔡昭侯知道后，一是自己再没有第三套相赠，二是把相同的礼品赠送国王和宰相是不符合礼法的，所以没有把自己的一佩一裘送子常。因此，子常把蔡昭侯强留在楚国达三年之久。

访楚的唐成公与蔡昭侯遭遇相同，因没有第三匹骕骦马送子常而被留在了楚国。实在没有办法，后来唐侯的部下竟把国君灌醉，偷出唐侯的骕骦马送给子常，才被放回唐国。蔡国人见唐国成功，也照葫芦画瓢，弄出蔡侯的一佩一裘送给了子常。子常收到一佩一裘后，对蔡侯的随从说：“蔡君在楚国待了这么久，是因为楚国没有准备好送给蔡国的礼品。明日，如果负责这项工作的官员再拿不出给蔡君的礼品，我就处死他们。”这才放了蔡昭侯。

蔡昭侯在回蔡的路上经过汉水时，把一块美玉沉入江心。他发誓说：“余所有济汉而南者，有若大川。”（《左传·定公三年》）［4］意思是：我不报此仇，再渡汉江，就和这江水一样一去不返！

（二）晋侯等十八国诸侯伐楚至召陵，不战而返

蔡昭侯回国后，立即找盟主晋国，要求伐楚。“蔡侯入晋，以其子元与其大夫之子为质焉，而请伐楚。”（《左传·定公三年》）［5］作为盟主的晋定公，一方面报告周天子，一方面组织各诸侯国伐楚。公元前506年春天，晋、鲁、蔡、卫等18 国诸侯率领大军集结到楚国边境的召陵，周王室派刘文公作为代表参加伐楚。鲁国的孔子在其《春秋》中是这样记载这次军事行动的：

三月，公会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

《春秋·定公四年》［6］

这是当时除秦、越外的几乎所诸侯有国家，而且除齐国外，都是国君亲自率领军队参加。但也有例外，紧靠楚国的沈国拒绝参加这次伐楚。于是，联军司令晋国的范献子令蔡军攻沈。“夏四月庚辰，蔡公孙姓帅师灭沈，以沈子嘉归，杀之。”（《春秋·定公四年》）［7］这次蔡灭沈，也为楚灭蔡埋下了祸根。沈，在今河南汝南东。

正当联军将要对楚开战之际，“晋荀寅求货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献子曰：‘国家方危，诸侯方贰，将以袭敌，不亦难乎。水潦方降，疾疟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无损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辞蔡侯。吾自方城以来，楚未可以得志，只取勤焉。’乃辞蔡侯。”（《左传·定公四年》）［8］晋国的荀寅是这次伐楚联军的副总司令，他借机向蔡昭侯索贿，蔡侯不给，于是荀寅就公开说了不该伐楚、应辞蔡侯而撤兵的所谓理由。荀寅的这些说辞，如果是在各国未出兵前，在晋定公未决策前，那也罢了。十八国诸侯联军已经来到楚国，蔡国听命已经灭掉了沈国，荀寅这个时候说出这样的话，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范献子和荀寅是同伙，荀寅索贿应是其授意，所以荀寅说出这些话后，范献子就决定退兵了。

十八国诸侯大军千辛万苦一趟，就这样撤兵了。这次伐楚虽然未战，但王室的刘文公和杞国的国君都死于这次军事行动。许国因靠近楚国，害怕楚国报复，在十八国诸侯联军撤兵后，“迁于容城”（《春秋·定公四年》）［9］。

秋，“楚人围蔡”，蔡国面临危亡。这时的蔡昭侯可以说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万般无奈，他只好求救于吴国。吴国肯出兵吗？单单一个吴国能与强大的楚国相抗衡吗？

（三）孙武曰“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

作为敌国和邻国，吴国对楚国及蔡国的情况当然是关心的，对两国的情况也了如指掌。十八国诸侯撤军之后，蔡国被楚国围困之际，吴王阖庐也正考虑借机攻楚入郢。

九年，吴王阖庐请伍子胥、孙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对曰：“楚将子常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

