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叶浅予的漫画生涯

2021-11-26 07:47范为超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2021年1期
关键词:王先生漫画创作

范为超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湖南 株洲412000)

叶浅予是我国当代中国画大师,杰出的美术教育家。叶浅予在画坛上的名声首先是因他的漫画成就而确立的,因此他又被人们称为中国漫画的先驱。综观叶浅予的漫画创作,对我们了解当代中国漫画的发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一、“冲锋陷阵”的早期创作

1925年,叶浅予从桐庐赴上海去三友实业社当练习生,畸型繁荣的上海、世态各异的市民阶层、自身频繁的就业与失业以及艰难的生存环境,使他对人生和社会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体味。由叶浅予创作并发表在《三日画报》上的第一幅漫画作品《两毛钱饱眼福》,就是其对身边发生的社会丑恶现象的深刻讽刺和鞭挞,既讽刺辛辣,又诙谐幽默,令人忍俊不禁。这种既讽刺辛辣又幽默诙谐的独特风格,不仅引起了当时漫画界的注意,也引起了旧上海市民阶层的热切关注。因此,当他用犀利笔锋挑开旧上海这重畸型繁荣的帷幕,以漫画为武器对买办官僚贪污腐败的官场生活进行淋漓尽致的无情揭露时,我们便可以真正了解到叶浅予本人所说的“漫画是冲锋陷阵的尖兵”[1]5的深刻内涵了。

“漫画是冲锋陷阵的尖兵”这个深刻内涵的绝佳体现,首先出现在叶浅予发表于1928年3月22日《上海漫画》周刊第1期第8版的《王先生》长篇漫画故事中。这个漫画故事每周刊登一幅,一幅4到8格,每幅都有一个不同的主题,主角“王先生”的具体形象是“瘦长条,尖鼻子,两撇胡子,像个久住上海的乡下财主”[2]79。后来,同一系列的《王先生别传》开始在《国画晨报》发表,“王先生的打扮也有所变动,原来穿西装的,改为白长衫和黑马甲(背心),头上仍戴白盔帽”[2]91。叶浅予在回忆《王先生》时说:“《上海漫画》从创刊到休刊,从1928年到1930年,共出了一百多期,《王先生》每周和读者见面,每周要为读者演一场滑稽戏。”[2]80很受读者欢迎。《王先生》选材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市民秉性、家庭纠纷、男女关系、公众道德、官场黑暗、暗箱操作、走私贩毒、营业失败、欺行霸市、盗窃赌博等,故事全面反映了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呈现出的带黑色幽默的社会问题,如漫画《王先生》之《县长空缺》,其对黑暗的讽刺就特别辛辣可笑。该故事写小陈想谋一个县长的差事,于是请王先生吃饭,想借王先生的漂亮女儿阿媛派派用场,用美人计巴结掌握安排县长的实权人物刘主席,并许诺自己当县长后让王先生当科长。王先生表示同意把女儿借给小陈一个礼拜,但自己要在旁边监督小陈的行动。小陈将阿媛以妹妹的名义介绍给刘主席陪舞,刘主席搂着阿媛跳舞时感觉很好,便对小陈说:“嘉兴县有空缺,你明天来拿委任状。”[3]61-62这时,在一旁的王先生赶忙对刘主席说:“那是清头哥哥,我才是她的亲生父亲呢。”[3]61-62刘主席见王先生是阿媛的亲生父亲,便赶忙说:“那末,嘉兴县的空缺你先得吧。”[3]61-62本来想填补县长空缺的小陈气急败坏,手提鸭子掉头而去,说:“我回去养个漂亮女儿,当部长给你看。”[3]61-62简简单单的一组8幅画,把旧社会官场的腐朽黑暗以及人们追逐名利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其讽刺效果十分明显。

