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嬗变的成因与应对策略

2021-12-01 11:57
关键词:舆情媒介个体

赵 芮

(浙江树人大学,浙江 杭州 310015)

2016年,“后真相”(Post-truth)一词由于使用频率较往年陡增,被《牛津英语词典》评为年度词汇,并将其定义为“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1)转引自张华:《“后真相”时代的中国新闻业》,《新闻大学》2017年第3期,第28-33页。。加之美国大选、英国“脱欧”公投等具有全球影响力政治事件的“典型注解”,“后真相”一词逐渐超出了西方国家政治传播的现实语境,开始向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广泛渗透。舆情作为一定范围内社会公众对各种社会现象、问题主观认知的结果,是其特定信念、态度、意见、情绪和诉求等内容的综合反映,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并与特定时期媒介技术、媒介形式及其催生的传播形态密切相关。在前技术时代,舆情传播主要通过口口相传的形式实现,其主客体局限于特定人群,传播的深度、广度和效度亦受时间、空间影响。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社会化媒体的广泛应用以及“后真相”现象的频发,传统舆情在生成、传播和嬗变形态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革。一方面,网络社会彻底颠覆了以往的绝对时空观和物质经济结构,“后真相”作为网络社会的产物,对舆情危机的生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网络媒介已取代传统大众媒介成为舆情生成的主要场域,互联网本身的分布式网状结构,使之成为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分权的媒介平台,不仅造成了舆情信息传播的多样化,也加剧了舆情引导与控制的复杂性。因此,抛开舆情生成的媒介技术环境单独探讨舆情本身,已经很难把握舆情嬗变的规律及舆情生成的深层次动因。在这样的逻辑前提下重新审视当前高校网络舆情的嬗变就会发现,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使传统意义上的高校舆情在生成的动因、场域及形态上都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不仅是舆情主体对各种社会现象、问题主观认知的结果,还是当前媒介技术及其建构环境对人主观认知与表达发挥影响的结果。能否准确把握当前复杂传播环境下舆情生成的深层次动因以及嬗变的规律,并在适当时机介入舆情危机的处理,成为后真相传播环境下高校有效进行舆情危机研判与应对的关键。

一、后真相时代高校网络舆情的嬗变

(一)触发高校网络舆情的动因发生了改变

在传统大众媒介时代,媒体的新闻报道往往是引发高校舆论和舆情的主要动因。专业媒体会根据新闻事实的价值要素——时效性、显著性、重要性、接近性及趣味性等报道和传播新闻事件,受众关注到的新闻事件往往是专业新闻媒体议程设置的结果。但在后真相时代,引发高校网络舆论的未必都是专业的新闻报道,一些社会化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的代表个人主观认知的观点、态度和意见,同样可以引发舆论的热潮,如高考满分作文的热议、某高考阅卷教师参加培训班授课等热点舆情事件,最初都是由新媒体用户的个体在社会化媒体上以社交为主要动机的传播行为引发的。这些信息往往缺乏全面、客观的描述与评价,导致公众舆论的起点并不是以客观、真实、全面为准则的新闻报道,而是互联网海量信息中一个通过算法随意获取的超链接或视频。公众传播信息的重点不是关于这一话题的背景或真实性与否,而是把信息用作表明个人意见的起点(2)格雷姆·特纳著,许静译:《普通人与媒介:民众化转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7页。。而这种传播行为,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都已变得不重要,传播主体不再关心消息的来源和真实性,更在意传播过程中个人感情、兴趣、情绪的共鸣,这种共鸣的获得就是一个信息过滤的过程。社交媒体使信息在有同样爱好的人之间不断回荡,形成一个又一个同温层(3)王喆:《社交媒体新世代的互动传播》,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在后真相时代,舆情与事实的关系实现了从事实到情感的范式转换(4)唐绪军:《“后真相”与“新媒体”:时代的新课题》,《传媒观察》2018年第6期,第5-11页。。

