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的内在视野
——重读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

薛 毅

将鲁迅研究聚焦于鲁迅感性的、经验的和心理的层面，从他主观世界出发来重建一种内在视野，大致是1985年以后的潮流。主要成果有钱理群先生的《心灵的探寻》（1988年初版）、汪晖先生的《反抗绝望》（1991年初版）、王晓明先生的《无法直面的人生》（1992年初版）。这三本著作都有明确的研究目标和意图，《心灵的探寻》是“探索鲁迅的心灵辩证法”，《反抗绝望》是呈现鲁迅“矛盾性、复杂性和悖论式的精神结构”，《无法直面的人生》则要凸显鲁迅的“精神危机和内心痛苦”。三位学者不约而同地把“中间物”和“绝望的抗战”作为阐释鲁迅精神哲学的关键概念。他们的论著所达到的精神高度与研究者主体的全身心投入密切相关，用钱理群常常引用的鲁迅的话说是“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而不是隔岸观火。从而使论述有一种强烈的切身感，与研究者自身对真理的执着探索和艰难思考息息相通，富有抒情风格。但三者在阐释方向上又并不完全相同：钱理群力图在展现鲁迅心灵各个侧面的同时用“辩证法”将它们重新整合并统一起来，汪晖坚持从矛盾的精神结构本身看鲁迅如何深刻把握一个复杂、矛盾、悖论的世界。王晓明则很鲜明地强调了“精神危机”的“危机”性质。

早在1985年，王晓明著有长文《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论鲁迅的内心世界》，发表在当年内刊《未定稿》第19、20期上，后收在论文集《所罗门的瓶子》（1989年初版）里，这篇论文在当时颇具震撼性。1989年王晓明完成了专著《潜流与漩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1991年初版），其中第一章“鲁迅：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对前文作了修改，第二章“鲁迅：双驾马车的倾覆”专论鲁迅的《呐喊》《彷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修订本《无法直面的人生》附录收了这两章。在《未定稿》上原版的《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是这样开头的：

在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前二十年，鲁迅就已经辞世而去。可说来奇怪，今天谁要是提起他名字，我首先想到的常常不是他那几十篇出色的小说，而是他这个人，不是他笔下的那颗“国人的魂灵”，而是他自己的灵魂。当评判历史人物的时候，我们总会要遇到不朽这个词，可究竟怎样的人才能不朽呢？首先当然是那些贡献出伟大创造的人……但是，历史的筛盘上也有例外……如果杰出人物的精神能量不能向自己的创造物从容转化，它就往往以人格的形式直接显示自己。社会可以阻挠它创造物的形式，却无法禁止它以人的形象来标示历史……历史固然有理由轻视个人，在天才和他的创造物之间偏爱后者，但如果是评判一个严酷的时代，我们却不能不特别去注意前者。经过时间的淘洗，一切个人的言行都不免会黯然失色，我们从个人的躯内照见那卓越的精神的蛰伏形态，也很容易会感到深长的悲哀。但这却正是历史的安排，它不但把自己的代表权授予那些举世公认的伟大作品，而且有时候也授予那些众说纷纭的独特人格。鲁迅就是一个例子。

修订后这一长段被全部删除，王晓明重写了开头部分，他说：

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我们现在更已经看清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不但有很大的成功，也有很大的失败。既然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最重要的代表作家，他就不可能仅仅代表了成功的一面，而应该也同样代表那相反的另一面吧？①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263页。以下引此书仅标注页码。

原版和修订版的评价侧重点出现了变化。原版强调鲁迅作为人相对于作为作品的优先性，修订版更想分析鲁迅的创造潜能（“精神的蛰伏形态”）并没有在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实现的原因。这在鲁迅的自述中也有说明：“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但现在我并不。因为，我还没有这样勇敢，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写在〈坟〉后面》）王晓明引用这段文字时说字里行间有“对那‘酷爱温暖的人物’的轻蔑”（278页），这倒未必。但这段自述确实能让人悬想如果鲁迅“全露出我的血肉”会是怎样的形态。我猜想在很大程度上，王晓明是以这段文字为指引，去慢慢勾勒一个超越了他的创造物（作品）的鲁迅的形象，进而去批判性地反思鲁迅的作品为什么没能充分展露自己的血肉。虽然侧重点有变化，但原版的意思其实包含了修订版，删除这一段颇为可惜。

