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批判性

周平远

自19世纪欧洲文坛的现实主义被命名为“批判现实主义”后，批判性，似乎不再成为现实主义本身自在的、内源性的、与生俱来的精神品格与美学原则，而成为一种游离于现实主义之外、被附加于现实主义之上的一种品质与规定性。作为一种相同或类似的修辞方式，继批判现实主义后，出现了革命现实主义、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概念。这一系列经过修饰、限定的现实主义，似乎又进一步确认了批判性是批判现实主义才特有的徽章与标志。

批判、批判性，究竟是批判现实主义才具有、所独有的精神品格与美学原则，还是现实主义，乃至于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所必然具有的精神品格与美学原则？《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0年度课题指南》有“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流变研究”和“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研究”等选题，这表明，对现实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批判性这一基础理论问题进行研究，不会是多余的。

一

在西方文艺理论话语体系中，现实主义可谓源远流长且历久弥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便以“按照人本来的样子来描写”和“按照它们应当有的样子描写”，①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94页。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了最初的区分与界定。沿着这一理论路径和历史传统，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乔治·桑曾如此概括了自己和巴尔扎克在创作精神与美学风格上的差异：“你有愿望，也有能力，把你亲眼目睹的人物描绘出来。这是好的；而我呢，在另一方面，却感到不得不把人物描绘成我希望于他的那样，描绘成我相信他应该如何的那样。”①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5分册，李宗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56-157页。于是，按照“亲眼目睹的”样子即“按照人本来的样子来描写”的巴尔扎克，写出了真实的“人间喜剧”；按照“希望”和“应该如何的那样”来描写的乔治·桑，则写出了真诚的“人间牧歌”。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浪漫主义多有好评，如称英国诗人雪莱是“天才的预言家”；拜伦“满腔热情地、辛辣地讽刺现存社会”；亨利希·海涅是“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91页。不过，就总体而言，他们更加偏爱并崇尚现实主义，这主要是因为现实主义所特有的美学精神及其艺术特质，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相契合。经典作家对现实主义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作了大量的精彩论述与精辟论断，从而不但将传统现实主义提升到了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新水平、新境界，而且也使得现实主义美学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体系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艺思潮风起云涌并取得举世瞩目的艺术成就的时代，这为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与文本典范。批判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批判性特质，内化为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与生俱来的精神品格，并被赋予了新的理论内涵与美学力量。

马克思在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命题中指出，人不但“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美的规律”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客体性与主体性的统一，也就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在现实主义美学中，首先便表现为它的真实性和倾向性。由于倾向性具有多元性、多样性，其中最具时代特征、历史意义和美学价值的，是它的批判性。因此，“美的规律”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精神中，便突出表现为真实性与批判性的统一。

现实主义美学精神的真实性，是指文学艺术作品反映客观社会生活的准确程度或可信程度。

巴尔扎克曾强调指出：“小说在细节上不是真实的话，它就毫无足取了。”④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73页。因为“凡有违反常情的一切，都会引起常人的厌恶、迷惑和反感”。⑤巴尔扎克：《论艺术家》，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94页。这一论断至少包含几层意思：第一，真实性是现实主义的特殊要求和突出表征；第二，现实主义的真实性首先表现为细节的真实性；第三，强调细节的真实性就是强调生活的真实性，即强调真实的客观性。换言之，细节必须符合社会生活的常情、常理、常态、常识。

巴尔扎克的这一观点得到了经典作家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回应。恩格斯在评价哈克奈斯的小说时，首先便肯定了小说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并将“细节的真实”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9、570页。作为这一“真实性”的特殊要求而予以强调。其目的是强调文艺创作必须从客观的现实生活出发，“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如实地叙述”，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45-569、570-571、569、545页。以最朴素的形式表现最现代的思想。

