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纪念与苏区政治动员

王永华 王向花

提要：“八一起义”爆发六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将其设置成红军诞生日，为苏维埃政权的重要纪念日，从而在制度层面确定了纪念日的政治动员属性。苏区在“八一”建军节纪念中，通过阅兵典礼、文娱活动、游行示威、纪念专刊等方式进行了仪式动员。“八一”纪念话语通过揭露日寇残暴行径、呈现国民党反动派罪行、弘扬红军英勇作战精神、诠释中共政治主张进行了政治动员。“八一”建军节纪念在追思南昌起义伟业、缅怀起义英烈的同时，也成为中共开展政治动员的途径，苏区民众被广泛地动员起来，并自觉地参加苏维埃的各项事业。

党的百年历史表明，中共极其重视以各种方式开展政治动员以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其中，节日纪念是中共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方式和有效途径。“八一南昌起义”爆发六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将其设置成红军诞生日，作为苏维埃政权的重要节日予以纪念。中共借助“八一”纪念在苏区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动员，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关于“八一”纪念，学界现有研究成果主要涉及其背景、经过、意义及“八一”精神建构等方面，(1)目前学术界相关的代表性成果：裴恒涛：《长征前后中共“八一”精神建构的历史记忆》，《东南学术》2017年第3期；曹春荣：《瑞金时期中共对南昌起义的定位与纪念》，《苏区研究》2017年第4期；陈建军：《试论“八一反帝战争日”纪念对中国革命若干问题的认识》，《菏泽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魏建克：《1933年苏区“八一”纪念活动的历史考察》，《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3期等。而鲜有论及“八一”纪念与政治动员关系的成果。鉴于此，本文拟从政治动员的视角考察“八一”纪念，着重于从制度动员、仪式动员、话语动员以及纪念活动中的动员效能等层面探讨“八一”纪念与苏区政治动员的内在联系，以深化中共获得民主革命胜利原因的认识。

一、制度动员：纪念日的设计

作为政治动员的一种重要方式，制度动员即政党为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而运用制度完成对社会秩序的调控，继而在制度框架内吸纳和整合社会力量，使民众在制度的引导和约束下做出行为选择。中央苏区时期，中共通过创设一套相对完善的纪念活动制度，将“八一南昌起义”设置成红军诞生日，实现了对广大民众的政治动员。

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为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唤起民众的政治觉悟，实现广泛的革命动员，因此很重视开展革命纪念活动，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国际共运领袖的纪念，对“三八国际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日”“五四青年节”等重要节日的纪念，对“辛亥革命”“十月革命”“二七罢工”等重大事件的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创立前后，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军事“围剿”。特别是1933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调集50万大军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苏维埃政权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为了扩大红军、鼓舞士气、唤起民众支持反“围剿”战争，1933年中共有必要将南昌起义日确立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在苏区范围内有组织地、广泛地开展“八一”纪念活动。

实际上，中共的“八一”纪念活动并非肇始于1933年。早先的“八一”指“八一反帝战争日”，是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国际性的反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活动。1929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0次全会通过了关于8月1日为“国际反帝战争日”(也称“八一国际赤色日”)的决议。同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46次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要求在1929年8月1日，全世界无产阶级都要响应共产国际口号，积极动员起来，以群众性大示威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2)《中国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宣言》，《红旗》1929年7月27日，第4版。8月1日这天，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组织了反帝游行示威活动。其后，中共也一直很重视纪念这个节日。在土地革命时期，该节日的纪念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保卫苏联”。1932年7月10日，苏区中央局通过决议，要求将“武装拥护苏联”“用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准备同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作为“八一”纪念节的中心任务。(3)《关于在八一国际赤色日的武装示威的决议》(1932年7月10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4)》，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72页。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要求在1932年的“八一”纪念中，“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红军，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以民族革命战争来消灭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4)《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宣言》(1932年8月1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4)》，第2311页。，要求“工友们罢工示威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铁路、海员及兵工厂的工人不造枪、不运械去进攻苏联和苏区”。(5)《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宣言》(1932年8月1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4)》，第2312页。当时的纪念活动几乎都是围绕着“反帝拥苏”两大主题开展的。

1927年8月1日爆发的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共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36页。。但是中共起初受共产国际的影响过深，并不重视南昌起义，而是更看重广州起义。1928年6—7月，于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导下做出决议，认为广州暴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颁布了无产阶级法令，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肇始的标志，因而把广州起义日——12月11日作为固定的纪念日。其后，每年中共都会举行纪念广州起义的一系列活动，以此进一步彰显苏维埃革命的历史地位，使民众认识到在中国进行苏维埃革命的重要意义。1933年6月，南昌暴动6周年到来之际，中共开始高度重视“八一”南昌起义，并把它和“八一”国际反帝战争日联系起来。中共如此做法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原因。

1933年1月，临时中共中央在上海很难立足，被迫迁往江西瑞金。同年3月，红一方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中央苏区的疆域随之进入鼎盛时期。当时中央苏区下设闽赣、粤赣、江西、福建4个省和瑞金直辖县，共有60个行政县，人口总数为453万，面积约有8.4万平方公里。(7)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上，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78—579页。中央苏区在开展大规模的扩红运动后，到1933年9月红军总兵力达到12万人，(8)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下，第1263页。其中红军主力8万多人，组建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等正规的兵团，武器装备也有所改善，并在多次反“围剿”中实行了从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上述种种事实，特别是红军实力的迅速壮大，使中共中央对工农红军与南昌起义的看法有了转变，认识到红军是苏维埃革命的坚实保障，认为南昌起义比广州起义更具代表性。临时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在总结南昌起义历史经验时指出，“今天红军成了苏维埃政权可靠的强有力的武装支柱，成了全中国民众从帝国主义奴役与地主资产阶级剥削之下解放起来的民众武装的主力部队！红军英勇的战斗，与其丰富的经验不仅鼓舞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而且是世界革命历史可宝贵的一页。”(9)博古：《战斗的纪念节，战斗的任务！》，《红色中华》1933年7月11日，第1版。这反映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共中央对南昌起义与红军的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

