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圣”王祥的政治智慧与人格魅力

摘 要：“孝圣”王祥是琅琊王氏家族发展中的关键性人物，他能够在魏晋易代的复杂政治环境中左右逢源，位列三公，这得益于他高超的政治智慧与独特的人格魅力。他奉行与时推迁的处世哲学，能够根据具体情势，见机行事。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努力克己复礼，不断进行道德完善，在官场上谨言慎行，人情练达。他不受奢靡享乐风气的影响，能够廉洁自守，不慕奢华。这些作为家风被后世子孙世代传承，对琅琊王氏的长盛不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王祥 与时推迁 克己复礼 清廉 家风

王祥（184？—268 ），字休征，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以“卧冰求鲤”名列“二十四孝”，被尊称为“孝圣”。王祥是琅琊王氏家族发展中的关键性人物，从他开始琅琊王氏崛起，拉开了数百年冠冕绵延的序幕。在曹魏时期，王祥先后任县令、大司农、司空、太尉等职，封睢陵侯。西晋建立后，王祥拜太保，进封睢陵公，达到九品中正制的最高品位。在魏晋易代的复杂政治环境中，士人稍有不慎就会有杀身之祸，夏侯玄、诸葛诞、嵇康、何晏等不少名士死于非命，王祥却能够在如此险恶的局势中左右逢源，在仕途上平步青云，这与他高超的政治智慧与独特的人格魅力有很大关系。

一、与时推迁，见机行事

王祥出生那年爆发了著名的黄巾大起义，在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保家宜族是首要选择，不出仕是安身立命的最好办法，一旦出仕就有可能遭受不测。王祥之父王融从兄长王叡的杀身之祸中吸取教训，主动远离仕途，他曾被公府征辟，但却始终没有出仕，一直在家守业，专心教导儿子。父亲亡故后，王祥“携母扶弟览避地庐江，隐居三十余年， 不应州郡之命”a。王祥的前半生一直在为逃避战乱而隐居，但这不是消极避世，而是“穷则独善其身”的积极行为。他谨遵父亲的教诲，小心谨慎地践行儒家伦理道德，努力修身养德，不断积累声望。

通过三十多年的修身养性，王祥积累了较高的社会声誉。他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出仕。在50多岁时，王祥应徐州刺史吕虔的征召，担任别驾之职，由此步入仕途。他将州郡的政事、民事处理得井井有条，为徐州地区的安定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当时流传着“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b的歌谣。他与吕虔一起，在平定“利城兵变”中立下功劳，显示出非凡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为他日后官位的不断升迁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从此以后，王祥在仕途上步入平步青云的发展阶段。

王祥在仕途上青云直上之时，正是曹魏王室与司马氏集团权力争夺的关键时刻。在这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以孝行闻名天下的王祥，成为双方拉拢和利用的对象。他的言行举止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甚至给整个家族带来灭顶之灾。他只能在复杂的朝廷斗争中韬光养晦，趋利避害，奉行与时推迁的处世哲学，根据具体的情势，不断调整自己的立场与行为，见机行事。与时推迁“是一种积极入世、建立事功、不落窠臼、不尽愚忠的处世哲学”c。在这一处世哲学的指导下，王祥虽然依旧秉承家族的悠久传统，谙熟儒家旧典，严格遵从礼法，按照儒家伦理要求不断进行道德的自我完善。但他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并不是机械的，而是根据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把儒家提倡的信、德、礼、孝作为立身行事的准则，而主动忽略了“忠”。

作为曹魏的老臣，他需要向世人显示自己的道德纯正，恪守君臣之道；面对虎视眈眈的司马氏，他也不敢得罪。他既不会做曹魏集团的殉道者，也不会成为司马氏夺权道路上的绊脚石。因此，在魏晋易代之际，他在行动上处处以长者自居，谨言慎行，对于重大事件或保持沉默，或态度含混、模棱两可，显得圆滑而世故；在思想意识上，他主动迎合司马氏“以孝治天下”的政治要求，自觉地舍“忠君”而取“孝悌”，不动声色地站在了司马氏的立场上。

