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旅游和社会记忆

谢玉婷

（永川区委党校，重庆 永川 402106）

前言

记忆具备心理与社会尺度，每代人均会通过信息选择与表述形成社会记忆，实现核心信息的传承，保证社会成员的自我认同。但社会记忆并非具备固定属性，而是动态变化，随着代际更迭逐渐被遗忘。作为特殊的社会记忆，红色景区可以给予游客感官刺激，增强旅游的现实感与时代感。当前红色旅游侧重界定概念，没有进行价值空间的定位，经济效益较低，仅部分学者关注红色旅游在社会群体中的交流与传承作用。本文基于此提出了应重构红色旅游的定义，引入符号系统与社会记忆的构建理论，构建红色旅游目的地记忆符号框架。

一、社会记忆与旅游

（一）社会记忆研究

社会记忆主要指的是通过媒介、旅游等一定机制，选择重大历史事件，通过纪念馆、历史档案、教科书等物质媒介或电影、音乐、口述历史等非物质媒介，建立神圣的符号识别系统，反复再现被选择的重要信息，重塑以往的集体认知。社会记忆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初叶，我国学者对社会记忆的研究集中于社会学、民族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学科，将社会记忆当作地方进行旅游规划的根本，以期通过旅游唤醒空间规划记忆，激发游客对特定地方的依恋。无论在现代生活还是传统社会中，仪式指的是集中呈现各种符号，通过营造特定氛围塑造社会记忆，实现身份认同。

（二）战争、社会记忆与旅游

社会记忆往往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任何社会，战争均属于组成社会记忆的重大事件。战后现代社会会通过各种纪念载体呈现战争记忆，构建社会记忆的物质与非物质符号系统，在不同社会间交流价值观。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观战争纪念地，获取本民族的发展信息，重建社会记忆。除了大众传媒外，旅游已经逐渐成为构建社会记忆的重要发展机制。

（三）红色旅游与红色记忆

红色旅游指的是人民革命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其承载的革命事迹、革命精神以及革命历史为主要内涵，通过参观人民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浴血奋战的纪念地，促进参观者将个体生命与国家民族命运相连接，通过激发神圣的社会体验，重塑对重大事件的记忆，构建参观者的身份认同，增强个体归属感，凝聚社会力量。在构建社会记忆中，现代旅游属于重要机制，红色旅游目的地也得到扩充，成为人们的精神旅游产品，使游客在朝圣过程中体验喜怒哀乐等多种情感，获得民族强盛带来的自豪感，升华自身价值。对于他国游客而言，参观中国的红色旅游的还可以使其更为深入地了解中国，构建全球记忆。由此，红色旅游记忆可以在微观层面提高个体的情感归属；中观层面提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政党的认同，促进社会团结；宏观层面实现全球价值传递，通过不同社会的相互交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体现理性、自由、正义的价值[1]。

二、红色旅游目的地记忆符号系统

（一）红色记忆衰变、集体失忆与身份危机

红色记忆会不断衰变，引发社会集体失忆，引起身份危机。由此看出，红色记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时间属于导致磨损的重要因素。红色记忆属于第一代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价值会出现衰减。第三代之后的社会记忆更为多元，红色记忆属于其中的组成部分，呈现被遗忘的倾向。社会记忆会根据不同代际的需要进行更新，同一民族对不同时代的重大事件评价并不相同，只有通过求同存异才可以实现交流与传承，最为关键的是构建代表性的符号系统，保留最关键的价值判断，以再现不同时代的记忆需求。不同空间的社会记忆也会出现磨损，红色记忆可能与其他社会构建的记忆发生冲突，带来记忆同化，削弱个体身份的国家与地方属性，产生负面影响。

身份可以感知与表达角色扮演与成员归属，总体相似的社会记忆属于社会成员形成身份认同的前提，但社会记忆具备动态发展特点，延续了个体身份，当下一代群体无法解读上一代群体重大社会事件的表征符号时，便会出现社会失忆症，引发社会身份认同危机。对此，应通过合理的社会记忆重塑个体的身份认同，增强个体归属感，强化社会凝聚力。面对外界的竞争压力，我国应构建多种机制，构建更为新颖的红色记忆符号系统，加深国民的本土价值认知，提高民族身份的认同感，在展现红色记忆全球价值的前提下，强化与其他社会的交流力度。

（二）红色旅游目的地社会记忆符号构成

红色记忆需要通过具体的符号表征表达，具体包括对象、信息、编码、媒介、发送者与接收者等，对此，红色信息记忆符号包括红色旅游目的地；各种建筑、书籍、档案等物质；歌舞、影视、口述历史等非物质等。对象符号包括重大事件与核心价值，符号发送者为国家，通过选择动态的红色符号。表述与重演机制，为游客传达信息，使其理解背后的意义。游客可以在参观的基础上，获得红色神圣体验，塑造红色记忆，构建身份认同，在增强个体归属感与社会凝聚力的基础上，促进全球不同社会的交流。不同于其他旅游形式，红色旅游具备社会现实的神圣性，体现于红色记忆符合、游客体验、游客动机等方面，以此激发游客的爱国情感，并获得更高层面的全球认同与人类认同。但红色旅游体验也会受制于符号系统呈现方式、游客解读能力的影响，因此应构建完善的符号系统，激发大部分红色旅游者的朝圣动机[2]。