从1985年完成的《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到1992年完成的《无法直面的人生》，王晓明在鲁迅形象的把握上高度一致。前者从少年鲁迅家道中落讲起，说明鲁迅的少年时代的阴暗记忆形成了他的精神底蕴，而成年之后的经历几乎都印证了他对人的怀疑。这形成了一种心理循环，使鲁迅“逐渐养成了一种从阴暗面去掌握世事的特殊习惯”（267页）。体现在对民众的看法上，鲁迅固然有唤起民众的信念，有整体上肯定人民的愿望，但他又“无法摆脱种种关于‘愚民的专制’的阴暗思路”（270页），“这个令人战栗的提法并不是一种高度概括的逻辑结论，而是一种心理感受的牢固的凝聚，它的根基主要并不在鲁迅对感受材料的逻辑整理，而在于社会很早就强加给他、以后又不断强化的那种独特的感受习惯”（271页）。这说明鲁迅不可能将民众作为精神支柱，他需要从相反方向，将撒旦式的“任个人”的不惮于独战的思想作为自己的向导。《野草》中“那令人心惊的持刃相对的复仇者，那仰天诅咒的老妇人”，都是撒旦精灵的化身（278页）。但是，一味纵容撒旦式的情绪，“势必坠入绥惠略夫式的绝境”，鲁迅又不得不扔掉“任个人”思想的手杖，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要除去自身的“鬼气”。“在精神发展的道路上，他似乎徒劳地兜了一个大圈子，这是怎样令人悲哀的徒劳！”（279页）

《无法直面的人生》中，王晓明进一步展开鲁迅与纠缠他一生的阴郁记忆相对抗的精神历程。从绍兴到南京，从南京到日本，“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从学医到从文，又回到绍兴，最终在北京绍兴会馆，孤灯枯坐抄古碑消磨长夜，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历程。“他刻了一方石章，曰‘竢堂’，又给自己选了一个号，叫做‘俟堂’。笔画虽不同，意思是一个，就是‘待死堂’。”（47页）这样的叙述并不算很新奇，它与鲁迅的《〈呐喊〉自序》非常吻合。新奇的是，王晓明用类似的方法，把这以后的鲁迅的精神历程，概括为“三次逃离”：1918年从绍兴会馆逃向启蒙主义队伍；1926年从风沙蔽日的北京逃向南方；1930年从深感悲哀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逃向激进反抗者的营垒。他的一生“是不断地拒绝命运的摆布，不断从悲观和绝望中逃离的一生”“这些逃离都不成功，它们给他的打击，也一次比一次更大。以致到生命的最后时候，他又陷入了‘鬼气’的包围”（234页）。王晓明甚至设想，如果疾病不是那样快地夺走他的生命，鲁迅可能还会做“第四次逃离”，当然结局还是会失败。

这种极为内在的观察角度使王晓明对鲁迅精神历程中常见的行为有了新的阐释。他用“戴着面具的呐喊”（49页）来概括鲁迅投身《新青年》开创的新文化运动。他决意呐喊但心境和早年在东京策划《新生》的时候大不相同，当年的真理在手的信念已经所剩不多，他如今“确信”的是铁屋子的万难破毁。为了克服自己的障碍，他需要将自己的“确信”相对化，用“删削黑暗，装点光明”的办法去创作小说。正如鲁迅私下所谈及的那样，他的所说和所想并不相同，他的所想“太黑暗”但并不能证明是否正确，所以不愿意传染给别人。“面具”说的洞见是，鲁迅与新文化运动中流行的价值和观念之间有着值得分析的距离。鲁迅研究史上常见的用主流概念和思潮来说明鲁迅的倾向被终止了，它们并不足以照亮和解释更复杂的鲁迅。在王晓明看来，鲁迅的心理感受和理论逻辑之间有着严重的不平衡和分歧。王晓明力图呈现一个非常个人化的鲁迅，去触摸不可还原为概念和思想的鲁迅的具体性独特性，所以他更愿意采用内心描述的方式而放弃理论推论。但是，这有可能导致另外一种偏向，由于强调鲁迅与思潮之间的距离，他的从新文化运动到左翼运动的积极努力有可能被低估。另外，预设一个绝望的鲁迅，也有可能失去对鲁迅内心世界流动性的把握，使得“三次逃离”看上去像原地打转，徒劳兜圈。

