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样标本：发现、还原与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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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德海最近所著的长篇非虚构《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载《江南》2021年第5期），无疑是近几年来十分火热的、并被“变成饕餮”的非虚构写作的一个“异样标本”。

“变成饕餮”是青年评论家金理对当前非虚构写作态势的一种判断。他认为，在“非虚构写作的热潮居高不退”的今天，它“已经变成饕餮，不断吞噬着其他的文类。首先吞并了报告文学，其次挤压了散文（翻开各大文学期刊，在小说、诗歌之外，栏目标署一般作‘非虚构），再次社会学调查（比如近期在图书界极为成功的《岂不是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人文随笔（比如赢得第十七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散文家、史学家罗新的《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发现中国》）、甚至社科领域的专业著（比如王笛一系列新文化史、微观史方向的作品）等，都被归到非虚构名下”。“在文学一步步地向思想史、传播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哲学、文化研究等开放”的今天，他提出了一个十分敏锐而重要的问题：“‘文学到底还有什么作为？”（《当“非虚构”变成饕餮，“文学”还能提供什么》《南方文坛》2021年第4期，第93页）。而现在，黄德海又把“文学”向“年谱”“编年录”开放，用“非虚构”吞噬了文学史研究中“年谱”“编年录”的写作，使其变成了“非虚构成长小说”。用“文学”的方式，“发现”一个不一般的文化大家，采用金克木过去散文随笔中的自述性文字，还有好多专家学者写他的文字，以及其他书籍和报刊上的文字，按年谱、编年方式，巧妙融合，自然、朴素而简洁的行文，真实地“还原”了一个文化大家通过个人自学的学习之路、为师之路，以及成为文化大家之后融会贯通的“神游”风貌，使“这一个”的个性风釆、个人气质和个体精神等等，都跃然纸上，得到“格式塔”（gestalt）式的“完形”，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他那独特的学习方式、读书方法和做学问的路径与“思维导图”，“给人带来不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益处——尤其是在时代和命运偶然或必然的触碰下，一个人如何能不消泯掉所有的自强可能，甚至在某些特殊的时刻转化为上出的契机。”（《江南》2021年第5期，第208页）就这样，黄德海给我们奉献出了这样一部书写古今中外文化大家的非虚构写作的“异样标本”。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民间历史”项目主持人熊景明认为，真实是非虚构写作的唯一原则。在内容的把握上，应该遵循“多摆事实，少讲道理”的原则。因为“道理其实都在事实之中，每个人的故事是独特的，道理则可能都一样”。她认为，作者对兴趣的议题，可以多读相关的研究，但是，在下笔书写时，则应“集中写个人经历”，而且，“在描述当年事时，需要考虑到读者对背景不了解，做必要的说明”。她还说，写作的人都感情丰富，自然要在文字中注入自己的情感。所以，在整个故事的写作中，“在情绪上把握分寸是对写作者的挑战，否则写出来的东西虽然打动了自己，却不能得到读者的共鸣。思考的空间，情绪宣泄的空间，留给读者”。（见《日课live》2021年6月10日微信）我认为，熊景明所言，都是非虚构写作应该注意的关键之处。而这一点，黄德海在这部非虚构的“异样标本”中运用得非常到位和精准。启发和值得借鉴的地方，对于写作的人来说，还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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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德海关注金克木老先生久矣。早在他还上大学读书的时候，就读过不少金克木先生的文章了，并且书架上藏有不少先生的书籍。我估计，金克木的学习方式、读书方法和治学之路，对他后来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开悟与启发肯定很大。因为，在现在的70后、80后这一批青年评论家中，他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总是显得“独树一帜”，与众不同。所以，他写这部长篇非虚构，也是长期读书“发现”之后的，心向往之而为之。2005年12月，他就写过一篇题为《有这样一个老头》的散文，说那时一个学哲学的朋友经常到他的宿舍和他聊天，在谈到自己心中的学术大家这个话题时，这个朋友“信誓旦旦”地对他讲，“在当代中国，只陈寅恪和钱钟书堪称大家，其余不足论。”他“小心翼翼”地问，“这两人后面，可不可以再加一個呢？”这个朋友“毫不犹豫”地说，“不可能，中国再也没有这个级别的人物了”。他从书架上抽了“一个老头的小册子”，递给他，说“我认为这个老头也堪称大家”。第二天，这个朋友又来了，“有些疲惫”，但“眼睛里却充满了光芒”，“兴冲冲”地说：“有点认同我的看法了”。这个老头列入“他的当代大家名单中”后，又从黄德海的书架上“抽去这个老头的几本小册子”。“等我书架上这老头的书差不多被借完的时候，他也开始了辛苦地从各个渠道收集这老头的书的过程，跟我此前一样。”这个老头当然就是2000年就已经去世的、“享年88岁”的金克木先生。2005年12月，他就认为，“金克木的一生值得好好写本传记，肯定好玩和复杂得要命。”（《书读完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5月版，第001、002页）。