高贵乡公曹髦即位后，对司马氏兄弟的专横跋扈十分不满。他不愿成为第二个汉献帝，想进行反抗，夺回朝政。但这无异于以卵击石，他本人反被弑杀。曹髦之死使司马氏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和道德质疑，司馬昭听到曹髦被弑杀的消息，吓得跪倒在地，他赶快进入殿中，召集群臣商议。大家纷纷指责曹髦“悖逆不道，自陷大祸”，无人敢表示悲痛。只有王祥涕泪纵横，嚎陶大哭，自责“老臣无状”d。

王祥这一做法充分体现了他在政治上的成熟、世故与圆滑。他是当世的道德楷模，与曹髦关系特殊，二人既是君臣又是师徒。他如果也像其他朝臣那样对曹髦之死无动于衷，既违背仁义道德，有损自己的长者形象，也会因行为反常而徒增司马氏的猜忌之心。王祥需要不动声色、合情合理地为司马氏化解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王祥在痛哭曹髦时，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他为曹髦痛哭流涕，显得有情有义、合情合理，因为老臣哭君是忠君的表现，老师哭学生也是人之常情。但由于身份不同，他在痛哭时不敢像太傅司马孚那样自责“杀陛下者，臣之罪也”e，将凶手直指司马氏，而是用“老臣无状”这样极具概括力而又模棱两可的话语来含蓄地表达。

“老臣无状”这四个字别有深意，包含着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既可以理解为他听到年轻皇帝惨死的消息时吓得不知所措，又可以理解为他对自己没能维护君臣之义的自责与悔恨。他的痛哭与自责也让大家释放了心中的恐惧、悲伤等情绪，而顺着他的逻辑反思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所作所为，从而不再追究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王祥通过这场精彩的表演，既成就了自己的道德英雄形象，也替司马昭巧妙地遮掩了尴尬的场面。对此，司马昭心领神会，王祥再一次加官进爵。

从王祥开始，琅琊王氏形成与时推迁的独特家风，这种家风对琅琊王氏家族的发展影响深远。萧华荣指出，琅琊王氏之所以长盛不衰，“关键还在于王氏传统的家风与应世态度：与时推迁”f。这种与时推迁的做法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例如王夫之曾指责王祥“以全身保家为智，以随时委顺为贤，以静言处錞为道，役于乱臣而不怍，视国之亡、君之死，漠然而不动于心”g。但放眼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如果不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来看，王祥的所作所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现实的政治斗争甚或改朝换代往往并非如儒学先圣们所说的那样具有鲜明的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实际上只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争夺”h，对此我们不必求全责备。

二、重德守礼，人情练达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经学逐渐解体，儒家传统受到较大冲击。王祥严格遵循儒家提倡的信、德、礼、孝，长期坚持修身养德，这是他在当时能正身立于庙堂的根本。在长期的官宦生涯中，他一直重德守礼，克己复礼，严守儒家名分礼制，时刻修正自己的德行。王祥临终前以遗令的形式对后世子孙的立身行事提出了五点要求，对琅琊王氏后人的品行和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i

王祥自身具备的良好品格和政治修养为他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声望和更高的政治地位。他躬行仁义，道德淳厚，志向坚毅，能为人所不能为。甘露三年（258），曹髦下诏书恢复三代古制，设三老、五更各一人，80多岁的王祥因“履仁秉义，雅志淳固”，被尊为“三老”，成为道德人格的典型。对于“三老”，天子要以帝师的高规格礼仪来相待。作为帝师的王祥虽然备受尊崇，但在司马昭代魏已成定局的政治背景下，王祥的处境也异常凶险，他只能更加小心谨慎，确保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保持在一个恰当的分寸，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疏忽和大意。