“双驾马车的倾覆”力图从鲁迅创作的潜在可能出发去批判性反思《呐喊》《彷徨》。王晓明从鲁迅的创作动机中分解出两个方面：第一是启蒙的，用小说来改良人生，这是在王晓明看来是相对狭隘的过于功利的方面；第二是抒情的，用小说来“纾遣痛苦”。“他的小说创造就像一辆双驾马车，先是那排遣苦闷的朦胧的冲动，随后又挤过来一种相对狭隘的社会启蒙的意识，这两个动机合在一起，才使其轮子转了起来。”（295页）王晓明力图证明这两个方面有明显的“互相羁绊”。《狂人日记》借狂人的疯言呓语倾吐自己内心的隐情，但到了小说后半部分，“混乱的印象逐渐减少，明晰的推理越来越多”“分明是向公众推行思想启蒙了”（296页）。鲁迅小说中有诸多杂文笔法，就是“鲁迅那启蒙意识肆意冲撞抒情动机的结果”（297页）。这也体现为鲁迅小说对情节的突出，对人物形象的象征化手法的偏爱，都产生于鲁迅的理性设计，用于传达明晰的启蒙思想。但是，“鲁迅内心积郁的复杂性，又决定了他的启蒙意识不可能支配他的全部创作冲动”“一些与这启蒙意识并不相合的情感，又会坚决抗拒理智思维的支配。这抗拒当然不可能全都成功，却总有一些情感夺门而出”（308页）。王晓明列举了《孔乙己》《祝福》《在酒楼上》《伤逝》等篇目，当然，最重要的是《孤独者》。王晓明的结论是鲁迅有两类小说，第一类凸显强烈的启蒙主题，以《阿Q正传》为标志，第二类则浸润着浓重的疑惑和悲哀情绪，以《孤独者》为标志。“甚至可以说后者正构成对前者的一种情感上的否定”（331页）。无疑，在王晓明看来，后者代表着鲁迅独一无二的贡献。王晓明说：

鲁迅最重要的人生使命，恐怕不在当一个“强聒不舍”的启蒙者，而在做一名悲愤深刻的小说家；不在写杂文，而在写小说，不仅是写《阿Q正传》，更是写《孤独者》。既然魏连殳式的绝望，是表现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份最独特也是最深刻的人生情怀，那鲁迅顺着《孤独者》的方向写下去，又势将创造出怎样伟大的悲剧作品来？（331页）

鲁迅研究内在视野的重建过程，也是重建鲁迅作品评价标准的过程。最为普遍的方式是将鲁迅作品分成杂文和文学两个部分。更为彻底的方式就是从鲁迅的文学作品中进一步分为启蒙类和自我分析类两个部分。而鲁迅的深刻的内心世界，鲁迅的“本质”，似乎只存在于散文诗《野草》和《孤独者》等小说中。

但是，重读“双驾马车的倾覆”和《无法直面的人生》，重读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研究成果，我倾向于认为这只是表层结论。王晓明对鲁迅的论述富含情感，令人透不过气来，用他后来的话来说，他很惊讶当初笔触这样放肆，“一点都不掩饰自己的阴郁和愤懑”（2001年修订版自序）。从《无法直面的人生》前后章节安排看，王晓明很清晰地拉出鲁迅情感的高低曲线，从孩提“幸运儿”到少年时期“天突然坍了”，从接触新学时“初皈神灵的狂喜”到枯灯下抄古碑的“待死堂”，从加入新文化阵营的“小成功”到阵营解体后的“大失败”，从加入左翼阵营的“新姿态”到不得不应对阵营内部矛盾的“横站”。这样的图景，如果以摆脱绝望为动力，我们看到的就是多次“逃离”的努力和失败，但“逃离”说过于将前一种绝境和后一种努力做了勾连，似乎努力只为“逃离”，也将前一种绝境和努力失败后的绝境同一化，视为重复，从而产生一种无法摆脱的“命运”感。这是王晓明论述的总体预设。但如果不再仅仅用王晓明提供的“逃离”说来阅读《无法直面的人生》描述的鲁迅的情感曲线，我们可能更为贴切地体悟到鲁迅一次又一次面临的情感“低谷”的具体特性。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20年代中期鲁迅的“绝望”，应该看成是鲁迅投入新文化阵营的直接产物，而不是“待死堂”的重复。失败是努力的结果，失败中也包含着努力的延续。无论是《过客》还是《这样的战士》，都保留着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身影。