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不同于浪漫主义的真实性，便在于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是一种客观的真实性。尽管具有客观真实性的不一定就是现实主义（如自然主义），但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的肯定不是现实主义。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曾指出：“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②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第168、174页。于是，“我搜集了许多事实，又以热情作为元素，将这些事实如实地摹写出来”。③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第168、174页。正基于此，巴尔扎克的小说有了某种经得起实证研究和实践检验的文献学性质。正如恩格斯所称：“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45-569、570-571、569、545页。

鲁迅曾指出：“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⑤《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4-255页。鲁迅所倡导的“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⑥《鲁迅全集》第3卷，第290页。的“真正艺术家的勇气”，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45-569、570-571、569、545页。正是现实主义批判性的逻辑支点和美学前提。

二

现实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精神的革命性，突出体现为它的批判性。讨论批判性，首先要涉及的问题是倾向性。倾向性，指的是文艺家在文艺作品中所表现的立场、态度和价值取向。它和文艺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密切关联，根源于“美的规律”的主观性、主体性，即合目的性。正如经典作家所言：“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45-569、570-571、569、545页。所以，表现了“下层等级”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从而“使社会关注所有无产者的状况”的“新流派”，如乔治·桑、欧仁·苏和查尔斯·狄更斯等，则“无疑地是时代的旗帜”。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94页。

批判性，也是一种倾向性，是指作品形象所蕴含的对现实关系的否定性评价。恩格斯在与玛·哈克奈斯的通信中指出：“您的小说，除了它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表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69、569-570页。所谓“真实性以外”的“艺术家的勇气”，体现的正是批判性。

正如“美的规律”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一样，现实主义美学精神的批判性和真实性，是应该统一也可以统一的。“这种勇气不仅表现在您敢于冒犯傲慢的体面人物而救世军所作的处理上……而且还主要表现在您把无产阶级姑娘被资产阶级男人所勾引这样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作为全书的中心所使用的朴实无华的手法……您觉得您有把握叙述一个老故事，因为您只要如实地叙述，就能使它变成新故事。”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69、569-570页。恩格斯的这一论述，即表明了现实主义的批判性和真实性是可以高度统一的。

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精神的批判性，从根本上说，源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本身所包含的批判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曾引用批评者对他“研究方法”的归纳与评论，并强调这种方法正是“辩证方法”。马克思对于自己所恪守的辩证法的特殊性质，作了如此概括：

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18、591页。

显然，批判性、革命性，乃辩证法精髓与灵魂之所在。如果说黑格尔《现象学》“全部破坏性工作的结果”就是“把世界头足倒置”，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57、650、545页。那么对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批判，也就成了“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重要哲学著作被命名为《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同样，马克思恩格斯首次对唯物史观有较为系统阐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也有一个副标题——“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可以说，从马克思“写的第一部著作”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18、591页。《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经典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首先便集中体现在它对人类历史传统、现实关系及其意识形态所作的毫不妥协的批判性之中。“我们的任务是无情的批判。”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51页。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革命性质极为赞赏，并认为这“的确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⑦《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91页。

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精神的批判性不但深深植根于唯物辩证法，而且也深深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57、650、545页。由于“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57、650、545页。因而任何关于历史的“想象”或“观念”，都成了一种“幻想”或“幻觉”。历史的进程，因此也就成了“只是‘骑士’、强盗和幽灵的历史”。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6、368页。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从一开始就始终坚持了对“青年德意志”派、“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社会主义”等思潮及其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毫不妥协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与拉萨尔在悲剧观念上的分歧与冲突，其实也根源于不同历史观的分歧和冲突。

