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之愁

《红楼梦》第四十回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贾府众人逛园子的场景：“……到了荇叶渚……宝玉道：‘这些破荷叶可恨，怎么还不叫人来拔去。宝钗笑道：‘今年这几日，何曾饶了这园子闲了，天天逛，那里还有叫人来收拾的工夫。林黛玉道：‘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宝玉道：‘果然好句，以后咱们就别叫人拔去了。说着已到了花溆的萝港之下，觉得阴森透骨，两滩上衰草残菱，更助秋情。”林黛玉口中的李义山，就是晚唐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李商隐。林黛玉为什么不喜欢李义山？既然她喜欢这句，那么下面这首她也该喜欢吧：

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

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

（《暮秋独游曲江》）

同样是写荷的，但这首诗显然愁怨更深。李商隐一生写过很多咏荷的诗，都能从中生发出与自身境遇相互交织相互印证的情感，如：“都无色可并，不奈此香何。”（《荷花》）;又如：“此花此叶常相映，翠减红衰愁杀人。”（《赠荷花》）从荷花到荷叶，诗人总是不时地将自我的命运投注在这种独具东方美学气质的物象上，赞美过后是怜惜，而后又报之以深切的愁怨。以前在读《红楼梦》时，没有仔细琢磨过黛玉的这番心思，现在想来，她的说法恐怕无关李商隐诗的好坏，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气质太近似了，身世飘零也多重叠之处，所谓“近墨者黑”，彼时聪慧的黛玉深知，李商隐诗歌中所弥漫出来的那种奇异的吸附力，也许正是那种坠向幽暗晦明之境的力量，却是清醒的她想要极力拒斥的吧。

老实说，这些年来我一读到李商隐，心中就会顿生凄迷难遣的莫名愁绪。“楚天长短黄昏雨，宋玉无愁亦自愁。”就像诗人在感怀诗人宋玉的这首《楚吟》中流露出来的悠悠情丝一样，李商隐几乎所有的诗歌都始终被某种难以名状的东西缠绕着，幽谧，慎独，严实，解不开，理还乱。而当我们跳出这种个人情绪化的深渊，站在文学史的长河中来回头打量时，我们发现，李商隐的存在其实是具有某种隐喻性质的：他仿佛风雨飘摇中的大唐文化的最后一块压舱石，卡在不断渗水的船舱里，石面上长满了藓苔，甚至开出了妖冶之花，外面却是滔天的白浪或浊流，而这块石头就这样坚定地卡在那道缝隙之间，水在漫，船还没翻，只是在缓缓下沉。

公元835年（大和九年），波谲云诡的晚唐王朝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势单力薄的唐文宗李昂联合各怀鬼胎的大臣李训、郑注二人，计划清剿宫中日益猖獗的宦官势力。他们谋划了一计，诈称皇宫某个院子的石榴树上出现了甘露（吉兆），打算趁皇上去看甘露的机会，一举除掉簇拥在他身边的那群宦官。却不曾想到风声走漏，宦官们反倒合力把李訓、郑注，以及诸多大臣一起擒拿，杀死了。史称“甘露之变”。之后，唐文宗被宦官挟持，不久郁郁而亡。文宗死后，武宗继位，在位六年，就因求仙服药致死。武宗之后是宣宗。宣宗上台后任命李商隐旧日恩主令狐楚的儿子、他儿时的好友令狐绹为相。这一任命对于身处困境中的李商隐来讲，原本是一件好事，但后来渐渐演变成了让他郁郁寡欢的事情，以致于到了让他俩无法正常相处的田地。“水急愁无地，山深故有云。那通极目望，又作断肠分。”在这首题为《自南山北归经分水岭》的诗里，李商隐表达出了他对恩公令狐楚的感念之情。时年，山南西道节度使令狐楚病危，正在长安候选的李商隐匆匆赶往兴元，帮助令狐兄弟料理恩公后事，行至汉水与嘉陵江的分水岭，忽觉漫山遍野愁云密布，不禁悲从中来。如诗中所言，“极目望”与“断肠分”在此形成了诗人精神生活的走向。后来的事实也表明，这个地理位置上的分水岭成了李商隐人生路上的分水岭。从此之后，李商隐就失去了自己在朝中可以依侍的屏障，陷入了东颠西沛的幕衙生活状态，终日侧身暗室，几无愁眉舒展之期。