为此，中共中央6月23日通过决议，强调“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各省军阀开展大规模反革命战争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境况下，今年‘八一反战日’适为红军成立纪念日。应向广大的群众指出，只有中国的工农红军才是中国劳苦群众的唯一救星”。(10)《中央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的决议》(1933年6月23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4)》，第2679页。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决定从1933年起每年“八一”为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1)《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1933年6月3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17页。该命令把南昌起义与人民军队创建联系起来进行评价，彰显了纪念南昌起义与工农红军成立的重大现实意义。7月1日，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决议，批准了中革军委的建议，规定以每年的“八一”为工农红军纪念日。(12)《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1933年7月1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7)》，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03页。临时中央政府属于最高执行机关，它制定的政策有赖于下级部门去贯彻实施。7月2日，中央局宣传部向各级宣传部下发了详尽的指示信，统一拟定了三十一条口号和十六条宣传标语，颁布了《八一纪念宣传大纲》，确定了“八一”纪念主旨，规定了相关纪念活动。7月12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纪念“八一”建军节活动的训令，规定了相关纪念办法，如开展军事运动会、武装示威和检阅、宣誓典礼、颁发奖章、授旗及哀悼死难烈士等活动。(13)《红军纪念“八一”活动的中心任务》(1933年7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11)》，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81页。7月16日，红一方面军发布了《关于“八一”纪念活动办法》，提出开展阅兵典礼、游行示威、文艺表演、体育比赛、拥军优属等活动来庆祝“八一”红军诞生日。这样一来，“八一”建军节从拟定到决议再到纪念办法出台，标志着该纪念日制度设计程序的正式完成。

从“八一反帝战争日”到“八一红军纪念日”，表明“八一”纪念意义内涵的深刻转化。其一，前者纪念主题强调的是“反帝”“拥苏”，后者纪念主题侧重于红军成立。其二，前者纪念对象是一个国际共运的重要节日，后者纪念对象则是中国革命的节日。其三，前者纪念主体是中共中央，后者纪念主体则由中共中央、临时中央政府与中革军委这三个党政军最高机构所组成。这些变化反映了“八一”纪念内容日益贴近中国实际、纪念对象由国际转向国内、纪念规格不断提升的特征，体现了中共对纪念活动认识的加深，开始构建属于自身的纪念活动和话语表述方式，从而在制度层面确定了“八一”纪念日的政治动员属性。

二、仪式动员：纪念日的活动

由于官方能够借纪念仪式以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民众亦能借助纪念活动参与其中并为国家做出贡献，而且相关纪念空间的建设，也能够凝聚民众的革命精神，因此纪念仪式常被视为政治动员的重要手段。(14)郭辉：《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政治合法性之建构》，《史学月刊》2016年第9期，第65页。在中共与苏维埃政府的统一规划和组织下，举行了形式多样的“八一”建军节纪念仪式活动，中共的革命意识随之渗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提高了民众的政治参与度，实现了大众动员的目的。

(一)召开纪念大会

纪念大会是一种重要的纪念仪式，其特点在于时空高度集中，会场气氛极具感染力，能够调动群众的情绪，强烈影响群众的感情倾向和政治态度。苏区的“八一”纪念大会，有一套阅兵、训话、宣誓、表彰等比较规范化的仪式流程。

一是颁布并宣读红军誓词。“八一”纪念通过颁布并宣读红军誓词有助于强化对红军性质、宗旨等的革命认知，提高红军的纪律使命意识，发扬红军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增强红军对中共革命的认同。在1933年“八一”建军节纪念大会上，中革军委代理主席项英颁布了红军誓词，并领着红军战士宣读了誓词：“我们是工农的儿子，自愿来当红军，完成苏维埃给我们光荣任务，为着工农解放奋斗到底……”。(15)《八一示威的壮曲》，《红色中华》1933年8月4日，第7版。1934年7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苏区纪念“八一”的决定》，要求“在一切赤少队……及红军部队中庄严地宣读对日作战的誓词”。据此，8月1日中革军委颁布了《红军抗日誓词》，誓词共六句。在1934年“八一”红军阅兵式上，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进行宣读，红军战士跟着高声朗诵《红军抗日誓词》：“……我们誓死以头颅和热血，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直接对日作战，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16)《中共中央关于苏区纪念“八一”的决定》(1934年7月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30页。铿锵有力的誓词，表明了广大红军指战员昂扬的革命热情和保卫苏区的坚定信心，彰显了在中华民族危亡关头英勇的人民军队的责任担当。

二是表彰英雄模范。典型有着直接、现实、形象的说服力，是人们行动的参照系。先进典型在群众中起着带头模范作用。运用先进事迹或典型事例来激发人们的赶超心理，规范人们行为，是中国共产党动员群众的传统方法。在1933年8月1日的阅兵典礼上，中革军委对欧阳钦、何长工、彭雄、姜启化、袁血卒、杨梅生六位同志授予勋章。在1934年8月1日的授奖典礼上，中革军委分别对夏忠兴、易汤平、钟福元、杨永台4位同志授予二等、三等红星奖章，并发布了他们的英雄事迹。在阅兵典礼上除了授奖章外，另授了奖旗。中革军委分别向工人师、红军学校授予了军旗、校旗。聂荣臻回忆了1933年“八一”建军节的表彰情况：红一方面军授予了红五团一面“模范的红五团”奖旗，红一军团分别授予了红一团、红四团上题“牺牲决胜”“英勇冲锋”的奖旗。(17)聂荣臻：《红军时期的文化工作》，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等编：《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7页。

三是举行盛大阅兵式。举行阅兵式是苏区开展“八一”纪念活动时的必备项目，其中，既有作为正规军的红军部队阅兵，也有群众性武装的大检阅，如各地赤卫军、赤少队等后备力量。中共希望通过举行阅兵仪式鼓舞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士气，号召全体红军以英勇的战斗来击破敌人的“围剿”。1933年8月1日凌晨4点，中革军委在瑞金城南的炮兵广场举行阅兵典礼，项英、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积极参加。《红色中华》记载了阅兵的盛况：“早晨四点阅兵式开始了，在震天撼地的礼炮声中，在悠扬激昂的军乐声中，阅兵传令员请中革军委的阅兵员举行阅兵式。三个阅兵员骑着马儿英武的通过了长达六百多米的行列。”(18)《“八一”示威的壮曲》，《红色中华》1933年8月4日，第7版。1934年7月31日上午，杨殷县为纪念“八一”举行了赤少队的武装大检阅，“虽炎日直射，而雄赳赳的队员们仍旧精神抖擞的大踏步前进，休息时，他们便响亮的打着山歌，唱起革命歌曲”。(19)钟玉祥：《杨殷县“八一”赤少队的武装大检阅》，《红色中华》1934年8月13日，第1版。次日晨7时，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大埔桥红场举行了“八一”纪念阅兵典礼，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刘伯承等领导人及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瑞金模范营等单位都参加了阅兵，总共2万余人，红军家属代表亦参加检阅。

“八一”纪念大会上的仪式流程，“表征了阅兵台下的被检阅者对阅兵台上的检阅者的尊崇，表现了检阅者和被检阅者之间领导和被领导、绝对的权威和绝对地服从的社会关系”，(20)葛曲、秦燕：《纪念仪式的动员逻辑——以延安时期中共纪念活动为个案的考察》，《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36页。有助于树立中共在红军和民众中的政治权威，加强中共对军队的领导与对社会民众的动员。