后真相时代的到来,还改变了传统大众媒体时代由专业媒体、新闻专业主义以事实为核心和基础建构起来的新闻舆论价值导向,使得大量混杂着谣言、偏见、误解甚至错误价值导向的信息充斥在以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化媒体平台中,并在人际、群体、组织和大众等传播手段的助力下,形成观点与事实的同步传播,直至观点取代事实并达成意见的共识,而此时高校的网络舆情也因事实的缺席而呈现出真假共生、反转无常、情理倒序的新特点。

(二)高校网络舆情生成的媒介场域发生了改变

从传统舆情看,高校网络舆情主要是大学生通过网络场域,对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突发性新闻事件,迅速、广泛地汇集各类网络意见和评论所形成的具有一定代表程度的群体共识性、思想倾向性(褒贬意向性)、主张激进性、强大影响力(正面推动力、消极冲击性)的共同社会价值判断、思想政治观点的网络舆论总和(5)陈郅荣、李厉铨:《基于高校学生网络舆情的大学生思想动态研判探索》,《传承》2013年第7期,第83-85页。。从本质上讲,网络舆情是对社会现实的揭露、评价或批判,如果网络监管系统出现失灵,网络信息中夹杂一些网络谣言就极易影响网络舆情的动向(6)蒋笃君:《高校网络舆情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对策》,《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5年第17期,第67-69页。。在互联网技术和社会化媒体占据主导的后真相时代,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正在被社交化传播所取代,关系和社交取代内容与事实,成为传播的核心,社会化媒体也成为高校网络舆情生成的主要场域。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达到9.04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4.5%,其中手机网民达到8.97亿人,其中20~29岁的网民占21.5%,成为网民群体占比最高的群体(7)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办公室:《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0-04-28,http://www.cac.gov.cn/2020-04/27/c_1589535470378587.htm。。大学生作为传播参与的主体,具有思维活跃、学习能力强等特点。他们对新鲜事物表现出较高的热情度、参与度、敏感度和活跃度,相较传统媒体,更愿意选择双向甚至多维互动的社会化媒体。“网络新闻、新闻跟帖、论坛贴文、以博客/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即时通信工具、电子邮件、搜索引擎、移动互联网终端、网上调查、网上签名、网络发起的线下活动等”,俨然成为当前网络舆情生成的主要媒介平台(8)中共中央宣传部舆情信息局编:《网络舆情信息工作理论与实务》,学习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此外,在以人或内容为中心的社会化媒体所构建的独特虚拟场域中,诸如教师、学生、家长等社会角色通通被媒体用户的身份所取代。个体作为内容的生产者与信息传播的主导者,不仅显著提升了自身的传播地位,而且原本比较陌生或者游离的个体间的关系因频繁的互动变得紧密。紧随着传播关系改变的还有传播目的的变化,现实校园环境中,个体间的互动传播已不再拘泥于信息的交换,更多的是观点的交换、情感的共鸣及以内容为纽带进行的关系维系和拓展,并以此来最终实现传播主体吸纳和整合社会资源的目的,事实或者说被传播的信息本身显得不那么重要。

(三)高校网络舆情嬗变的形态发生了改变

从舆情演变规律来看,一般的网络舆情发展会经历形成、爆发和冷却三个阶段。大学生思想动态会随高校网络舆情演变发生波动,表现出“孕育中兴奋、扩散中疯狂、衰退中平静”的新特征(9)吴彩虹:《高校网络舆情演变中的学生思想动态引导机制研究》,《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100-103页。。随着后真相时代的到来,舆情的演变由于真相认知本身的困境变得更加复杂,它不再以完整周期的形式呈现,由原生校园网络舆情催生次生舆情的案例屡见不鲜。一方面,后真相时代舆情生成主体对真相的追求被对共识的追求所取代,后真相的本质是后共识(10)汪行福:《“后真相”本质上是后共识》,《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第14-16页。。另一方面,事实与价值的混淆造成了舆情主体认知的困境。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在区分事实与价值概念时就明确指出:“事实是存在于对象之中,与主体无涉的对象的自然属性。”(11)转引自金长江、陈小娟:《事实导向和价值导向——危机传播的两个哲学视角》,《新闻前哨》2009年第9期,29-31。然而,在后真相时代,事实、规范共识和价值共同建构了真相(12)张庆园、程雯卿:《回归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反思自媒体时代的后真相及其原理》,《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9期,第51-67页。,真相认知的复杂性不仅造成了舆情主体的困扰,也为新的舆情危机的发生提供了温床。

