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作为学科概念的发展变迁及问题探讨

刘文先，董竞成（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流动站，中西医结合研究院，上海 004；附属华山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上海 0004）

中药学作为一门学科，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反映中国自然资源特点，在中医思维和理论指导下以药物药性、炮制、遣方、作用机制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医药学科，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以药来防病治病、养生保健的经验总结。从历史演进角度看，中药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是随着中国传统医药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与发展的，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中药”的内涵既有沿袭之同，又有演进之异。

1 “中药”本无名

今之“中药”的概念内涵，顾名思义乃是中国传统药物的简称，但是这个概念及其内涵，是近代以后才有的概念和内涵，古代“药”的概念，最早并无中药、西药之分，也并无“中”字作为前缀予以限定。

从早期的医药实践看，古代先民对“药”的认识，应该至少经历两个阶段。第一，无意识状态。这一阶段的特点是遍尝百草到药食同源。类似于神农氏“遍尝百草”，凡有明显毒性的植物，比如食后可致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的被弃用，那些无毒或低毒的可食植物被留用。第二，有意识状态。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一定程度上发现了药物与病痛对应的关系，比如发现那些可致呕吐、身体恍惚等不适症状的植物，虽不可食但往往有利于某些疼痛或疾病的缓解。严格意义上讲，只有被古代先民有意识主动地用于防病治病的药用动植物，才能称之为最早的“藥/药”的实体。当然，众所周知，受限于年代的久远和遗存史料的匮乏，一般而言对于药物起源的基本认识，往往倚重人云亦云的传说以及常识性的推理，诸如大家熟知的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等。神农尝百草的真实性无法考证，但其遍尝百草的行为，无疑代表了中国医药早期的探索和实践。

那么我们现在习惯称之为“中药”的东西，在古代叫什么？我们发现，在先秦的各类史籍中，最早的“藥/药”本无名，“本草”之名也是后来才有的，单纯称呼“药”或者“百药”“五药”“毒药”等在《周礼》《尚书》《山海经》等先秦史籍以及《黄帝内经》中使用频率较高。比如《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汉郑玄注“五药”为草、木、虫、石、谷五种药材[1]。《逸固书·大聚解》：“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2]。”《世本·作篇》：神农“和药济人”[3]。《山海经·大荒西经》：“从此升降，百药爰在[4]。”《山海经·海内西经》：“皆操不死药以拒之[4]。”与此同时，先秦文献还记载了药物知识及用药经验，其中多处与“药”相关。如《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凡有疡者，受其药焉。”对“药”的性味功效及相作用的身体部位进行了介绍[1]。《尚书·商书》：“若药弗暝眩，厥疾弗瘳[5]。”既指出了猛药去疴的必要性，也看到了药物的副作用。而诸如《周易·无妄卦》“无妄之疾，勿药有喜……无妄之药，不可试也”[6]、《礼记·曲礼下》“医不三世，不服其药”[7]等，说明时人已经积累了对症用药、谨慎用药的有关知识。

经上述分析，“藥/药”的原初义应是一种以本草为主，兼及花、鸟、虫、鱼、金、石的混合物。在这些药的众多称谓中，因为药物的偏性、反应等，“毒药”的名称似乎更为突出，在关于“中药”早期的表述话语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一特点在《黄帝内经》中也有体现，如《素问·异法方宜论》中“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素问·汤液醪醴论》中“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也”等[8]，都使用了“毒药”的称谓。究其本质，“毒药”等同于“药”，不同的称谓可能只是一种表述的习惯或方式而已，并无质的差别。最初的“中药”概念的内涵及其所指，从先秦的各类典籍中关于“药”的记载，“药”及其附属的“百药”“五药”“毒药”等使用广泛，虽然本草属于当时“五药”的一种，但是“本草”的概念极少使用，“本草”相较而言是一个后起的概念。最开始“药”本无名，只是草、木、虫、石、谷等的混合体。

2 中药天然是本草

众所周知，后来“中药”越来越和“本草”建立形成对等关系。“藥”字《说文解字》释为“治病草”[9]。从其演变过程看，字形虽有变化，结构均是“艹”（古代草字头）和“乐”（繁体字为）的组合[10]。且“药”字，古音为yue，和“音乐之乐”相近，有研究认为古体的“藥”“樂”“瘵”（疗字的繁体）三字具有同源关系，可见古体的“藥”字可能暗合了古老的中医药与生俱来的身心合一的智慧[11]。中药天然是本草，“藥”字从“艸”（草字头的繁体）得其本义，其实质为本草或草本，且是一种治病的本草，这从“藥”的构字溯源上说明古代的“药”与“本草”具有某种天然的关系。

