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约渡荒”：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 “一两米节约运动”的实践及启示*

孙钦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732)

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新中国宣告诞生，中国由革命年代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但国家建设任务却异常艰巨，不仅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建设和治理工作，还要在执政资源匮乏的情形下，应对全国普遍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挑战。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适时制定了“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的重要救灾方针，不仅取得了与灾情斗争的胜利，而且赢得了民心，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目前，学术界围绕“生产救灾”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对“节约救灾”问题相对重视不够。事实上，“节约救灾”贯穿了中国共产党整个救灾工作的始终，并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一成立，即决定在中央机关开展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米(1)旧秤16两为1斤。救灾运动，同时成立中央机关节约救灾委员会作为运动指导组织机构。1949年12月19日，周恩来以政务院总理名义发出指示，号召机关干部带头响应中央人民政府一两米节约救灾运动的倡议，开展节约互助运动。1950年3月，中央救灾委员会鉴于“一两米节约运动”已取得的成绩及各地新灾情的不断发生，决定把它推广到各界群众中，从此掀起了全国一两米节约救灾运动及各种节约募捐的热潮。这一运动持续时间长、影响广泛，曾两次延长运动期限，展现出其在国家救灾工作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成为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节约救灾的典范，彰显了一个先进政党强大的动员能力和危机治理能力。这种形成于革命年代的危机治理方式不断与时俱进，致使我们党在建设、改革时期乃至新时代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和挑战。本文主要对1949-1950年“一两米节约运动”的历史开展过程及成效影响进行论述，并从中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节约救灾机制特点及经验启示。

一、“一两米节约运动”的产生及发展

新中国成立伊始，全国普遍严重的自然灾害成为和平建设中的最大困难，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危机处理能力和执政能力。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把救灾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适时制定了“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的重要救灾方针，领导全国上下开展了一场普遍深入的“一两米节约运动”及各种节约募捐活动。

(一)“一两米节约运动”的发端

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即遇到了十几年所未见的严重自然灾害。这一年，旱、冻、虫、风、雹、水、疫等各种重灾在全国范围内连续发生，尤以水灾最为严重，为1931年大水灾以来所未见。据内务部统计，该年全国受灾面积约12 787万亩，受灾人口约4 555万人，粮食减产114亿斤，灾情遍及全国16个省、区，498个县市的部分地区[1]1。河北、安徽、江苏、山东、河南、平原6省灾情尤其严重，灾民生活普遍陷入危机[2]62。其中，华北灾区人口达800多万，被淹土地达2 700万亩[3]。至1950年，灾情形势依然严峻，受灾面积达15 018万亩[2]53。1949年，灾荒的累积效应并导致1950年的春荒现象，受灾人口多达4 920万[4]。如此严重的灾情，不仅把众多的灾民推到了死亡边缘，而且给社会稳定与经济的恢复发展造成极大困难，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来说也是一个严峻考验。此次重灾发生，究其原因，从自然方面来看主要是1949年夏秋之间雨量集中，汛期提早，长江、淮河、汉水及河北省各河干支流都发生严重的决口和漫溢。但“人祸”亦是重要因素。水灾最严重的地区均为新解放区和收复区，这些地区以往在国民党统治下，水利建设无从谈起，河堤常年失修、一触即溃。国民党军队在溃退时为阻止解放军南进，又恣意破坏河堤河防。再加上匪患烧杀抢掠，地方粮仓多被毁坏，农民耕牛、粮食、财物多被抢劫，民无储蓄，不少农村经济处于破产状态，一遇上自然灾害，人民几乎毫无抵抗力。

与国内普遍严重的自然灾害并存的情形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财政经济面临的严重困难。1949年，许多地方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各项事业百废待举。全国大部分地区也基本上没有正规的税收制度，国家财力很有限，政府财政出现大量赤字。资料显示，1949年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相当于303亿斤的小米，支出却达到576亿斤小米，收入约占支出的一半[5]。1949年11月18日，陈云在《关于物价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财政收入，四个月来是一亿八千八百万元(旧币，1万元折合新币1元，下同)，总收入只占总支出的百分之三十四点六，赤字数目是三亿五千五百万元，它占总支出的百分之六十五点四，也就差不多是支出三元，收入一元，赤字二元。”[6]政府收入远远不敷支出。