在关于悲剧《济金根》的通信中，拉萨尔称：“这种同时是伦理的又是智力的，因而又是以永恒的和必然的客观思想冲突为基础的过失，我觉得才能构成最深刻的悲剧的冲突。”②米海伊尔·里夫希茨：《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1卷，曹葆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24、383页。这种高度抽象化、非历史化、去历史化的悲剧观念，显然是唯物史观艺术论所无法认同的。“据拉萨尔看来，这个悲剧内容是在于领袖们的革命目的和机会主义策略之间的矛盾。”③米海伊尔·里夫希茨：《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1卷，曹葆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24、383页。对于拉萨尔的这种理解和解释，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见解。在马克思看来，济金根灭亡的悲剧并不是什么“思想”或“策略”的“过失”，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169-170、177页。对此，恩格斯也有清晰表述：“据我看来，悲剧的因素正是在于：同农民结成联盟这个基本条件不可能出现……于是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正是基于这一立场，恩格斯进而提出了这一著名论断：“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169-170、177页。所以，恩格斯强调：“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因为“产生这个结果的，并不是这个或那个次要的弊端而是制度本身”。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6、368页。同样，“研究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52、590页。对此，列宁曾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⑧《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2页。一切非历史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无疑都应该在批判之列。

现实主义的批判性不但根源于辩证法、历史观，而且也根源于经典作家的艺术观及其艺术策略。

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无产阶级彻底解放学说的一部分，所希望的是进步的文学艺术家能够冲破前进道路上的种种束缚与重重障碍而“站到社会主义方面来”，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52、590页。努力表现社会主义的思想、倾向和运动，着力“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24页。不过，作为一种艺术生产，如果不能明确地宣示未来、展望明天，那么至少应该能够明了过去、告别昨天；如果不能明确地肯定什么，至少应该知道应当否定什么。因此，作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理论策略，恩格斯提出：“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45、545、570、545页。这一策略的底蕴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所强调的：“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27、594页。

与此相关的一个现象，是经典作家对于类似歌德、托尔斯泰这样一些伟大作家的两重性评价。在评价中，他们肯定的恰恰是作家作品中的否定性因素；而否定的，又恰恰是作家作品中的肯定性因素。无论是恩格斯的《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还是列宁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皆如此。经典作家的双重评价，充分彰显了现实主义批判性所具有的特殊的思想意义和巨大的艺术价值。

三

现实主义的倾向性具有多元性、多样性，如既有肯定性倾向，也有否定性倾向；既有深刻的、进步的倾向性，也有肤浅的、落后的倾向性。比如，对于1830年后德国文坛所盛行的“羞羞答答的”“所谓的倾向”，恩格斯指出：“用一些定能引起公众注意的政治暗喻来弥补自己作品中才华的不足”，不过是一些“低等文人的习惯”而已。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1、589-592页。而对欧仁·苏《巴黎的秘密》将“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27、594页。当作小说描写的对象，则表示了高度赞赏。恩格斯关于海涅与倍克的比较研究提到：“情节大致相同的同样的题材，在海涅的笔下会变成对德国人的极辛辣的讽刺；而在倍克那里仅仅成了对于把自己和无力地沉溺于幻想的青年人看成同一个人的诗人本身的讽刺。”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36页。这不但表现了倾向的多元化、多样性，而且也表现了倾向的主体差异性。

现实主义批判性的表现形态，同样也是多元化、多样化的。它可以是鲜明的，也可以是隐蔽的，甚至于是矛盾的。

恩格斯之所以对德国画家许布纳尔的《西里西亚织工》（1844年）作了高度评价，认为“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100本小册子大得多”，就因为该画具有极其鲜明的批判性：“这幅画……给不少人灌输了社会的思想。”而海涅的《西里西亚织工之歌》，则被恩格斯誉为“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1、589-592页。

由于现实主义强调“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须特别把它指点出来”，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45、545、570、545页。而且“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45、545、570、545页。这突出表现为恩格斯在《致明娜·考茨基》（1885年）信中的这一论述：过分鲜明地“在本书里公开表明您的立场，在全世界面前证明您的信念”，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45、545、570、545页。是不符合现实主义美学精神的。对此，恩格斯特别强调指出：“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须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者不必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45、570、570、570、571页。三年以后，恩格斯在《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信中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我决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一部像我们德国人所说的‘倾向性小说’，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我决不是这个意思。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45、570、570、570、571页。