从目前的史料看，“本草”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该书记载了对当时医学的分类，分别是“医经、经方、神仙、房中”四类，可知当时以医经为代表的“中医”和以经方为代表的“中药”就已经开始分属。在其对“经方”概念的解释中，第一次出现了“本草”一词，其曰：“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结，反之于平[12]。”其中“本草”依然作为“药”的一个类属，与“石”并列，用本草与矿石的寒温属性以解释“经方”的概念。

古代中国“中药”即“本草”，“本草”即“中药”的关系，真正肇始于首部中医药专著《神农本草经》。该书是汉以前药学知识和经验的第一次大总结，标志着中药从单纯的临床经验积累发展到了系统理论总结阶段，奠定了中药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之后的中药学皆在此基础上不断纵深发展。由于《神农本草经》在“中药”学科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确定的“本草”概念后来居上，成为之后“中药/中国传统药物”的统称，并为历朝历代所沿袭。

魏晋陶弘景《神农本草经集注》是对《神农本草经》的整理研究，同时又增补了魏晋以来药物的品种及用药经验。唐代的《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是我国药学史上第一部官修本草，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以《新修本草》为蓝本，对其进行增补和辨误、注释的代表著作有《本草拾遗》《蜀本草》。宋代药学在统治阶层的重视下迎来高峰，宋先后修订了《开宝新详定本草》《开宝重定本草》《嘉佑补注神农本草》三部官修药书，此外尚有《嘉佑本草》、苏颂《本草图经》、陈承《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等，其中以《证类本草》影响最大。明清时期，李时珍倾尽毕生心血写成《本草纲目》，全面总结了明以前药性理论内容，保存了大量医药文献，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分类法，产生了一定的世界影响。时至清代，本草学在《本草纲目》的影响下，研究本草之风继续盛行，代表作有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总结可知，上述各朝各代的代表性药学之作，无一例外地都是以“本草”作为当时“药”学或“中药”学的代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古代并非无“中药”一词，“中药”首现于《神农本草经》：“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可见，“中药”一词，虽然在《神农本草经》中明确的出现，但是其涵义明确，是作为“药”之上、中、下三品中的中间等级，非今之“中药”内涵。很明显，“中药”概念的内涵及其所承载的实质，在古代并没有引起重视及流行，倒是“本草”的概念在《神农本草经》之后逐渐得以流行，成为古代医药学科中独具特色的本草学科。这说明，在历史和学科自身的发展中以本草为中药代言似乎水到渠成。本草天然不是中药，但中药天然是本草。

3 中药的“医”从性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千百年来，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与疾病斗争的历史中创造了具有一定地域特点以及用药和治疗特色的医药理论体系，比如藏医、蒙医、维医、傣医、壮医、瑶医、苗医、回医等，当然，在所有的传统医学中，中（汉）医无疑是起源最早、分布最广、惠及人群最多、影响最大的民族传统医学，所以一直以来近乎约定俗成形成了中医和汉医这一“对等”的概念[13]。也正因为我国传统医学众多分支的存在，与之相适应的，在某一特色的民族医学理论指导下的用药或“药学”，就有了各种称谓及不同的含义，比如中（汉）医理论指导下的用药就是中（汉）药，藏医理论指导下的用药就是藏药，蒙医理论指导下的用药就是蒙药，维医理论指导下的用药就是维药等。虽然同一药物在不同的医学理论指导下用药部位、用药剂量、用药配伍等整体上大同小异，但是有时也确实存在较大差别。所以因为“医”之不同，也表现为相应的“药”的不同，并体现为“药”对“医”的依从性。

