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历史文脉与场所精神的识别与传承
——来自武汉的城市设计启示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副院长 中设协传统建筑分会副会长 肖伟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共享遗产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宋奕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新的城乡建设大潮席卷全国。如何在城市设计的过程中把准城市的历史文脉，识别、归纳出其场所精神，进而在建筑与规划的层面保留或再现关键的城市历史景观，是在城市空间中凸显城市性格并在城市的可持续建设发展中有效应对“大拆大建”“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困境的良方。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期印发的《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下一步做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本文结合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设计”）的相关实践，就如何在历史文脉与场所精神的传承中实现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平衡展开探讨，以期为城市设计提供借鉴和启示。

武汉的城市历史文脉与滨水历史片区风貌保护

武汉于198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历史文化名城的七大类型之中属于“近现代史迹型”城市，这证明了近现代时期的发展在武汉成为历史文化名城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作用。与上海、广州、天津、厦门、大连等沿海近现代历史文化名城不同，武汉三镇在近现代凭借中国南北铁路系统与长江航运的空前发展而成为中国内陆重镇，因交通之便而兴盛的近代内陆口岸型工商业也成为形塑这座城市的空间形态与城市性格的重要元素。

武汉由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组成，它们分别位于长江及其最大的支流汉江的两岸。沿江、滨水是这座城市的主要地貌特征，武汉三镇的城市空间发展大都与水相关，其独特的近现代内陆工商业口岸城市历史建筑以及由其所组成的城市历史风貌，是武汉城市更新过程中弥足珍贵的重要遗产，也是打造富有武汉特色的滨水名城过程中应予以充分重视的核心内容。其中，近现代工商业口岸城市的滨水区历史风貌在武汉三镇有不同的形态特征，在三镇各有分布的近现代滨水工业遗产，也因工业门类以及发展时代的不同而各具特色，形成了武汉这座近代工商业口岸城市风貌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背景下，在武汉的两江四岸滨水区临近的区域分布了江汉路及中山大道片、青岛路片、“八七会址片”、一元路片、农讲所片、青山“红房子”片、六合路片、汉正街片、龟山北片以及显正街等历史文化片区，它们目前正在被融入武汉市两江四岸滨水区的建设蓝图中。而在这些历史片区的保护与沿江高层建筑群的建设之间日渐显现出一些矛盾的关系。《意见》提出，“着力解决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遗产屡遭破坏、拆除等突出问题，确保各时期重要城乡历史文化遗产得到系统性保护……”，在武汉市打造两江四岸滨水区高层建筑群的过程中，需要城市规划设计者尊重既有历史文化片区风貌，警惕让历史建筑与街区风貌为高层建筑让路的思维，力求实现现代与历史风貌之间的和谐共生。

同时，《意见》还指出，需要让城市历史遗产融入城乡建设，要“加强重点地段建设活动管控和建筑、雕塑设计引导，保护好传统文化基因，鼓励继承创新，彰显城市特色，避免‘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因此，在打造武汉长江滨水各历史片区高层建筑群的发展背景下，需要加强对建设的管控，避免盲目鼓励数量巨大且同质性强的高层建筑建设，更要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21年10月下发的《加强超高层建筑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严格控制生态敏感、自然景观等重点地段的高层建筑建设，不在山边水边建设超高层建筑，不在城市通风廊道上新建超高层建筑群。不在对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世界文化遗产及重要文物保护单位有影响的地方新建高层建筑，不在老城旧城的开发强度较高、人口密集、交通拥堵地段，新建超高层建筑。”根据上述政策文件要求，武汉长江滨水各历史片区需对高层建筑群，尤其是超高层建筑的建设规划有所反思。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路线引导下，理想的工作策略应该包括充分调研分析各滨水区域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现状与中远期发展规划相冲突之处，对两江四岸规划进行有针对性的高层建筑群建设用地、建筑高度、密度与形态协调性控制研究，尤其是注意保护沿江历史片区天际线的完整性。同时，尽可能将高层建筑群规划在对历史文化片区风貌影响最小的区域，并保持一定的控制间距。此外，还需对此前已经通过审批但尚未启动建设的涉历史片区滨水超高层建设项目进行重新审议。对高层建筑群的设计还应注重品质控制，警惕一味“求大、求洋、求怪”的倾向，注重其与既有历史街区风貌之间的协调，最终打造出能够对独特城市历史文脉与场所精神形成传承的现代城市。