王晓明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最早使用“中间物”概念来概括鲁迅思想特征的学者。在《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中，王晓明具体说明了鲁迅摆脱绥惠略夫式的个人主义绝境的方法。首先，鲁迅把时代理解为“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也就是处于大动荡和大决战之前的时代，“他把视线从结果转向过程本身”“为了迎接转折点，就有必要忍受黑暗的加剧……他把自己对那个时代的各种感受，艰难地协调了起来”（281页）。在这样的对时代性质的判断中，鲁迅重新掌握了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在“一切都是中间物”的文字里，鲁迅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旧垒中来的反戈者，强调自己原属于那个将要灭亡的阶级（282页）。鲁迅也从“中间物”的判断中，理解了自己对一些新的现象感到不适应甚至严重不满和失望的原因（283页）。他把自己判属给旧世界，体现了一种彻底的自我牺牲精神，“把自己的痛苦理解成路中的野草，它的倒伏正说明了革命之足的前行”（284页）。在《无法直面的人生》中，他进一步说明，鲁迅提出“中间物”的观念，“用意正是在论证一种充当牺牲的必然性”（91页）。“他将自己从先驱者的位置挪到旧营垒和新世界之间，当然是后退了一大段，但恰恰是这个后退，使他在心理上重新站稳了脚。”（92页）

虽然还是打上了从个人动机角度理解鲁迅的“逃离”说烙印，“中间物”概念可以称得上20世纪80年代对鲁迅思想和情感特征最重要也最独特的把握和发现。鲁迅的较为宽泛的进化论思想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普遍存在的进步学说，但鲁迅对进化论的进一步推论和使用，将自己理解为新旧矛盾冲突中的旧的方面，却是独一无二的。换言之，进化论思想变异为“中间物”概念而内在化，留驻在鲁迅的心灵深处。同样，人们会从新文化运动中提炼出“人的发现”的主题，而在《野草》中，“人”变异和颠倒为“影”，用于把握鲁迅自我。同样，“雨”变异为“雪”“死掉的雨”，“火”变异为“死火”。在一定程度上，后者是对前者的否定，但后者无法摆脱前者单独存在，相反，我们更可以看到后者也是前者的现实形式。就像无论“中间物”概念怎样强调自身与旧世界的紧密联系，怎样强调自我存在的否定性，但否定自我的力量仍然来自新世界，“中间物”概念也无法脱离进化论思想。

一方面，鲁迅不可能自外于从新文化运动到30年代左翼运动的思想潮流，相反，他是以独特的方式理解它们，加入它们。另一方面，单纯从思想潮流出发无法解释鲁迅，更无法解释鲁迅的精神危机。传统教科书式的鲁迅论述，将鲁迅的精神危机放置在从前一种潮流向后一种潮流的过渡和转化的过程中，精神危机虽然标示着鲁迅精神历程的“低谷”，但鲁迅具备克服危机的动力。可是王晓明却死死抓住“低谷”不放，把精神危机放置在论述的核心地带。为此，他并没有兴趣仔细论述鲁迅与各种思想潮流之间的正面联系，以及矛盾和交锋。他甚至不愿意将鲁迅的矛盾看成是极富创造性的精神动力来加以赞美。

终其一生，他都是这样一个矛盾的人：日益深刻地承认他的阴郁心绪的正当，却同时竭力地怀疑和拒绝这些心绪。（234页）

一部《无法直面的人生》，就是把鲁迅的阴郁面推向极点的传记作品。时至今日，我不清楚还有多少读者会把这样一个处于黑暗深处的阴郁、绝望、矛盾的鲁迅形象看成是鲁迅的“本质”？在我看来，这更像是40年代起一代又一代鲁迅研究者构建起来的崇高的、一心从事社会变革的革命家的形象的倒影，二者有着无意识的紧密联系。虽然历史上崇高的鲁迅形象总是无法解释和穿透《野草》和《孤独者》，虽然阴郁的鲁迅形象也容易让人们对鲁迅的崇高性产生疑问，甚至无视和抛弃后者，而且二者在鲁迅研究的方法和角度上几乎有天壤之别，但是，阴郁的鲁迅的真正意义，与其说是取代了崇高的鲁迅，不如说以强有力的对话方式冲击了历史上建构起来鲁迅形象的空洞化倾向。