（三）动态构建红色记忆符号系统

每代人均会通过信息的选择与表述构成社会记忆，在红色事件发生前、发生后，个体与群体均会形成直接体验，通过纪念馆、纪念碑的建立形成系统记忆，但时空的距离使得年轻国民在红色记忆符号形成方面产生了一定隔阂，无法解读细节的意义。对此，应通过编码构建动态的符号系统，为人们传递信息，构建社会记忆。

1.选择记忆符号

社会可以保留相对重要的社会记忆，红色旅游发展过程中应注重核心信息的选择，体现鲜明的价值取向。首先，选择红色信息时应平衡形式与内涵，在全国范围内确定重点红色旅游景区与旅游精品线，体现地方性与空间性。纪念馆、档案、实物等共同构成了红色记忆符号系统，但仅在这一层面并不够，还应在民族性与全球性维度确定红色记忆符号系统的内涵，保证红色信息选取的整体性与广泛性，可以被不同时代的群体普遍接受，成为与其他社会交流的重要渠道。其次，红色信息的选择必须保证真实性，不能可以遗漏或贬低其他组织为民族发展做出的贡献，降低历史的敏感度，促进对立方的有效谅解，且中国由上至下应相信执政党的经验与绩效，更自信地展现历史真实性。

2.记忆符号的表述

记忆与历史均代表过去，但历史注重客观性，记忆凝聚情感，红色记忆符号表述的关键在于营造神圣的氛围，激发参观者的共鸣，强化情感体验。首先，应紧密联系地方依赖感与归属感，红色旅游目的可以代表几代国人救国、强国的梦想地点，更能激发参观者的爱国主义情感。对此，应维护圣地的整体形象，杜绝负面新闻影响红色旅游目的地的长期任务。其次，景区本身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也会影响参观者的情感与记忆，对此，应遵循空间规划的合理性构建红色旅游目的地符号系统，实现空间的有效定位，管理游客展演与体验，满足游客对红色旅游目的地的多元需求，避免神圣感的主题冲突。同时，还应在空间方面划分目的地的神圣区、缓冲区以及外围世俗区，与神圣区相呼应，激发游客前往参观的欲望。缓冲区的关键在于帮助游客做好情感过渡，解决不同动机游客产生的体验冲突问题。最后，作为重要媒介的解说者，应遵循严谨客观原则，不得哗众取宠，更不能以低俗解说迎合游客，保证符号系统的神圣感，减少对立的二元表达方式。

作为一种社会建构，参观红色旅游的不同社会群体体验存在差异，且红色旅游体验也未必可以转化为社会记忆，管理者与工作者应共同努力，使得大多数红色旅游目的地的参观者获得不同程度的神圣体验，形成红色记忆。一方面，应利用现代技术动态展现红色旅游情况，由平面转向立体，实现多感官接收。同时，还应保证档案的公开化与数字化，引导民众深入了解历史，通过信息与教育途径，将数字化档案转化为红色符号。另一方面，应通过互动与鼓励的方式引导游客主动参与非政治说教的表述，激发年轻人的爱国主义情感，强化解说者与游客的交流力度，并利用智能终端显示[3]。

3.红色记忆的重演

仪式属于关键时点符号的重点展示，反复再现历史信息，在被选择与表述后应通过仪式不断重演与回顾社会记忆信息，以防被遗忘。红色符号属于特殊的表述形式，可以营造庄严神圣的氛围，避免过度商业化。比如可以规范烈士公祭活动，避免神化与娱乐化，不断强化红色符号的内在价值，引导当代人了解过去的历史情况，避免应短暂的经济利益引发社会失忆问题。同时，大众对仪式的认可度也影响着社会成员共同保留记忆的效果，重演红色记忆符号需要不同主体的主动参与，其中政府机构应进行引导，给予资源支持，尤其动员当地的居民与各类志愿者组织，给予民众更多机会参与重演红色符号的仪式，通过高价值互动增强民族自豪感。

结束语

针对红色景区内容，文章重新界定了我国旅游的特有现象，在社会现实体验方面强化社会认同价值。在发送红色旅游编码时应遵循“少而精”的原则，根据不同背景的游客，保证符号传达的特殊性，通过游客的展演与体验进行有效管理，制定旅游规划，塑造社会记忆空间，形成红色景区的功能分区，引导游客形成全新的旅游体验，避免出现体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