“应保尽保”原则下的“绣花”与“织补”功夫

早在2020年4月，住建部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就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对城市中各重点地段建筑的风貌控制提出了要求。《通知》指出，“各地应加强自然生态、历史人文、景观敏感等重点地段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健全法规制度，加强历史文化遗存、景观风貌保护，严格管控新建建筑，不拆除历史建筑、不拆传统民居、不破坏地形地貌、不砍老树。”在这一大方向的指引下，武汉的旧城改造与城市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此同时，历史风貌区的保护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依然存在。目前，武汉市尚有一批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但没有被列入各级保护名录的历史建筑遗存面临为“旧改”让路、随时有可能被拆除的命运。例如，在反映明清以来的中国传统商业手工业城市历史风貌，同时也是汉口早期工商业聚落形成之地的大董家巷历史风貌片区内，目前已留存不多的部分历史建筑遗存已因为并不位列各级保护名录内，而被纳入了相关地块的拆除计划中，前景堪忧。

平和打包厂剖面图（来源：中信设计）

平和打包厂修缮中保留下来的承载场所精神的老旧设施（摄影：宋奕）

平和打包厂中庭（摄影：李扬）

延续上述《通知》精神，《意见》中对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的保护问题又进一步作出了强调，明确提出了“坚持价值导向、应保尽保”的工作原则，将“拆改留”中“留”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意见》指出，“按照留改拆并举、以保留保护为主的原则，实施城市生态修复和功能完善工程，稳妥推进城市更新。”《意见》还指出，“到2025年，多层级多要素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初步构建，城乡历史文化遗产基本做到应保尽保，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活化利用经验，建设性破坏行为得到明显遏制，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融入城乡建设的格局基本形成。”而这一保护传承体系将在2035年全面建成，实现“城乡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充分利用，不敢破坏、不能破坏、不想破坏的体制机制”。在这一体系的建设中，分级落实保护传承体系成为了一个重点任务，尤其强调了加快认定更加位于基层的市县级保护对象，而且指出，“具有重要保护价值、地方长期未申报的历史文化资源可按相关标准列入保护名录”。这一意见充分体现了“应保尽保”和“应保尽快”的思路，也无疑为城乡建设活动中尚未列入各级名录的历史建筑遗存的抢救性保护建立了政策基础。

位于汉口沿江历史片区的横滨正金银行旧址（摄影：李扬）

如果说“应保尽保”的工作原则体现了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全”与“快”，那么将其放置到城市更新的建设大环境下就必须还要有一个“细”而“慢”的维度，即任何城乡开发建设活动都需要先挖掘所涉建筑与街区的历史文化价值，然后再审慎制定改造与开发方案。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各相关方拿出勇于下“绣花”功夫的勇气，摒弃以工期节点为导向、大干快上的粗放建设思想。将对独特且不可再生的历史建筑与历史街区风貌的尊重放在城市更新与发展的首要位置。在对历史街区进行开发规划以及对相关历史建筑进行修缮、改造与再利用的过程中，应先开展细致审慎的历史价值研究，对历史街区与历史建筑单体所承载的独特场所精神进行识别与提炼，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关修缮、改造与活化利用方案。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省南京市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指出，在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修复的过程中，要更多采用“微改造”的“绣花”功夫。此次《意见》中也再次强调，应“采用‘绣花’‘织补’等‘微改造’方式，增加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街区和历史地段的公共开放空间，补足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使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融入城乡建设，充分理解并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扎实、细致地稳步推进历史建筑与历史街区的修复、利用与发展工作，切忌在项目工期与节点任务的压力下，采取粗放、求快的工作作风，忽视对历史建筑与街区场所精神的基础研究，或者草率进行与原有场所精神不相符的业态规划与改造设计。

与此同时，对重点历史街区与历史建筑单体的修缮与再利用规划设计还应具有全局观，针对城市文化设施发展中的短板进行业态规划，并充分了解和协调各相关利益群体的需求打造。例如，在汉口“八七历史博览区”巴公房子修缮与再利用项目中，应结合武汉市万里茶道申遗以及城市核心艺术文化空间的打造选择相应业态植入。此外，对历史建筑单体的修缮与改造利用应符合国际专业标准与行业发展趋势，工程项目应在充分听取并协调相关利益方意见的基础上推进，并强调项目在修缮前、修缮中以及长期可持续再利用过程中的社区与公众参与，凝聚广泛的社会力量。正如《意见》中所提出的重要原则所述：“坚持多方参与、形成合力。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保护传承工作，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激发人民群众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形成有利于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

