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汉唐以来的迁都思潮及其流变

李嘉卿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历史学系，上海 200000）

陈寅恪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指出：唐朝在“安史之乱”后的国家财政，几乎全部仰仗于江淮八道以及东都洛阳的经济，战后洛阳的重建为李唐王朝的延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著名的近现代思想史学者刘梦溪认为，陈寅恪此言不仅在写唐代的历史，其背后反映的是晚清的政局和“东南互保”事件。经过甲午一役，清政府的中央财政基本瘫痪，依靠南方各省的赋税勉强支撑国家机器运转，又面临着巨额战争赔款，国运衰颓使陈寅恪研究中晚唐的经济问题时想到了内忧外患的时局。但是即使不考虑他的时代关怀，氏文有关唐代东都洛阳的论断也十分准确，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洛阳作为陪都，在李唐王朝统治的整个二百多年间始终具有战略意义，而唐都长安依然是首要的政治与文化中心。长安的命运如此，那么我国近代以前迁都思想背后的实际诉求是什么；与国外相比存在哪些异同；清季民初是否一直流传着迁都之议，双都制度对于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又起到了什么作用？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一、汉代至唐代的迁都现象及其思想

鲁迅在品评好友陶元庆的绘画时总结道：他的画符合世界上的时代思潮，同时又不会桎梏国民性。由此可见，当一种时代思潮被人所认知、定义时，往往已然发展地蔚为壮观，至少这一思潮的同时代人不只是历史事件参与者，更是社会现象的评议者。而历代迁都思潮的涌现，一般旨在回应时人较为关注的问题，比如军事动员、经济运输、灾害与民生等。士人阶层的政见或思想通常集中反映在他们的奏疏及文论中，所以关于定都、迁都与还都的时代思潮研究，在分析一手史料、考察历史场景之余，还须要兼顾后世人的论著。

首先，本文须要简单回顾一下汉唐以来的迁都现象及其原因。汤爱民指出，迁都的主要原因是均衡政治、军事、经济的发展条件，而每个朝代创立之初，定都选址考虑的是地形优势、交通便利，以及该地是否具有祥瑞传说。他引用民国历史学家冀朝鼎的观点：“军事政客们做不好经济的平衡，京城的经济除了贸易都没有发展，使得北方城市的物资总是仰赖南方。”冀朝鼎作为经济史领域的专家，关注的是经济供给问题，可以说找准了根本原因。通过设立别都、陪都的方法至少能有效缓解经济上的矛盾，统治阶层最为重视的始终是城市的军事防御功能，非不得已不迁都。从大河文明的普遍情况看来，这一论点颇具说服力，因为自春秋战国以来，建造一座城池至少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如果处于五胡十六国等资源紧缺的战争年代，则需花费六年甚至更多的时间。而且一旦城防被破坏，敌军或将长驱直入，轻松攻下这座城市。所以从西汉至唐代，以积极有为的姿态主动迁都的，好像只有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期实现天下一统的大业。

第二，中国古代迁都的另一个动机是凝聚文化向心力。田余庆先生认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汉武帝以后的一百多年基本不构成威胁，所以汉光武帝刘秀并非出于防御匈奴的目的迁都洛阳，而是出身南阳豪族的他在文化情感上选择了靠近南方的城市洛阳。此外，洛阳也是东周的都城，崇尚儒家思想的光武帝试图以此举证明自己继承了正统。恰逢两汉之际谶纬思想大行其道，王莽率先倡议迁都洛阳，“先发制人，而后发制于人”的做法为同时并立的政权留下阴影。是故，东汉统治阶层面临抢夺话语权的挑战，想要尽快建立起文化自信。

但是，即使在高度重视礼乐教化的东汉，军事安全对于迁都思潮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汉光武帝以刘邦的血脉自居，却迟迟没有称帝，也就谈不上划定政权的中心。直到南阳同乡献上假托孔子名义编撰的《河图赤伏符》，刘秀方才定都鄗城，后于公元26 年，迁都洛阳。纵览整个东汉时期，皇帝对于功臣集团及其后代的监视始终没有松弛，并且地方上的世家大族确实也对中央造成威胁，东汉的开国者们选择定都洛阳的背后，很可能潜藏着牵制南方豪族的用意。

