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理性与历史诗性的融合
——读马晓康长诗《孙子》

吴投文

在新起的“90 后”诗人中，马晓康的长诗创作已引起广泛的关注。在不长的时间里，他的长诗《还魂记》《逃亡记》《晏子》《孙子》相继发表并出版，足见其才情丰沛。这在他的同龄诗人中，无疑是一个例外。此前读马晓康的大量短诗，觉得他的写作起点很高，诗中显露出一种特别的成熟感，有一种相当开阔的趋赴艺术创新的自觉意识。在马晓康转入长诗写作的轨道之后，他的写作禀赋似乎激活在一种更酣畅的创作激情里，同时也不难发现他的写作是有充分准备的。这不仅来源于其学养的厚积薄发，也来源于其性情中坚忍的耐力。这位年轻诗人在写作风格上，呈现出与其他“90后”诗人鲜明的异质性，在掘进自己的生命体验中，他所建构的艺术世界对称于生存真相的复杂与丰富，同时呈现出鲜明的审美辨识度。

从百年新诗的发展历程来看，长诗创作几乎从一开始就不断地遭遇困境，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大概来说，不外乎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中国向来缺乏长诗传统，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源头性的缺失；二是长诗缺乏清晰的边界，到底多长才算长诗，一直没有定论，这对长诗创作无疑会导致某些不利的后果；三是长诗在“长度”之外，还在内涵与结构上有一些特殊要求，这又很难达成共识。此外，还有一些更深层的原因有待探讨，但在新诗创作和研究中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长诗的历史价值与艺术定位也往往比较模糊，不能在文学史格局中获得独立的身份认定，也就不能充分彰显自身的艺术特性，这样，长诗的美学特质也就不能凸显出来。但值得注意的是，长诗创作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在中国新诗史上，也不乏气象阔大的长诗杰作。著名诗评家叶橹先生极有见地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始终不能出现能够抒写杰出伟大的长篇诗歌的大手笔，必定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一种缺憾和悲哀。”［1］可以说，长诗具有精神界碑的性质，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长诗写作也是极富挑战性的创造工程，大概也是检验诗人才华与心智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有创作雄心的诗人往往会向长诗发起挑战，殚精竭虑地投入到长诗创作中来。实际上也是如此，在长诗创作上取得成功的诗人，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关注和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这大概也是很多诗人倾注全部心力投入长诗创作的一种隐秘动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马晓康以先秦历史人物为题材的长诗创作，就尤为显得可贵，可以从一个历史脉络中认识到其独特的创作追求和价值，也可以为解读其文本提供某种诗学依据。新近出版的《孙子》是马晓康“齐鲁圣贤人物系列”的第二部，是以诗的形式呈现孙子生平与思想的首部长诗，在题材的深度开掘上独具匠心，不仅关乎对于历史的基本理解，又从历史的绵延中切入现实的维度，显示出诗人开阔的人文视野和深切的忧患意识。马晓康的长诗创作深植于先秦历史的文化主脉中，作为此一系列的第一部，《晏子》此前已经出版，由于“历史存在感”的生动呈现，使人物形象的塑造栩栩如生，带给读者新奇的体验和深刻的启示。《孔子》《孟子》《墨子》等都在他的创作规划中。长诗写作既是对诗人才华的考验，也是对诗人写作耐力的考验，系列长诗的创作尤其如此。对马晓康来说，这一系列长诗的创作实质上是为民族文化“写史”，为往圣先贤“立传”，具有文化寻根的意味。

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重要时期，都有叱咤风云的兵家出现，因为历史的久远，其中尤以先秦战国时期的兵家最具神秘色彩和诗性美感，比如春秋时期的孙武、司马穰苴，战国时期的孙膑、吴起、尉缭、魏无忌、白起等，莫不如此。比较而言，孙武及其兵书《孙子兵法》在中国古代的兵家和兵书中最具代表性，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长诗《孙子》是史与诗的结合，是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也是诗与哲学的结合。诗中的孙子既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符号。从诗人的创作意图来说，他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充满敬意，对往圣先贤取之不尽的智慧充满向往，他要用诗歌的形式将中国文化和往圣先贤的精气神呈现出来，期望带给读者有益的启示和直观的诗意感受。

从长诗的表层结构来看，《孙子》大体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追溯孙子的传奇身世，诗中隐然透露出春秋时期的风云动荡和历史幽暗，为长诗的进一步展开埋下伏笔；第二部分是长诗的主体部分，以《孙子兵法》十三篇作为参照，依次分为十三节，浓墨重彩地渲染孙子料兵如神、出奇制胜的兵圣风范，尤其对《孙子兵法》的辩证思维与仁厚内涵有独到的理解，从多个侧面呈现出孙子立体而饱满的形象；第三部分为尾声，抒发后世对孙子的缅怀，同时在历史的大视野中观照围绕孙子身上的种种谜团，有一种余音袅袅的历史混响。这三部分的构成既契合长诗结构上的开阔性，也把孙子的身世感和历史演变的壮阔结合为一个层次清晰的整体。就艺术构思的效果而言，确实有其匠心独运之处。