于是，“为了看到更多的如那位朋友样充满光芒的眼睛”，黄德海从金克木生前约30部已出版著作中精选50余篇有关读书治学方法的文章，编成《书读完了》一书。2006年该书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很快销售一空，不久又重印一次，2007年7月，因出版社改制合并，又移至上海辞书出版社再版一次。到2011年5月，搜罗较全、校订精细的 《金克木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凡八卷，四百余万字，收录了迄今能找到的作者的诗文、学术著作、随笔杂文和译著等作品。”“日月出而爝火息”，让黄德海觉得他的那个选本的使命已经完成。但是，他编的选本依然“销售一空”。2016年他决定重新增订再版此书，2017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将增订后的《书读完了》出版，到2019年竟然“第9次印刷”，发行量已过10万册。

十五年过去了，好多读书人对这个选本的阅读热情依然不减。这更激发起黄德海书写这位老头的热情。他与《上海文化》编辑部的两个同事好友张定浩、木叶，共同编选了一套“金克木述生平”并由作家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这就是张定浩编选的《续断编：金克木述生平》，分小学生、少年时、十年灯、善知识四辑;木叶编选的《梵佛间：金克木说印度》，分中印之间、现代天竺、艺文杂识、梵佛究竟四辑;黄德海编选的《明暗山：金克木谈古今》，分比较文化书、旧学新知书、无文探隐书三辑。

2000年6月，逝世前的金克木說过：“我这一生，最大的乐趣就是‘发现的快乐。”是的，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发现的快乐”。黄德海奋起直追，在编选 《书读完了》《明暗山》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金克木的话语“系统”、思想“体系”和知识“结构”，发现了金克木的读书之法、对书的“看相”与“望气”，并把这些读书之法当成自己写文章的“密码箱”和“开锁的密码”，进而发现了金克木为人处事和读书治学的“精神DNA”。（《仿佛明暗山（代序）》，《明暗山》，作家出版社2021年5月版，第001至004页）他在2021年出版的新著《世间文章》中，在对先秦至两汉的《诗经》《谏逐客书》《轮台诏》等古书的读书与读人中，又发现“金克木从来不就古代论古代，就古书论古书，他关注的，始终是古代跟现在的相关度”。金克木认为：“文化思想的历史变化是不受个人意志强迫转移的，也不听帝王、教主任意指挥。该断的续不上，不该断的砍不倒。有时出现老招牌、旧商标下卖新货，有时出现老古董换上超新面貌，加上超新包装。”他发现金克木无论“写作对象是什么”，“都未忘‘执今”，“所有对‘过去的解脱都出于‘现在，而且都引向‘未来”。他认为：“金克木这种深入具体、体贴文心、执今而为、观其整体的读书法，大有抛下辎重、单骑直进的气魄，颇富‘剑宗风釆。”（《从圣哲说到剑宗（代序）》，《世间文章》，作家出版社2021年1月版，第13页、17页）

