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与地域：南丰刘氏的家学家风

张建伟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南丰刘氏在宋末元初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忠义集》就是以他们家族为主体而成书的，个人方面以刘壎成就最高。刘壎(1240—1319)字起潜，号水云村，人称水村先生，南丰(今属江西)人。在南宋末年以诗文知名乡里，宋亡后隐居近二十年，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被推荐出任建昌路(治所在今江西南城县)学正，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又任延平路(治所在今福建省南平市)教授。他著有《隐居通议》三十一卷、《水云村泯稿》《水云村稿》十五卷、《水云邨吟稿》十二卷等(1)刘壎生平见《水云村吟稿》附录吴澄《刘君墓表》、符遂《刘水村先生传》《水村先生年谱》等。《江西通志》卷八十三记载刘壎著有《经说讲义》《英华录》。。

目前，对南丰刘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刘壎。邓国光认为，刘壎赋论的特点是风骨苍劲，义理深长，悲怆与激扬并重。何新文等以刘壎《隐居通议》的“古赋”二卷为依据，指出刘壎“既强调对国运、政治的关怀，又推重骚赋体式、悼亡吊古题材与‘悲哀缱绻’情趣，兼具古赋文献与古赋评论的双重价值特色。”“在由宋入元的赋论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1]此外还有邬烈波的《试论刘壎诗论的兼收并蓄倾向》及崔花艳的《宋元之际文学思潮的折光——刘壎古文理论探析》等。涉及南丰刘氏的研究只有闫群《〈忠义集〉研究》，对《忠义集》的版本源流、史料价值、作者生平等问题做了考证。

总之，南丰刘氏的世系、家学家风等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研究，这一家族和宋亡元兴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易代之际南方文学家族的典型代表，值得关注。

1 宋元之际南丰刘氏的政治动向

南丰刘氏仕宦的兴盛期为宋代，文学创作的高潮则在宋元易代之际。根据吴澄《吴文正集》卷七十一《故延平路儒学教授南丰刘君墓表》，及《水云邨吟稿》十二卷卷末刘壎年谱与世系，可考南丰刘氏的世系。刘氏始祖刘金，为唐濠州刺史，刘金子仁赡(2)《全元文》所录吴澄《吴文正集》卷七十一《故延平路儒学教授南丰刘君墓表》作“刘仁瞻”。，任南唐清淮军节度使，赠太师、中书令，谥忠肃。仁赡子崇讚，怀州刺史。崇讚生希逖，在宋代任工曹郎中，始迁南丰。希逖子昭，为昇州通判，建康通守。昭子元载，号江楼居士。元载子用滋，为秘书省著作郎。子德纯，好义建学。德纯子志通，少负高才，不事进取。志通子铎(3)据吴澄《故延平路儒学教授南丰刘君墓表》，刘壎曾祖父从睪，当为刘铎的字。，宋绍兴丁丑(1157)进士，官宁远县丞，授承事郎。铎子炎，博学高致，被称为光夫先生。炎子岩，为文学教授，妻子为揭氏，生子壎。刘壎娶傅氏，生三子，龙瑞先卒，另外两个儿子麟瑞、鸾瑞。麟瑞，号如村，刘壎次子，元英宗至治间(1321—1323)追思宋末仗义死节之士，赋五十首七律，成《昭忠逸咏》四卷。

作为南丰刘氏最知名、著述最丰富的代表人物，刘壎虽以诗文知名乡里，然而怀才不遇。三十七岁时南宋灭亡，也未得到出仕的机会。到了五十五岁时才担任旴郡学正，旴郡指旴江(抚河)一带。后来受朝臣推荐出任建昌路学正，七十高龄又任延平路教授。