再者，从当时文人的态度上看，东汉初年的史学理论家班固所著的《两都赋》从物产资源、礼乐教化等方面表达了对国都洛阳的赞美，而生活在东汉中期的张衡看到了洛阳社会生活状况的衰落，则写下了《二京赋》怀念曾经的都城长安。它虽早已失去了国都的地位，但是光武帝几乎每隔三年就要巡幸长安，之后的统治者也对故都的生产发展予以重视。东汉魏晋的长安城保持了北方军事、经济重镇的地位，直到唐代中后期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因此鲜卑族的隋唐统治者再一次地选址长安，又把洛阳设为天下粮仓保障军需和京城的食物供应。

另外，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军事失利而不迁都的情况，历代执政者做出迁都决议的背后可能还有除却地利的其他因素。西晋遭到匈奴等北方政权军队的进攻，在首都洛阳即将失守之前，以皇族成员为中心的统治阶层没有撤离，反而允许交战地区的百姓自行撤出国境。直到公元316年，西晋陪都长安失守，统治阶层南迁，宣告西晋灭亡。

为什么西晋政权到了都城及陪都全部沦陷的时候才迁都南京，是儒家正统思想的规训要求士大夫们不能向身为化外之民的夷狄投降；还是门阀士族的势力过于强大，他们为保护自己的利益阻止皇室南迁？这些都是西晋拒绝迁都的原因，然而更为直接的是：北方民族的军队攻势迅猛，晋室根本来不及迁都。匈奴不到半年兵临洛阳城下，导致国都先于陪都长安被攻占，西晋失去了战争的主导权。公元308 年，西晋成功抵挡住一次匈奴的大规模入侵，只惜误判了战争局势，统治者认为匈奴在短时间内不会再次进攻。而且在匈奴、羯族、羌族南下时，鲜卑等政权也一直处于观望状态，晋人有可能指望鲜卑人“借师助剿”。此外，匈奴南下的根本原因是自然灾害严重，北方民族出现粮食短缺，而西晋低估了气候带来的影响。

所以，尽管西晋官员江统的《徙戎论》提到了国内外的胡人将会带来威胁，但是统治集团并没有做好实际的迁都准备。晋室来不及做好大规模人口迁徙的准备，在等待中错过了改变形势的机会。类似的情况在唐代再次上演，唐玄宗的财政大臣杨钊（杨国忠）、将军哥舒翰屡次提醒皇帝，安禄山必反，并列数了他的罪状，建议把他调离长安及洛阳附近。但是唐玄宗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忽视了安禄山的野心，又误将商讨国家战略当作党派斗争，最终错失了避免“安史之乱”爆发的机会。

通过上述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一直延续了实行双都制度的基础。《定都与迁都》一书将中国古代京畿地区的军事要塞地位和马丁·路德的“城市自卫功能”相比较，从表面上看，两者同样具有招募公民保卫城市安全的作用，但是路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的研究表明，路德主张的城市自卫是相对于教会势力或贵族阶层的专制统治而言，组织民兵对抗的是政权内部的敌人。相反，帝制中国的首都抵抗的是外敌入侵，尤其是北方政权的军队，偶尔也会有防御农民暴动的情况出现。

二、明代至清代的迁都思潮及其成因

元明交替之际，中原大地时局混乱、经济凋敝、灾害频发，青年朱元璋不得不在寺院里避难。或许是全球气候原因，13 到15 世纪的欧洲也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和疫病。有一部全球史专著提到了中国和西方城市兴衰的二个典型案例，彼得·弗兰科潘根据研究丝绸之路沿岸的各国宫廷档案，得出了鼠疫有可能是从蒙元传播到西欧的结论，但是当疾病传到十四世纪的德国科隆的时候，德国人之间广泛流传着“犹太人往饮用的河流里、井水里投毒导致了鼠疫”的谬论，他们驱逐城市里的犹太人，有条件的德国人也开始迁移到了乡村。