《无法直面的人生》最后一章，初版题为“面对命运的启示”，三联新版改为“绝望的抗战”。在这一章中王晓明对正文作了不少修改，其特别处是把初版的看法和现今变化了的看法同时呈现出来。初版中，王晓明认为鲁迅应该有这样走出根本矛盾的方向：“将悲观主义信仰到底，并且有勇气将它发扬到底。”

他如果深深地沉浸入自己的怀疑和悲观，沉浸入他对个人、民族、社会和文化悲剧的独特体悟，不是急于推开命运的启示，而是认真地谛视它、倾听它，在心里反复地咀嚼它，将全身心都投入对它的领会之中，他是不是就能向世人提供一种对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的既非乐观主义、也非虚无主义的透彻的启示，使我们后人在精神上少走许多弯路呢？（235页）

这是鲁迅的“精神的蛰伏形态”没能充分体现于他的作品（创造物）的思路。沿着这样的思路，虽然《孤独者》很深地沉浸在悲剧性的体悟中，王晓明仍然不满于作品有一个第一人称“我”的设置，横阻在读者和悲剧主人公之间，造成作品在抒情方式上的不协调。他也不满于《野草》，“在袒露自己的血肉，却又总还想掩上一层纱巾”（107页）。鲁迅的这类写作都服从于“驱逐鬼气”的动机，这还是“逃离”的方式。

现今的王晓明其实并没有完全放弃以前的看法，他说如果乐观主义缺乏悲观主义的挑战和滋养，就势必流于浅薄，甚至一触就破，因此会盼望鲁迅能将悲观主义坚持到底，留下更多透彻之作，滋养后人们直面现实的心力（238页）。重要的变化，是在对“逃离”的评价上，如今王晓明更愿意从积极的一面去理解“逃离”。原本王晓明过多给予“逃离”以被动消极性，“逃离”意味着无法直面“鬼气”，这使他不能很好地评价鲁迅参与新文化运动和左翼运动的积极含义，而如今王晓明认为，“绝望”本身多半会引人陷入颓唐，“由‘抗战’赋予‘绝望’新的意义，将它改造为自己的基础和动力，由此展开的‘抗战’，就可能是真正强韧和耐久的”。

他是借助于“绝望”，通过将“悲观”改造为奋斗的出发点，来修补和加固抗战的意志。而一旦如此理解鲁迅在“彻底悲观”这个方向上的止步不前，我的感受就和二十多年前明显不同，不再只是深深的遗憾，也有同样强烈的感激，尽管依然有“假如他能写出更大容量的小说……”的慨叹，我却同时明白了，他那些与现实短兵相接的杂文，为今天的中国人做了怎样的示范。（239页）

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的评价方式：

他比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更多地承受了那种先觉者的苦痛，在某种意义上，他简直是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但是他没有因此就停顿不前。当理论信仰不足以支撑自己的时候，他就更多地依靠自己的人格力量，动员起全部的理智来保卫呐喊的激情。这就是“绝望的抗战”的真正含义，它表现的主要不是一种用理论装配起来的勇气，而是一种由对黑暗的憎恨凝聚而成的意志。（285页）

这与同时期钱理群、汪晖对鲁迅的精神哲学的归纳非常一致。钱理群说“‘抗战’以‘绝望’即清醒的现实主义人生估价为基础、前提，一扫浮躁之气，‘绝望’以‘抗战’为归宿，又一扫消极色彩，二者辩证统一”，最能反映鲁迅的战斗风貌和本质（《心灵的探寻》）。汪晖说“面对‘绝望’与‘虚无’的世界，个体生存的根本性的道德准则就是坚强的意志，直面人生的勇气，反抗与创造的精神，独立自强的自我，承担痛苦的能力和拯救世界的大爱”（《反抗绝望》）。既然应该从更积极的方面来理解“逃离”，那么“逃离”势必要被“抗战”所取代。那么，鲁迅从新文化运动到左翼运动的努力也不能仅仅从过于消极的动机、从摆脱绝望的困境的角度来理解了。既然“绝望”的新意义由“抗战”赋予，它能改造为后者的动力，变成后者的出发点，那么鲁迅的“精神危机”也就需要重新阐释，它不应被抹去，我们应该重新找到接近它的途径。这也许是今天的王晓明先生所提示的阅读新版《无法直面的人生》的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