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民兴业”与近代博览空间
——南洋劝业会布局与空间研究

陈勐，周琦

博览会是19世纪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种新型公共空间，融合了现代商品、科学技术、珍奇事物、文化活动的展示，通过奇观化、娱乐化、现代化的空间体验，实现主办方和参展者的意图传达。1851年英国举办的“世界工业产品大博览会”（The 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为第一次世界博览会，以钢铁、玻璃打造的水晶宫来彰显工业实力，此后西方各国纷纷效仿。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开办了5次国内博览会，对推动社会教育、促进工商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清末新政时期，在农工商务改革的推动下，中国各地也纷纷建立起商品陈列所、劝工场等商品展销机构。南洋劝业会是清末由官、商在江宁（今南京）合办的一次全国规模的博览会1）[1]，由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端方2）等开明士绅发起创办[2]，1910年6月5日开幕，同年11月29日闭幕，历时半年，共计约20万人次参观。南洋劝业会是端方等人“导民兴业”的新政改革理想的实践，“导民”即开通民智、促进社会教育，“兴业”指通商惠工、振兴地方，劝业会场既是一个寓教于乐的现代文明教育场所，向晚清社会示范性地展示一种现代化城市与建筑的面貌，也通过商业化空间营造和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和地方城市的近代转型。

文史领域的学者关于南洋劝业会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对于劝业会布局与空间的考察并不多见。笔者认为，只有加入城市与建筑空间维度的探讨，才能廓清博览会这一新型公共空间类型的特征，解读其背后的社会性内涵。因此，本文通过对南洋劝业会背景、缘起与创办过程的考察，廓清其出现与发展的历史语境，并进一步探讨南洋劝业会在“导民兴业”的办会宗旨下，如何通过选址与布局以及博物苑化、游园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空间来实现意义的传达。

1 背景与缘起

庚子国难之后，清政府出于挽救时局、维系满清王朝的考虑，决定实行新政。1901年1月，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发布新政诏书，标志着清末新政的开始。1905年7月，清政府任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回国后，以端方为代表的改革派开始提倡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政体。1906年9月，清政府正式宣布预备立宪。

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之一的端方便是南洋劝业会的发起人。他自1906年10月-1909年7月间两次督署两江，在地方改革中落实其新政思想，包括实行地方自治、整改新军并建立现代警察机构、发展新式教育、促进民族工商企业的发展等，这些近代改良措施为南洋劝业会的兴办奠定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1908年4月，端方札饬陈琪3）在紫竹林山前西偏设立植物赛会院[3-4]。筹备过程中，陈琪发现若专办植物赛会，无法起到劝工兴商的作用，于是提出创办工商品博览会，并指出地势合宜、交通便捷和物产富饶三点可行性[5]。随后，作为筹备总机关的南洋劝业会事务所成立，陈琪任坐办，分议定章程、建设会场、集齐赛品三期开展筹备工作，并率先确立“导民兴业”的办会宗旨[6]。

2 选址与布局

南洋劝业会会场位于江宁城北三牌楼之东、鼓楼以北、丰润门以西界内，为宽约1000m，长4000～4500m的矩形场地。会场选址与布局受到城市格局、交通等方面的影响。清南京始于明初应天府城，由城东皇城区、城西北军事区和城南市民生活区组成。20世纪后半叶，战乱使城市遭受破坏，建成区仅占1/3，鼓楼以北地处荒凉、人迹罕至。因此，晚清南京实际由下关商埠、城南旧区和城东的军事驻区组成，城北旷土又由城内碑亭巷经凤仪门至下关的江宁马路分为东、西两区，西区大小山陵颇多，东区约有空地两千余亩（约133hm2），周围山林秀美、景色宜人，作为劝业会场具备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

城市交通也是影响劝业会选址与布局的重要因素。端方赴任两江后，率先修筑北起下关江边、南至城南中正街的宁省铁路。该路为沪宁线支路，沿途设7站，其中劝业会站乃为劝业会专门修建。城内铁路的开通不仅加强了南京城北与下关商埠和城南旧区的联系，劝业会选址城北也可充分利用下关的基础设施，为展品运输、旅客乘运与食宿提供便利（图1）。