“发现”了金克木读书为人的许多秘密，就更加开发出他想“还原”金克木“这一个”“异样标本”的激情，黄徳海就拾起十五年前“金克木的一生值得好好写本传记”的念想，开始一年一年地给先生编年谱，用先生自己作品中记述，别人文章中对往事的回忆，还有散见在不同时代的报纸中的记载，查佚文、求旁证、添空白、画形象，填充先生从“明末清初”、“道光年间”、1861年至1911年出生前，到1912年出生至2000年逝世，再到2011年逝世后十一年的年年月月，采取这种“肯定好玩和复杂得要命”的写作方法，写成了“编年录”这样的一部“非虚构成长小说”，实在有趣，实在有意思，让人读后大增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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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不易，“还原”更难。金克木说过“两种读书法”，“一是读出词句以内的意义，一是读出词句以外的意义。两者都是解说文义，但前者是‘发现，后者是‘还原”，这是读书的“两套不同的解码系统”。（黄德海：《仿佛明暗山（代序）》，《明暗山》，2021年5月版，第004页）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金克木，看到这些“不死不朽”的智慧文章，黄德海在“发现”之后，就进入了“还原”的“解码系统”之中。

金克木，祖籍安徽寿县。1912年8月14日出生时，“父时年五十九岁，母周学勤十九岁”。母“为丫环收房。曾三次被卖做丫环。”他两岁时，“父亡，临终有《上大总统书》 ”。他的父亲是清末的捐官，逢孙中山宣布废除帝制，清朝灭，他父亲也被扣押抄家，郁郁而终。他是家中的第四个儿子，父死时，他刚八个月。随后，在掌管家政的大哥安排下，他随大哥的生母，即“嫡母同往安庆”。三岁随大嫂“认字”“念书”“学说话”。四岁“背诵《三字经》，三哥教读‘字块”。从此随兄嫂描红、背经、读书、上桌识礼、入屋听曲，受传统的蒙学教育。七岁时，“大哥临行，嘱咐读书相关事宜，‘趁记性好，把《四书》念完就念《五经》，先不必讲，背会了再说。长大了，记性一差，再背就来不及了。”八岁时，“助大嫂理书”，“大嫂有言”：“念书人不光是要念圣贤书，还要会一点琴棋书画。这些都要在小时候学。一点不会，将来遭人笑话。正书以外也要知道闲书。这是见世面的书，一点不懂，成了书呆子，长大了，上不得台面。圣贤书要照着学，这些书不要照着学;学不得，学了就变坏了。不知道又不行，好比世上有好人，有坏人，要学做好人，又要知道坏人。不知道就不会防备。”（以上均见金克木《旧巢痕》，转引自《江南》2021年第5期，第131至133页）读到这里，我大惊，且心久久不能平静。此乃真言也。我辈小时欠缺的正是这些启蒙教育，所以，造成今日读书治学，先天不足，后发优势乏力。故印象最深。

1920年，他九岁，大家庭因为大哥的去世而解体。三哥受聘到寿县第一小学教书，他顺带进入小学读书。至1925年小学毕业后，就再没有进学校读过书了。开始进入社会，先是当小学教员，后又到北平在免费的公立图书馆学习，开放的大学课堂“偷听”。1932年，他21岁，兄长去世，家里没有了接济，生计所迫，赴山东德县师范初级中学教国文，兼教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开始写新诗，在1933年的《现代》发表。半年后，又折回北平，依靠编辑、翻译、写稿，在古都漂泊。1935年因友人沙鸥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1939年，他28岁，经陈世骧介绍，在湖南辰溪桃源女子中学教英文，并在迁徙此地的湖南大学兼教法文和文学。期间拜会吕叔湘、罗常培、傅斯年等学人，受大震动，跳出文学小圈子，开始从事学术研究，决心由拉丁文入手，上追古希腊经典，从而探明欧洲文化源流。