面对严峻的灾情，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局、华北军区率先发起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米运动，以支援灾区。1949年9月13日，华北人民政府决定，所属机关单位开展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米(2)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政府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一般享受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供给制分配制度，并且考虑物价经常有波动，以小米市斤作为计算薪资的单位，以保障实际生活水平。根据1950年1月20日政务院通过的中央直属机关新参加工作人员工资标准规定, 科长级每月的薪金是小米360斤至600斤。救灾运动，同时继续深入开展节约反浪费运动。各部门各直属单位均分别成立机关节约救灾委员会，作为“一两米节约运动”以及机关节约与反浪费运动的指导组织机构。运动采取自愿方式，全体工作人员不分供给制、薪给制均可参加到运动中来，并根据各自力量，自愿捐输。时间自1949年9月起至1950年2月底止，为期6个月[7]。9月12日，华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开展每人每日节约一两米运动的号召，要求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以救济华北地区遭受各种灾难的同胞。13日又指示所属各部队具体办法，强调运动必须由党委掌握，坚持群众自觉自愿的原则，反对以命令的方式强迫群众执行。同时要求研究节约的办法，以及拟定6个月内可以节约捐助灾民的款项数字等[8]。9月14日，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号召所属各部处全体工作人员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开展节约一两米救灾运动。各支部立即召开讨论会，全体工作人员一致响应这一运动[9]。

华北人民政府一级各机关、华北局与军区系统首先响应这一运动，所属工作人员踊跃捐输。1949年9月份，华北人民政府秘书厅、检察院、法院、司法部、水委会、合作委员会、公安部、人民银行、财政部、企业部、教育部、民政部、工商部、农业部等，总共捐小米14 700斤，人民券3 029 621元，衣物618件，鞋袜77双，帽子40顶，布2丈3尺。在节约捐献救灾中，实际上都超过了一两米的原定数目，捐额都在5斤左右，有的部门甚至高达50斤以上，有的还捐出了棉衣、津贴、保健费与年老优待金[10]。河北省军区早从8月20日起即开展了大灶每人每日节约一两米、中小灶节约二两米的节约救灾运动。为解决群众麦种困难，全军从9月15日开始减吃一半细粮，并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开展个人献金献物运动。不少人将自己长期积蓄下的现款、衣服、鞋袜、毛巾等物献出。仅据8月20日至9月底40天的统计，共节约现款人民币7 080 686元，小米94 492斤，小麦2 957斤，马料5 149斤，以及大批衣物、木柴、马草、日用品等[11]。

各省市政府机关也积极响应节约一两米救灾运动的号召。北平市人民政府于9月28日在接到华北人民政府关于深入开展节约救灾运动的快邮代电后，向市民政局发出第471号令，要求按照过去渡荒经验，积极响应华北人民政府关于深入开展节约救灾运动、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米运动的倡议[3]。这一运动被推广到各直属单位，北京市各县救灾委员会及北京市民政局代收的救灾物资，计有中央各机关节约救灾款14亿元，节粮折款10亿元，节粮202 417斤，衣物55 557件，这些救灾款及北京市募捐的救灾款2.3亿元并于年内被寄至华东军政委员会转发苏北、山东等地，用于对重灾区的救济[12]。察哈尔省委于9月26日向全省发出开展生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号召全省各机关、部队自9月份起，立即普遍开展一两米的节约救灾运动，暂以半年为限，省内非灾区同胞也要开展每人每天节约一把米救灾的运动。绥远省府于9月21日发布紧急指示，要求各县区积极响应华北局号召，由县长负责成立节约救灾委员会，一律从10月份开展节省一两米运动。各级领导干部也要以身作则、厉行节约，坚决反对浪费和贪图个人享受行为[13]。

“一两米节约运动”继承了我们党在极度困难时期节约互助的渡荒经验和传统。中国共产党历来倡导厉行节约，面对灾荒年景更是如此。1942年至1943年晋察冀边区出现灾荒后，边区政府发出节约救灾指示，规定县以上机关每人每日节约小米半两，县以下各机关也应尽量节约[14]。1943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应对灾荒以及预防来年春荒，领导各机关开展了普遍的节约救灾运动，对各机关“在供给标准数内，如能节约经费或粮食，经调查实在，即给予十分之一的奖励”[15]。1943年4月1日，彭德怀指示八路军总部直属机关和部队即日起每人每日节约小米一两，并号召大家捐米、捐款，救济灾民。同日，邓小平发表关于动员全军助民春耕、节约粮食、救济灾胞的谈话，要求全师官兵开展节约救灾活动，战斗部队每人每天节约半两小米，后方机关每人每天节约一两小米，作为救济灾民之用[16]。1945年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向全体军民发出“关于防旱备荒的训令”，要求切实开展节约运动，珍惜每一颗食粮，节衣缩食渡过困难[17]。1945年冬和1946年春，苏皖边区遭受40年来空前大灾荒，边区政府管辖范围内有灾民420万。新成立的苏皖边区政府尽管财政十分困难，仍拨出3亿多元的救灾粮款，帮助群众渡过灾荒。驻当地的新四军在“节约救灾”的口号下，干部、战士每天节约二至四两粮救济灾民，共节余伙食共计小麦5 700斤，华中币4 874元，烧草3 515斤，捐助救灾[18]。1948年6月，为应对因遭匪祸天灾所造成的严重灾荒，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向各机关、后方留守部队、学校发出关于节约救灾的紧急通知，号召立即开展节约救灾运动，每人每日节约小米一两，停止所有非急需的修建和购置，共计节约粮食1万石，衣物9 000件救济灾民[19]。