1 南洋劝业会与晚清南京城市空间格局（绘制：陈勐）

劝业会场整体布局受宁省铁路影响，体现在道路规划、入口方位等方面。铁路于会场西侧自西北向东南经过会场，并与会场南北向主干道相交于劝业会站，北通会场正门。三牌楼站向东辟建模范马路和劝业路，直达西侧门（图2）。二站间的场地成为会场的核心区域，经由长约2km的南北向轴线展开。自丁家桥车站始，向北为3道门——一门松枝门仿欧洲凯旋门，二门为中国传统3间三楼式牌楼，三门为西方折衷式。继而向北为椭圆形广场，依次列布喷泉、纪念塔和音乐亭，其后为公议厅、事务所暨审查室和美术馆3栋主要建筑，分别为近代化集会空间、主办方权力机构和以兴商劝工为目的的展览馆，构成会场的核心区域（图3）。椭圆广场两侧列布9栋本馆和2栋省馆，继而向北则复归为直路，劝工场和农业馆分列东西，道路两侧分列其他省馆、商店及游艺设施，中轴线末端为绿筠花圃和跑马场。

2 南洋劝业会会场布局（绘制：陈勐）

3 南洋劝业会中轴线主要建筑（图片来源：参考文献[3]）

3 “导民”与会场空间格局

端方认为开民智为“强国之要”，出洋考察回国后，他在《奏陈各国导民善法请次第举办折》中指出西方国家可资学习的“导民善法”，包括博物院、公园、动物园等[7]。南洋劝业会的举办为端方实践其现代化理想提供了平台，“导民”作为办会宗旨影响了劝业会的空间格局，体现在博物苑化、游园化等方面。

3.1 展览空间之博物苑化

南洋劝业会主要展馆包括13座本馆和14座省馆4），由英资通和洋行上海分公司（Atkinson & Dallas Architects and Civil Engineers Ltd., Shanghai）设计[8-9]，该行是成立于1898年的苏格兰土木工程师及建筑师事务所，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活跃于上海、天津等地，在中国具有丰富的执业经验5）。主办方对于“各国新式”建筑风格的热衷，为通和洋行提供了展示西式建筑的舞台。建筑群以白色为主色调，被称为“白色之城”6）。但因资金不足，除美术馆和水族馆外，均为高约5m的单层建筑，这也使所谓的西式风格，无法采取西方建筑的复合构图和比例，只能局部运用西式建筑语汇，如教育馆和工艺馆的外廊样式（图4）、美术馆的叠柱式立面等。农业馆和劝工场是主办方场馆中独有的两栋体现中国传统风格特征的建筑，但建造和装饰均做简化，农业馆的柱式、山形墙还借鉴西方样式，具有中西合璧的风格特征（图5）。依据我国古代“以左为尊”的方位义，位于东面、体现兴商思想的劝工场在地位上要高于农业馆，体现了主办方振兴民族工商业的意图。主办方对于西方化与民族主义的双重需要促成了本馆建筑风格的选择。