高贵鄉公曹髦被杀后不久，曹操的孙子曹奂被立为皇帝，改年号为景元。景元元年（260）六月初四日，曹奂拜任大将军司马昭为相国，封为晋公，食邑增加两个郡，总共达十个郡，并加九锡之礼，这是皇帝能够给予大臣的最高礼遇。咸熙元年（264）三月，皇帝下诏以司空王祥为太尉，征北将军何曾为司徒，尚书左仆射荀顗为司空。王祥与荀顗一同去见晋王司马昭，荀顗向他建议，要向晋王行跪拜大礼。但王祥回答说：王爷虽然地位尊贵，但他还是魏国的宰相，我们是魏国的三公，与王爷只相差一个等级，上朝时的班列也是相同的，哪有朝廷的三公随便去跪拜其他大臣的道理！这样做不但有损朝廷的威望，也会毁损晋王的德望。君子爱护一个人，应当按礼行事，我不会去跪拜他。到了相府，荀顗向司马昭行跪拜大礼，而王祥只是向他长揖道贺。

虽然司马昭做皇帝是迟早之事，但时机尚未成熟，如果此时就对其行跪拜大礼，一来有违礼制，二来会暴露其野心。和荀顗相比，王祥的处理方式更加得体，达到了双赢的效果。对于王祥来说，此举保持了自己恪守儒家礼制名分、不为权势所左右的独立人格和正人君子形象，同时也含蓄地向司马昭表达了自己不会成为他篡权的障碍；对于司马昭来说，此举巧妙地掩饰了自己篡权的野心，并且为自己树立了心胸宽广、尊长敬贤的良好形象。在不拜晋王这件事上，王祥的眼光非常独到，他对自己的角色定位非常准确，分寸拿捏得非常到位。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像何曾、荀顗那样，是司马氏的亲信和死党，他只不过是为司马氏装点门面的一个道具，自己的道德人格是司马氏借以醇化世风、维护人伦、粉饰朝政的重要凭借。余嘉锡先生对此揭示得非常清楚：

考其时祥与何曾、荀顗并为三公，曾、顗皆司马氏之私党，而祥特以虚名徇资格得之。祥若同拜，将徒为昭所轻；长揖不屈，则汲黯所谓“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耶”之意也。故昭亦以祥为见待不薄，不怒而反喜。此正可见祥之为人，老于世故，亦何足贵！j

司马炎建立晋朝后，王祥又升任“太保，进爵为公，加置七官之职”k，享有留京不朝、咨访国事的特权。当有人因王祥年老多病，很少参加朝会而弹劾他时，晋武帝下诏说，“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l，一语道破了王祥不是开国元勋，却能位列三公、坐享尊荣的实质。

三、不慕奢华，清正廉洁

西晋王朝的开国君主，晋武帝司马炎倡导奢侈之风，在生活中极尽奢华之能事。他富有天下尚觉不足，还公开卖官鬻爵。大臣刘毅将晋武帝与东汉时期昏庸无能、荒淫无道的桓、灵二帝相提并论，甚至认为，“桓、灵二帝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m，照此来看恐怕晋武帝还不如他们。

西晋最高统治者倡导纵情享乐，王公贵戚、高级士族自然积极响应，士人们也普遍以追求奢靡生活为荣，整个社会自上而下地弥漫着一股奢侈腐化、低迷不振的风气。何曾、何劭父子以及王恺、石崇、羊琇等人是当时穷奢极欲、纵情享乐的代表人物。傅玄对这种奢靡之风非常担忧，曾向晋武帝上书，认为“奢侈之费，甚于天灾”n。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王祥能够廉洁自守，出淤泥而不染，显得难能可贵。琅琊王氏自王吉开始，形成了清正廉洁的良好家风，这种家风在王祥身上得到进一步传承和发展。王祥身居高官显爵，曾经与何曾等人同朝为官，但他为官清廉，不治田产家业，为官二十多年，竟然没有私人府第。当时官员在任职期间，可以住到官府拨给的府宅中，卸任后再搬回自己的私人府第。王祥年迈之时以病辞官，晋武帝知道他在京城没有私人府第，专门赏赐给他一座府邸，并专门下诏，让王祥暂时居住在官府拨给的府第，等赏赐的府邸建成后，再搬出去。王祥去世后，家无余财，晋武帝“以祥家甚贫俭，赐绢三百匹”o。