中药的“医”从性，还表现为中药学科从“本草”到“中药”的过渡。这一过程，无疑与近代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转变密切相关。随着鸦片战争后国门的打开，当时发展渐成气候的西方医药开始涌入中国，主营西医药的医院、诊所开始在中国遍布，带来了对中国固有医学的巨大冲击，中医药经历了新的嬗变。医的方面，经历了从中医一枝独秀到中西医对抗、到中西医汇通、再到中西医结合的变迁过程[14-15]。与之相适应和相从属，药的方面，也经历了从中药惟一到中药西药并存的发展格局。在药物的实践领域，以现代医学理论为指导的新式的合成药物、注射类药物及其在治疗一些疾病中立竿见影的药效，形成了与传统的中国本土药物的明显差别。基于这种新质的医药学的出现，人们为了辨识区分和使用便利，“中医与西医”“中药与西药”等概念应运而生。近代之前一直使用的本草概念也逐渐被中药的概念所取代。

4 中药“归中”的问题

中国传统医学是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医学，如果说“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句话准确地总结了我国民族的构成特点，那么我国传统医学的一个总体特点也应是统一的多民族传统医学。这既肯定各民族传统医学的特色，更强调中国传统医学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中国传统医学是多元的，但中国传统医学又是一体的，中国传统医学是多元一体的统一体。这个“一体”“统一”就是我们探讨的“归中”问题的内涵与核心。

从中国传统医学学科历时发展的角度看，中药“归中”的问题，可分三个历史阶段分析。

一是在西医西药出现之前，中国以及西方国家在内，其医学形态实际皆为传统医学。随着古代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丝绸之路的凿通带来的交通和对外交流的便利，外来药物也不断增多。外来药物最早主要指中国古代王朝政权所辖地以外或者少数民族地区及边远地区的药物，后来则主要指中国境外的药物。在汉文字的表述体系中，一般认为第一次明确的外来药物输入，是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西域（广义的西域包括我国新疆及中亚等地）的药物开始不断地输入内地，这些外来药物名称上多冠以“胡”“番”“海”“洋”等为前缀，以示与内地本土药材的区别，如番红花、番茄、番薯、番木鳖、番木瓜、番石榴、胡桃、胡麻、胡桐泪、延胡索、胡椒、胡荽、海椒、海桐皮、海红豆、海蚕、海梧子、海松子、洋金花、洋桃、洋虫等，以及丁香、沉香、乳香、降真香、槟榔、龙脑香、安息香等外来香药。此外，还出现了《胡本草》（此书佚亡不传）、《海药本草》等专门介绍外来药物的专著，比如《海药本草》中广纳“海药”128 种，其中明确表示出自于外国产地的药物就达 96 种[16]。针对这些外来药物，中国古代的本草学始终注重吸收和发展，使它们转型融入“中药”的洪流。比如唐官修的《新修本草》中就已收集了为民间所习用的安息香、龙脑香、血竭、诃黎勒、胡椒等外来药，宋金元时期的本草学代表《证类本草》充分引证了包括《海药本草》在内的宋代以前的本草作品。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同样把原产地外来的药物进行了梳理，吸收了番木鳖、番红花、洋金花（曼陀罗花）等外来药物。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是对《本草纲目》的补编，增加了金鸡纳、香草、臭草等10余种外来药[17]。可见，这些突出原产地的外来药物，特别是其中疗效卓著者无疑已被“中药”吸收，其实质已具有辨证用药等中医理法方药的特色，已经“归中”成为中药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当时的外来药物，只是“中药”范畴中的小众，从性质上讲还只是传统药物，其本质的相似性大于差异性，故而很快被中药“收编”，成为外来的“中药”。

二是在西医西药出现后，鸦片战争后，传统的中医或中药，不似鸦片战争之前，可以将本质同为传统药物的外来药，成功改造转型成为中医思维及中医用药理论指导下的“中药”。面对从西面迅猛而至的这种异质或新质的医药学，中医药不再具有将其同化、改造的能力，反而自身还一度有被改造和遭遇废除的危险。后来我们众所周知的中西对抗走向了中西汇通、中西结合。但自此，西医成为与中医对应的医学体系，西药也具有了与中药对应的概念内涵。