(二)“一两米节约运动”在机关和军区系统的广泛开展

1949年10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华北人民政府结束工作的命令，所辖五省二市归中央直属。10月31日，华北人民政府正式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办理移交。新生人民政权建立后，对节约救灾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决定将生产救灾与节约救灾结合，继续深入开展“一两米节约运动”，并依托内务部成立中央机关节约救灾委员会作为指导机关，各地政府机关、团体以及军区系统迅速掀起节约救灾热潮。

一是建立节约救灾领导机构，制定节约救灾方针。一切救济机制的核心在于建立统一的救灾领导机构，适时制定有效的救灾政策方针。1949年11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成立伊始，便迅速召开各重灾省区救灾汇报会，强调要贯彻“节约防灾，生产自救，群众互助，以工代赈”的救灾方针。11月29日，又专门召开节约救灾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机关节约救灾委员会，继续在中央人民政府各机关工作人员内开展节约一两米救灾运动，时间自1949年11月份起至1950年2月底止。为保证节约的米粮能尽快到达灾民手中，会议决定该项节约米不折现款，由节约救灾委员会商同财政部，将每月实扣小米数拨往受灾各省，再由各省转发至灾区[20]。12月19日，周恩来以政务院总理名义发出“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号召机关干部带头响应中央人民政府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米救灾运动的号召。非灾区和城市人民也应发扬友爱互助的精神，帮助灾区[21]5。1950年1月6日，内务部发出“关于生产救灾的补充指示”，强调要重视节约的作用，提出“非灾区节约与救灾一样重要”[21]7,10。

二是节约救灾宣传与捐募动员。在节约救灾运动中，各级党政府组织都注意到了宣传教育和动员工作的重要性，通过层级式的政治动员模式，确保节约救灾政令的迅速贯彻和有效完成。在具体动员方式上，北京市各界救灾委员会将宣传动员与捐募工作紧密结合，一方面确定自愿量力的捐募原则，不得强迫，并以此去教育干部，向市民作普遍的宣传解释。另一方面，各分会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制定出具体的募集动员办法，有的先开认捐大会，在负责人内部造成竞捐热潮，然后普遍推广到全体会员；有的召开各种不同类型的救灾会议，在会上进行动员劝募，或同积极分子普遍深入各户进行募集[22]。北京市各区各公安派出所召开群众大会，由中共区委会或区公所干部向市民宣传节约救灾意义，得到商店及市民热烈响应。一些派出所的积极分子更自动组织宣传队，挨门逐户地讲解华北灾情和农民在八年抗战及三年解放战争中的功绩，说明城乡依存关系，提出“救人即自救”的口号。经过普遍宣传和有重点的动员后，大家立刻拥到派出所捐款捐物[23]。石景山钢铁厂成立了节约救灾委员会，并下设宣传、总务、审议三股分工负责。总会及直属各分厂均召开群众动员大会，由四个业余学校讲大课并进行讨论，让大家对工农的关系有更深入的认识，同时进行深入的节约反浪费教育[24]。一些大学举行了节约救灾劝募动员宣传大会，由校领导做动员报告，并派劝募小组分赴火车站、轮船码头、旅馆、饭店等处宣传劝募[25]。在非灾区农村，农村共产党员和区村干部积极响应上级号召，深入宣传救灾意义，有的村用引导农民回忆灾荒的办法，激发群众的同情心[26]。《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围绕政府的节约救灾政策、节约救灾运动的意义、救灾运动的开展情况及救灾成绩等，进行了一系列持续性的报道和舆论宣传动员。从这一时期的各种报刊史料、文艺作品中, 也都可以看到对勤劳节俭者的表扬和对贪图享乐、铺张浪费现象的批判。