(二)引入文娱体育活动

“艺术纪念既能丰富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生活，也能营造纪念氛围，寓教于乐，达到纪念活动所要实现的目标。”(21)陈金龙：《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57页。在“八一”建军节纪念中，有内容丰富的文娱体育活动，包括晚会、演剧、联欢会、体育比赛等，能对群众的革命情感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1933年7月30日晚上，中央苏区工农剧社举行了纪念“八一”的晚会，其盛况如《红色中华》所报道：为维持会场秩序，工农剧社事先发了入场券，“下午五点晚会开始了，各机关来了许多同志，有票的进了大门便从人山人海中挤进去，没有票的就只有望洋兴叹了。有的甚至从花窗洞里把用后的入场券偷偷运出去，可见观众的踊跃了”。(22)《工农剧社举行纪念“八一”的晚会》，《红色中华》1933年8月4日，第8版。在晚会上，除毛泽东演讲红军历史外，还有唱歌跳舞以及剧本活报的表演，如话剧《谁的罪恶》。为庆祝“八一”，中央苏区的战士剧社专门排演了话剧《南昌暴动》《杀上庐山》等，其中《南昌暴动》则由南昌起义参加者聂荣臻担任编剧并饰演主角，以保证演出效果。工农剧社蓝衫团在“八一”晚会上，表演了集体唱歌、扩红活报等，其中有话剧《战斗的夏天》，是一个以查田运动为主题的剧本，让晚会上的观众非常兴奋。8月1日晚上，赣县田村区“举行晚会及演了国民党卖国的‘大连会议’‘蒋介石被刺’‘优待红军家属’‘南昌暴动’等新戏，使群众也就更了解而认识‘八一’的意义与我们的任务”。(23)刘德民：《赣县田村区薄暮示威游行》，《红色中华》1933年8月19日，第5版。据《青年实话》报道：从8月1日到4日，红一方面军各兵团开展文娱竞赛。每天的晚会非常精彩，比如“一军团‘八一’一出戏获得观众极深刻的政治印象与鼓掌，五军团演的《腐朽崩溃的白军》，描写得深刻入骨，新战士大为激励”。(24)戈丽：《蓝衫团出发前方慰劳红军》(1933年9月)，《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283页。

1934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战场上组织了纪念“八一”的青年晚会，《青年实话》对此作了不少报道。红三军团的青年晚会，“在黄昏时开始了，刺枪，实弹射击，认表尺，武器擦洗，政治测验，唱歌等比赛项目轰动了全场。……接着到演出的时候，也就你一个我一个表演的也不错。直属队表演的是‘两个小组的内容’，尤其出神且有教育意义，把许多青年的嘴也笑大了。”(25)方光：《三军团的青年晚会》，《青年实话》1934年7月15日，第3版。红六师也在战场上举行了青年晚会，“首先各团支社和支分社举行唱歌活报比赛，后来是政治委员主任作报告。完毕，全场高呼‘我们无论如何要赶上勇师，争取竞争优胜’。”(26)刘西元：《青年晚会的竞赛热烈》，《青年实话》1934年7月15日，第3版。

“八一”纪念活动中除了有轻松愉快、寓教于乐的文艺表演外，还有各种磨练意志、强身健体的体育竞赛。1933年7月31日，中央红军学校为纪念“八一”举行了全校军事体育比赛，比赛设了3个项目，即投手榴弹、掷12磅重的铁球与通过障碍物，运动成绩均超过以前的成绩。8月2日晚，青年模范团举行了以反帝国主义战争及工农红军成立“八一”为主题的比赛，设立了军事、政治、文化、体育等比赛项目。(27)《青年模范团大比赛》，《红星报》1933年8月19日，第2版。8月中旬，红一军团为纪念“八一”开展了体育运动大会，会场有田径场、指挥台、主席台、洗手间、休息室、救务室，参加的红军有1000多人。(28)《红一军团“八一”体育运动大会的片段叙述》，《红星报》1933年9月17日，第3版。从8月6日起到8月14日止，红一方面军在江西永丰县藤田地区举行了红军体育运动大会，共有6000多人参加。竞赛项目设体育、军事、文化三大类，体育类设赛跑、障碍跳远、跳高、低栏等，军事类设攻防演习、军事测验、实弹射击、刺枪等，文化类设政治测验、写墙报、消灭文盲、表演新剧等。体育竞赛由于和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正如周恩来在红军体育运动会闭幕式上所言，它“培养了红军集团精神，消除了锦标主义，克服了骄气、霸气”“培养了红军艰苦奋斗精神”(29)转引自何立波：《1933年首次八一建军节纪念盛况》，《世纪风采》2017年第8期，第22页。。各种文娱体育活动不论内容还是形式，为群众所喜闻乐见，都努力营造一种其乐融融的浓厚氛围，在娱乐活动中灌输革命意识、传导历史记忆，提高了民众的革命觉悟，实现了民众的政治动员。

(三)举行游行示威活动

游行示威具有流动性大和战斗性强的特点，是纪念活动中较为常见的形式。在“八一”纪念中，中共号召和组织广大群众游行示威，游行示威活动的特征与功能得以充分地展现，是进行政治动员的有效方式。如1933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的决议》中提出要在“‘八一反帝战争日’进行大示威和各种飞行集会”，以此来“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

在“八一”纪念中，中共关于游行示威提出了具体要求。1933年6月26日，苏区中央局在《关于“八一”国际反战争斗争日及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的决定》中要求在“八一”宣传中“组织以区为单位的群众武装示威”。7月4日召开的中央苏区瑞金县各区宣传科长联席会，要求在“八一”示威活动中，全县动员100000群众参加武装示威，其中，黄柏区动员群众10000人，壬田区动员群众11000人，黄安区动员群众11000人，云集区动员群众12600人。(30)汝南：《瑞金各区委“八一”宣传鼓动工作的革命的竞赛》，《红色中华》1933年7月8日，第1版。7月24日，瑞金城市下肖在准备“八一”示威大会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到会人数达二万以上”“到会者都要有一样武器(如梭标、土炮、鸟铳)，要整齐森严、呼口号、唱歌等。”(31)汝南：《瑞金城市下肖热烈准备“八一”盛大的示威大会》，《红色中华》1933年7月29日，第4版。在游行示威中，文艺表演、呼喊口号等宣传鼓动方式，是引发群众情绪、鼓舞士气和壮大声威的有效途径。《红色中华》曾报道兴国县“八一”游行示威的盛况：“在每一区到达示威人数，都有三千至六千余。尤其是八月二日下午五时，上社、龙沙、城市，合并在县市举行，计划有二万数千余人，新编三师参加的有二千余，真是热闹得很！当时有男女宣传队三百余人，化装队十余队，在尚未正式开会的时候，深入各部队中，尤如穿梭一样作流动宣传，并将宣言传单大批发散，到群众中手里。……到七时，即由指挥处指挥各部队进行游行示威，沿途彩灯光耀如同星日，口号声，唱歌声，锣鼓声，琴箫声，喧天振地，特别是部队的整齐与严肃真是充满了反帝精神，最好的是上社区整齐与踊跃，令人兴奋。”(32)杨荣楷：《兴国的光荣动员成绩》，《红色中华》1933年8月19日，第5版。赣县田村区的“八一”示威游行也很热闹，“整个一千四五百人围绕着田村四周，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拥护红军！’等口号，敲起那琴当琴当的锣鼓，非常壮烈！”(33)刘德民：《赣县田村区薄暮示威游行》，《红色中华》1933年8月19日，第5版。