《史记·吴太伯世家》［10］

唐是离楚国郢都比蔡国更近的国家，今湖北省随州市随县唐县镇是春秋唐国故地，有骕骦亭。“得唐蔡乃可”是伐楚入郢的战略问题，因为得唐、蔡至少有如下好处：

1.出师有名。因唐、蔡而伐楚是对楚相子常贪腐无道的惩罚，是子常扣押唐成公、蔡昭侯于楚国三年所引起的。因蔡伐楚名正言顺，从道义上增强了吴国的力量。“道”是在战争中能否取胜的首要条件，如果吴国无故侵楚，在道义上就难以得到国内外的支持。现在楚国令尹子常无道，因索贿而遭唐、蔡人的怨恨，激起了天下人的共愤，因此才有十八国诸侯侵楚到召陵。诸侯不战而退，吴国应唐、蔡两国之邀伐楚就是正义之举，是为天下人伐无道。吴国秉持正义，成了天下敢于抗衡无道强楚的英雄，攻楚入郢就成了一场正义战争。

2.增强了吴国的军事实力。唐、蔡不仅向吴国提供了实力可观的军队，而且可以在后勤保障方面向远征强楚的吴军提供后勤保障。唐、蔡是更靠近楚都郢的邻国。郢在今湖北江陵西北，蔡在今河南新蔡一带，唐国在今湖北省随县，离襄樊很近。

3.得唐、蔡有伐楚的地理优势。唐是比蔡小的国家，不在一个层级上。蔡是十二诸侯之一，唐则不见于《春秋》，连小邾国都不如。孙武所以把“唐”放在“蔡”前，正是看中了它比蔡更靠近郢都的地理优势，而吴军正是经蔡、唐而伐楚的。唐本是楚的属国，对楚国各个方面都很熟悉，可以向吴军提供各方面的帮助。

4.削弱了楚军的士气。楚国人本来对令尹子常的贪贿聚财就非常不满，现在因为他向邻国国君索要佩玉、裘服、骏马而引起战争，楚国士兵打仗只是为了令尹的个人贪财索贿而卖命，士气自然不会高，并且会有怨言，这就无形中削弱了楚军的士气和战斗力。吴因唐、蔡伐楚从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瓦解楚军的作用。

5.协调了吴国与诸侯国的关系。在诸侯纷争的春秋时期，任何一国的强大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高度关注和警觉，因为“邻之厚，君之薄也”。吴国攻楚自然会引起各国的注意，甚至有“诸侯乘其敝而起”的危险。现在吴国因唐、蔡而伐楚，是做了十八国诸侯要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是替天下人鸣不平，所以各国都乐意看到吴国伐楚为他们出气，而不与吴为敌。

对于孙武和伍子胥的“必得唐、蔡乃可”的谋略，阖庐自然能心领神会，会认为这是天赐良机，是攻楚入郢的好机会。所以，蔡昭侯求吴攻楚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可谓一拍即合。

《左传》载：“伍员为吴行人以谋楚。楚之杀郗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孙嚭，为吴太宰以谋楚。楚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蔡侯因之，以其子乾与其大夫之子为质于吴。”［11］《左传》这是说蔡侯借吴兵以伐楚，实际上吴国也是借蔡以伐楚。蔡、唐与吴相互为用，结为一体，这就为击败楚国奠定了基础。

二、“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

柏举之战是蔡、吴、唐伐楚入郢的关键之战，《春秋》《左传》《史记》等从不同的角度记载了这场大战。

孔子的《春秋》从全局着眼，正面记载了柏举之战：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楚师败绩，楚囊瓦出奔郑。［12］

以现代新闻的要求来看，五W 俱全，十分清楚，并且还特别交代了柏举之战是蔡昭侯主导的：“蔡侯以吴子”是吴王为蔡侯所用之意。杜预的注说：“吴为蔡讨楚，从蔡计谋，故书蔡侯以吴子，言能左右之也。”［13］“及”说明是蔡、吴联军主动进攻楚军。“败绩”是大败。“楚囊瓦出奔郑”，不但写出了楚军主帅子常的下场，而且有指明囊瓦罪责之意。

《春秋》没有写“唐”，但是唐国是参加了柏举之战的。为什么不写唐呢？唐是小国，它的军队没有单独成军，唐军交给了吴国指挥，所以《春秋》中无唐。从《春秋》和《史记》的记载看，蔡在柏举之战中，部队应是独立的。从春秋时期的战争和《左传》对柏举之战的记载看，三国联军应分为三军：夫概一军，蔡一军，夫差一军，蔡侯和吴王在中军。不然，孔子不会那样写。

（一）“蔡怨子常，子常恐，奔郑”