而大约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经历了一次迁都，明成祖朱棣将首都从应天（今南京）迁到了北京，因为南京的地理位置不利于实现打败北方蒙古势力的理想。当初明太祖定都应天，是考虑到此地历来物阜民丰，且不太容易遭受自然灾害。而正是由于南京的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平定北方以后，有不少功臣的遗孀及子女们不愿意重返凤阳故乡。

这次迁都的过程较慢，弗兰科潘认为：明代从1420 年左右就开始财政紧张，所以皇帝下令缩紧开支。同时，朝廷也放缓了京城的宫室建造、航海事业、疏浚京杭大运河等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的项目；此外，《哈佛中国史•明清卷》也引述了兵部和户部官员暗自销毁图纸的事例，因为他们反对明成祖过于奢侈的航海政策。虽然近年来对于郑和下西洋是疲民之策的观点出现了不同看法，但是朱棣在位时期的“反迁都”议论持续了多年，又遇上一场被看作灾异的宫室火灾，最后永乐皇帝使用高压手段平息了这场集体抗议。然而，《明史》等官修史书站在成祖的立场上直笔记载了这一史实，却在人物列传中隐晦地提到不下十人在抗争中丧命，死难者中甚至有明初老臣。

当然，我们要看到的是，世界各民族在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下孕育出了各自绚烂多彩的文明，在观察比较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时候，不能带着非此即彼的对立性、整体性眼光。相反，应将更多的文化形态纳入参照对象中去。例如，在研究有明一代的迁都思想时，不妨旁顾一下邻国，高丽李氏王朝的情形。根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李氏太祖曾经谋划从松京迁都至汉阳，虽然他和臣下共同编撰了舆地图志作为迁都的理论依据，声称是为了效仿中国的行政建制，以期宣扬统治合法性。但是这些因素并未形成影响李朝迁都的决定性作用力，在此征引一段太祖君臣的讨论，或许能够说明他们面对的现实问题：“汉高祖与项羽同伐秦，韩生劝羽留关中，羽见宫室焚烧、人民屠杀，不乐。有人遂以术数说羽曰：‘……祖宗山川，思欲见之。’羽信之，东还彭城。汉高用刘敬之言，即日西都关中，羽乃灭亡，汉德配天。”这份民俗巫歌模式的奏议让人无法确定说话人真正的意图，是用暗含褒贬的方式阻止太祖迁都；还是正如字面含义，表达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以此迎合太祖。不过可以摸清的是，作者认为有利于维持统治的地方就有条件定都，祥异之说充其量是安定人心的托词。

太祖三年八月，迁都汉阳之议已成大势所趋，单纯的祥瑞术数之说已不能服众。太祖遂以漕运是否便捷作为评判标准，驳回了臣僚的其他选址提案。此时反对的声音也变得更加直白：“（卢原）自临津至长湍，水深可以行舟”。以要言之，商贸往来、物资运输等关乎国家大计的经济问题，才是考虑迁都的根本诉求所在。朝鲜李氏王朝同样属于“儒家文化圈”，它的历史文化表现形式称得上是“风月同天”，因而其迁都思想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三、晚清民国的迁都西南之议

接下来，本文将要讨论中国近代的迁都问题，爬梳清末民初思想家、军事家们关于迁都的问题意识和战略规划思想。目前已知最早系统地提出迁都方案的是康有为，早在“大东沟之役”前夕，他就意识到了日本军队对于我国海防的威胁。1898 年，甲午战败后，他在《上清帝第二书》中直接向光绪皇帝建议迁都至东南地区，只有迁都才能使中国免于亡国灭种的威胁。在晚清朝廷的高压统治下，除了李鸿章，几乎没有人敢公开赞同他的忧患意识。而且李鸿章认为满清的帝王陵寝都在京城，北京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国家的文化象征，他担心迁都会影响民心的稳定，造成社会动荡问题。