1934年8月，福建汀州结合“八一”纪念举行了反日游行示威，“沿途高呼口号，群众情绪极为热烈”。(34)陈霆：《汀州群众举行反日武装示威》，《红色中华》1934年8月10日，第1版。1934年8月1日，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大埔桥红场举行了“八一”纪念大会，2万多名红军与武装群众组成示威受检队伍，喊着“拥护共产党”“拥护苏维埃中央政府”“拥护红军”“粉碎五次‘围剿’”“打倒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等口号，“情绪极为热烈”。(35)《赤色首都“八一”阅兵记》，《红色中华》1934年8月4日，第3版。特别要提及的是1933年8月4日《红色中华》的一则报道：“苏区各群众团体，在今年‘八一’，动员了最广大的工农群众来参加向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示威游行。……在示威大会中，一百万工农群众一致通过了拥护国际反帝非战同盟的电文。”(36)《一百万示威的工农群众热烈拥护国际反帝非战同盟》，《红色中华》1933年8月4日，第7版。由此可见，通过“八一”游行示威活动，工农群众被广泛地动员和组织起来。

(四)报刊开辟“八一”纪念专栏专版

新闻媒介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既是宣传鼓动的主阵地，同时又承担着政治教育的任务，是政治动员中最有效的武器之一。党、苏维埃政府、红军利用创办的报纸刊物，在“八一”纪念日前后开设专版专栏，登载相关纪念文章，成为这一时期最好的动员手段和宣传工具。

《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等苏区报纸，在“八一”前后发表了一系列纪念文章，宣传报道“八一”建军节。《红色中华》第91期第1版是“纪念‘八一’武装保护苏联”的专栏，刊发了《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向苏联挑衅》《国民党新的卖国阴谋大连谈判开始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苏联的新的挑衅行为》《怎样进行“八一”的宣传鼓动工作》《工会的“八一”工作》《反帝拥苏总同盟为纪念“八一”给盟员的战斗任务》等文章。《红色中华》第92期第5版是“纪念‘八一’慰劳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特辑，发表了《兴国妇女热烈慰劳新编第三师》《上杭群众慰劳红军的光荣模范》《对于做草鞋的意见》《才溪区的慰劳热》《表示我们阶级的友爱》《邮政总局全体工人给红色医院的伤病战士的一封信》等消息新闻。1933年7月30日的《青年实话》开辟了“八一”增刊，发表了洛甫的《今年的“八一”与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盛荣的《庆祝红军纪念节与少队的工作》、署名“氓”的《“八一”——伟大的开始》、萧华的《以战争胜利来纪念“八一”》、纫湘的《纪念“八一”与提高军事技术》等文章。同年8月1日的《红色中华》第5版开辟了文艺副刊“八一”纪念专号，刊发了许雷作的《回南昌》诗等。

1934年7月28日的《红色中华》第220期是“纪念‘八一’时刻准备着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专栏，发表了《日本帝国主义横行华北》《苏区民众踊跃加入反帝拥苏同盟，迎接战斗的“八一”》《日本招诱大批华工出关》《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奴役东北民众》等文章，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除出版专刊特辑较为集中地发表纪念文章外，各报刊还分散地发表了一些“八一”纪念文章、社论。《青年实话》第22期刊登了盛荣的《怎样来完成少共国际师》报告，提出“在动员中要保证没有一个队员开小差，输送坚决的干部去少共国际师领导负责，洗刷富农、流氓、地主残余和开小差的，如果不能就不能保证少共国际师铁的战斗力”。(37)盛荣：《怎样来完成少共国际师》，《青年实话》1933年7月9日，第3版。《红星报》第2期刊登了博古的《提高我们的军事技术》社论，要求红军“使用现有的武器，射击、刺杀、高射、手榴弹、掷抛、自动步枪熟练使用、行车、夜间动作冲锋、火力配合及动作等”。(38)博古：《提高我们的军事技术》，《红星报》1933年8月13日，第1版。

中革军委主办的《革命与战争》，在1933年第1期刊登了朱德的《纪念“八一”检阅红军的军事学术》，该文回顾了红军的历史，阐述了红军的实质，论述了如何提高红军军事技术。“八一”特辑专刊以及其他与“八一”相关的文章，延伸了纪念活动的时间与空间，扩大了纪念活动的影响，能把纪念活动的影响范围扩大到苏区之外，从而更广泛地实施政治动员。

在“八一”建军节纪念活动中，除了上面提到的纪念大会、纪念晚会、游行示威、纪念专刊等纪念方式外，党和苏维埃政府还举办了“八一”纪念展览，出版了“八一”纪念墙报壁报，散发了“八一”纪念传单，特别是修建了“八一”纪念设施。1933年7月15日，第二次全苏大会准备委员会发布了《为建立红军烈士纪念塔启事》。启事称：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要永远纪念历年来在革命战争中牺牲的红军战士，决定建立红军纪念塔，为此希望苏区民众与红军战士积极捐款，要求红军各级政治部调查各次战役中牺牲的红军战士的姓名并提供其简单履历。8月2日，红军烈士纪念塔开工，建筑在瑞金叶坪中央政府屋背大坪上。该塔高约四丈，塔身为圆形，塔基为五角星形，十块烈士纪念碑竖立四周。(39)《红军烈士纪念塔》，《红星报》1933年8月13日，第4版。借助纪念塔这种载体，党和苏维埃政府保存了革命烈士的历史记忆，使历史记忆成为永恒。

三、话语动员：纪念日的旨趣

“话语是意义、符号和修辞的一个网络，与意识形态一样，话语致力于使现状合法化。”(40)赵一凡等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土地革命时期，“八一”成为党和苏维埃政府最为重视的纪念日之一。在“八一”纪念活动中，中共通常会借助言论来表达政治主张，如谴责日寇侵略行径、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暴行、弘扬革命精神等，以此赢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强化政治动员效果。