此外，作为集中体现武汉这座近现代工商业口岸城市场所精神的近现代遗存，分布于汉口滨江商务区与谌家矶生态新城、硚口区沿汉江工业片、武昌区青山红房子等片区的沿江工业遗产的保护，也应该在武汉这座江城的滨水片区发展规划中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武汉三镇主城区滨水工业遗产建筑与设施几乎消失殆尽的现状下，这些位于主城区较边缘地带的工业遗产建筑群组更不应在未来城市滨水景观的打造过程中成为为高楼簇群让路的对象。相反，应通过对标国内外滨水城市如悉尼、芝加哥，以及中国上海杨浦区滨水公共空间的打造与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等活动中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经验，将现已日益稀缺的武汉三镇滨水工业遗产作为打造武汉独特近现代工商业口岸城市滨水历史景观的重要资源，让独属于武汉长江文化的近现代工业文化在肉联、水厂、武钢、江厂、武车等工业遗产的保护与活化利用中成为三镇两江四岸的重要滨水城市历史景观与充满活力的城市人居空间。

中信设计的实践：平和打包厂“老厂新生”引领下的“老城新生”

汉口沿江历史片区鸟瞰（摄影：李扬）

中信设计在武汉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方面起步较早，2008年即创建了专门从事城乡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古建研究中心，完成了平和打包厂、宋庆龄汉口旧居、横滨正金银行旧址等一系列历史建筑的修缮再利用以及中山大道历史街区的改造设计工作，其中，平和打包厂在过去几年内经历的“新生”为识别与传承武汉市的城市历史文脉及场所精神提供了一个出色的案例。平和打包厂是20世纪初由英国人在汉口开设最早的棉花打包厂，也是武汉这座近现代工商业口岸城市中最能体现城市场所精神的著名工业遗产之一。1905年，英商平和洋行在当时的汉口英租界内里长江不远的街区开始建起了平和打包厂的第一座厂房，在后续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厂区规模逐渐扩大，最终形成了由七座建筑组合而成的占地面积8182平方米、建筑面积30500平方米的工业建筑群。走过了116年的风风雨雨，也经历了从打包厂、仓库到多种经营租用空间，再到文化与创意中心的变身。平和打包厂如今已经成为汉口青岛路历史文化街区与汉口文创谷的一颗明珠，为武汉的历史建筑的保护再利用及借此激活城市更新提供了一个颇具示范性的样本。

由于历经了百年沧桑，平和打包厂在由中信设计进行修缮改造设计之前，建筑主体各个立面的破坏与损毁情况都比较严重。厂内经过长年的多种功能使用和弃置，建筑构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残损，建筑的结构稳定性也无法满足新的多重使用功能的要求。此外，厂内各种乱搭建的构筑物也严重损害了平和打包厂建筑群的历史风貌。在保护与活化并举的工作路径指导下，中信设计团队的第一步工作便是全方位地开展前期调研工作，通过现场勘测进行建筑考古，并绘制厂区现状平面布置图。此外，设计团队还收集整理了厂区的历史资料、文献、原英租界区及其相邻租界区各历史时期的老照片与地图等影像资料，走访了原来生活在临近社区的居民和在平和打包厂工作过的老职工，了解各栋厂房原来的功能与结构布置情况以及厂里的活动流线。在召开多次专题研讨会之余还邀请到国内外知名的材料、结构专家和设计团队一起为平和打包厂历史建筑的修缮工作“望闻问切、拿方抓药”。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识别、归纳、还原并延续平和打包厂的场所精神。在这个过程中，地方专业院校师生、专家学者以及民间文化遗产保护者的参与积极性也都被调动起来，为平和打包厂的重生献计献策。