本文认为，我国自从春秋战国以来，确实存在着通过迁都保存实力的历史现象，只要该政权本身没有灭亡，就可以辗转各地继续抗争。从战国开始，楚国在于秦国角力的过程中三次迁都，从郢、陈再迁到寿春；更为人熟知的是，南宋以及南明政权都是在被完全消灭了有生力量之后再彻底倒台的。

因此康有为的“迁都论”自有其思想背景，康有为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反复强调了效仿周成王迁都雒邑、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赵宋王室南渡的功绩，迁都是为了拒绝求和，继续养兵备战。近人的研究指出了迁都的必要性，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破坏了北京的政治地位，况且西方的坚船利炮从海面上进攻，从内地城市北京下达军事指挥容易延误战机，造成一败再败的局面。然而值得商榷的是，迁都失败的责任是否应该全部推给“康有为及维新党人将希望全部寄托在光绪皇帝身上”？有学者认为在满族王公一致反对“离开列祖列宗庇佑”的情况下，皇帝不能擅自做出迁都的决定。诚然，这体现了迁都为什么失败的其中一个面相，然而未被探寻到的另一个面相是，即使康有为站在以西太后为首的满族亲贵集团的利害关系上，如若提出迁都上海，只要祖先陵寝还在北京，就不太可能得到肯定的答复。

即使叶赫那拉氏晚年曾经公开宣称：“天下无不变之法”，然而她非常重视文化的正统性，一位能将东南亚的华人语言学校命名为“大中华学堂”的铁腕政治人物，似乎并不会为了打败仗而迁都。但是，陵寝问题却给后来的研究者开启了新的方向：先祖的陵寝历来是制约迁都之议的重要因素，这个问题持续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打击，迁都的意见拖延了很久才真正得到落实，是因为南京是国父孙中山的陵寝所在。

当然，晚清迁都之议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笔者参考了萧公权先生的《康有为思想研究》，氏著描述了北京城的守旧派势力过于强大的时代背景，由于他们的权力网络跟当地的地缘、亲缘关系挂钩，不迁都就无法开展改革。

那么，康有为以外的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是否普遍支持“迁都”的政治思想呢？根据前人的研究可以发现，郑观应、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都具有迁都以“自强保种”的观念，体现了用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思想，也为民国时期付诸实际的迁都运动打下了思想基础。梁卓如迁都西南的意见是民国双都制度的先声，他充分认识到西南地区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并且当地物民生条件优越，知识分子也能适应西南的生活节奏。

此后，民国著名的军事战略家蒋百里继承并发展了梁启超的思想，而他的同门蒋介石又从蒋百里的《国防论》一书中受益最深。1932 年，“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在国民党政治局大会上提出以洛阳为行都、西安为陪都。但是他认为洛阳“没有祥瑞之气”，西北地区又会受制于苏联，他心目中最理想的陪都还是四川。蒋介石对西南地区的控制权垂涎已久，只是西南地区的地方实力派众多，光是四川一地就有几十个势力，因此中央军无法进驻四川。红军开始长征以后，蒋介石想借助川军消耗共产党的力量，同时派出中央军前往西南。按照部分学者的看法，红军确实消耗了川军的实力，打开了国民党中央军入川的缺口，所以到了1935 年，国民党基本完成了对西南的渗透和控制。采访了老红军的左力却持不同观点，他整理了关于长征的回忆录，还原红军当时的看法：川军不好打，但是有些军阀不想打，直接放他们经过自己的地盘。这说明川军在积极地保存实力，中央军对西南仍有可能处于观望状态。

1937 年，四川省主席刘湘主动建议国民政府迁都四川，11 月16 日，蒋介石正式决定迁都。为什么四川的实力派在这个时候主动提出迁都？综合分析前人关于川军政治思想的研究，笔者归纳其背后的原因有三：其一，抗战形势严峻，民族矛盾上升为最关键的矛盾，西南实力派响应了自身的家国情怀；其二，与其让蒋介石派出百万中央军“平定”西南，不如事先做好准备工作，主动迎接国民政府；其三，西南实力派推测武汉汪精卫存在叛变的可能性，因川汉距离之近，为和武汉抗衡，也为了避免两面受敌，必须主动与南京合作。此后，西南实力派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至今矗立在四川省人民公园内的“川军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正是体现了川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上树立的正面形象。