(一)呈现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激化，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逐渐加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和痛苦，“八一”纪念话语中对帝国主义罪行的揭露容易引起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关注与共鸣，有助于强化中共政治表达效果和实现社会动员。1932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痛斥“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炮火，血洗了满洲，上海各地，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正进行着对于义勇军劳苦群众的屠杀，并且更疯狂的调动军队，向天津，北平，热河等地进攻，进行更广大更凶残的屠杀中国民众，企图将华北完全占据。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军兵舰，飞机，都云集在上海，厦门，汉口，沿海各地及长江沿岸，来实行瓜分中国，指挥和帮助国民党进攻红军苏区。……全中国的民众，是在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血海里！”(41)《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宣言》(1932年8月1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4)》，第2310页。1933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强调“华北停战协定并没有而且不能停止帝国主义者向前侵略中国的战争，且使这一战争在更顺利的条件之下进行。滦东‘伪军’之强占大部分河北领土，坚不欲去，察哈尔风云的紧张，北平日军的挑畔，表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的侵略，以完成其所谓‘华北联邦帝国’的计划与继续其暴行。”(42)《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的决议》(1933年6月23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4)》，第2677页。同年7月，中共中央发布文告指出：“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与他们对于苏联的武装干涉，是在疯狂般的准备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们已经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与热河华北的广大区域。”(43)《中共中央为“八一”反帝战争日与红军纪念日告红色战士书》(1933年7月14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4)》，第2706页。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宣言，谴责“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了我们的东三省，侵占了我们的热河，内蒙古，现在又夺取了我们的整个华北。在中国南方，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大炮与海陆空军，正在计划福建省的直接占领。日本帝国主义是想把全中国变成他的殖民地，把全中国的民众变为亡国奴，永远受日本盗匪们的屠杀，奸淫，剥削与蹂躏！”(4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红色中华》1934年8月1日，第1版。日本帝国主义残害中国民众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如“一、拉头车，能将受刑者颈拉长尺余，然后以机刀割断；二、凌迟机，能将人全身轮斩而死；三、火葬，用棉花浸油裹人全身焚毙；四、啮形，用军犬咬断华人的咽喉及生殖器；五、水葬，将人身旁绑以重石投入井或河内；六、活埋，令被刑者掘坑而自跳下；七、碰刑，将男女二人，裸体对立于一机，令相碰而死”等毒刑就屡屡见于报端。(45)《惊人！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农的毒刑！！！》，《红色中华》1934年7月21日，第4版。

“八一”纪念话语还呈现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野蛮的经济侵略与精神奴役。据《红色中华》报道，在华北地区，“以纱布论，七月份华北日货入口总数为五千五百万吨，……七月份日本对华贸易额约二百万两，比六月份增加五百万元，比去年同一时期增加三分之二，现市面满眼都是日货”。(46)《日本强盗厉行经济侵略》，《红色中华》1933年9月27日，第4版。1934年7月28日，《红色中华》在“纪念‘八一’时刻准备着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专栏中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情况。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三省以后，“在经济方面，最近日本又在哈尔滨做了大批的投资，共计(一)酒精酿造五百万元，(二)酒会社一千万元，(三)洋灰会社五百万元，(四)制茶会社五百万元。统共二千五百万元。——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大投资，无疑的，其目的是在于准备大规模剥削东北的劳动群众的血汗，以供给其扩充军备侵略中国与准备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及反苏联战争之用的。”(47)《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奴役东北民众》，《红色中华》1934年7月28日，第1版。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国人民也遭受了巨大的精神损伤。据《红色中华》报道：1934年7月11日11点，“日军在海光寺某处试放水雷弹，事先毫未通知，响声震全市，大多数居民都表示十分愤恨”。(48)《日军又在天津演习巷战》，《红色中华》1934年7月19日，第1版。日本帝国主义还在东北地区实施其精神麻醉政策，利用回教徒的宗教观念，在长春组织了一个所谓的满洲回教协会，并在各县组织了分会，以此来奴役整个满洲200万回民。(49)《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奴役东北民众》，《红色中华》1934年7月28日，第1版。

(二)呈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行为

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中国工农大众、投降帝国主义的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八一”纪念话语揭露其无耻行为，可唤起民族觉醒，激发民众热情。

一方面，揭示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人民的罪行。1933年6月23日，中共中央颁布决议指出：“现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各省军阀又在帝国主义积极帮助之下获得了大批款项与武器，开展了大规模的残酷的反革命战争来进攻苏区与红军，来对广大的劳苦群众进行疯狂的屠杀”。(50)《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的决议》(1933年6月23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4)》，第2677—2678页。据《红色中华》报道，国民党在赣东北苏区大烧大杀，许多村子用火完全烧光，村民被逮捕后立即枪杀或用别的酷刑治死，村民所栽种的禾苗全被拔光。(51)《国民党穷凶恶极》，《红色中华》1933年6月23日，第4版。在赣南地区，“最近寻安回去的群众，给广东国民党军阀大批捕捉大批屠杀，安远城在六月二十五二十六两天，共捉去群众五百余人，二十七日杀五十余人，二十八日杀十余人，其余壮丁送白区修马路，少年妇女小孩，送到白区发卖”。(52)贺坚：《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红色中华》1933年7月29日，第4版。1934年8月3日上午，国民党飞机轰炸瑞金红属大会代表，共投了19枚炸弹，造成代表和群众死伤约30人。(53)《国民党飞机轰炸瑞金红属大会代表》，《红色中华》1934年8月8日，第2版。在国统区，蒋介石厉行白色恐怖，命令特务实行大规模暗杀，竭力镇压爱国民主运动。《红色中华》对此进行了报道：“蓝衫社各地的社员，实行暗杀政策。暗杀的对象有左翼作家同盟五人，民权保障同盟二人，反对蒋介石独裁之学术家六人，还有与他们的利益冲突的广东军阀、十九路军阀、西北军阀等。”(54)《蒋介石厉行白色恐怖》，《红色中华》1933年7月17日，第4版。