1941年，他30岁，从昆明经滇缅公路，终于辗转至印度，在加尔各答《印度日报》做编辑。第二年赴佛教圣地鹿野苑专修梵文，兼读佛典。期间遇到法喜老居士?赏弥，指引其梵文与佛学的门径，“见印度现代‘三大土，阿难陀、罗喉罗、迦叶波”，与“汉学”三博士“师觉月、戈克雷、巴帕特教授”相识，是其人生又一大关键点。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6，他35岁，离开印度，回到中国。同时也结束了他的“上编，学习时代”，开始进入“中编，为师时代”。经吴宓推荐，刘永济安排，来到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印度哲学。1948年，他37岁，胡适希望他到北大教书。当时北大有季羡林等一些懂梵文、印度文、乌尔都文的先生。他也想去。去了北大，与唐长孺的妹妹唐季雍谈成了恋爱，由胡适证婚，两人结婚。从此在北大任东方语文系教授，直至2000年逝世，成为中国文化大家。季羡林赞道：“金克木很聪明”，“一是金先生只有小学学历，却能当上北大教授;二是金先生是教梵文、印度文的，却能在北大礼堂给全校师生大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卞毓方：《天意从来高难问——晚年季羡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49页，转引自《江南》2021年第5期，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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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德海的这部长篇非虚构，不仅“还原”了金克木先生“庞杂的知识系统与丰沛的才情”，而且“完形”了金克木等那一代文化大家们的音容风貌和格局气魄。

“季先生总是抱着一大堆事先夹好小条的书来，按照计划讲课，下课铃一响就下课，绝不拖堂;金先生则是一支粉笔，口若悬河，对下课铃充耳不闻，例行拖堂。”（蒋忠新言，见钱文忠《智慧与学术的相生相克》，《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9月29日）“季先生的梵文是从德国学来的，金先生的梵文是从印度学来的，所以，他讲的课是走印度的传统道路——他能背很多梵文诗歌，得意时还能像我国老先生唱古诗一样，他能摇头晃脑唱梵文诗歌。”（韩廷杰：《念师恩 讲梵文 钻佛学》，《东方早报》2007年12月7日）“金先生的梵文吟唱如水银泻地般充满了整个教室，教室里一片寂静。”“可是至今无法描绘那种神秘、苍茫、悠扬、跌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啊，‘此音只合天上有”。（见前面的钱文忠文）“一个梵文问题，让季先生讲很简单，让金先生讲可就复杂了。”“因为两个人讲课风格很不一样，时常闹点小矛盾，金先生说季先生的讲课方式是‘资本主义的，季先生很不服气，说：‘我这资本主义总比封建主义好吧？”（见前面韩廷杰文）1958年，反右运动中，他们被迫连夜写出大字报五十四张。季先生“致金克木先生”大字报，“希望你挺身而出，正視现实，抓紧时机，鼓起干劲，挖一下自己思想的根，把那些不健康的东西挖掉，把自己改变成一个又红又专、朝气蓬勃、身体健康的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者，再为人民服务三十年！”（《人民日报》1958年3月20日）1966年，他们被打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后，金克木与化学系的傳鹰教授，参加劳动改造，共同抬石头。他们“也没有抬头看过周围的人，只低头劳动，入于人我两忘的高级禅境。这时猛然发现如在荒原，只有两个老头，对着一堆石头，一只筐，一根扁担，一堵墙，一片空地”。“不约而同，两人迸发出一阵哈哈大笑。笑得极其开心，不知为什么，也想不到会笑出什么来。”（见金克木《三笑记》）以上片段均见这部长篇非虚构。像这样生动、形象、有趣的“完形”段落，俯拾皆是，随手可得，读后常让人暗自发笑，独自忧伤。