李商隐生于公元812年，其父李嗣做过河南获嘉县令，罢官后入浙东幕府。十岁时，父亲病故，年幼的李商隐靠给人抄书谋生，“占数东甸，慵书贩舂”，“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姊文》）由此可见，他少时生活是极其艰辛的，几乎算是唐代诗人中最为贫苦的一位，小小年纪就尝尽了人间的悲辛与薄凉。但他天资聪颖，“五岁诵诗书，七年弄笔砚。”十六岁就写出了现今已失传的《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大约在他十八岁那年，李商隐的才华得到了时任河阳节度使令狐楚的赏识，被引入幕中担任巡官，待其如子。此后，二人一直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李商隐也以其谦卑勤勉好学的态度赢得了令狐楚的信任，单凭令狐楚病危之际将李商隐召至榻前，代写呈献皇上的遗表，就可见其信任程度。可以说，如若没有令狐楚，李商隐的人生肯定是另外一番模样。令狐楚对李商隐的培植是多方面的，首先他让他放弃古文写作，训练李商隐写骈文，以适应官场文风，这种应酬文字、官样文章后来成了解决李商隐生计问题的主要谋生手段，此后写骈文大赋便成了他立足社会的主业;其次是，令狐父子一道四处“为之揄扬”，最终让两次参加科考都失败了的李商隐考取了进士。然而，李商隐中第之后没有听从令狐家族的安排，他转而迎娶了大臣王茂元貌美如花、极富才情的小女儿为妻。王茂元属于宰相李德裕一党，令狐楚令狐绹却属于牛僧孺一党。李商隐的这一举动，为他后来的仕途埋下了终生难排的隐患，结果是被牛、李两党轮换打压，左右难以自持。在晚唐朋党之争的漩涡中，不管李商隐是否情愿，他最终都只能像浮萍一般被裹挟进来。

李商隐出生在唐宪宗时代，他在人世间仅有的四十多年光景里，先后经历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任皇帝。在藩镇格局、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愈演愈烈的晚唐，连皇帝都不得不“受制于家奴”，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个出身贫寒、长期寄人篱下的儒生士子，他的命运又能够好到哪里去呢？

令狐绹当上宰相后，认为李商隐“忘家恩”，逐渐冷落了他，不再施以援手。开成三年初，李商隐参加博学宏辞科考，在复审时被某位中书长者以“此人不堪”为由拿下;开成四年他应吏部拔萃科考入选，授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却被调补弘农尉，在任上因反对上司做派差点被罢免;会昌二年，他又一次参加吏部拔萃科考入选，入秘书省任正字，但不久就因母丧离职守制，等他服丧期满回朝时，武宗已死，整个朝廷政局又面临新一轮政治洗牌……在这种反复受挫、无端受挤的恶劣处境里，李商隐最终找到和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处世方略：身在朝中却极力保持与各种人事之间的距离，吞吞吐吐和欲言又止成了他习惯性地表达策略，他的写作主题也从早期的关注现实民生，逐渐转变成了关注个人的内心情感世界，侧重于抒写人生感慨和遭际，醉心于对诗歌意象的锻打，在华美幽谧的词藻中呈示精妙的诗意。可以说，天赋异禀、卑微的身世、孤傲的性情、以及在现实生活中尴尬的处境，几个因素合力，最终为我们造就出了这样一朵晚唐文坛的奇葩。