面对扑朔迷离的真相,正处在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关键时期的大学生群体,在尚未接受到完整、科学的认识论学习和训练的前提下,面对互联网多元价值的影响和冲击,很难进行独立的理性思考和价值判断,其个人情绪往往容易受到互联网当中特定个人、群体等的影响,对原生舆情当中部分信息的共鸣、误读或者曲解,或因个体情感宣泄和表达的需求,或受相关管理部门对于原生舆情的应对不当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发布过度或过激的个人观点,从而在原生舆情的基础上引发或助推新一轮的舆情,无形中成为次生舆情的背后推手。次生舆情的频发作为后真相时代舆情嬗变的典型形态,具有波及面广、影响力大的特点,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往往让当事者、官方和受众措手不及,一旦处理不当则会演化为更深层次的社会危机,给高校稳定带来一定的挑战。

二、后真相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发生 嬗变的主要原因

在后真相时代,互联网技术及其催生的以互动性、数字化和节点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兴社会化媒介平台,使传统的传播活动呈现出跨时空互动、去中心化、共享共建、过滤性、开放性及自由性等新优势的同时,也滋生出公私领域界限模糊、感性让位于理性、虚拟与现实边界消失等问题,促成了传统高校网络舆情的嬗变。

(一)传播个体的“节点化”作用凸显,加剧了高校网络舆情生成的弥散性

节点(nodes)本意是指计算机网络中通信连接的端点或者数据的再分发点。随着网络社会的出现,节点早已脱离单纯技术层面的连接意义,并因网络类型的差异而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和功能定位。卡斯特指出:“节点是曲线与己身相交之处。具体地说,什么是节点根据我们所谈的具体网络种类而定……在位于信息时代文化表现与公共意见之根源的新媒体全球网络中,节点是电视系统、娱乐工作室、电脑绘图环境、新工作团队以及产生、传递与接收信号的移动设备。”(13)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70页。

从网络社会传播实践来看,早期以万维网为主要平台和以网站内容为核心的大众传播模式已转变为今天以用户个体和关系为核心的“个人门户”传播模式,个体被彻底激活,成为新的社会连接的重要节点。用户个体以符号的方式进行虚拟化生存,意味着个体不仅可以对自己的角色进行多重设定,还可以自由分解(14)彭兰:《新媒体用户研究节点化、媒体化、赛博格化的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4页。。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当前高校网络舆情生成中的个体角色、身份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变的特点,即舆情的主体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高校师生群体,而是以用户个体身份出现的所有社会化媒体的使用者,这也就在无形中延展了传统意义上高校网络舆情生成的具体社会单元界限。在以分布式网状结构为主要特征的互联网技术应用场景中,网络用户个体不仅是社会网络得以形成和连接的枢纽,还是构成网络流动空间的关键要素。节点和核心(hub)是构成流动空间第二个重要层次的关键要素,并可根据它们在网络中的相对重要性形成有层级的组织,节点的特性由既定网络所执行的功能类型而定(15)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07页;第569页。。舆情主体的个体“节点化”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成为影响舆情生成和演变的关键要素。

在舆情生成与传播中,作为节点的个体成为信息流动的枢纽。这个枢纽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信息传播,还包括信息的加工、处理、交换与协调。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信息在无形中被赋予传播个体主观的观点、立场、态度、认知及偏见。与此同时,作为节点的个体具有其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一方面体现在个体具有更多的主动权和选择权,并以此来确定自己的定位和以何种渠道、何种方式与其他个体建立联系,另一方面,个体可以成为一个全新的、独立的中心,个体间的连接不会因为其中一个个体的退出而影响其他个体之间的联系和网络的运行。这样一个多中心的分布式舆情结构,无形中加剧了舆情生成的复杂性、多样性与并发性,也增加了舆情应对的复杂性。舆情生成与传播主体“节点化”的存在,还形成了网络化逻辑的独特优势,流动的权利优先于权利的流动(16)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07页;第569页。。