《左传》对柏举之战记载比较具体。

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左司马戌谓子常曰：“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冥阨。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败之。”既谋而行。武城黑谓子常曰：“吴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如速战。”史皇谓子常：“楚人恶子而好司马，若司马毁吴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独克吴也。子必速战，不然不免。”乃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三战，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难而逃之，将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尽说。”［14］

蔡国是个沿淮国家，行船是吴军的长处。据此，吴军选择了沿淮而上的进军路线。“舍舟于淮汭”既是对吴军沿淮西进的记载，也是关于孙武用计的记述。因吴军“舍舟于淮汭”这个看来再正常不过的行为，却藏着孙武的分兵之计。孙武在其兵法中说：“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孙子兵法·虚实篇》）楚将左司马戌侦知吴军“舍舟于淮汭”，他要毁舟切断吴军的退路，企图把吴军彻底歼灭于楚地，其计策不可谓不狠毒。但是，此计至少犯了两条致命的错误：一是分散了楚军兵力，二是逼迫吴军死战。这对当前的楚军都是大忌。司马戌向蔡国方向的淮汭进军后，留下与蔡、吴、唐联军对抗的就只有令唐、蔡人恨之入骨的楚相子常了。这个贪腐无底线的囊瓦，不仅伤害了蔡、唐两国，其实也被楚国百姓所憎恨，所以他的部下史皇当面对他说：“楚人恶子而好司马。”在战场上，司马戌要求子常“沿汉而与之上下”，是让囊瓦坚守汉江等待其回军共歼吴军，但吴军这时在汉水以东与楚军相持是等待战机。

自私自利的人最容易被“利”所诱惑，也就最容易犯错误。还没等到孙武用计引诱子常上钩，子常就为了争功而听从部下之计，不等司马戌回师，就毁约渡过汉江与蔡、吴、唐联军开战，结果三战三敗，以至于“知不可，欲奔”。一支主帅都想逃跑的楚军，其战斗力是可以想见的。

十一月庚午，二师陈于柏举。阖庐之弟夫概王，晨请于阖庐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弗许。夫概王曰：“所谓臣义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谓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属五千，先击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师乱，吴师大败之。子常奔郑。［15］

《左传》的这段记载，如下要点须特别注意：

1.三国联军的总指挥是吴王阖庐而非孙武，这有夫概“晨请于阖庐”为证。后世的苏洵等人要孙武为联军入郢后的暴行负责，是不知道谁是蔡、吴、唐联军大权的执掌者。后世把柏举之战的功绩归于孙武，主要是阖庐听从孙武之计而取得的。

2.夫概违命私战，有罪无功。在战场上，有君主在，夫概王没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权利，他是公开违抗命令。他虽然击败了子常之卒，但子常的失败早成定局。如果依从孙武的谋划，密切观察，抓住最佳时机攻楚，吴军的牺牲会更小，胜利会更大。

3.《左传》虽然没有提到蔡军，但蔡军在柏举之战中一定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史记·管蔡世家》说：

蔡昭侯使其子为质于吴，以共伐楚。冬，与吴王阖庐遂破楚入郢。蔡怨子常，子常恐，奔郑。［16］

蔡国人对子常之痛恨，子常是知道的。他也知道自己扣留蔡昭侯三年是何等的无道，所以他对蔡人对他的恨之入骨内心非常恐惧。在柏举之战前，他就“欲奔”，柏举之战一打，他的部下就散了，他本人则“奔郑”。所以，可以想见，蔡军在柏举之战中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三、吴军入郢及“子期、子蒲灭唐”

（一）吴军入郢

吴夫概不待命而攻击楚军子常的主力后，楚军溃败，吴王阖庐随即下令全军进攻。至清发江，吴军故意放过部分楚军，半济而击之，又败之。“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败诸庸澨而从之，五战及郢。”（《左传·定公四年》）［17］按照杜预的注解，“败诸庸澨”因“奔食，食者走不阵，故不在战数”。所以，所谓“五战及郢”，即“自小别至于大别，三战”，再加柏举之战、清发之战共五战，其他不成阵的小战则不计。

柏举之战后，吴王阖庐本应依照军令处罚夫概、整顿军纪，但是夫概是阖庐的同母弟，击楚又取得了胜利，所以就没有追究夫概的责任。夫概自以为有功，更加恣意而为。因此，蔡、吴、唐联军在柏举之战后就陷入了失控状态，吴王阖庐之命已不被遵守，孙武之谋已无人执行。各支部队各行其是，不但出现了太子与夫概争宫，而且导致了夫概自行归吴，自称为王。柏举之战后的混乱和失败，都是吴王阖庐不执行军纪，不对夫概进行惩处所导致的。