三是各地节约救灾运动的普遍开展。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下，中央和地方政府机关、团体和部队积极行动，各地节约救灾委员会相继成立。北京市于10月4日由本市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共17个单位组成北京市各界救灾委员会，由副市长张友渔任主任委员，各单位同时还设立分会与支会，全市共有分会26个、支会150个。北京市民救灾踊跃，截至12月10日，北京市民政局共募集到救灾物品52 371件，现款5.2亿元，食粮121 231万余斤。这些救灾物资经经政务院批准，分配给河南、平原、山西等灾区[27]。至1959年底，河北省通过各种形式的节约救灾运动共募集粮食900余万斤，款10亿余元，共折粮食1 000多万斤，还有大量衣被鞋袜等其他救灾物资[28]。石家庄市委、人民政府、总工会在新中国成立之日，邀请各机关、团体、部队、企业、工厂及人民代表50余人，在市政府礼堂商讨支援灾区人民问题。会上，一致通过成立石家庄市各界支援灾区委员会，号召全市人民节约救灾，开展捐薪、义卖、义演、义诊及“一碗米”运动[29]。山东省人民政府于12月15日举行第九次政务会议，批准成立省府机关节约救灾委员会，号召机关人员自12月起到1950年5月止，每人每月节约粮食2斤，并决定将库存棉花26万斤拨给灾区[30]。节约救灾运动并很快下达至山东省内各级政府，各市县节约救灾委员会陆续成立。12月21日，济南市总工会向全市各级工会发出通知，要求迅速建立救灾组织，广泛进行宣传教育，开展供给制人员每人每日节约一两米，薪金制人员每人每月节约半个分(3)分，是薪金制人员工资的计算单位，以分折合实物，每分折合大米3公斤，面粉0.75公斤，白细布1.33米，煤炭8公斤。运动，为解救6万苦难灾民作出贡献。至1950年2月，全市共捐献救灾款35 046.8万余元，粮食7.1万公斤，衣物一宗[31]。平原军区部队自10月1日至11月30日止，每人每天节约一两小米，全区共计节约111 714斤，办公杂支只7个单位的统计即达425 383元。此外还有鞋子、单衣、毛巾等救灾物品，军区各直属单位、军政干校、濮阳分区等个人捐助达552 926元[32]。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自1949年11月中旬发起节约救灾运动后，一个半月内节约小米11万余斤，捐集人民币1亿余万元，柴票1万多斤及大量衣服鞋袜等[33]。大多数机关、部队内部在开展一两米节约救灾运动的同时，还继续贯彻了革命战争年代实行的精简节约运动，如节用水电及办公用品、精简人员等，以节约开支。各工厂、学校、团体等也热烈响应政府节约救灾的号召。以北京为例，北京市人民印刷厂捐献了90多万元[27]。石景山钢铁厂全厂职工3 397人，捐助者3 111人，占总人数91%，一月内共捐得小米14 794余斤，平均每人捐助4.7斤[24]。北京各学校至1950年3月7日，经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代收者，共计实物小米13 349斤，人民券19 817 997 782元，折米1 841 631斤[34]。北京曲艺公会、北京评剧公会、人民文工团、市文委、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等单位以及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苟慧生、谭富英等举行了节约救灾义演[27]。《人民日报》职工除每日节米1两救灾外，并在3天中捐出小米3 342斤，人民券55 000元，棉、单、夹衣共73套及其他物品1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犯人，甚至也自动节粮捐小米300斤[35]。

(三)“一两米节约运动”的二次延展与社会性深入推进

1950年春，由于正当春荒严重期间，青黄不接。中央机关节约救灾委员会于2月23日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将原本1950年2月底结束的“一两米节约运动”再延长开展4个月，自3月份起至6月底止。5月13日，中央机关节约救灾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召开，鉴于个别地区续有新灾发生，部分地区夏荒已有发生，会议提议“应有再接再厉，急需节约三个月之需要”[34]。同时， 鉴于6月份节约救灾粮款到达灾区时已过麦收，缓不济急，一致通过将6月份各机关节约物资提前于5月解交，以便适时拨付各灾区灾民使用。为简便手续，使节约款及早拨付各灾区，会议一致主张各机关节约款不再由财政部扣除而由各机关汇总，直接交内务部。6月26日，中央机关节约救灾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正式决定，自7月份起继续延长“一两米节约运动”三个月。运动结束后，各机关、部队自动继续捐助者仍然很多。9月22日，鉴于灾区生产已基本恢复，灾民生存条件逐步改善，中央机关节约救灾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决定“一两米节约运动”自1950年11月1日起不再开展。但全国各地自愿的互助互济的节约募捐运动仍然在继续进行。