(二)智媒技术及其带来的沉浸体验,加剧了高校网络舆情生成的复杂性

新媒体的不断涌现重塑着传播生态与媒介格局,将人类社会带入了智媒体时代,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社交的内涵与外延。与此同时,技术的两面性也逐渐显露出来。

1.数据技术的引入加剧了认知偏见,提高了观点极化的概率。算法作为数据技术应用的代表形态,是搜索引擎基础上实现的个性化数据精准匹配应用。它以用户个性为核心变量,为信息的传播引入全新的模式。数据的广泛应用,使信息在算法的指引下更加精准地到达目标受众。同时,受众也可以基于个人兴趣和偏好,设定信息接收的范围。当然,算法本身也是一个信息选择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屏蔽属性,这就在无形中造成了信息或者真相本身呈现的不完整性。此外,这种“选择性接触”也使受众越来越囿于自己选择或偏好的圈子里,并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态度、观点与认知,从而造成观点的极化。

2.沉浸式体验使人越来越依赖技术。沉浸于媒介所创造的虚拟世界中,个体更在意自身的体验与感受,习惯性地选择那些自己认定的“真相”。这种媒介技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满足了个体的心灵需求。“这种沉浸式传播是以人为中心的,以连接所有媒介形态的人类大环境为媒介而实现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传播。”(17)李沁:《媒介化生存——沉浸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5页。换言之,沉浸式体验改变了原有现实世界的时空观,网络技术背景下形成的非线性时间观使真相呈现的形态永远表现为即时的、临场的,个体不再考虑甚至选择忽视传统传播环境下的时空场域,从而加剧了舆情生成的复杂性。

3.智媒技术改变了受众的空间观。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和直播技术的应用,改变了受众在获取真相时对“现场”与“在场”的界定标准。网络技术的应用带给受众一种“第一人称”的主观视角以及亲临现场的真切感受,使受众在信息传播中更关注个人的参与感、仪式感。这种“在场”在VR、AR技术的应用场景中得到了强化,常使受众难辨真假。事实上,受众所获取的信息往往是特定媒介对于现场诸元素选择与再造的结果,在信息被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后,这种呈现和记录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被曲解的。在以参与、互动、分享为主要传播特征的后真相时代,“在场”最终取代“现场”,为传播主体间主观化、情绪化的互动、记录与表达套上了“真实”的外衣。

(三)媒介化生存的复杂性,加剧了青年个体对真相认知与把握的困境

一方面,对真相的认知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什么是真相?哲学家们曾给予三重规定:一是指客体世界本身的运动、变化、发展及其规律性;二是指认识的真实性、真理性——当人的认识反映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时即谓“真”,否则即谓“假”;三是指人所追求的一种境界——人的思想和行为达到了与规律性的高度一致(18)周文彰:《狡黠的心灵——主体认识图式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3页。。概而言之,人获取真相的三种主要途径是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从一般意义上来讲,人们都是从认识论角度来谈论真相或事实,其目的是在把握客观对象自然属性的过程中发现真理、获取知识。但对于大学生来讲,他们很难独立、理性、客观、全面地认知和把握真相。另一方面,对于与网络信息技术共同成长的大学生而言,媒介已深入他们的生活,人与技术的和谐共生已成为媒介化生存的一种应然状态。与此同时,媒介化生存状态也在时刻改变着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在后真相时代,个体表达和社会参与取代了传统的个体认同和群体认同。个体为了获取更多的表达和参与机会,会主动寻找、参与甚至组建那些跟自己有着共同观点、态度和倾向的“共同体”,如社区、社群、圈子等,以此来寻求情绪支持和情感归属。这些共同体具有明显的自组织特征,具有较强的自治性、流动性和开放性,时常以互动、表达、参与和行动为主要动机,舆情一旦生成,往往呈现出弥散式传播的特点,增加了舆情控制的难度。因此,唯有正视当前高校舆情生成主体的技术依赖和媒介化生存现状,才能科学、准确、全面地理解媒介技术及其营造的客观环境,为后期舆情研判与应对把握方向。