因为《王先生》贴近旧上海的市民生活,搔着了他们的痒处,因此这个留着两撇胡子的滑稽瘦老头和他的老搭档矮胖小陈一时间成为旧上海家喻户晓的人物。据石岬统计:叶浅予1928年创作长篇连环画《王先生》,在《上海漫画》和《晨报》上连载达7年之久,并于1934年至1940年11次被改编拍成电影,之后又被改编拍成电视连续剧,足见其艺术魅力经久不衰[4]371-372。连叶浅予自己也说:“我在上海混了十年,《王先生》的名声愈来愈大。”[2]80那么,《王先生》为什么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呢?其原因有三:一是叶浅予本身的漫画细胞丰富且活跃。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漫画细胞在我的肌体和血液中,在上海十年中,无疑居于主要地位。”[2]92实际上,这种漫画细胞伴随着他的一生,直到晚年,他还习惯用漫画来表现自己所经历过的生活:“漫画使我习惯于用夸张的眼睛去看周围的形象,包括自己在内。常常想把周围的形象漫画化,获得有趣的效果。我画了一阵国画后,有时总想作一两张有趣的漫画。”[3]811993年,已86岁高龄的叶浅予创作了人生最后一组漫画《老笔忆童年》。二是源于他特殊的人生经历。叶浅予出生于一个小知识分子、小地主和小商人多种性质混合的家庭,作为这一近代转型过程中最基层的统治阶层后代,既有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对他的深层次影响,又有当时新式教育带给他挣脱传统束缚的力量,加上在上海拼搏过程中的艰难和痛苦,使他能带着复杂的心情和批判的眼光来审视旧上海光怪陆离的洋场生活和自己的生活。这样,叶浅予在创作《王先生》的过程中,“把自己的灵魂融化在王先生的个性中,王先生就是我,我就是王先生”[2] 80。正是这种自我解剖式的深入融合,使得典型人物“王先生”具有了深刻的典型意义,活在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广大市民的脑海中。三是叶浅予独到的表现技巧。用徐悲鸿的话来说就是能“捕捉物象之特著性格,从而夸张之,其目的在予人以更深之刺激……浅予在漫画上之成功当然据有此种能力;而此种能力,实为造型艺术之原子能”[4]3。实际上,这种独到的表现技巧就是他在长期生活实践和速写实践中训练出来的艺术造型能力。叶浅予晚年回忆道:“我从速写实践提高了自己的造型能力,这对我长期以来从事漫画长篇创作,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漫画创作完全靠生活实践中的形象库存,像厨子做菜的调味过程。把库存中的不同形象,经过捏合、拼合、凑合,塑成自己所需要的人物形象。例如王先生的瘦长条子,小陈的矮胖个子。”[2]134正是因为上述的三个原因,使《王先生》长篇漫画故事获得巨大成功,也由此奠定了叶浅予在漫画界的崇高地位。

二、“敌人眼中钉”的抗战漫画

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叶浅予的漫画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上海10年的漫画生涯在“冲锋陷阵”中还带有一点“玩世”[2]193的味道,那么此时的漫画创作则是“敌人的眼中钉”[2]5。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浅予“拯救民族的爱国情感冲垮了这种小市民趣味,毅然走上抗日斗争的大道,促使我的思想境界豁然开阔起来,认识到丑恶的东西固然应该坚决揭露,美好的东西尤其应该大力歌颂”[2]193。

抗日战争刚一开始,叶浅予便相继参与发起组织了“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和“中华全国漫画界救亡协会”,团结全国的漫画作者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并亲自“组织一部分漫画家进军南京,开展抗日宣传活动”[2]151。由叶浅予担任领队的“救亡漫画宣传队”先后辗转于江苏、江西、湖南、广西、湖北等地,开展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叶浅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大量的漫画作品,其中尤以漫画《战时重庆》和《逃出香港》最为有名。

《战时重庆》组画是以抗战时期叶浅予在陪都重庆的所见、所闻、所感为题材,融入自己的切身感受而作。据叶浅予回忆:“在大后方的一段时间,看到了政治的动荡,同时看到人民在生活的艰苦挣扎中表现出地对战争的乐观情绪。我滋长了强烈的创作欲,于是试用一种漫画和速写相结合的形式,利用土纸和墨笔,画成二百多幅《战时重庆》组画,以记所见所闻。”[2]180这组漫画既描写了陪都重庆平常百姓在抗战时的辛酸苦辣和坚忍艰辛,又讥讽了大发国难财而暴富的达官显贵,还尽情嘲笑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穷兵黩武。如漫画《战时重庆》之《豪华的防空洞》,《豪华的防空洞》辛辣地讽刺了战时重庆官僚富豪的奢靡生活。随时处于日寇飞机轰炸的战时重庆,仍然存在着贫富悬殊、极不平等的丑恶现象,即使是躲避轰炸的防空洞,也有富豪专用的“刘福堂界”防空洞,甚至连进入防空洞都要人抬进去。由此可见,战时重庆有着严格的社会阶层等级之分,作者的辛辣讽刺和愤慨表达可见一斑。这组漫画被带到香港后,“首先得到了同行们的赞许,其次引起出版者的注意,认为可以先办一次展览,然后印刷出版,一新港人耳目”[2]180。于是,漫画又以《重庆行》的名义在香港展出,一经展出便引起轰动,画中的战时重庆人民在敌机无休止的轰炸下,表现出的坚强斗志和顽强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