世人阅读李商隐的诗第一印象是晦涩艰深。“商隐词藻奇丽，为一时之最，所著尺牍篇咏，少年师之如不及，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惟呈章句。”唐人李涪的这段责苛算得上是刻薄之极了，他甚至将李商隐比作是一位织锦工匠，只擅长锦绣词句，而毫无济世之功。如果我们只读李商隐几首诗，不去了解他的生平、性情，以及他所经历的那个时代风气，你或许还会觉得李涪的评判有些道理。但是，当你真正通过阅读进入到了李商隐的精神世界，你一定会如我这般重新估量他的价值和意义。

如前文所述，李商隐的诗是由个人心性与时代环境共同造就出来的诗坛孤例，怅惘哀怨的情感特征和迷离恍惚的表达策略，致使后世哪怕是同代之人在阅读他的作品时，都有费解之感。他属于那种几乎完全依靠个人直觉来写作的人，诗中充满了非理性的元素，而且他传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没有明确的时间线和情感轴，这就使得后来他的研习者们，总感觉如置身于雾里看花的场景一般。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在诗中用典极多，丝毫不拘泥于前后文之间的呼应关系，诗歌内部的空间固然被拉抻增大了，但语言的跳跃性也随之增大了许多。隐喻，转喻手法在李商隐的诗歌里达到了几近滥溃的地步，大量的比喻性语言也构成了读者的阅读障碍。所以，他的很多作品都给人以猜谜之感，读者必须脑洞大开，才能隐约领略到其中的奥妙。奇怪的是，随着李商隐在后世的影响越来越大，愿意去猜这种谜的人却越来越多了。有人曾經做过统计，在唐代诗人里面，李商隐是被后世注解最多的诗人之一，其数量仅次于杜甫。也就是说，李商隐的经典地位是在后世研究者的反复注疏中，才逐渐确立起来的。譬如说，他那首备受赞誉、被人称之为代表作的《锦瑟》一诗：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人们在阅读这首诗的时候，总想找到这种情感是如何发生的，它打动了我们，可是究竟是什么经历或怎样的情感经验，才促使诗人创作了这样一首诗呢？有人说是它悼亡诗，有人说这首诗写的是党争，还有人说是爱情诗，也有人说它是自慨或自伤诗，每一种说法都能找到蛛丝马迹，都有道理，但永远没有确凿无疑的答案。后来梁启超干脆说，“义山的《锦瑟》《碧城》《圣女祠》等诗，讲的是什么事，我理会不着……但我觉得他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须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把“神秘性”一词用在李商隐身上是贴切的，这个终生都在人家的幕府中埋头做文案工作的人，经常伏身于偏房幽冥的光线里，凝眉思忖，斟酌字句，一咏三叹，却终不得生活的要领。李商隐曾经在生前留下过一本文集叫《樊南文集》，里面收录的几乎都是他为别人作的文章，他在生前甚至死后一段时间里，人们大多视他为骈体文作家而非诗人，起码算不上是十分重要的诗人，这种局面直到十一世纪初才得到扭转。

很多诗人的作品是需要结合作者的生平事迹来理解和佐证的，但李商隐是个例外，至少他后期的诗，完全不能用我们过往的阅读经验来对待，只能顺应着他的直觉来赏析诗的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李商隐写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纯诗”，我们只能就诗论诗，始于语言，止于语言之美。这种阅读固然有些费劲，但至少保证了诗歌语言的内在之美，人们可以不受任何诗外之物的干扰，直接在诗歌内部体验到汉语的活力和美妙：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无题》）