4 教育馆及工艺馆立面、剖面（图片来源：参考文献[10]）

5 农业馆（图片来源：参考文献[11]）

省馆多由各省自建，以西式、中西合璧式建筑风格为主，部分场馆则从空间的丰富性和地域文化出发，营造崭新的展览空间体验。西式场馆多为单层，采用横、纵三段式构图，入口设西式山花或塔楼作为标志物，例如东三省馆、云贵馆（图6）等。中西合璧式场馆多在中式建筑主体外增设西式门楼，例如安徽馆、直隶馆等。安徽馆入口处有一幢巴洛克式牌楼门，主楼为歇山顶，屋前屋后均有院子，为早期中国建筑“西译中”实践的简化形式（图7）7）[12]。从空间设计中寻求变化与创新是省馆的另一种倾向。江西馆的展览路径沿一条螺旋上升的坡道展开，自入口盘桓而上至最高处的楼屋，继而向下到达出口，与美国现代建筑大师赖特的纽约古根汉姆博物馆有异曲同工之妙。福建馆以封闭的中庭为特色，展览空间环绕中庭布置，光线由屋顶高侧窗洒下，是主办方所推崇的展览建筑形式（图8）8）。还有多栋场馆从地域文化出发，如湖南馆以当地民居马头墙装饰正立面，广东馆将天井院与展览流线相结合，营造出具有良好通风采光的展陈空间（图9）。因《黄冈竹楼记》广为传诵，湖北馆设计了以竹为主题的观赏性园林，观者可以荡舟、品茗、赏竹，成为会场内一处僻静的游憩之所。

6 云贵馆（图片来源：参考文献[3]）

7 安徽馆

8 福建馆

9 广东馆

南洋劝业会建筑还融合了现代化技术与设备。劝业桥、纪念塔、审查室等是近代南京较早使用混凝土的建筑9）[14]。劝业桥由3段跨度6m的单拱桥串联而成，为中国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薄壳拱桥[15]（图10）。拱的连接处设独柱亭，桥身轻薄如翼，屋面出挑深远，基于钢筋混凝土的可塑性和结构特性创造出富于动感的形态。纪念塔高达27.7m，是当时南京最高的建筑。通过中部的电梯和螺旋楼梯可至塔顶平台，一览会场全貌（图11）。

10 劝业桥（图片来源：参考文献[15]）

11 公议厅、音乐亭和纪念塔

3.2 空间体验之游园化

南洋劝业会的整体布局带有西方巴洛克式园林的特征10），以一条布拉曼特（Bramante）式的南北向轴线作为统领，指向视觉焦点——位于椭圆形广场中央的三大建筑。周边场馆除暨南馆外均面向广场，不同于中国古代“面南为尊”的院落式布局。轴线向北延展，止于紫竹林，以简单宏大的理念统一整个会场设计。园林景观由留学美国的建筑科科长黄席珍设计11），融合了园林建筑、喷泉、雕塑、花坛、林荫道等中西方造园要素。大小不一的水景集中在会场东南区域，通过借景手法将钟山纳入园内。

会场内集中设置的游园包括绿筠花圃、植物园和动物园。绿筠花圃是端方力主创办的开放型市民公园，通过萦回曲折、随形就势的中国古典园林式布局，将各种动物、植物、喷泉等新奇事物纳入其中（图12），营造出游园的新生活方式。植物园遍植树木花卉，东三省动物园内圈养25种观赏性动物，场内隙地亦种植菜蔬花果，以做农业试验。早在端方出洋考察期间便订购了许多珍奇动物，回国后创办近代中国最早的动物园京师万牲园。端方希望通过公园来考察动植物学和农学，使大众在游览中获得知识，劝业会成为其实践这一现代构想的平台。

12 绿筠花圃正门

南洋劝业会还创造出趣味盎然的游艺空间，通过现代技术将各类观演空间、娱乐活动、夜游项目编织在一起。事务所专设音乐亭并组织音乐协赞会，演奏中国古乐、西方军乐等（图11）。音乐亭代表着休闲的快乐时光，可以怡情冶性、促进社会道德，被视为培养大众文化最安全和最确信的方式[18]。

会场内的现代竞技体育活动包括赛马、游泳、台球等，并在展会期间举办了首届全国运动会12），使游客切身参与其中。20世纪初，国人对体育的理解从休闲娱乐活动转变为联系个人与民族存亡的纽带，被视为创建民族国家的必要条件[20]，南洋劝业会设置体育项目体现了近代时期体育观念的转变和民族主义发展的需要。

南洋劝业会通过博物苑化和游园化的空间营造，创造出“寓学于游”的空间体验，使人们在游玩中获得知识，潜移默化地接受文明健康的现代都市生活方式。自1897年严复的译著《天演论》连载，社会进化论和新民思想逐渐成为开明士绅探索个人、社会和国家改良的工具性话语。提高大众智识、促进社会教育具有启蒙意义，也是新政改革的重要一环，如《天演论》中所言：“民智既开，则下令如流水之源，善政不期举而自举，且一举而莫能废”[21]。