在充分的前期研究与公众意见征询的基础上，修缮方案在一系列原则的引领下被制定出来。在保护平和打包厂建筑群真实性、完整性的前提下，修缮方案采用了最小干预、可逆性以及原材料、原工艺等原则，力求保留和还原场地原有的场所精神。例如，在修缮改造材料的选择应用上，平和打包厂项目按照历史建筑保护和修旧如旧的理念，大量保留了原有设施，如金属门、木滑门、楼梯金属栏杆、夹丝玻璃、货物滑道以及具有显著历史特征的消防喷淋设备、电力设施，乃至墙上的历史标语等。保护修复工作中最大限度地选用本地材料与传统工艺，如外立面本地传统砖材与癞子灰面层制作技艺。而在结构安全上，通过创新性地整合多种结构加固的方法使得原始构件得到最大限度的沿用，在保护原有场所精神的同时使建筑实现“延年益寿”。例如，对厂区内的钢筋混凝土构件通过涂刷迁移型阻锈剂与清水混凝土涂料的方式延长其使用年限，采用大跨度钢结构在保障承载力的同时，完整展现建筑原有外观风貌及其折射出的场所精神。

在平和打包厂的修缮与改造过程中，中信设计团队还颇具创意地将平和打包厂的绿色可持续设计与项目整体的空间设计、流线设计以及基于场所精神的修缮保护设计融为一体。例如，在自然采光的最大化利用方面，平和打包厂项目的设计者结合交通组织与社交空间需求打开了原本建筑群密集的内庭院，通过屋顶采光天窗和金属板的交错设计，实现内庭院和内区功能房间采光，并结合当地的气候特点实现了遮阳及热舒适的平衡，同时营造出丰富多样的光影效果。而屋顶采光天窗与金属板交错的构形又从场地周边历史街区的坡屋顶三角构形元素中汲取灵感，在顺应场所精神的同时与环境中的历史建筑景观实现呼应。另外，建筑群内不同部位的贯通，使各楼层采光井在提供自然采光的同时，还被用来展示建筑立面风格、肌理以及结构上的特征，成为建筑独特场所精神的展示廊。而在自然通风的营造过程中，设计团队通过东侧及南侧的三个出入口和相应的内庭院引入“自然风”，同时庭院屋顶采用开敞式设计，使“自然风”在热压与风压的双重作用下顺畅地从屋顶敞口处流出，形成了这些区域良好的气流组织，实现了建筑群内部及整体良好的自然通风。出口、中庭、楼梯、连廊、天台间构成的“风的流线”与整个建筑群中由各种社会文化活动汇聚而成的“人的流线”形成呼应。

同时，从历史建筑保护与再利用工程全过程咨询的角度出发，设计团队在设计开始之前就结合平和打包厂所在的青岛路历史街区区位条件、其在“汉口文创谷”建设蓝图中的功能地位，以及整个江岸区乃至武汉市相关城市空间与产业优化的长远规划，针对平和打包厂的活化再利用进行了业态与空间适配性研究与策划，并以此来统领后续的修缮与改造设计。平和打包厂的新生，在保护传承独特场所精神的同时，实现了从老旧工业设施到整合了文创办公、文旅休闲、艺术会展及城市公共空间等多种功能的文化创意园区的空间功能转变与多层次的活化利用，正如《意见》中所强调的那样：“活化利用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在保持原有外观风貌、典型构件的基础上，通过加建、改建和添加设施等方式适应现代生产生活需要……以用促保，让历史文化遗产在有效利用中成为城市和乡村的特色标识和公众的时代记忆，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实现永续传承。”

由中信设计团队承担设计工作任务的平和打包厂修缮与再利用工程最终成为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的获奖项目之一。评委会评语写道：“项目所营造的公共空间复原并提升了老旧工业遗产群与当地社群间的关系，为武汉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设计之都开展相关活动提供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心。”在平和打包厂完成活化更新之后，它又成功地带动了周边更大范围的“平和坊”建筑群的升级改造，也在整个青岛路历史文化街区的复兴中发挥了引擎作用。

重新回溯、评价平和打包厂“老厂新生”的成功历程，同时关注那些仍然在城建大潮中徘徊于灭失边缘的遗产建筑命运，在总结成果的同时，以《意见》为行动指引，查找发现当下武汉在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中存在的短板与面临的挑战，并且在独特城市历史文脉与场所精神的引领下进行城市遗产保护的政策框架设计以及建筑与城市空间设计，最大限度地将城市文化遗产转化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动力，努力在历史文化保护与建设发展之间寻找平衡点，才能实现历史文化名城武汉真正意义上的“老城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