这一时期“一两米节约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再局限于政府机关、团体、部队，开始扩大到全社会各界人民群众，成为全民性的节约救灾运动。1950年2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有关各机关开会，成立中央救灾委员会。政务院副总理、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在《深入开展生产救灾工作》的报告中提出，政府的救灾方针是“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群众互助，以工代赈，辅之以必要的救济”，今后应继续号召中央及各地机关团体与非作战部队开展每人每日一两或二两米的节约救灾运动，并把这一运动扩展到社会上[21]13-20。3月11日，中央救灾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指出，节约一两米或二两米的运动，已取得不少成绩，应把它推广到各界群众中去，以加强支援灾区。会议并决定由全国总工会、全国青联、全国妇联等单位发起各城市节约劝募救灾运动。当日，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在《我们一定要战胜灾荒》的报告中指出，目下是面临着春荒的严重阶段，非灾区和城市的人民要努力生产节约、支援灾区，机关部队人员要普遍地掀起节约救灾运动，继续推行节约一两米运动，至灾荒渡过为止[36]。3月17日，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青年团等13家单位联合召开会议，举行全国节约救灾运动发起人座谈会，号召非灾区的农村和城市的同胞应对灾区同胞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关怀，展开一两(或更多)米运动，协助灾区同胞克服灾荒。会议通过了告全国人民书，决定推动各地所属单位广泛宣传，推行这一运动[37]。3月24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改变粮食加工标准、增加食用粮食的决定”，要求切实改变粮食加工办法，制作“九二米”“八一面”(4)所谓“九二米”，就是指100千克糙米碾磨出92千克白米；所谓“八一面”，是指100千克小麦碾磨出81千克面粉。，提倡人人吃标准米面，节约可能节约的粮食。经初算，如果全国一律不制精白米和头等面粉，人人只吃“九二米”和“八一面”，则全国一年可节约粮食8亿市斤，可至少养活200万人[38]。

在党的号召和领导下，“一两米节约运动”在全国上下党政军民各界轰轰烈烈地展开。首先，中央和地方机关、团体和部队继续贯彻“一两米节约运动”方案。河北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动员全党全民战胜严重灾荒”的号召，要求自1950年2月至5月，全省各级机关团体一切供给制、薪金制脱离生产的干部和人员(部队除外)，每人每月节米捐输灾区同胞5到10斤，得到热烈响应，一个月内就有184个单位、20 848人捐助小米523 608斤[28]。河北省天津专署、中共河北省天津地委、河北省天津军分区司令部等七机关团体联名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表示“誓本中央指示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的精神”，“保证全区不饿死一个人，并为恢复生产而奋斗”[39]。上海市生产救灾委员会和该市各机关团体于4月14日发起成立上海市节约救灾委员会，至当年8月，共有1 268个单位开展了节约救灾运动，提出节约一两米、一斤米、一碗菜、一件衣等捐助办法，共募集到捐款121亿元，米30余万斤，面粉6 000余斤，新旧衣物3万余件，棉毛被褥1 000多条，所捐现款和物资大批送到皖北、苏北，极大地支持了赈灾工作。上海市还在市民中发动了“提倡吃糙米”运动，以减少原粮在加工过程中的消耗，提高出米率和出粉量，以达到节约救灾的目的[40]。华北局机关截至1950年3月份节约小米3 583斤，捐献棉衣37件、单衣80件及鞋袜等多双；华北军区各部队节约米360万斤，经财政部分发至河北、平原等省灾区；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节约小米96万余斤，很多学生将自己的金戒指等捐献出来救济灾胞[41]。辽西省在1949年冬市县长联席会议上提出“节约救灾渡荒”的口号，要求非灾区每人每年节约250克粮食，晒干菜1．5至2．5公斤，全省共节约粮食165万公斤，贮存干菜950万公斤[42]。广西省人民政府提倡广泛开展节约救灾运动，反对铺张浪费，严惩贪污。要求各地机关每人每天节约粮食二两，部队每人每天节约一两，并要求有组织、有计划地救济灾民[43]。中南军政委员会决定从3月1日起，部队每人每日节约一两米，并号召把这一运动进行到灾荒渡过时为止[44]。文化部电影局为响应人民政府节约救灾的号召，由该局办公室负责人报告节约救灾的意义，号召全局工作人员除预先一次扣除3个月的救济米外，并根据个人经济情况，在自愿原则下，踊跃捐输，仅3日内共捐献薪资米3 920斤[45]。

此外，城市中的各界人民发起了支援灾区农民的救灾劝募和献金热潮。工人、学生、店员、工商业家，均节衣缩食，捐钱捐物。京津两市工商业界劝募款项达12.7亿余元，粮食78万斤[1]14。皖北在1950年淮河水灾后，号召非灾区各界人士捐赠“一碗米、一件衣”，支持灾区人民渡荒。各地纷纷响应，仅合肥、安庆、蚌埠等五市即捐赠粮食250余万斤，华东币1 400余万元，豆饼2 400块。各文工团、业余剧社在春节期间，均义演捐献。皖南区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互助互济和节约捐献运动，至1950年5月，全区共募集米、麦、豆、面粉等杂粮300多万斤，节粮近45万斤。皖南行署及各专区、县等机关共节约大米6.7万多斤、衣物1.3万多件、人民币4 000多万元、黄金2两[46]。湖北省武汉市中小学部分师生发起“一千元，一碗米”的捐献运动，随即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响应，有的在业工人捐献一天工资，机关干部每人每天节约2两米，工商界也解囊捐助。其时，各界共捐献大米30 420斤，人民币6 779万元[47]。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师生节约小米近百万斤[41]。