4 “兴业”与城市近代转型

“兴业”是南洋劝业会的另一项办会宗旨，早在事务所成立典礼上陈琪便提出“振兴全国实业”和“建造南京市面”的目的[22]，即通过商品的展销平台促进民族工商业者广开销路、比较竞赛并寻求改良，同时借赛会之机推动地方城市建设。

4.1 整体布局之市场化

市场化的空间布局特征体现在商业街市与展览空间的结合。自三牌楼站和丁家桥站通往会场大门的道路两侧商铺林立，分别达到80余家和15家[23]，成为南京最早的基于公共交通站台发展起来的站前商业街（图13），类似于日本的“缘日空间”，即经由序幕性的商业空间抵达展览目的地13）[24]。会场内展馆与各类商业、娱乐设施杂糅并置，形成复合化业态的公共空间。馆内展品包括非卖品、即卖品和订购购买品，会期内购买的商品需经事务所许可方可带出会场，部分出品人则租、建店面以增进销路。劝工场是晚清南京规模最大的商业建筑，共有店铺76间，兼顾展陈与销售，为近代百货商场的前身14）（图14）。

13 劝业路街市

14 劝工场

商业属性是晚清国人对博览会的主要认知，出洋参会的商人及士绅多认为与中国古代庙会、集市相似。南洋劝业会也延续了这种观念，如端方的继任者、两江总督兼南洋劝业会正会长张人骏在开幕式上指出：“我国古者以工事列肆，以贸易立市，今乃合肆与市而为一”[25]。“市肆观”的规划理念集中反映了主办者的博览会图景，即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空间和以观览、娱乐为导向的体验性空间相结合，形成市集式节庆骚动与博览空间交互作用的视觉机制。

此外，市肆观也出于主办方“官补商亏”的经营理念，通过店铺的地租、房租获得收益，以避免商本受损。早在发起阶段，陈琪等人便提出将地租、房租和入场券作为主要收益来源，后又将“招徕商店”作为筹备工作的5项决议之一。筹备过程中，为鼓励中、外官商踊跃赴会，先后免除各类出品人的场地租赁费，入场券也叠次减价15）。因此，实际的收益来源主要为自民间招徕的商铺。民间积极参与开办商铺，也体现了商民的实用主义态度，即借劝业会之机牟取利益。

南洋劝业会的商业建设带动了城市空间北拓，逐步发展为城北新的商业中心。根据1935年的统计，丁家桥、三牌楼一带已有843家商铺[29]，可与下关商埠区相媲美，一改兵燹后城北地区“四望荒芜”的局面。时人感慨道：“幸而这劝业会一开，城北一带，蓦地里现出异样光彩，差不多比城南还热吵”[30]。

4.2 基础设施之现代化

便捷的现代化交通运输方式是南洋劝业会得以在短期内顺利筹备的先决条件。下关地区扼长江航线之要兼有沪宁铁路的便利，成为物资运输和旅客乘运的必经地。展品主要通过陆运或江运抵达下关，再经宁省铁路、大马路转运至会场西偏门堆栈，继而由轻便铁道运至其他货物解装所及各场馆，形成完整的展品运输系统。便捷的交通设施使鼓楼地区逐步发展为市内的交通枢纽，宁省铁路、汽车在鼓楼设站，传统畜力、人力车亦聚集于鼓楼，将城北地区的景观、商业纳入到整体的城市发展框架中。

南京近代电力电讯事业始自南洋劝业会的筹办。1909年，张人骏从地方财政中拨银建立金陵电灯官厂，为中国近代第一家官办发电厂，也是南京现代化电力设施发展之始。电力技术不仅为劝业会带来照明、夜会、观影、广告等现代性体验，也发展出电报、电话等联络商情、助益会场管理的通讯设施，奠定了南京近代电讯事业的基础。