肠断未忍扫，眼穿仍欲稀。

芳心向春尽，所得是沾衣。

（《落花》）

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

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

（《杜工部蜀中离席》）

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带斜阳又带蝉。

（《柳》）

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

（《天涯》）

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

（《无题》）

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

（《重过圣女寺》）

……更不用说那首几乎每一位中国人都能吟诵的《无题》诗了：“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很多诗的诗题都是非常随意的，常常取自首联的第一个词或其中的某个词，或者，干脆就叫“无题”。这种随意性，从一个侧面佐证了他是一位相当情绪化的诗人，触发诗意滋生蔓延的往往就是眼前的某一景物，带来的刹那间的情感高峰体验。敏感纤弱的个性让他更乐于就地取材，而无需四处找诗，其所咏之物，诸如蝴蝶、蝉鸣、柳丝、牡丹、落红、烛火、云、雨、泪，包括荷叶，等等，大多具有精美、纤弱、易逝的体态特征，感时伤怀，郁闷难遣;此外，他在女性、声色等阴柔的物象事态上也着墨颇多，给人以阴气森森的感觉。这些美学特征与李贺有一致性，但李商隐显然比李贺更深情，更专注于赋予人间的普遍之情以崭新的语言表现形式，而非像李贺那般全然纵情于个人的非理性世界。我总觉得，每一位写作者的作品成色与个人的气质休戚与共，忠实于个人的美学气质才是写作者的至高道德，也是文学多样性的重要前提。

写景、纪行、酬赠、咏物、怀古，应该说李商隐的创作题材还是相当广泛的，但他无论怎么写，最终依然会回到这个“愁”字上来，强烈的悲剧意识，在这位诗人身上呈现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虽然偶有激愤，但抑郁的块垒始终以愁绪的形式郁结在心间，这也是李商隐诗歌风貌之所以独特的原因所在。李商隐可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把感伤情调推向了极致的诗人，也是把最美的东西和人世间最悲哀的心境结合得最好的诗人。如果让我来定义，我更愿意把他看作“黄昏诗人”（与李白的朝阳气质完全相反），因为他的诗完全而清楚地映照出了大唐文明的晚景，将落未落的夕光洒在了满目疮痍的大地上，落日如叹息一般，给曾经辉煌的盛世王朝镶上了最后一抹金边。

公元847年，李商隐随受牛党打压的郑亚远赴桂林，开始他又一次的游幕生涯。次年郑亚被贬为循州刺史，李商隐被迫北归，由漓水，经湘江，入长江，到江陵，他并没有立即顺陆路回长安，而是逆流而上来到夔门，大概是想凭吊屈子，观瞻他的精神偶像杜甫的栖身之地吧。李商隐早年习诗深受杜甫的影响，许多作品都有杜诗的影子存在，他甚至模仿过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风格，写过一首非常重要的作品《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全诗的结构几与杜诗雷同，但气质却不大一样。这首五言诗气势磅礴，体量厚重，既有对唐王朝衰落的纵向追溯，又有对社会危机的横向解剖，经天纬地，构成了一幅恢弘的历史画卷，是唐人政治诗中少有的鸿篇巨制。所以说，李涪说他“无一言经国”是经不起推敲的。事实上，李商隐一直有经世报国之心，可命运多舛，他平生没有一个机会来实现自己“欲回天地”的抱负，只能将这样的抱负以骈文的形式呈示给不同的幕主，而且，还一次次无端地卷进了私人的情感恩怨之中，远大的志向与优柔寡断的性格，一步一步把他塑造成了我们眼中的飘零困顿的诗人形象。

从南方归来，在极度的困境中，武宁节度使卢弘止向李商隐伸来了援助之手，849年征辟他入幕，并给了他“侍御”的虚衔，这是李商隐入幕生涯里得到的最高幕职了。但是好景不长，851年卢弘止去世，而李商隐的妻子王氏也病入膏肓，等他匆匆赶回京，妻子已撒手尘寰，留给他一对幼小的儿女。李商隐与王氏情感笃深，早年不顾令狐父子的反对娶其为妻，从此失去了可靠的前程。王氏之死无疑对诗人是一个重大打击，他在洛阳崇让宅盘踞多日，很长时间都沉浸在丧妻之痛中难以自拔，写下了大量的催人泪下悼亡诗篇。“忆得前年春，未语含悲辛。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今日涧底松，明日山头蘖。愁到天地翻，相看不相识。”（《房中曲》）王氏贤淑美貌，知书达礼，尽管李商隐半世沉沦，东奔西走，但她无怨无悔，夫唱妇随，守着这份寡淡清贫的生活，支撑着这个家庭。现在，妻子走了，诗人只能睹物思人，以诗疗伤了。