刘壎担任儒官期间，尽职尽责，吴澄《故延平路儒学教授南丰刘君墓表》说他“绳检诸生作古文，庙屋修完，学务振举，视食焉怠其事者迥异”。刘壎不但监督学生认真学习，并且引导他们积极向上。“曾文定公墓祭久废，典乡校日，率诸生以暮夜行礼如初。”(4)吴澄《吴文正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曾文定公即刘壎的同乡曾巩(1019—1083)，字子固，谥“文定”。他在北宋政坛与文坛享有盛誉，为南丰乡贤。刘壎在《拜南丰先生墓》中说：“悲怀岂但元丰老，望断天南月一弯。”表达了对曾巩的敬仰与悼念。因此，他恢复了对曾巩的祭拜，就是想用榜样的力量激励学生努力。其《率诸友祭南丰先生墓》曰：“星斗文章焕九天，萧萧松槚暗荒阡。久无世胄崇祠像，赖有山僧守墓田。俎豆春回修废典，佩矜云合礼前贤。此行莫作嬉游看，回首元丰重怆然。”[2]853-854青史留名的南丰先生曾巩，竟然没有后裔祭祀参拜，导致墓地荒凉，只靠僧人看守。如今，他组织诸生祭拜，表达对乡贤的崇敬，希望诸生能郑重其事，学习北宋元丰年间曾巩等名臣，承担起家国重任。

刘壎不但对教官的工作认真负责，他在个人品格方面也积极践行儒家的仁义孝道。吴澄在《故延平路儒学教授南丰刘君墓表》记载，“起潜事母笃孝，乐为义举；厚朋友，恤贫困；拯人于患难，心所至，不顾己力之何如。”(5)刘壎在家孝顺母亲，在外厚待朋友，帮助贫困，急人之难，甚至于不考虑自己的情况，这些品质都是难能可贵的。

除了在道德文教方面表现突出外，刘壎还博学多才，著述丰富，他“研经究史，网罗百氏，文思如涌泉。所著有经说、讲义，《水云村稿》《泯稿》《哀鉴》《英华录》《隐居通义》，凡百二十五卷”(6)。

对于刘壎入元出仕的问题，后人颇有微词，《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二《隐居通议》三十一卷提要曰：

然书中又称至大辛亥为南剑州学官，计其年已七十二矣。日暮途穷，复食元禄。而是书乃以隐居为名，殊不可解[3]。

四库馆臣对刘壎出仕元朝颇为不满，指斥为“日暮途穷，复食元禄。”陈得芝先生在研究由宋入元的士人时，也表示“鄙弃那种见利忘义、奴颜婢膝的败类”[4]。然而，考虑到刘壎在南宋并未出仕，不应该用严格的遗民标准来衡量，四库馆臣的要求有些苛刻。萧启庆先生的《宋元之际的遗民与贰臣》一文将南宋遗民分为激进、温和、边缘三类，“‘边缘型’遗民，乃指其人政治态度模棱两可，虽然忠于宋室，却不排斥元朝统治，亦不避讳与北人为友。而且政治行为前后不一，或是先归隐山林，而后出仕元朝；或是先归顺元朝，却又罢官归田，并不失遗民情操。”[5]按照这个标准，刘壎属于边缘型遗民，出仕可能出于延续文化的考虑，也可能是因为贫困(7)陈得芝在《论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动向》中指出，“一些贫寒之士，迫于衣食出而求斗升之禄”。。况且，他担任的是学官，和其他官职还是有区别的。刘壎的儿子未见出仕记载，而且其次子刘麟瑞还作诗悼念南宋死节之士，表现得很不寻常。一般来讲，遗民不传代，南丰刘氏推崇忠义的家风值得关注。