晚清南京规模最大的民众性公共集会场所亦创于南洋劝业会，即公议厅（图15）。该建筑居会场中央，采用现代会堂式空间格局，可容纳2000余人，专为各实业团体、机构开会所设，展会期间也作为音乐厅使用。公议厅与会场外的江苏省咨议局遥相呼应，是中国近代时期所出现的新的建筑类型16）[31]，体现了清末预备立宪背景下中国传统专制政治向立宪政治转型所伴随的公民社会的发展。

15 公议厅室内（图片来源：参考文献[11]）

安保工作是保证南洋劝业会顺利举办的重要条件。受益于端方督署两江期间的军警改革，劝业会形成由新军稽查处、临时巡警、巡防队、马队和临时消防局组成的责权分明的安保机构。劝业会后，军警及消防机构均予以保留，为南京城北的发展奠定了治安管制方面的基础。

此外，南洋劝业会还创办了现代化公共卫生设施。临时病院位于医药本馆内，会后成为常设的城北公共卫生处。公共厕所散布场内，并要求与会者一体遵照相关规范章程。19世纪末，西方现代公共卫生观念经由通商口岸传入中国，逐步发展为中国民族主义“派生话语”的范例[32]。劝业会设公共卫生设施也源自端方等人推动社会改良的迫切希望。

因南洋劝业会兴起的城北商市和基础设施推动了南京城的近代转型，将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的律令渗透至城市基层，使南京成为新政改革的实验场和示范场。这种以地方改革作为新政先导的理念，正如《论劝业会与振兴市政之关系》一文中所言：“劝业会直接发达都府经济以固市政之基，间接影响地方自治以为立宪之备”[33]。

5 结语

南洋劝业会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博览会，是清末新政背景下社会改良的重要实践。随着清王朝覆灭，端方等人“基础既立”“徐图扩充”的初衷以及效仿日本成例续办国内博览会的设想均未能实现17）。但是，劝业会以其中西合璧的建筑与景观、各地区新政成果的微缩展示、新奇丰富的空间体验、商业化的空间营造以及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等，呈现出端方等人“导民兴业”的现代化图景。一方面，南洋劝业会为国人提供了了解近代文明的平台，通过各种具有近代意义的新型空间、科学技术、娱乐活动使国人大开眼界，起到启发民智、教育民众的作用，时人评价曰：“一日观会，胜于十年就学”[36]。另一方面，南洋劝业会通过交通、电力、电讯、安保、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南京城北地区的城市改造，使其逐步发展为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新市区，促进了南京城的近代转型。

南洋劝业会作为一种近代新型的博览会空间，基于精英知识阶层的现代性想象，将知识、技术、观念编织于公共空间的建构中，以全新的视线和体验性空间浸淫熏陶，使大众由不识不知而进入开智之境界，潜移默化地引导大众接受文明健康的现代都市生活方式，培育正处在萌芽阶段的国民意识。通过博览会这种社会性和象征性的公共空间建构，经由文明化的视觉机制重新纳编广泛民众的凝视，达到传播思想、训导民众、规范社会及改造城市的目的，正是清末时期以端方为代表的开明士绅所要推行的新政改革的重要一环，是预备立宪所不可或缺的历史过程。□

注释

1）南洋劝业会时称“南洋第一次劝业会”，“南洋”指两江总督兼任的南洋通商大臣所掌管的江、浙、闽、粤、内江各通商口岸，同时兼有鼓励南洋诸岛华商回国投资、发展实业之意。“劝业”一词出自《史记·货殖列传》“各劝其业，乐其事”之句，“劝”意为努力从事，“劝业会”即为以赛会的形式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南洋劝业会为一次全国规模的博览会，但因会场内设有第一、第二参考馆，分别陈列德、美、日、英四国出品，故John E. Findling将南洋劝业会（Nan-Yang Ch'uan-Yen Hui or Nanking South Seas Exhibition）收录于《世界博览会历史辞典》一书中。参见参考文献[1]。