另一方面，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1932年7月10日，苏区中央局通过决议，斥责“国民党军阀政府，在上海休战协定的指令之下，出卖中国，污辱中国民族，立即调动它全部力量，与苏维埃红军进行决死的战斗，来做它日趋崩溃的反动统治的最后挣扎，来替帝国主义做奴役中国的清道夫”。(55)《关于八一国际赤色日的武装示威的决议》(1932年7月1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4)》，第2271页。时隔半个月，红一军团发布通告：“国民党军阀，已经更无耻的投降了帝国主义、出卖了中国，把东三省奉送给日本帝国主义，把上海交给日、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瓜分。”(56)《纪念“八一”告全军团红色战士书》(1932年7月26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10)》，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9页。1933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在决议中强调：“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投降，葬送了四省以上的土地，订立‘城下之盟’的‘停战协定’，使中国民族更惨痛地被蹂躏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战争之下。”(57)《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的决议》(1933年6月23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4)》，第2677页。同年7月，毛泽东在为纪念“八一”而撰写的文中指出：“国民党送去了中国四百余万方里的领土和许多秘不宣布的礼物，而从帝国主义得到了几万万元借款和大数量的军火。国民党用这些借款和军火的供给，在各帝国主义的直接指挥与组织之下，正从华北等地调遣着他们的军队，并且还在训练着诸多新兵赶制毒瓦斯弹！”(58)毛泽东：《新的形势与任务》，《红色中华》1933年7月29日，第3版。与此同时，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发布了宣言，指斥国民党“在出卖满洲上海之后，继续出卖热河，察哈尔华北，给帝国主义作进攻苏联，进攻中国苏维埃和红军的根据地。他腼腆的作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取得帝国主义的欢心与更大的帮助，向苏维埃和红军继续作绝望的必死的进攻”。(59)《中国共产青年团苏区中央局为“八一”国际反战争斗争日及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宣言》，《红色中华》1933年7月8日，第2版。8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通告，痛斥国民党出卖中国的行为，“宋子文从美国取得两万万美元的棉麦借款，从英国取得一万万元的军械借款，从法国取得一千万元，德国取得两千万元的借款，并从取得借款的各帝国主义的国家购买了大批枪炮飞机以及一切杀人的新式利器”。(60)《关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告全国民众书》(1933年8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283-284页。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指出：“我5000年古国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4万万同胞将都变成亡国奴，国家、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等卖国贼，黄郛、杨永泰、王揖唐、张群等老汉奸，数年以来，以‘不抵抗’政策出卖我国领土，以‘逆来顺受’主张接受日寇一切要求。”(61)《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5年8月1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5)》，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569页。

(三)彰显红军地位，弘扬革命精神

革命战争是双方实力的较量，更是意志精神的较量。革命精神是支撑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力量。中共在进行政治动员时，注意阐发纪念对象的地位作用及所蕴含的精神品格，诠释革命精神的时代内涵，以此激发广大民众的勇气。“八一”纪念承载了中国人民和革命前辈的英勇事迹与斗争精神，以弘扬中华民族的革命精神实现社会动员。

“八一”纪念话语注重彰显红军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崇高地位。1933年6月26日，苏区中央局通过决定，强调“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战争的残酷及国民党无耻卖国的真相，……只有工农红军是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主力与组织者。”(62)《关于“八一”国际反战争斗争日及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的决定》(1933年6月26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4)》，第2684页。7月，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发布宣言指出，在南昌起义中诞生的中国红军，“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标杆，成为民族革命战争的主力与组织者，他的任务是要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他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武装保卫苏联的东亚方面的一支兵力。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只有工农红军是救中国的武力”。(63)《中国共产青年团苏区中央局为“八一”国际反战争斗争日及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宣言》，《红色中华》1933年7月8日，第2版。7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在《“八一”纪念宣传大纲》的第四部分“反帝国主义斗争与纪念红军成立”中也表达了类似的主张：“数年来，红军在残酷的血的斗争中，冲破了敌人几次的‘围剿’成为苏维埃运动的柱石，起了中国革命运动的组织者的作用。”(64)《“八一”纪念宣传大纲》，《红色中华》1933年7月17日，第2版。7月30日，毛泽东在工农剧社纪念“八一”晚会上讲了红军故事，同时高度评价了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是苏维埃运动的“柱石”和“主要武装力量”。(65)《工农剧社举行纪念“八一”的晚会》，《红色中华》1933年8月4日，第8版。上述决定、宣言、宣传大纲等彰显了红军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崇高地位。

由于1933年8月正处于第四次反“围剿”与第五次反“围剿”的间歇期，中共正在全力准备迎接下一次战争，因此其宣传重点为突出红军作战英勇、为人民而战的精神，以提高士气，推动扩红运动。8月1日，中华苏维埃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在一则祝词中提出，要利用“八一”纪念活动加强“铁的军事纪律，学习军事技术”“不怕牺牲，不怕艰苦，英勇的作战”等方面内容的学习。(66)《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给中央警卫师(红军工人师)的祝词》，《红色中华》1933年8月1日，第1版。此外，在1933年“八一”纪念大会上红军宣读的5句誓词，如“现在敌人正在大举进攻，我们要团结一致，拿我们刺刀和枪炮与敌决一死战，拿我们头颅与热血换得苏维埃新中国。”“我们是苏维埃柱石，誓以我们血与肉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国民党，保护苏维埃。”(67)《“八一”示威的壮曲》，《红色中华》1933年8月4日，第7版。这充分展现了红军战士英勇作战、精诚团结的革命精神，发扬了革命者忠勇奋发、威武不屈的优良品格。

到1934年7月，第五次反“围剿”迟迟不能取胜，中共已经开始考虑战略转移。在此背景下，“八一”纪念的重点就转向宣传北上抗日，号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开展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应该全部动员起来对日作战”“准备随时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68)《中共中央关于苏区纪念“八一”的决定》(1934年7月4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5)》，第3402页。由此，在“八一”纪念活动中，“我们誓以梭标和枪炮，为抗日战争流到最后一滴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69)《赤卫军(少先队)抗日誓词》，《红色中华》1934年8月1日，第3版。“我们誓以头颅和热血，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直接对日作战，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70)《中共中央关于苏区纪念“八一”的决定》(1934年7月4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5)》，第3404页。等誓词响彻苏区大地。1935年8月1日，中共在“八一宣言”中强调：“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艰苦奋斗，十九路军及民众的淞沪抗日血战……十万武装反日战士在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恭、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吴义成、李华堂等民族英雄领导之下，前仆后继的英勇作战，都表现出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都证明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71)《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5年8月1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5)》，第3571页。“八一”纪念话语中对红军历史地位、历史使命与革命精神的总结与概括，有助于提高红军政治素质、强化红军纪律观念，进而建构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从而吸引广大民众加入到红军队伍。

四、纪念政治动员功能的实现

“纪念活动是进行政治动员的有效形式。”(72)陈金龙：《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第7页。结合纪念活动进行政治动员，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共组织和发动群众、凝聚各方力量的重要策略。关于“八一”纪念的政治动员目的，博古明确指出：“今年庆祝红军的诞生纪念日，决不是普通的庆祝形式，而是完成伟大战斗任务的战斗的节日。”(73)博古：《战斗的纪念节，战斗的任务！》，《红色中华》1933年7月11日，第1版。中共借助纪念“八一”，开展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苏区民众被广泛地动员起来，并自觉地用实际行动参与到苏维埃的各项事业中去。