非灾区和轻灾区农村普遍掀起“一碗米”等运动。河北省委结合实际在1949年和1950年先后两次广泛开展“一碗米”等运动，动员社会力量互济互助。尽管当时各地普遍缺粮，但各地农民仍以很大的热情参加捐献运动，纷纷提出“天下农民是一家，一家失火百家救，我们有灾靠邻家，邻家有灾靠我们”“饥了帮一口，胜似饱了帮一斗”等口号[48]。邯郸于1949年12月成立县救灾委员会，在全县动员群众开展“节约一碗米运动”。全县5个区236个村为受灾群众捐献小米14 063公斤，杂粮3 807公斤。县直单位捐献小米3 224公斤，小麦100公斤[49]。满城县在轻灾区和非灾区开展每人献一碗米、采摘一公斤干山药叶活动，安置救助灾民上千户，4 000多人[50]。在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下，河北省各地灾情基本上得到控制，灾民的生活有了一定保障，讨饭者和吃糠户减少，灾荒停止发展。山东省部分农村地区也开展了“一碗粮”“一把米”运动。梁平县于1950年7月7日给全县各界人士发出公开信，号召节约救灾，开展“一碗粮运动”，政府拨给大米1.5万公斤，群众捐献大米2.12万公斤、谷子1 569公斤、杂粮1 975公斤、人民币1 564元[51]。至1950年6月，鲁中南、渤海、胶东等地农村共捐献粮食1 261万斤，人民币6 221万元[1]15。江苏省灌云、淮阴两县部分轻灾或非灾区乡，则成立集谷义仓，积极开展节米救灾运动。当地农民说：“我们饱时要想到饿时，过去咱们这儿有灾荒，政府从别处用船运粮来救济咱们，咱们现在有吃穿了，也应该时刻记着别处的灾民。”[52]

二、“一两米节约运动”的成效及影响

在人民政权和社会各界的合力救灾下，全国普遍严重的灾情在最短时期内得到缓解。至1950年底，全国绝大部分灾区经过努力都制止了灾荒的发展。“一两米节约运动”及各种节约募捐活动在整个救灾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取得了不小的成效，影响深远。

(一)缓解了灾情，救济了大量灾民

《人民日报》1950年3月11日载，各地节约救灾运动已取得很大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节约捐献救灾粮食已达2 265万8 416斤。其中，自1949年8月至1950年2月23日止，原华北各机关及中央各机关节约捐献，粮食达831 544斤，钱款380 791 107元，衣物21 092件；北京市机关节约及社会劝募款共达764 312 728元，粮食78 000斤，衣物52 371件；天津市全部各种节约劝募共折款933 581 247元；河北省发起一碗米运动、城市捐助及机关部队人员的节约捐助等，共折米8 561 988斤，钱款191 018 627元，衣物52 449件；平原省机关节约粮食40万斤，衣服1 898件；察哈尔机关节约及群众捐献粮食共80万斤，衣被6 197件，款折土布2 193匹；华北军区部队6个月节约粮食360万斤；山东省府发起救灾捐献运动，仅省府直属机关1949年5月中旬至10月底即募到粮食307 197斤，款16 671 052元，被服8 624件。烟台市与无棣、乐陵等七县市即募到捐献粮食421 687斤，款156 973元；皖北各机关发动乐捐，募到粮食500万斤；苏北各机关节约粮食达40余万斤，同时上海市疏散难民回乡生产委员会及上海市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共援助原粮6 000万斤，作苏北棉垦水利经费；河南机关节约救灾粮三个月一次付出120万斤；湖北一次即募集粮食5万斤，机关节约8 000斤，由慰问团带给灾区分发；江西发动非灾区人民捐献物资救灾，募到谷物1万市石，约值百万斤。节约捐献救灾仅粮食一项，如按灾民每人每月7斤半计，即可维持灾民302万1 122人30天的生活[53]。另据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公布的不完全统计数字，自1949年8月至1950年6月，内务部代收中央各机关全体工作人员一两米节约救灾款物，连同前华北人民政府民政部和北京市各界人民救灾委员会所收救灾款物，共计27亿1 563万2 000余元，粮食418万3 114斤，衣物7万6 435件[54]。《中国灾荒史记》对此也有记载：中央人民政府各机关自1949年11月至1951年底，共节约救灾款33亿元，粮食418万斤，衣物7.7万件[55]。

可见，一两米至二两米的节约运动以及在城市和非灾区农村进行的节约救灾捐助，是支援灾区的一种有效办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财政紧张、粮食和救灾经费严重不足的缺陷。这些节约所得粮食及物资配合政府的赈粮到达灾区后，使灾区异常严峻的粮食形势得到及时有效的缓解，成功地救济了大量灾民，并有力地配合了生产救灾等其他各项救灾工作的开展，保障了灾民的生活和生产。在一些灾区，节约所得救灾粮食在政府的赈灾粮中占据了很大比例，如河北省天津专区发放的200多万斤救济粮中有130多万斤是由非灾区群众节约得来的[56]。