王祥生前清廉持家、生活简朴，在临终前留下遗令嘱咐子孙，在自己身后，一定要丧事简办，实行薄葬：

气绝但洗手足，不须沐浴，勿缠尸，皆浣故衣，随时所服。所赐山玄玉佩、卫氏玉玦、绶笥，皆勿以敛。西芒上土自坚贞，勿用瓦石，勿起坟陇。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书箱镜奁之具，棺前但可施床榻而已。糒脯各一盘，玄酒一杯，为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须送丧，大小祥乃设特牲。无违余命！p

他谆谆告诫子孙，自己死后要薄葬，不要铺排张扬，所有丧葬仪式一切从简。这一做法是对当时奢靡的丧葬风气的坚决否定，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受上层社会奢靡之风的影响，当时厚葬之风盛行。不仅陪葬变得越来越奢靡，而且丧葬的仪式也日益烦琐。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寒门子弟，都对丧葬礼仪极为重视。如果子女不遵守丧葬礼仪，采用简单的丧葬仪式，不仅会遭受到乡论清议的谴责，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而且还会背负不孝的骂名。在魏晋之际，不孝属于大罪，不孝之人会受到法律的惩处和中正清议的弹劾。王祥以孝行闻名天下，位居三公，像他这样的朝廷重臣，死后必然受到厚葬和祭祀的礼遇。他不为时风所染，以临终遗言的形式要求实行薄葬，废除丧葬仪式的繁文缛节，身体力行地淳化世风，为后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这成为当时官场的一股清流，代表着士人们的精神坚守。

王祥一生不慕奢华，清正廉洁，他在临终前的遗令第五条中告诫子孙，对财富不要贪婪，面对财物要相互谦让，生活上要清廉俭朴。受他的影响，琅琊王氏非常重视廉洁家风的传承，家族成员虽然有多人身居高官显位，但他们多能够清廉自律，不以追求财富为人生的目标。廉俭作为琅琊王氏家族的家风，一直被后人继承下来。

总之，在长期的仕宦生涯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王祥形成了“与时推迁” 的处世策略、小心谨慎的行事风格、深谋远虑的为官之道。这些仕宦经验成为一种家风被后世子孙世代传承，对琅琊王氏的兴旺发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琅琊王氏的代表人物大多胸怀入世之心积极进取，具有高超敏锐的政治眼光，能够根据时代的发展潮流与具体的情势，不断调整自己的立场与行为，见机行事，少有愚忠之人。正是这种家风，使得琅琊王氏能够三百余年簪缨不绝，长盛不衰。

abdfiklop〔唐〕房玄龄等：《晋书·王祥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87页，第988页，第988页，第989页，第988页，第988页，第990页，第989页。

c 赵威：《琅琊王氏家風底色》，《人民周刊》2018年第17期，第68页。

e 〔宋〕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77，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454页。

f 萧华荣：《簪缨世家：六朝琅邪王氏家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4页。

g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91页。

h 王永平：《论东晋南朝时期琅邪王氏之家风与家学》，《许昌师专学报》2002年第1期。

j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4页。

m 〔唐〕房玄龄等：《晋书·刘毅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72页。

n 〔唐〕房玄龄等：《晋书·傅玄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24页。

参考文献：

[1]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王永平.六朝家族[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8.

[3]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4] 张宁，耿纪平.从王祥孝行看魏晋易代之际的忠孝分途[J].许昌学院学报，2014（4）.

[5] 张奎华.人格与谋略的完美契合——“孝圣”王祥的人格魅力对其政治生涯的影响[J].临沂大学学报，2015（2）.

作 者： 屠青，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州学刊》杂志副编审，研究方向：宋代文学与文献。

编 辑： 杜碧媛 E-mail： 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