2）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匋斋，谥忠敏，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他一生历仕南北，是清末政坛中一位眼界宽、思想深、能力强的改革家，历任农工商总局督办、陕西按察使、陕西布政署巡抚、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湖南巡抚、钦命出洋考察宪政大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渝汉铁路督办、四川总督等要职，被严复称为“近时之贤督抚”，是清末满族权贵中最有才干和作为的封疆大吏。端方曾两次担任两江总督，第一次为1904年5月25日–1905年1月6日署理江苏巡抚期间，于1904年10月起短暂接替李兴锐署理两江。第二次于1906年9月2日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随后于10月28日驰抵江宁省城，直至1909 年7 月调任直隶，任期3年时间。参见参考文献[2]。

3）陈琪（1878–1924），字兰熏，是中国近代博览事业的奠基者和开创者之一，也是我国博览事业的研究者、实践者和集大成者，著有《环球日记》《新大陆圣路易博览会游记》和《中国参与巴拿马博览会纪实》等。陈早年入江南陆师学堂学习，因精通外语，毕业后多次出洋考察，曾负责组织1904年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湖南参赛物品事宜。1905年，陈作为参赞随行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期间参观意大利米兰万国博览会，归国后升为道员，后由端方奏调赴任南京参办新政。南洋劝业会筹备期间，陈任南洋劝业会坐办，主持南洋劝业会事务所，负责具体筹办事宜，包括前往上海总商会洽谈商股认股、制定南洋劝业会策划与实施草案等。参见参考文献[3–4]。

4）本馆依出品部类而设，由两江总督署主办或代办，又称总馆、两江馆或东道馆，主要展陈两江地区出品。省馆展出各省赛品，由各省自建并由各省出品协会负责筹办，内地18省有16省独建或合建场馆。

5）在南洋劝业会举办前，通和洋行已在中国执业10余年，项目覆盖了办公、商业、居住、工业等多种类型。其设计作品多受西方新古典主义影响，如大北电报公司大楼、礼查饭店、业广有限公司大楼等。也有模仿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实践，如被中国海关任命设计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中国馆。

6）南洋劝业会“白色之城”（the White City）的概念源于建筑立面色彩，除一栋红砖砌筑的佐治亚风格的建筑外，所有由通和洋行设计的其余25栋建筑均为白色。博览会中的“白色之城”概念最早出现于1893年的芝加哥万国博览会，会场建筑统一采用白色立面和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以“庄重性”“对称性”和“纪念性”为特征。“白色之城”的另一个解释源自夜间的亮化设计，会场内广泛应用街灯，使林荫大道和建筑物在夜晚熠熠生辉。参见参考文献[1,8]。

7）根据赖德霖的研究，具有入口标志功能的中国式牌楼模仿耶稣会教堂立面的形式，是早期中国建筑“西译中”实践的一种方式。参见参考文献[12]。

8）在1909年2月的《南洋劝业会说略》中，事务所提出东京劝业会中可资学习效仿的屋顶设天窗或高侧窗的展览建筑形式，即“其可法者，则光线从上探入，陈列者均甚称之”。参见参考文献[13]。

9）根据刘先觉、杨维菊的研究，近代南京建筑对于钢筋混凝土的应用始于1892年的马林诊所病房楼门廊顶部平台，之后该结构形式的建筑逐步增多，南洋劝业会中一栋四方形三层楼房亦采用该结构形式，代表了当时南京建筑结构、技术及材料的先进性。参见参考文献[14]。

10）巴洛克式园林是1600–1750年间流行于欧洲的造园艺术风格，源自于反对宗教改革运动，地方性专制政权的兴起以及数学、几何学等科学学科的发展。多纳托·布拉曼特（Donato Bramante）是巴洛克式园林的代表人物，以居于统治地位的轴线和将园林、建筑及风景连成统一的几何构图为布局特征，多采用林荫道、位于轴线上的建筑、园内与园外焦点作为基本造景要素。