(一)参加红军

结合“八一”纪念，中共提出了“完成一百万铁的红军”“当红军是最光荣的”“当红军谁愿意落后呢”等战斗口号。在革命口号的号召下，兴国、永新、博生等地成为了苏区扩红的典型。兴国模范师全体加入红军，兴国在1933年“‘八一’大会中，所收获成绩，统计十一区共扩大红军一百三十余名，征收党团员七百余名。”(74)杨荣楷：《兴国的光荣动员成绩》，《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276—277页。由工农组成的永新模范师于“八一”纪念日，整师加入红军。(75)《湘赣永新模范师“八一”通电》，《青年实话》1933年8月20日，第7版。博生县戴坊区动员1200多人加入少共国际师。(76)《飞机的速度》，《青年实话》1933年7月23日，第2版。由青年团员组成的闽浙赣省少共国际团也在“八一”纪念日，整团加入红军。(77)《闽浙赣省少共国际团加入红军》，《红色中华》1933年8月13日，第5版。在“八一”前后，湘赣省吉安模范营全部加入红军，长汀一营的400多新战士和上杭一营的400多新战士全部加入红12军团。(78)《潮水般的涌入红军》,《红星报》1933年9月3日，第3版。《青年实话》1933年第22期大篇幅报道了各地加入红军的盛况：永丰县20天动员438人加入军队；胜利县除妇女外，一致加入了少共国际师；胜利县赖村区，不到十天动员了238人；瑞金县动员了青年56名，在军队有40名，动员人数超过原计划一倍；于都县动员400多人；兴国县崇贤区动员82人；公略县新安圩支部除部分妇女和弱小的外全部加入少共国际师，共动员150人；万太县动员150人。(79)《动员少共国际师的情形及其经验》，《青年实话》1933年7月9日，第7版。

受“八一”纪念活动的影响，父母鼓励儿子当红军、妻子鼓励丈夫当红军的事例很多，《红色中华》有不少生动丰富的此类记载。上杭县官庄坊乡妇女林东姑不但鼓励自己儿子当红军，而且鼓动别人儿子当红军，对被宣传者说：“你的儿子去当红军，群众帮我冲锋劳动所砍的柴，我便都给你。”(80)《鼓动儿子当红军》，《红色中华》1933年7月11日，第3版。赣县江口区蕉林乡妇女林黄氏、于都县罗江区前村乡妇女李冬秀，都鼓动自己的儿子参加了红军。汀东县长宁区彭坊乡妇女江银子，她的丈夫开始不愿去当红军，她就到乡苏维埃政府要求同丈夫离婚，后来她丈夫报名当红军了，于是她跟丈夫说：“你去当红军，我就非常喜欢你，你去前方以后我一定很细心的来做事情，来带大儿子呀。”(81)《鼓动老公当红军》，《红色中华》1933年7月11日，第3版。此外，万太上茅坪区大庄乡妇女李五妹、马生椿、邓和英，宁化县禾口区陈埠冈乡妇女进才女、木香女，新泉县南阳区黄坑乡妇女项凤兰、张玉金，都鼓动自己的丈夫参加了红军。(82)《鼓动老公当红军》，《红色中华》1933年7月11日，第3版。

(二)拥军优属

1933年7月6日，少共中央局向苏区青年妇女发出号召，每人做一双草鞋送给红军，送给少共国际师新战士，作为纪念红军成立日的礼物。7月17日，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也不甘落后，号召苏区工会所有会员，做30000双草鞋赠送红军，作为庆祝“八一”建军节的礼物。在1933年“八一”纪念日到来之际，苏区出现了慰劳红军的高潮。江西省的兴国、胜利、石城、广昌及省级机关捐献各类草鞋12980双，布鞋和套鞋523双，毛巾592条，牙粉592支。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捐献了86双草鞋，红军第三后方医院捐献大洋900余元，永丰县捐献了11000多双草鞋，福建军区医院一分院捐献了150多双草鞋。(83)《江西“八一”慰劳红军的热烈》，《红星报》1933年8月13日，第3版。苏区的少年儿童也行动起来，加入到慰劳红军的行队中。7月12日，闽北少年先锋队战士黄智仁在致中央苏区少先队的信中提及，闽北少先队慰劳红军的慰劳品共计有草鞋166双，干菜148斤，青菜70斤，猪肉110斤，白羊3支，柴82担，大洋10.8元，斗笠12顶，风扇102把。(84)《闽北少先队通讯》，《红色中华》1933年9月3日，第3版。白区群众也积极地慰劳红军，如中央红军参观团到闽浙赣参观时，白区群众“直接送了猪肉二十七斤，鸡子一百二十四个，花边四元，还有许多果品蔬菜，……送了四块匾表示拥护苏维埃的热枕”。(85)《白区群众热烈拥护红军》，《红色中华》1933年8月16日，第8版。在1934年“八一”群众大会上，兴国枫林区工农群众踊跃捐助战费慰劳红军，情况如下：程水乡刘武升捐大洋25元，品元乡钟洪焕捐大洋100元，品元乡陈毓伦捐大洋120元，品元乡钟国兰捐大洋120元，旺坑乡陈全祯捐大洋115元，洪门乡朱贤辉捐大洋110元，大会上总共捐了大洋516元。(86)王建亮：《兴国枫林区全区模范赤少队和赤少队一致通过加入红军》，《红色中华》1934年8月13日，第1版。

在优待红军家属方面。一方面，党和苏维埃政府开展大规模的慰劳运动保障红军家属的权益。1933年7月，江西省委准备在“八一”节举行大规模的慰劳运动，并在发给全省各级党部的指示信中明确强调，要积极慰劳红军家属，彻底执行优待红军条例，帮助他们秋收秋耕。7月14日，中共中央在《为“八一”反帝战争日与红军纪念日告红色战士书》中，要求在“八一”纪念活动中慰劳红军家属，帮助红军家属秋收秋耕。《红色中华》第92期第5版以“纪念‘八一’慰劳红军！优待红军家属”作了专门报道。长汀县大浦区河龙头乡群众“自己的田暂时不蒔，帮助红军家属先蒔”。“残废院的耕田队，经常出发去优待红军家属，各伙食单位都组织了夏耕突击队，帮助红军家属，第一所做了二百六十工，疗养所做了一百六十工，特务队做了三百六十工。”(87)吴茂昌：《残废院的耕田队热烈优待红军家属》，《红色中华》1933年7月8日，第5版。另一方面，中共制定了慰劳红军家属的制度。1933年7月，中央政府发布了有关“八一”纪念的决议，决议如下：“责成内务部人民委员部制定红军家属优待证，发给一切红军战士的家属收执；在区苏土地部与县苏之下，组织红军公田管理委员会，管理红军公田的生产收获，及收获品保管等事宜。在区苏土地部与内务部的共同管辖下及在县苏下组织优待红军家属委员会，管理优待红军家属的一切事宜。”(88)《中央政府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1933年7月1日)，《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60—61页。这些措施使红军家属有了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待遇保障，提高了红军的荣誉感，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红军的后顾之忧。

(三)参加经济建设

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五次“围剿”，保障革命战争的物质需要，中共结合“八一”纪念，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动员苏区群众加入到经济战线上来，如退还公债、停发公谷费，参加借谷运动、节省运动、熬盐运动等。