最形象生动的还是“下编—神游时代”。1982年，金克木70岁办了退休，无须再上课堂为学生讲课了，剩下的正事就是写文章了。1983年，他和周植成、季镇淮、程民德等老教授搬进朗润园公寓居住。钱文忠的文章里说，他常住“在没有一本书的客厅应该也兼书房的房间里（这在北大是颇为奇怪的）”。扬之水的文章里也说，他住的“家里的房子好大，却空空荡荡，连个书架都没有（一点不像大学者的居家）。当时就奇怪，没好意思问。”（见《读书十年》（一），百花文艺出版社2019年9月版，第145页）我估计，她对此的奇怪，与我读到这两处的奇怪差不多。在以后的岁月里，老先生在这里一住近二十年，不仅会客，更重要的是，还写了那么好的文章，出版了好几部著作。难道都是凭年轻时背诵的“童子功”，至老都不用翻书著文了？有一次，让钱文忠领教了老先生的厉害。他在一个杂志发了一篇近万言的论印度六派哲学的文章，金克木看到了，就把他叫到这里，“甫一落座，还没容他行学生之礼请安问好，金先生就对着我这个初次见面还不到二十岁的学生，就我的烂文章，滔滔不绝地一个人讲了两个多小时。其间绝对没有一句客套鼓励，全是‘这不对，‘搞错了，‘不是这样的，‘不能这么说。也不管我听不听得懂，教训中不时夹着英语、法语、德语，自然也少不了中气十足的梵语。直到我告辞出门，金先生还一手把着门，站着讲了半个小时。”“当时的感觉实实在在是如雷贯耳，绝非醍醐灌顶。”后来，他和金先生见面的时候就多了。“每次都能听到一些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动态，有符号学、现象学、参照系、格式塔、边际效应、数理逻辑、量子力学、天体物理、人工智能、计算机语言……”“照例都是金先生独奏，他似乎是从来不在乎有没有和声共鸣的。”“金先生似乎是一个‘百科学教授。每次谈话的结果，我只是一头雾水之上再添一头雾水。”（见前面钱文忠文）这些均见黄德海的这部长篇非虚构。神来之笔，美妙之处，比比皆是，让人仿佛又见这些老先生，历历在目，给我们讲课聊天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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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文学写作，是和田野调查、社会学著作、新闻特稿、社会学报告、历史普及读物的写作不同的。“非虚构”手法在上述文体的运用，与“非虚构”的文学写作，肯定是大不相同的。文学永远着眼的是“人”，永远写的是“活生生的生活和人”。这样，“非虚构”的文学写作，具有一种写作主体与写作对象、存在世界三个维度互相依赖、互相生成的独特关系。正是在这种独特关系的合理而有效运作中，才能真正实现对“真实”的完成。写过《中国在梁庄》《出梁庄》《梁庄十年》的梁鸿认为，“一个专业的非虚构文学写作者写的并不是‘生活的表象，不只是讲好‘一个故事，而是要尽最大努力发掘，在那样的‘现场和‘故事中，‘个人究竟以何种方式存在，这个‘个人不是抽象的、更高真实的个人，而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她说：“非虚构文学所面对的是‘现实生活和‘活生生的人，这是它的基本逻辑起点，它是非虚构文学的最根本特质，也是能够激荡写作者内心灵魂的基本点。”但是，这也使得非虚构写作者的“主体性”遭到严重质疑。“其立场价值、家庭背景、知识视野、职业生活等等，都变成必须考察的对象，因为这些因素会影响你对‘活生生的生活和个人的观察。这是非虚构文学中的‘非，也是非虚构文学中的‘虚，‘非虚构文学被认为是表达了现实的客观世界，而同时，因为写作者主体的主观性，它又很难取得完全的信任。这几乎成了非虚构写作的原罪。”“但是，这一‘原罪也恰恰构成了非虚构文学最为独特的地方，也是非虚构文学之所以不同于报告文学、新闻报告和纪实文学等文体的地方。作者不敢擅用自己的权力，他必须盘察并警醒自身的一切，必须调动自己的全部理智和感情，和自我博弈，最终和‘活生生的生活和个人形成对话。”（《非虚构文学审美特征和主体间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7期）

黄德海的《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正是着力于“活生生的生活与个人”，运用“拿来主义”大胆冒险的办法，让他所搜罗的“知识”重新面世，使“知识”还原其情感的一面，最大化地激活了“知识”与“生活”之间的深度联结，强化了历史与时代现实生活场景中的“个人性”和“情感性”，试图重建一种更加宽阔的、融会贯通的新的认知体系，寻找一种具有新的文学审美特征的结构方式与艺术特质。

这或许就是这部长篇非虚构成功与不成功之处的魅力所在。

2021年9月10日写于孝义

【作者简介】马明高，山西孝义人。在文学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文学评论等七百万字，编创的五部电视剧在央视和各省卫视播放，出版著作二十多部，获央视全国优秀电视剧奖、中国文联全国优秀评论文章，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赵树理文学奖等十余项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