(二)增强了政府的信任度和认可度，巩固了新生政权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整个民国时期，每逢一次大的灾荒通常会造成千百万人死于饥荒和百姓流离失所的局面。1931年发生的大水灾，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饿死人数多达370万人。新中国成立后，新生人民政权所拥有的物质条件与过去相比并没有本质区别，但中国共产党依然能够通过生产自救与节约救灾结合的办法，“扭转了历史上无法扭转的灾难”[21]83，呈现出截然相反的结果。1950年内务部副部长陈其瑗在全国民政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一年来的救灾工作“获得了巨大的成绩”。去年是中央人民政府刚刚成立的一年，面临着如此严重的灾荒，却基本上保证了“不饿死人”的口号的实现。虽然有的地方也死了一些人，这是我们深感痛心的，但与历史上饿殍遍野死亡载道的景象，迥然不同。而且还与历史上灾后田园荒芜赤地千里的景象相反，绝大部分被淹田地排水之后都补种上了，有些地区甚至还新开了不少耕地[57]。在对平原、山东、河北灾区视察后，他又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所提出的在灾区提倡副业生产，实行以工代赈，厉行节约及发动群众进行互济互助等四项救灾办法都是极有效的”[56]。

“节约一两米”作为个人收入的无偿捐赠，在那个物质相对贫乏的年代能无私地奉献给灾民，也实属难能可贵。对受灾民众的精神安慰与鼓舞甚至远远超过了物质援助本身，成为党拉近与民众距离的“试金石”。灾区人民深刻认识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才是真正为人民的”[21]200-201。他们到处唱着“毛泽东主席，赛亲娘，发了衣裳又发粮”的歌子[21]200-201。形成了巨大的向心力，新生人民政权在群众中的威信迅速提高，社会秩序得到稳定，为新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集中力量开展社会治理工作、建立新秩序等，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社会环境。

(三)净化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形成勤俭节约的良好社会风气

通过在党政机关中推行“一两米节约运动”及精简节约和反浪费运动，在党员干部中逐渐形成克勤克俭、艰苦朴素的办事习惯，党风政风有显著改变，党群干群关系变得密切。通过形式多样、普遍深入的节约宣传动员活动，开展“一两米”“一把米”“一碗米”等节约运动，以及检查落实和评比、表扬节约模范和批评任意浪费的行为等，使节约在人民群众中逐渐成为一种行为规范，进一步形成了崇尚节俭、反对浪费、互助互济的社会风气。不少灾区提出“生产与节约并重”，发动农业生产合作社等订立节约计划，做到人人都节约。许多地方节制用粮，婚丧嫁娶，过年过节，力求节省。使节约理念为全党、全社会所认知与遵循。此后，党在厉行节约思想的指导下，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多次自上而下领导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节约运动，如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以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厉行全面节约以积累“一五”计划社会主义工业建设资金等，逐渐在全国培育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勤俭建国”机制。1957年，毛泽东将“勤俭建国”正式确立为重要治国方针。他强调指出：“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58]

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对于全国性的灾害斗争经验仍不足，在具体的救灾工作中也不免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偏差。例如，在救灾方针的贯彻上，尽管党和政府一再严格申令必须依照自愿原则，务必消除强迫和变相摊派，但有些地区仍违反这一募捐原则。北京市各界救灾委员会个别区分会在协助商业会进行动员募集时，为单纯完成数字，即发生了强迫捐募的偏向：某纸庄自愿捐1千斤小米，但该区派出所强制其捐1万斤，经过讨价还价最后捐了3千斤，这完全违反了自愿原则。另外一种偏向是非灵活性的摊派。北京市商业会在救灾之初普遍规定“樽节一斤半米运动”，但因有些商人政治觉悟低，要么较大商户藉口上级决定，只出1斤半米，不肯多捐；要么有些开明商户愿意多捐，但怕突出，引发其他商户不满。由此反映出这种规定欠妥当，基本上是摊派性质，失去政治意义。对于这些有违节约方针的现象和问题，我们党基本上能及时发现，查明真相，纠正偏向，并从中总结积累经验教训用以指导下一步的救灾工作。北京市各界救灾委员会总会针对募集中出现的偏向，第一时间予以纠正，并责成各区分会协助市商会进行动员募集工作，从此使节约救灾工作有了新的变化，一般商户自动认捐，较以前普遍增加两倍，有的甚至超过四倍，而且得到了很好的反响[27]。

三、“一两米节约运动”的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伊始虽然缺少国家治理经验，在抵御自然灾害方面的机制也尚不完备，但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一个久经考验的政党，通过“一两米节约运动”及节约募捐等社会参与的节约救灾实践，初步展现出一个先进政党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危机治理能力。从这场节约救灾运动实践中，至少可以得到以下三点经验启示。