《逃出香港》是叶浅予以自己和自己妻子戴爱莲为男女主角,由他们从香港逃往内地的经历为题材所创作的一组漫画。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和戴爱莲身陷敌后,历尽千难万险,总算从香港逃到了抗战时的南方文化中心——桂林。叶浅予在桂林居住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将逃出香港的艰险经历“画了一套《逃出香港》的组画共二十多幅,连同那套《战时重庆》,在桂林开了个画展”[2]189。该组画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通过叙说亲身经历的艰难险阻,深刻地描写了日寇铁蹄下沦陷区人民所遭受的战争苦难,生动刻画了日本侵略者外强中干的丑恶嘴脸,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慨,并由衷抒发了人民对幸福、美好、和平生活的向往。如漫画《逃往香港》之《检查》,叶浅予通过两个日本兵搜查一个逃出香港的中国人的细节,见微知著地刻画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和贪婪。一个日本兵企图将搜出的钢笔据为己有;另一个日本兵试图摘下中国人手腕上的手表。这两个细节深刻表现出中国人民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所经受的非人苦难和人民对侵略者的无比鄙视。《逃出香港》在桂林展出后,敌后人民更加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更加坚定了将抗战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

叶浅予抗日战争时期的漫画创作与上海10年的漫画创作相比,发生了重大转折。首先,在题材上更加贴近社会现实,叶浅予将自己的笔触直指社会重大题材,选题更加新颖,笔锋更加犀利,揭露黑暗更加深入,批判腐朽更加到位,让漫画真正成为“冲锋陷阵的尖兵,成为敌人的眼中钉”[1]5。其次,在描写工具上一改以往用铅笔画草图、钢笔勾线的方法,采用了毛笔作画。再次,是技法上逐渐向中国画中吸取丰富营养,如采用中国画的白描方法,用淡墨渲染背景,用皴擦方法来表现和加强明暗对比,用笔更加粗犷传神,造型更加准确生动。这种转变的契机来源于叶浅予心中那挥之不去的传统文化影响,触发点则为1931年春天的黄山之行。叶浅予后来回忆道:“我自那次游山之后,和善孖、大千兄弟结识,我的艺术事业出现了一个新起点。在漫画和速写之外,接触到山水画的写意境界,虽然创作《富春山居新图》的时间还在四十年之后,可是对中国画的艺术特征却已有所认识,在漫画和速写中运用中国画笔墨,也有了个起点。”[2]128张仃曾回忆1936年叶浅予受聘于《朝报》开始创作长篇漫画《小陈留京外史》时,因“与浅予的住所近在咫尺,经常去他家晤谈。每见其为沪宁两报绘连载漫画之余,复勤于作工笔仕女国画。张大千与叶浅予过从甚密,来时索看浅予所作,深赞他颇具唐人笔意”[4]161。由此可见,叶浅予中国画的功力非常优秀、扎实。因《王先生》系列漫画一直在连载,广大读者已经习惯了前期《王先生》的纯漫画系列和后期《王先生》的漫画加速写系列,故叶浅予想在漫画中渗入中国画元素,特别是用中国画工具毛笔来画漫画的想法未能实际运用到艺术创作中。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浅予和广大民众的兴奋点已不再集中于《王先生》,他有了将中国画元素融入到漫画之中的时间和机会。

1942年,叶浅予在贵州苗区作画,发现苗族妇女打扮得非常漂亮,创作欲望萌动,但发觉自己“那支惯于夸张的刻薄之笔,对着真正美妙的形象,只能瞠目而不知所措。心想,如果不改变手法,岂不颠倒美丑,唐突西施吗?从那时起,叶浅予决心从漫画式的夸张手法中解脱出来,另找塑造人物形象的新手法”[2]193。从这段回忆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个信息:一是叶浅予的漫画常是惯于夸张的刻薄之笔,最适合揭露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和表现生活中的“笑料”,前者风格多为辛辣、尖锐,后者风格多为幽默、诙谐,因此叶浅予把漫画誉为“冲锋陷阵的尖兵”。二是漫画不太适宜表现真正美妙的形象,当他面对苗区淳朴、美丽的劳动妇女时,中国传统绘画的优秀技法在脑海中印象越来越清晰,于是他“从漫画创作转到国画创作方面来了”[2]193。