11）参考文献[9]记载，“（南洋劝业会）园林景观由N. C. Huang设计，后者曾跟随南洋劝业会坐办陈琪统制参观了在美国举办的博览会。”笔者认为N. C. Huang即为南洋劝业会建筑科科长黄席珍。根据陈琪在南洋劝业会前的经历，他两次赴美，第一次是1904年由湖南巡抚赵尔巽委任参加圣路易斯博览会并负责湖南赛品陈设事宜，会后游历美国芝加哥、克利夫兰、华盛顿、纽约等城市，并游历欧洲一些国家。第二次是随端方等人出洋考察宪政。N. C. Huang的陪同参观应指陈琪的第一次赴美游历。参见参考文献[16]记载，陈琪在1904圣路易斯博览会结识“江南私费学生”黄席珍，并“约同料理湖南官物数日”，此时黄已在美留学4年。博览会后，二人同去芝加哥调查商业，共计5日，包括参观锯板厂、宰屠所、各类商店等，后经印第安纳、圣路易到达克利夫兰，参观“必利亚大学”博物馆、锯石厂、磨面厂、商店与劝业场等。参考文献[17]记载，事务所设文牍科、调查科、建筑科、庶务科4科，建筑科负责“一关于购地及打样事项；二关于估计投标事项；三关于监视工程事项；四关于造具、建筑、图表事项”。因此，建筑科科长黄席珍负责会场景观设计的可能性比较大。

12）首届全国运动会全称为“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该会持续5天，设田径、足球、网球和篮球4个比赛项目，参赛运动员达140人。运动会期间，南京各级学校放假一天，组织学生前往观赛，仅第一天观众人数就达到近万人。参见参考文献[19]。

13）“缘日”日文为庙会之意，每逢传统“缘日”时节，寺院入口处形成商业街市，称为“缘日空间”。该空间既是进入寺院前的序幕性商业空间序列，也是民众娱乐活动的场所。参见参考文献[24]。

14）笔者认为劝工场所代表的商业建筑类型是百货商场的前身，原因有三。一是劝工场为独立的盈利性商业机构，设独立的管理部门，不受事务所诸多规章的限制。在劝工场购买的商品，只需于劝工场经理或各商店经理处取得“搬出证”即可将商品带离会场。而各本馆和省馆的展品，除非卖品外，需通过定购购买的方式，展会期内只有经事务所许可，在“买约所”获得“搬出证”，才可以带出会场。二是劝工场已经具备了大型商场的功能特征和与之相适应的建筑空间。该建筑由主办方承建并转租于与会商家，通过租金谋取利润，体现了现代化商业企业的经营特征。三是劝工场内所售商品包括了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各类商品。服装类如纺织品、成衣、鞋靴等，日用品如京货店、肥皂、杂货店、卷烟、化妆品等，文化艺术类如书画、玉石、古玩铺以及各类漆器、陶器店，图书、乐器店等，在同一栋建筑内销售各种不同类型的商品，满足一站式购物的需求，被视为百货商场的重要特征。

15）南洋劝业会筹备过程中，原计划仅免除外国出品人的场地租赁费，各省出品人则仅收取象征性租金，后各省出品协会亏损较大，联名禀请豁免。参见参考文献[26-28]。

16）赖德霖认为，会堂建筑是用于集会、演讲并与其他民众教育、宗教性礼仪和布道相关的建筑类型，作为一种公共集会和教育的设施，会堂建筑直到近代才又出现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之中。参见参考文献[31]。

17）南洋劝业会闭会后，原拟租于南洋华侨张煜南开办市场，以补齐商本亏损，但未能成行。后由两江督院开设工厂，专收贫民，教以工艺，制造军、学用品。民国初年，会场内屯驻军队，1921年，“国立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将劝业会场外塘地“捐入”校产作为农工实验棉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劝业会场部分房屋被“中央特别党部教委会”征用作为临时办公地点，其余房屋遭市民拆毁，破损严重。后“南京特别市政府”将绿筠花圃收为市产，改造为“市立农艺场”，栽种花木，作为苗圃之用，跑马场则成为“中央大学农业试验场”。参见参考文献[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