不过，《孙子》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结构值得注意，长诗的主题意蕴由此辐射到更广阔的诗意空间。长诗的《开篇》引录唐代周昙的诗《春秋战国门·孙武》，是全诗的一个引子，从“历史”观照“历史”，言说孙武的兵家品格。《序》中慨叹“春秋无义战”，孙武应时而出：“为了早日结束无谓的战争/ 他不得不，让自己融入其中！”以战止战是孙子的理想，也是《孙子兵法》核心思想的一个体现，这在长诗的展开中表现为一个不断强化的主题意向。中国的历史实质上就是一部战争史，这是长诗每一章设置一个“时间轴”的理由。从表层看，每一个“时间轴”对应孙武的人生历程，实质上对应战争生生不已的循环，亦是对应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历史处境，拷问战争对人类和人性的戕害，并自然地带出诗人的现实忧思。每一章的开头都有一个“诗外音”和“孙武的心声”，这在结构上是非常特殊的，亦是不可缺少的，对称于全诗主题意向的开阔性。“诗外音”相当于电影中的“画外音”，是作者作为一个对话者的“显形”；“孙武的心声”意味着孙武的直接“出场”，却是一种内在的声音，亦是“诗外音”的延续和补充。从另一方面来看，“诗外音”和“孙武的心声”具有潜在对话的性质，既是作者与孙武的对话，也是现实与历史的对话。长诗在结构上的这些特殊设置，实质上关联着孙武的历史处境，他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个体出现的，更是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表者出现的。同时，这些特殊设置也关联着作者与孙武的对话关系，诗中出现的“我”有时是孙武，有时是作者自己，有时是二者相互兼容的混合体。这都是由对话的性质所决定的。在某种程度上，孙武代表历史，而作者则代表现实，二者的对话代表现实与历史的对话，由此带出对战争的深刻反思。

长诗主题的多重意蕴正表现在这里。《孙子》主题厚重，又具有发散性的特征。诗人与孙武的潜在对话、现实与历史的跨时空对照、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个体反思与人类命运之间的张力，都指向长诗主题所辐射的多层次意蕴。历史既让人着迷，又让人困惑，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需要作家具备多角度的透视眼光，才能呈现出历史多层面的真实性，使读者真正受到感染和启迪。历史的本质是追问事实的真相，既需要宏大叙事，把握历史的演变规律，也需要擦亮和恢复真实的历史细节，在细节中呈现出历史的鲜活和复杂。同时，历史作为一种绵延的人类记忆，可以使后来者在历史与现实的某些同构性形态中警醒于历史悲剧的重演。长诗的“谋攻第三”中写道：“要用多少枉死的性命/ 才能唤醒一个迷失的皇帝？ / 要用多少失败和教训/ 才能开悟一个沉沦的民族？”正是这种自觉的历史意识的流露。《孙子》并没有拘泥于对先秦历史的写实性呈现，没有拘泥于对孙武历史功绩的个人演绎，而是把“历史写实”和“个人演绎”处置在一个延伸的视野中，从历史的缝隙中洞察人类命运的悲剧性实质，隐约有一个“当代史”的观察视角。长诗中多处涉及对抗日战争的书写，赞颂中华民族不屈的抗争意志，显然并非随意为之的闲笔，而是诗人精心处理的结果。此外，诗人在长诗中杂糅古今中外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现实因素，都带有历史与现实对照的性质，意在唤醒人们尊敬历史，珍重和平，以史为鉴。如果说，《孙子》的表层结构是以书写战争为重心，长诗的深层结构则指向对和平的诉求。这与孙武“以战止战”的思想是一致的，是孙子兵法的现代价值的体现，其中包含着对正义之战的肯定。同时，就长诗结构的整体效应而言，大开大合，大气磅礴，又环环相扣，张弛有度，同时具有现实与历史对话、与潜对话的性质，可以唤起读者多层面的反思。

作为一部大篇幅的长诗，《孙子》在艺术营构上煞费苦心，叙事跌宕起伏，抒情绵密细腻，既呼应主题的多重意蕴，又凝练在严谨的布局上，表现为历史理性与历史诗性融合的特征。对长诗写作来说，结构的整体效果是关系到作品成功与否的首要因素，既需要对称于主题的开阔，也要恰当地处置细节上的和谐，显然，长诗《孙子》的成功与此有关。长诗中的想象跃动着抑制不住的情感力量，恰如孙子所说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战略布局，既有越出常规的出其不意，又有聚焦主题的收合有度，“把读者置入历史与幻觉的中间地带，让历史与幻象一并融于彻悟、静穆、裸露、本真的状态中”［2］。长诗的语言如行云流水，驾轻就熟，奇正相生，不时闪烁出哲理的光彩，令人回味咀嚼。马晓康在一个访谈中说，自己的写作信仰是“为苍生立命”［3］。这是一个高远的追求，他表示今后将继续为此而写作。应该说，他的长诗《孙子》正是这一创作理念的生动体现，也使读者对他最终完成的“齐鲁圣贤人物系列”长诗充满期待。

【注释】

［1］叶橹：《呼唤长诗杰作》，载洛夫主编《百年华语诗坛十二家》，台海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2］卢辉：《〈晏子〉：透视、觉悟与抚留》，《联合日报》2019年10月18日。

［3］陈国梁：《马晓康：为苍生立命》，《齐鲁晚报》2020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