第一，节约救灾不仅是一个关系灾民生活和生产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关系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的政治问题。对一个国家而言，自然灾害带来的风险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风险一样，如果不能及时化解，那么同样可以危及社会的稳定以及政权的稳固。新中国成立伊始，新旧鼎革、民心浮动，人民群众对新政府的救灾工作能力将信将疑，都在注视着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人民政权，看灾荒会不会因钱粮少而“饿死人”，新政权能不能持久？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灾荒进行扩大恶意宣传，断言中国正“面对着四千万人民，在现在和下一个收获之间挨饿的前途，数以万计的人会死亡”[59]。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形势背景，党和政府把救灾工作上升到“重大政治任务”来看待，要求各级政府机关人员率先垂范，积极开展节约一两米运动及反浪费运动，分担灾区人民痛苦，从而赢得了民心，稳定了社会秩序，新生人民政权得到巩固。在很大程度上，节约救灾运动的政治意义已经超出其经济意义。强调厉行节约不仅是灾害到来时的应急之策和政治任务，更是关系到政权稳定甚至民族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今天，中国历经几十年发展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浪费、腐化现象弱化了党群关系，影响了党的执政根基和执政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重要场合的讲话中指出了厉行节约于党于国的迫切性和重大意义，要求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提高对节约重要意义的认识，切实做到拒腐防变。应当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美德和精神，使之成为新时代深入人心的重要价值观，并成为严格的制度规范。

第二，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重要法宝和政治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是解决重大突发事件问题的现实需要，本质上体现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种突出能力。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开展节约救灾运动应对自然灾害，反映了党政军一体化高度集中的举国机制优势。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党统一调度指挥，通盘制定政策，首长亲自负责，赴灾区实地考察调研，督促检查。地方各级政府配合行动，积极贯彻中央政策和指示，制定具体节约计划，以最快的效率宣传动员，确保中央政策能由上而下及时得到落实。人民军队则以坚决服从命令的方式节省捐献粮食用品全力支援灾区，充分发挥生力军作用。正所谓“党委挥手，政府动手，军队帮手”。在这种举国体制下，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局，地方服从中央，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节约救灾运动打破了地域界限，全国从机关到部队，从城市到乡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灾区和非灾区凝聚为一个联系十分紧密的社会整体，体现了救灾机制的高度一体化。正是在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之下，最大限度地弥补了新中国物质条件的不足，使各项救灾工作卓有成效。当前，各种自然灾害仍在威胁着我国和人类，不但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甚至会造成社会的剧烈动荡。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在全球的蔓延，更是敲响了警钟。继承和发展我们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贯主张和优良传统，发扬全国一盘棋思想，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多方资源，形成强大合力，始终是应对自然灾害和重大突发事件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第三，坚持人民至上和走群众路线。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在节约救灾运动过程中，党始终以负责任的态度，将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视为救灾工作的最大问题，反复强调“节约救灾是一个紧急任务，关系着数百万灾民生活和生产的问题”[60]；党员干部要力戒官僚主义和麻痹思想，发扬深入群众的作风，亲自下乡到灾区进行调查，切实掌握灾情，担负起责任；要坚持群众自觉自愿的原则，反对以行政摊派和命令的方式强迫群众执行；要组织起人民自己的力量，形成群众性的节约救灾运动，充分发挥人民这一“最有保障最可信赖而又取之不竭的源泉”[21]30，由此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意味着全新的历史方位，也意味着国内外一系列的风险和挑战。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坚守人民立场，团结凝聚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四、结 语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普遍严重的自然灾害对新生人民政权形成严峻挑战和危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灾民“生产自救”的同时，决定沿用革命年代的危机治理方式，在政府机关和全社会广泛开展“一两米节约运动”及各种形式的节约捐助。通过适时制定“节约救灾”重要方针，建立各级节约救灾委员会组织机构，深入节约救灾宣传教育动员等，迅速募集起可观的救灾款及救灾物资，不仅使灾情得到缓解，灾民得到救治，而且增强了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和认可度，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并为之后开展大生产运动、建设新中国，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这场节约救灾运动实践更为深层的意义在于，它初步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先进政党的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和危机治理能力，以及坚持人民至上、对人民负责、走群众路线的信心和理念。

“一两米节约运动”的开展虽是在国穷、救急与救险之时作出的临时决策，但厉行节约及节约互助互济的救灾方式自此之后得到不断发展，为以后的救灾工作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成为我国救灾工作的重要内容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发表重要讲话或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更加自觉地从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整合资源，统筹力量，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由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构建有效的全民节约救灾机制，厚植国家救灾的群众基础，引导全社会形成节约共援灾区的理念和风气，汇聚强大、可持续的力量，仍是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