亡妻之愁将诗人之愁推向了极致。这一时期，悼亡诗成了李商隐悲剧性心态与诗歌风格最好的寄寓形式。“悠扬归梦惟灯见，濩落生涯独酒知。岂到白头长只尔？嵩阳松雪有心期。”（《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难遣的悲伤甚至一度令诗人起了归隐出家之心。然而，眼见年幼的儿女，为了生活，他又不得不放下孤傲，厚着脸皮，去干求早已疏远了自己的令狐绹。李商隐被后世诟病的地方，主要在于他在精神上的软弱方面，长期的困顿落魄，以及生活上的穷乏困窘，致使他常常会做出一些违心之举，说出一些违心之言。此时身居相位的令狐绹，在李商隐的一再干求下，还是心生恻隐，引荐他做了补太学博士。没过多久，东川节度使柳仲郢聘他入幕为书记。这期间又发生了一件更让后世诟病他的事。李商隐素来称颂李德裕，也写过很多讴歌他政绩的诗文。但为了讨好西川节度使杜悰，以获汲引，李商隐陆续写了四首精心准备的诗篇，呈与杜悰，极尽谄媚之情，还将李德裕斥为“恶草”。杜悰属于牛党一派，李商隐不惜违心弄舌，其摇摆不定、是非不分的做法，反映出了他人格上的缺陷，而这样的缺陷大概也是他命运的渊薮吧，可叹可悲复可悯。

“儿慎勿学爷，读书求甲乙。”“儿当速长大，探雏入虎穴。当为万户侯，勿守一经帙。”在这首感人肺腑的《骄儿诗》中，一生寄人篱下、与书卷为伴的李商隐发出这样的长喟。公元858年底，诗人在郑州老家凄凉寂寞地走完了他不堪回首的一生。

“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现在，让我们回过头去，再读一遍林黛玉喜欢的这首情意绵绵的《宿骆氏亭兼怀崔雍崔衮》。从这首作于李商隐早年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是一个重情之人，但也是一个为情所伤的人。不少论者都认为，李商隐是真正继承了杜甫衣钵的诗人。从早期的学杜，仿杜，到后来的改良杜诗，最终形成了脱胎于杜诗却成长为独具个人风貌的“商隐体”，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个“情”字。李商隐与杜甫的人生经历除了半世飘零、常常寄人篱下外，并没有多少可比性，俩人的性情更是迥异，一个豁达沉雄，一个阴郁愁闷，全然不同，但他们在诗歌里都是情字当头。杜诗之情侧重于家国情怀，沉郁顿挫;而李诗则哀怨凄迷，侧重于个人内心世界的书写。七律这种诗体在杜甫手里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是思想性還是艺术性都已经炉火纯青，在李商隐出现之前，再也没有多少重大的突破和发展的先兆了。但是，李商隐打破了这样的停滞格局，以其典丽精工和深情绵邈之风格，使七律再登高峰。如果说杜诗对七律的贡献，就在于把重大的社会时代主题引进了这种向来用于奉和、应制和酬赠为主的传统诗体中的话，那么，李商隐笔下的七律，不仅在于他恢复和发展了杜诗关注国运、感伤时事的传统，而且用情之深少有人及。因此，有论者认为，李商隐是借杜甫之杯酒来浇自己心中之块垒。此种说法并不为过。所谓“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二月二日》），也可以表述为，李商隐以自己独特的体悟或感受，向我们传达出了格律诗发展到晚唐之后的终极风貌。

枯荷还是那样的枯荷，雨声还是那样的雨声，听者依旧来来往往，但感受却大不一样。

【作者简介】 张执浩，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汉诗》主编。主要作品有诗集 《苦于赞美》 《宽阔》《高原上的野花》等，另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随笔集多部。曾获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诗刊》年度陈子昂诗歌奖、鲁迅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