《淮南子·兵略训》说：“君臣乖心，则孙子不能以应敌。”［19］“君臣乖心”是指夫概和吴王阖庐背离，吴军失去团结。在这样的情况下，孙武的谋略再好，也无法让吴军应敌。《兵略训》极可能是伍子胥的后代伍被所著，他对柏举之战是了解的。总之，柏举之战后，吴军失去了控制，各支部队自行其是，如此焉能不败！

（二）子西、子蒲灭唐

吴王阖庐对联军失去控制，对伍子胥、伯嚭也不加约束。蔡、吴、唐军入郢后，可以说是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各种杀掠复仇行为都有。伍子胥掘墓鞭尸固然令楚人无法接受，唐军、蔡军对楚的复仇也让楚人无法忍受。在楚人看来，唐、蔡这样的小国，只有服服帖帖的服从楚国之事，那有小国到楚都横行的道理？所以，各种复仇行为激起了楚人的激烈反抗，而申包胥是楚人誓死抗击蔡、吴、唐入侵的典型代表。

申包胥逃到秦国去搬救兵。秦国看到吴军直入郢都，如此厉害，不想出兵救楚。秦伯派使臣对他说：“我知道了，您先到馆舍住下，我们商议商议再告诉你。”申包胥说：“吾君现在还在野外逃难，无处安身，我怎么能到馆舍住下呢？”他“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20］。申包胥随秦将子蒲、子虎及战车500 乘、大军50000 人救楚，但这已经是“吴入郢”第二年六月的事了。

“子蒲曰：‘吾未知吴道。’使楚人先与吴人战，而自稷会之，大败夫概王于沂。”［21］这是楚、秦共击吴军所取得的一个重要胜利，也是战争的一个转折点。

唐因国小而不被《春秋》所记载，但《左传·定公五年》还是为唐国的被灭亡记上了一笔。

秋，七月，子期、子蒲灭唐。

《左传·定公五年》［22］

杜预注说：“从吴伐楚故。”［23］子西是楚将，子蒲是秦将。在吴、蔡军与秦、楚相持之际，子西、子蒲先灭唐，可见唐对这场战争之重要。这是因为，唐离楚近，是蔡、吴、唐联军的根据地，所以楚才急于灭唐，这也可见楚对唐之仇恨。灭唐对楚是件大事，《史记·楚世家》载：昭王“十年冬，吴王阖庐、伍子胥、伯嚭与唐、蔡俱伐楚，楚大败，吴兵遂入郢……楚昭王灭唐”［24］。唐本来是楚国的属国，公元前597年（鲁宣公十二年），唐惠侯曾跟随楚庄王与晋军战于邲，是楚国欺压小国太甚，才逼迫他们宁可灭国也要反抗楚国的迫害的。

（三）鲁国“归粟于蔡”

蔡昭侯以吴子伐楚，得到了鲁国的支持。《春秋·定公五年》载：“夏，归粟于蔡。”［25］这是鲁国对蔡国的支持，也是对吴军的支持。《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支援蔡国粮食的不仅是鲁国，还有其他诸侯国，这也是可能的。

四、蔡国迁州来与孔子居蔡

蔡、吴攻楚入郢之伤痛，十年之后楚人仍痛恨不已。

（一）蔡迁州来

《春秋·哀公元年》载：“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蔡。”［26］这年是蔡昭侯二十五年，楚昭王二十二年。《左传》的记载是：“春，楚子围蔡，报柏举也。里而栽。广丈高倍。夫屯昼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间而还。蔡于是乎请迁于吴。”［27］

楚、陈、随、许四国国君率军围困了蔡国国都，他们围绕蔡都修建广一丈、高二丈的工事一周，昼夜围困，要求蔡人北迁，把土地让给楚国。蔡国被迫出降，答应楚国的要求，楚军等才退去。

第二年，蔡国没有按照楚国的要求北迁，而是东迁。《春秋·哀公二年》：“十有一月，蔡迁于州来。蔡杀其大夫公子驷。”［28］此年是蔡昭侯二十七年。《左传》载：“吴洩庸入蔡纳聘，而稍纳师。师毕入，众知之。蔡侯告大夫，杀公子驷以说，哭而迁墓。冬，蔡迁于州来。”［29］迁都是件大事，关系到许多人的利益，很多人不愿迁都，蔡国迁都州来是在吴军的胁迫下迁徙的。《史记·管蔡世家》载：“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于吴。吴为蔡远，约迁以自近，易以相救；昭侯私许，不与大夫计。吴人来救蔡，因迁蔡于州来。”［30］