2 《忠义集》与南丰刘氏的家风

南丰刘氏家风最突出的就是推崇忠义精神，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忠义集》中。《忠义集》是元人赵景良编纂的一部咏史记事的诗歌总集。诗集中记述了宋元战争中涌现的南宋死难之士的事迹，表达了南宋遗民对这些义士顽强不屈的抗争精神的歌颂，抒发了他们对南宋的怀念之情。全书共七卷，分别是刘壎所作卷一《补史十忠诗》、刘麟瑞所作卷二至卷五《昭忠逸咏》以及赵景良所辑卷六至卷七“附录诸公诗”，其中《昭忠逸咏》是全书的主体部分。《忠义集》的编者赵景良，字秉善，与二刘为同乡，也是南丰人。明人何乔新偶然于其乡人处得此书，他为该书写序，感慨道：“忠义之人大节也，根于天性，具于人心……唯存养不失，则其气浩然。凡立于白刃、蹈鼎镬而不惧，若此集所载诸君子是也。”从《忠义集》中可见南丰刘氏对忠义精神极为推崇。他又说：“先正有云‘读《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读《陈情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孝。’余谓读是集而不咨嗟涕零者，尚可谓人哉？”(8)赵景良《忠义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可见此书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刘壎作《补史十忠诗》一卷，记述了文天祥、李庭芝、张世杰等十位宋末节义之士，而后又作序。刘麟瑞“复取宋末节义士撰述遗事”，写作四卷诗歌并作前后序，取名《昭忠逸咏》。

当时《宋史》尚未修撰，刘壎等人担心这些南宋死节之士的事迹被人遗忘，因此作诗加以歌颂，并且以注释的形式将其死难事迹记述下来，达到以诗存史的目的。这种体例是非常独特的。

比如刘麟瑞《西和知州陈公(寅)守将杨公(锐)》：

阴风萧飒起黄埃，铁骑追奔动地来。石堡梯空天险壮，水门衅隙杀机开。不期溟海鹏千里，自守封疆鸩一杯。四十万民登鬼录，伊谁为使哭声哀(9)。

诗歌叙述了蒙古铁骑来势汹汹，守城将士奋勇抵抗，最终城破，军民俱被杀戮，造成人间惨剧。根据诗后注释，可知知州陈寅携家饮鸩自尽，守将杨锐率诸将力战而死，先前陈寅代城中三十七万人告急请援，援军未到而城破，只剩下一城屠戮后的残骸了。作者用七律的形式，将饱满的感情浓缩于五十六字之中，抒发了他对守城将士的崇敬与悼念之情。利用注释详细记载城破始末，通过记述历史保留了他们抗击敌军的事迹与死难的惨状，为后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材料。诗歌的抒情功能和史传的叙事功能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因此，《忠义集》既具有史料价值，记载了南宋灭亡时的重要史实，又是反映元初南宋遗民情怀的诗歌作品，将诗与史的功能充分发挥，并且兼备于一书之中。南丰刘氏推崇忠义精神，他们的诗歌作为《忠义集》的主体部分，成为其家风的载体。

尽管宋元之际的战争硝烟逐渐散尽，那段历史也渐行渐远，但是南宋殉难之士的忠义精神却激励着后人抵御侵扰，抗拒强权，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南丰地域文化与刘氏家学家风的关系

南丰刘氏推崇忠义，刘壎博学多才，他们家族的家风家学与地域文化密不可分。法国学者丹纳指出：“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我们研究自然界的气候，以便了解某种植物的出现，了解玉蜀黍或燕麦，芦荟或松树；同样我们应当研究精神上的气候，以便了解某种艺术的出现，了解异教的雕塑或写实派的绘画，充满神秘气息的建筑或古典派的文学，柔美的音乐或理想派的诗歌。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6]文学家族的家风家学和地域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元人陈基在《送刘志伊序》中所说：“山川之秀，钟于物者为珠玉，钟于人者为文章。”[7]南丰的自然环境与历史积淀对刘氏家族的风貌与特点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南丰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位于江西省东部，“据五岭之咽喉，控三吴之襟带”，“与两粤、七闽相犬牙”[2]65，元人吴澄说：“南丰之镇曰军山，峻削耸特，上逼霄汉。山灵所钟，宜产奇杰。”(10)吴澄《吴文正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明人王玺在《新修南丰县志序》中说：