三、“尖锐成熟”的后期力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浅予虽然已开始专注于中国画的创作,但他的漫画创作仍未完全停止。叶浅予在晚年的回忆文章中说道:“即使在我从事中国人物画创作的年代里,漫画细胞仍然在我的作品中起到‘发酵’作用。”[2]92这一时期的叶浅予在创作中国人物画之余,也常常创作漫画,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47年10月旅美归来后创作的《天堂记》组画(共31幅)。在这组画中,叶浅予“用我自己做主角,演出了三十多场美国生活方式”[2]127。他以画家的敏锐眼光,以独有的创作方式,从全新视角描绘了美国生活的各个侧面,对当时号称先进与繁荣的美国背后存在的腐朽与荒唐、歧视与偏见,作了辛辣的讽刺和深入的刻画。如漫画《天堂记》之《公民》,其由4幅小画组成,分别表达“主”“仆”“奴”“囚”4个不同等级的“公民”。在号称“自由平等”“天堂”的美国,“公民”竟然以肤色为标准来划分。白色人种为“主”,黄色人种为“仆”,黑色人种为“奴”,印第安人为“囚”。简单的4幅图画,深刻地揭示了“自由平等”的“天堂”后面极度不平等的真实社会面目。这组漫画的特点可用“尖锐成熟”4个字来概括。所谓“尖锐”,可以从内容和情感两个方面来分析:在内容上,作者以敏锐的目光捕捉到最能表达美国表面“繁荣”实则“腐朽荒唐”的畸形现象,表明了作者“认识客观事物灵敏而深刻”[5];在情感上,其表达程度是相当激烈的,作者以“天堂”两字作为组画的名称,抒发了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极度不平等的厌恶之感和痛恨之情。所谓“成熟”,则主要表现在艺术技巧上:这组漫画无论是视角、选材、构图乃至笔法,都与叶浅予所表达的内容和情感一致,寥寥几笔就能表达出丰富深刻的内容和浓烈鲜明的情感,达到天衣无缝的境界。叶浅予的弟弟叶冈熟悉哥哥的创作道路,他认为“这套《天堂记》,无论从内容到技巧,都是画家最成熟的作品,是他漫画创作的压轴之作”[4]128。

解放战争结束后,叶浅予的注意力已基本集中在中国人物画的创作上,但期间亦有漫画作品发表,如《参加土改摘记》(1950年)、《大同行》(1956年)、《美国“睦邻政策”真相》(1959年)、《十年荒唐梦》(1987年)等,这些漫画既有对新时期工作的描述,也有对新中国未来的美好憧憬;既有对美国帝国主义的辛辣讽刺,也有对“四人帮”残害知识分子的无情鞭挞。漫画抒发了作者在特定时期的特定感情,也反映了叶浅予的精神境界和审美情趣,尤其是漫画《十年荒唐梦》组画中的《江青懿命抽我筋》,其夸张讽刺的效果达到了让人过目难忘的效果。在画中,叶浅予用绝大部分版面画了一只体型庞大的母鸡,以表现野心勃勃、穷凶极恶、权势熏天的江青,而代表作者的“我”却屈居于画面左下角的极少部分,象征以作者为代表的大批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逼仄的生存空间。叶浅予准确把握了表现对象的显著特征,用江青常戴的眼镜和围巾来刻画其独有的外形特点,用鸡冠上的皇冠来象征江青内心孜孜以求的女皇梦。更令人叫绝的是,画面采用不合情理的“鸡吃人”现象来象征那个黑白颠倒、人妖混淆、是非不分的疯狂年代,可谓是讽刺入微,辛辣至极,让人印象极深。

鉴于叶浅予一生在漫画创作上的卓越贡献,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术委员会于1988年授予他中国漫画最高奖——“中国漫画金猴奖”,既表彰他这一生在漫画创作上所获得的巨大成就,又肯定了他为奠定漫画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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