三是在当今《中医法》的背景下，“中药”学科应该是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一体化建设，是基于中国传统医药学一体化融合。一直以来，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发展壮大相对弱小甚至濒临消失的少数民族传统医学，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这是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后来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因此，一直以来人们约定俗称的观念认为中医就是汉民族医学，汉民族医学就是中医，中医或汉民族医学以外的是民族医学或少数民族医学。目前这种观念和思想正在得到纠正和更为准确、科学的定义。从中国传统医学的演进轨迹看，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繁衍生息、生产生活，既诞生了以汉民族传统医学为主的汉医，也孕育了藏医、蒙医、维医、傣医、壮医、苗医、瑶医、回医等其他少数民族传统医学，且各民族传统医学相似性大于差异性，这不仅体现在各民族传统医学均为临床经验、古典哲学、区域性文化、若干群体信仰、原初的基础医学知识等的混合体[18]，而且体现在长期的交流融合中形成的天人合一的整体医学思想、唯象思维上的理论构建、阴阳论病与辨证论治的诊治原则、“四诊”与“八纲”的察病手段、道法自然与顺应天时的养生理念等共性的特征中。在中药学（中国传统药学）领域，还体现在各民族传统医学相似的用药思维、药性理论、炮制方法等方方面面。应该说，各民族传统医药学虽然形式上具有多元性，但这并不妨碍整个中国传统药学的一体性。笔者团队自2014年起积极倡导“大中医”理念，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中国传统医学[19]。2017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总则”中明确指出：“中医药，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是反映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中医药发展的实际为立法提供了依据，而法律的实施也必将为中医药的科学实践提供遵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致力于中国传统医药一体化建设的“归中”，既符合中国传统医药学科的发展规律，也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5 中药的现代化问题

目前从受众和传播的视角看，大众对“中药”的概念依然是模糊或存在偏差的，比如中药就是中国产的，西药就是进口的；中医医生开的就是中药，西医医生开的就是西药；中药就是草药，西药就是胶囊片剂。还有就是顾名思义，诸如青蒿素片、天麻素片、川芎素片等带有中药名称的就认为是中药。这些从名称、剂型、产地等断章取义来判断中药与西药的认识并不科学，区分的关键在于制药所依据的医学理论，即按照现代医药理论与技术方法创制的药物就是现代医药，按照中国传统医药学理论与技术方法开发的药物，现阶段就叫中药。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目前的“中药”学实际上已经在慢慢淡化所谓中药和西药的学科界限，而真正的学科不应以国别或中西来划分，而是应该按照学科内部的组织关系、本质属性、内在逻辑、一般规律等加以划分。

任何一门学科，包括传统学科，如果固步自封、止步不前，拒绝吸纳现代科学技术的长处弥补自己发展的短板，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中药学科未来要更好的发展，必须坚定不移中药的现代化之路，让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

一直以来，以植物为本的各民族传统药物是当今国际市场药品的潜在丰富来源，但开发极少。而在历史上长期用来治疗疾病，并已被证实具有很高安全性和功效的传统药物为化合物资源，根据现代医学生理、病理知识，选取受体、离子通道及酶等多种药物靶点，筛选出具有生物活性的物质作为研发新药的先导物，将会极大地减少开发费用，缩短开发所需时间。而且，传统药物最能体现传统医药的特色，是传统医药的精髓所在，但它是多种化学成分的混合物，寻找能（近似）替代产生传统药物本身的药理效应且结构清楚的化学成分或化学成分的组合，对传统医药的开发与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20]。以人类抗疟药物为例，从金鸡纳树皮到金鸡纳霜（奎宁）、氯喹类药物，从传统的“青蒿截疟”到屠呦呦等用现代技术方法提炼的全新抗疟药青蒿素，就是一个典型的从传统本草到现代药学的过程。此外，从洋金花到抗胆碱能药物、从黄连到小檗碱、洋地黄到地高辛、从古柯叶到普鲁卡因、从山羊豆到二甲双胍、从狗爪豆到左旋多巴、从八角茴香到达菲、从柳树到阿司匹林，等等，这些都是从传统药物中汲取灵感和智慧，进而更新换代成为人类抗击疾病的有力武器。总体来看，传统药物的现代化过程，既是一个传统向现代、本草向科学的进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现代向传统、科学向经验回归和学习的过程。从传统中汲取智慧和精华，将传统和现代融合创新，不失为中药现代化的可取路径。古老的中药在今天仍然有益，传统中还沉睡着尚未开发的、可能进一步改善人类健康的潜力[21]，古老的中医药与现代科技结合能产生原创性成果，更好地造福人类[22]。传统与现代的兼容和创新，能够更好地展现出人类医学文明的综合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