（二）孔子居蔡

孔子在公元前493年来到蔡国，这年是鲁哀公二年，蔡昭侯二十六年。《管蔡世家》载：“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于吴。”［31］这年“十有一月，蔡迁于州来”（《春秋·哀公二年》）［32］。孔子入蔡在蔡迁州来之前。

孔子在蔡国待了三年。《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自陈迁于蔡。蔡昭公将如吴，吴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迁州来，后将往，大夫惧复迁，公孙翩射杀昭公。楚侵蔡……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33］

这就是说，自蔡迁都州来到蔡昭侯被杀这段时间，孔子都在蔡国，他是这段历史的经历者和见证者。孔子应该是见过蔡昭侯，他对蔡昭侯从被楚相囊瓦扣留到蔡、吴、唐伐楚的历史事实一定是清楚的。除了蔡昭侯，孔子也一定见到了其他柏举之战的参加者。所以，有关柏举之战及其以后的战事和变局，孔子是清楚的，他在《春秋》中的有关记载是绝对真实可信的。

州来是今天的何地？《辞源》的说法是：“州来：古地名。春秋时楚邑。后属吴。鲁哀公二年，吴王夫差迁蔡昭侯于此，改称下蔡。故址在安徽寿县。”［34］1955年在寿县发现并发掘了蔡昭侯墓，证实《春秋》《史记》所记州来在寿县，因为蔡侯墓不会离他的都城太远。

蔡昭侯墓出土的部分青铜器有铭文，蔡侯申尊有铭文23 行95 字，记载了公元前518年蔡昭侯为大孟姬作媵嫁之事，有“敬配吴王”之语。从这些出土文物看，蔡与吴既有共同抗楚的盟友关系，又有亲戚关系，这从蔡迁州来可以看出其关系之非同一般。蔡昭侯过于依赖吴国，也导致了他的被弑。唐、胡、顿都是因反楚而灭亡的小国。楚国的无道，迫使那些本来追随自己的小国无奈反楚的教训，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蔡昭侯以吴王阖庐、伍子胥、孙武伐楚入郢已经过去了2526年，战时使用的箭簇仍在，蔡昭侯的佩剑仍在，孔子的《春秋》仍在，历史的真实是不容怀疑的。这场战争留给了后人太多的思考：楚国的衰败，蔡国的灭亡，吴国的兴盛和迅速亡国……这些问题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而现实之残酷并不亚于春秋时期。

【注释】

[1] 司马迁：《史记》第五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66 页。

[2] 司马迁：《史记》第五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65 页。

[3] 左丘明：《左传》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4-1615 页。

[4] 左丘明：《左传》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5 页。

[5] 左丘明：《左传》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5 页。

[6] 杜预等注：《春秋三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92 页。

[7] 杜预等注：《春秋三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92 页。

[8] 左丘明：《左传》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9 页。

[9] 杜预等注《春秋三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93 页。

[10] 司马迁：《史记》第五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66 页。

[11] 左丘明：《左传》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8 页。

[12] 杜预等注：《春秋三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94 页。

[13] 左丘明：《左传》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8 页。

[14] 左丘明：《左传》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8 页。

[15] 左丘明：《左传》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8-1629 页。

[16] 司马迁：《史记》第五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68-1569 页。

[17] 左丘明：《左传》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9 页。

[18] 左丘明：《左传》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9 页。

[19]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下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88 页。

[20] 左丘明：《左传》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1 页。

[21] 左丘明：《左传》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8 页。

[22] 左丘明：《左传》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8 页。

[23] 左丘明：《左传》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9 页。

[24] 司马迁：《史记》第五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15-1716 页。

[25] 杜预等注：《春秋三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97 页。

[26] 杜预等注：《春秋三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16 页。

[27] 左丘明：《左传》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6 页。

[28] 杜预等注：《春秋三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19 页。

[29] 左丘明：《左传》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2 页。

[30] 司马迁：《史记》第五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69 页。

[31]司马迁：《史记》第五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69 页。

[32] 杜预等注：《春秋三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19 页。

[33] 司马迁：《史记》第六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28-1930 页。

[34]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辞源》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5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