南丰居江右上游地，军山、旴水，炳灵毓秀，发为人文，后先辉映，相望于江，号称名邑[2]5-6。

南丰地理位置优越，山清水秀，人才辈出。万历《南丰县志》卷一《封域志·风俗》记载：“其地山高而水清，其民气□而少武，其士多以经术文章致大名。”[2]84所谓地灵人杰，贤才较多。宋代是南丰文化最为兴盛的时期，明万历《南丰县志》卷六《人物志·进士》记载宋代进士184位。夏汉宁先生等著《宋代江西籍进士地图》统计为198人，在江西省各县排名第七[8]。南丰最引人注目的是曾氏家族，北宋熙宁、元丰年间，南丰曾氏盛极一时，且延续数百年誉望不减。两宋时期，南丰曾氏中进士者数十人，在朝为官者过百人。曾巩祖父曾致尧(947—1012)，字正臣，曾担任礼部郎中、户部郎中等职，著述丰富，长于诗文。曾巩弟曾布(1036—1107)，字子宣，曾支持王安石变法，在北宋后期政坛颇有影响，他卷入党争之中，宦海浮沉，毁誉参半(11)曾致尧生平参见《宋史》卷四四一《文苑传》，曾布生平参见卷四七一《奸臣传》。。曾巩幼弟曾肇，字子开，曾任中书舍人等职，亦有德政。当然，声誉卓著的还属曾巩，他在德行、政事、文学方面都有盛名(12)曾肇、曾巩生平见《宋史》卷三一九。，几乎成为南丰文化的代表。

南丰所属的抚州同样文化发达，出现了王安石、陆九渊等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书院是文化发展状况的重要参照物，“元代抚州书院的发展基本延续了南宋的发展的势头，仍然繁荣兴盛。”[9]尽管元朝照顾诸王利益将南丰升为州，但并未影响南丰乃至抚州文化发展的势头。相比于抚州其他地区，南丰的风俗独具特色。清《康熙南丰县志》卷一《风土物产》说：“南城之俗柔，广昌之俗刚。丰居二邑之中，其俗亦介乎刚柔之间。其民力作，其女织纴，其士工文章而多实学。”南丰不同于别处的特点就是“刚柔得中”，“故孝子、忠臣、义夫、节妇往往不绝。”[10]从历代的情况来看确实如此，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曾巩之孙曾怘，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金兵入侵，他坚贞不屈，全家四十口被杀，仅有一子得免(13)参见《宋史》卷四四八《忠义传·曾怘传》。。

民国《南丰县志》卷三《疆域志》之《古迹》《塚墓》记载了当地大量与忠义有关的遗迹，比如萧忠烈公旧宅、曾烈妇粉娘墓、五忠侯祠、忠清英烈王庙、节孝祠、忠节祠、昭忠祠等。值得注意的是位于西隅濠口的三忠庙，祭祀三国关羽、张飞和唐代的张巡，这三人与南丰并无关系，仅仅因为是忠义之士就被当地人合并到一起纪念，可见南丰地域文化在崇尚忠义这方面是非常突出的。因此，南丰刘壎、刘麟瑞父子写诗悼念和歌颂南宋死难将士，推崇忠义精神，同乡人赵景良将他们的诗篇编为《忠义集》，广为传播，与这种文化环境具有一定的关系。

宋元时期，江西在文化上处于领先的地位，多位理学重要人物都与江西有关。朱熹，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陆九渊为抚州金溪人，吴澄为抚州崇仁(江西乐安)人。不同于江西其他地区，南丰文人理学与文学兼备，其代表人物为曾巩，他既是理学家，名列《宋元学案》盱江(李觏)门人、庐陵(欧阳修)门人、荆公(王安石)讲友，又长于散文、诗歌。刘氏家族也体现了南丰文人的特点。他们在宋元之际，秉承家族推崇忠义的家风和长于诗歌的家学，以真情抒写对南宋死难之士的歌颂与悼念，留下了感人至深的诗篇，传承了中华民族的忠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