退还公债就是民众退还此前购买的政府公债，以支援苏区经济。1933年6月，中央苏区12个县开展了退还公债、纪念“八一”的竞赛，“各县退还公债以胜利(退还20894元)为最优胜，在各县各区中，上杭的才溪区(退还5320元)和万太的古坪区(退还5160元)是光荣的模范，每个乡比较起来，赣县的横龙乡(退还500元)也创造了优胜的记录”。(89)《“八一”快到了，冲锋啊！》，《红色中华》1933年7月5日，第3版。兴国县在“‘八一’大会中，所收获成绩，……退还公债一千五百余元；退回谷票五万余斤。最好的是崇贤区退还公债四百余元；退回谷票二万五千余斤。”(90)杨荣楷：《兴国的光荣动员成绩》，《红色中华》1933年8月19日，第5版。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校青年团班的学生，“在‘八一’纪念的一天，他们自动开会，在会议上大家报名预先购买公债，不满三十分钟，报名计有大洋二十二元，另有十五元捐为革命战争经费不要本息。”(91)钊传：《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校预购经济建设公债》，《红色中华》1933年8月19日，第3版。甚至红军中的外国籍指战员也提出停发公谷费，以充实战斗经费。如1933年7月13日，中央苏区通信学校与通讯材料处召开了反帝拥苏盟员大会，到会红军战士380余人，讨论了“八一”纪念工作。在讨论中，外籍红军战士提出，“我们要纪念红军的成立，就要拥护红军，……愿把中央政府尚未发给的二元公谷费，请求免发。”(92)《外籍红军请求免发公谷》，《红色中华》1933年8月22日，第5版。此外，中央苏区无线电队十二分队、红军学校政训部、卫生部直属医院中的外籍工作人员都提出将公谷费全部用来购买公债。

苏区群众还积极参加借谷运动。赣县在1934年“八一”完成原定计划一半以上，其盛况如《红色中华》所记载：“石芫云区在纪念大会上，有一个干部自动报名借谷三十八担，激动了所有到会的同志，二十余担的十余担的打起冲锋来，结果在这个大会中借了二千余担。大都区原定五千担，在大会中完成了五千一百四十余担，清溪区原定六百七十担在大会上超过了原定计划四百三十余担。山溪区原定借七千担，在‘八一’完成六千三百七十六担”。(93)罗梓铭：《赣县热烈进行新的借谷运动》，《红色中华》1934年8月13日，第2版。长汀县赤田区委在“八一”召集了秋收借谷的党团员大会，一共借得谷子135担，大家表示：“不但他们自己要立即把谷子集中到政府，并领导群众迅速完成秋收借谷，使红军的给养能够很快的充实起来。”(94)鹤龄：《粮食战线上的党团员》，《红色中华》1934年8月13日，第2版。各地群众对于粮食运输的动员也表现得非常热烈，“公略、兴国等县差不多从十几岁的儿童到八九十岁的老同志都动员起来了，他们能不受风雨的阻扰，不怕敌人的袭击，自己带伙食和武器运到前线去”，连妇女都积极地帮助运送粮食。“当时，在动员送九千担谷给红军吃的号召下，全城市的妇女热烈的帮助运送，在七月三十日到八月二日共计动员了一千三百余名妇女送谷。”(95)马维祺：《一千三百个妇女同志运谷给红军》，《红色中华》1934年8月13日，第2版。为了响应1934年3月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提出的“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广大的苏维埃工作人员与工农群众积极投入到节省运动中，《中央审计委员会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总结报告》指出，四个月的节省运动，不仅完成了80万元的计划，而且大大超过了这一数字，一共节省了130万元。

结语

法国作家雨果有句名言：“永远不要忘记周年纪念日，开展纪念日活动，如同点燃一支火炬。”(96)转引自陈金龙：《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第1页。火炬的作用在于照亮现实与未来，给人启迪与引导。纪念活动不仅是一种文化仪式，更充当着政治教化的工具。历代政治集团均将纪念活动视作向民众进行宣传动员，赢得多数民众支持，进而巩固或夺取政权的重要手段。对此，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指出：“国家和政权都该把握每一个机会，利用公民对‘想象的共同体’的情感与象征，来加强国家爱国主义。”(97)[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中共也不例外，自成立起就特别重视运用纪念活动宣传其纲领路线，争取广大民众对共产主义的认同。1927年8月1日爆发的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共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为了适应当时扩大红军、鼓舞士气、唤起民众支持反“围剿”战争的现实需要，有必要建构“八一”红军诞生日的伟大意义和独特价值，中共于是对1929年以来的“八一反帝战争日”进行了意义内涵的转化与纪念规格的提升。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临时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了“八一”建军节纪念活动，在纪念南昌起义这一伟大事业、纪念起义中英勇牺牲将士的同时，也成为中共表达政治诉求、开展政治动员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虽然“八一”建军节纪念有着以上的价值和功能，但此次纪念活动并非完美无缺，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受教条主义的影响，中共在早期革命中以苏联经验与共产国际指示为圭臬，奉行“拿来主义”，未能正确地处理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苏联革命的关系，一个时期内竟然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进攻苏联，成为党目前的最中心任务”“一切宣传、煽动、组织和斗争的工作，都须与这一最中心的任务联系起来”等错误主张。(98)《中共广东省委通告(第70号)——关于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问题》(1929年8月4日)，中央档案馆等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广东省委文件》第2册，内部发行，1982年版，第196页。在“八一”建军节纪念活动中，中共也不切实际地要求“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驱逐帝国主义在华一切武力，完成武装拥护苏联的实际任务”，并把“武装保护苏联”作为八一示威的中心口号。(99)《“八一”纪念宣传大纲》，《红色中华》1933年7月17日，第2版。在四周严重的白色恐怖包围下，这一主张意味着将保卫苏联的口号凌驾于中国革命之上，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不顾时间、条件、场合盲目开展纪念活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八一”纪念活动的实际效果。当然，不只是“八一”纪念活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的其他纪念活动，也都程度不一地存在“左”的偏差。后来在1937年5—6月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张闻天先后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对纪念活动中“左”的做法与危害进行了批评与反思。但从总体上来看，“八一”纪念被设计成建军纪念日，从起初的制度设计到仪式活动开展再到纪念话语表达，整个过程皆与苏区政治动员紧密相联，既服务于中共政治动员的现实需要，又扩大了中共政治动员的影响力，推动着中国苏维埃革命滚滚向前。民主革命时期，类似“八一”的诸多纪念活动作为政治动员的重要手段，经过中共的反复操演，在革命的狂飙中大放异彩。可以说，对“八一”纪念和苏区政治动员关系的深刻体认，应当不失为人们探究中共民主革命胜利原因的一个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