四、迁都、避难与正统性：比较中西方迁都思想流变

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本文还需要梳理一下欧洲近代历史上几次迁都的主导思想，并且跟中国的迁都思潮进行比较。目前可追溯的近代欧洲早期迁都之议出自列奥纳多·达·芬奇，他见证了十五世纪末鼠疫的爆发，由于当时的意大利首都米兰人口过于密集，导致了大量死亡病例。他向美第奇大公建议从米兰迁都，或者将米兰划分为十个城区，中心城区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及建筑形式，并且将教堂、市政机关设置为专门的一个城区。他考虑过迁都到威尼斯，但是威尼斯的内河水运带来了城市垃圾清运问题，在列奥纳多•达•芬奇传世的笔记上记载了解决办法，然而他认为首都的生活环境不能是肮脏的，否则会严重影响国家形象。伦敦大学的约翰·里德教授指出，当时的欧洲王公贵族对改善城市环境并不热心，即使他们和城市中的普通民众一样容易感染疾病，也不愿意耗费资金以修缮环卫设施。

城市与卫生的关系是西方近现代城市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它揭示了疾病是改变城市地位的关键因素之一，不仅是首都地点的变迁，还有人力资源的流动。而西方国家更关注教权的正统性，认为首都只是一座适合发挥国内比较优势的城市。因此，西方国家一般不会为了保持首都的文化正统进行战略转移，也不会因为一个新政权是否占据了原来的首都而判断它的合法性。

例如西方历史学家认为美国南北战争是一场经济利益引发的冲突，是欧洲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参与其中才扩大了战争规模，他们不会因为南部邦联没有占据华盛顿就说它是非法政权。即使美国内部也是一样，1968 年，美国参议院举行的“革命的本质”听证会上，来自普林斯顿的一位学者说道：“我们自己的洲际之战是一场内战，因为我们追求脱离出去，如果赢得了它，那么从此以后就是一场革命战争了。”距离南北战争一百年过去了，胜利的北方早已掌握了话语权，但是在无关基督教教义或意识形态的前提下，何为正统仍有讨论的空间。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把迁都和战略转移军事思想结合起来的，较为著名的案例只有苏联的莫斯科保卫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面对德军主力的进攻，斯大林原本想放弃首都莫斯科，但他在列车出发之前临时改变了主意。他意识到此时迁都会降低抗战的积极性，便决定留下来并下令死守莫斯科，一年后局势恶化了再迁都斯大林格勒。

或有研究西方古代文明的学者列举“温泉关战役”的反面案例来质疑这个观点。希波战争时期，斯巴达三百勇士在温泉关阻击波斯军队，为雅典实施“空城计”诱敌深入创造了时机。然而，雅典人的撤离不仅是暂时性的，还有可能是偶然性的——该战术最初提防的对象未必是波斯。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指出，很多雅典政治家和演说家斥责斯巴达的背信弃义，非但屡次拒绝出兵，直接导致雅典的友邦米底亚亡国，而且进一步扩大事态，将一名传达友好信号的波斯传令兵推入井底，使战火蔓延至所有希腊城邦。因此，雅典人设想出这一奥德修斯式的谋略，比起战略转移，更接近于有预谋地主动出击。

从中世纪到近现代，综合比较分析同一时期中外大型城市的发展变迁，明显可以看出维系中国及东亚国家首都地位的，大多数情况都是出于军事及经济方面的考虑，而西方社会则是为了生存和抗灾。

五、结语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终于打到了帝国主义，不再需要为了不当亡国奴而迁都，近代以来甚嚣尘上的迁都一议也随之了结。然而，无可否认的是，我国历史上的迁都举措几乎都是出于军事考量，为持久战的胜利、争取人力物力的战略转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或许晚清民国的历史印证了陈寅恪先生的高见，“东南互保”事件以不太光彩的形式保护了我国东南沿海的经济实力，缓解了北方城市的经济压力，“行都”上海更是在历经兵燹之后获得了长足稳定的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