不过，最具现实主义特性和魅力的，是“不顾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45、570、570、570、571页。的批判性。这种和批判者的情感与立场相背离的批判性，可称之为矛盾的批判性。

如前所述，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现实主义的批判性是可以统一的。不过，除了一般性还有特殊性，即恩格斯所强调的：“我所指的是现实主义甚至可以不顾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45、570、570、570、571页。文学史表明，为了表现倾向性而牺牲艺术描写的真实性是违背艺术规律的，也是反现实主义的；但是，为了艺术描写的真实性而违背自己的倾向性却可以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这种违背了“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的倾向性或批判性，长期以来被视为作者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矛盾，即忠实于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突破了作者世界观的束缚，从而表现出了创作方法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世界观的反作用。这种与倾向性相互矛盾的批判性，在巴尔扎克的创作中得到了充分表现：

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无可阻挡的衰落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对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寄予了全部的同情。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赞赏的唯一的一批人，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年）的确是人民群众的代表。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45、570、570、570、571页。

恩格斯在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曾说过：“在我卧床这段时间里，除了巴尔扎克的作品外，别的我几乎什么也没有读，我从这个卓越的老头子那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7页。这种满足，或许也是现实主义伟大胜利的表现之一。

四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随着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苏联文艺界对现实主义的批判性进行了修正。

1929年，“拉普”提出了“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即所谓“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以取代“过去”的现实主义。在他们看来，过去的现实主义“是有局限性的，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这一世界观的缺陷决定了他们“未能看到社会发展的进程，未能看到这个社会的明天”，从而陷入了“悲观主义”。“无产阶级艺术家与过去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不同，将能够看到社会发展的进程和推动这一进程并决定它的发展的基本力量，也就是说，他能够和将要描写新事物如何在旧事物中诞生，明天如何在今天中诞生，描写新与旧的斗争和新的战胜旧的。”①法捷耶夫：《打倒席勒！》，李辉凡译，张捷选编：《十月革命前后的苏联文学流派》下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143-148页。

毫无疑问，强调世界观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9页。但是，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把世界观的作用提升到一个不恰当的位置，却是不科学的。否则，我们无法理解伟大作家的两重性现象，以及经典作家对他们的高度评价。

同样，规定社会主义文艺着重表现的应该是肯定性倾向，是歌颂“新事物”与歌唱“明天”，也是简单化的。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文艺应该描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让肯定性、歌颂性描写占主导地位。正如恩格斯所强调：“作者不必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45、570-571页。用“革命”或“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对现实主义加以修饰或界定，只能是一种简单的机械的庸俗化理论。这对于现实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精神品格与美学力量，是具有解构性、颠覆性的。事实上，苏联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为社会主义时期的文艺创作设置了种种清规戒律，从而束缚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繁荣。

其实，无论以“无产阶级现实主义”还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讨论的现实主义，本身便隐含了一个逻辑前提：马克思主义所讨论的现实主义就是批判现实主义。这是一种误解或曲解。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包括了批判现实主义，但不等同于批判现实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中，经典作家既强调否定性，也强调肯定性；既强调批判性，也强调歌颂性。所谓“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24页。所谓“工人阶级对压迫他们的周围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令人震撼的努力”“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一席之地”，以及批评哈克奈斯将工人阶级写成只会“消极地屈服于命运”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45、570-571页。等，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马克思主义始终没有强调“肯定的倾向性”在社会主义时期应该占主导地位。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和群众运动，它本身就真实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脱离了真实性的肯定性、歌颂性，只能是一种虚假的现实主义。

恩格斯晚年曾强调：“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561-562页。如果立足于唯物史观的这一发展论、过程论，再联系到辩证法“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我们应当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批判性对于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必要性与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