三、后真相时代应对高校网络舆情嬗变的策略

(一)利用关键媒介,把握局部优势意见,做大做强主流声音

1.把握当前关键媒介形式在舆情应对中的特殊作用,主动做大做强主流声音。据统计,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数字用户达到10.23亿,日均活跃用户达到了8.93亿,用户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达到7.03小时,比2019年同期增长17.8%(19)《〈2020中国社会化媒体营销市场分析报告〉加速数字化转型》,2020-08-11,https://www.sohu.com/a/412529849_114819。。数字用户向两端年龄分布延伸的趋势明显,30岁以下和40岁以上用户人群增长显著,这意味着社会化媒体已成为当前高校网络舆情生成的主要场域。媒介及其所建的媒介环境,对用户的行为及个性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当用户长时间暴露于媒体中时,其主观现实更趋向于媒体中的拟态现实,通过对信息情景的共鸣,不断强化和认同拟态现实(20)Shrum L J,Cultivation Theory: Effects and Underlying Processes,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Media Effects,2017-03-08,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002/9781118783764.wbieme0040.。因此,唯有通过主动建立并做强高校的社会化媒体平台,掌握权威、真实信息发布的主动权,才能有效避免事后借助其他媒介平台发声造成的滞后性、偏差性以及由此引发的误解与质疑。

2.把握舆情应对过程中的关键节点,适时做大做强主流声音。当下,高校网络舆情的形成大多“自下而上”,舆情的生成不再是大众媒介力量主导的结果,而是局部优势网民意见扩散和汇集的结果。这些意见往往具有较强的价值判断属性和情绪唤起属性,极易引发网民的关注和热议,进而形成舆论。因此,要特别关注这些局部优势意见的形成与扩散,充分利用校园主流媒体、校外大众媒体以及关键意见领袖的个人门户传递主流声音和价值,打通官方和民间两个舆情生成场域,形成良性的互动与交流,在融合不同网络意见的同时,做大主流声音的绝对优势,形成认同,达成共识。

(二)以“对话”取代“喊话”,以“聆听”取代“解释”

综观当前高校网络舆情应对实践,因工作方法粗放、信息回复不及时或信息回复语态不恰当而导致舆情应对不力的案例屡见不鲜,但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应对方对当前舆情传播媒介环境以及传播规律认识的不到位。在社会化媒体占据主流媒介形态的后真相时代,关系和情感成为舆情生成及嬗变的重要动因。因此,以“关系”为关键节点,以“对话”取代“喊话”、以“聆听”取代“解释”,成为重建良性传播生态、凝聚共识、重建信任的关键。

一段时间以来,面对突发的高校网络舆情,管理方习惯了用喊话的方式来化解舆情的危机,但忽视了这种方式在进一步强化对立情绪的同时,也增加了交流的距离感。此外,喊话还会滋生出其他的“噪声”甚至误解,更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以“陈春秀被顶替上大学事件”为例,事件曝光后,山东理工大学采用隔空喊话的方式,仅仅通过出具一份由顶替者陈某某单方面出具给山东理工大学调查人员的按有手印的“说明”,试图对事件原委进行说明,并强调入学材料均由其亲戚找中介代办,随后该校对陈某某的学历启动了注销程序。从整个过程来看,该校虽然在第一时间介入,甚至派人走访调查了顶替者和被顶替者,但这种喊话的方式并没有充分考虑当事人、网民和媒体的关注焦点及利益诉求,特别是在陈春秀确定自己被冒名顶替上大学后重新提出入学申请时,该校以“无此先例”为由加以拒绝,引发新一轮的全网舆情。

与喊话相反,对话本意指两个及以上的人用语言交谈。在哲学层面,对话源于“主体间性”。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存在被认为是主体间的存在,孤立的个体主体变为交互主体,存在变成一种对话。提出对话概念的马丁·布伯认为,存在并非“我”自身所具有,而是发生于“我”与“你”之间,他指出个体“我”不应当把他者视为客体而形成“我—它”关系,而是应当建构平等的“我—你”关系,使人与世界、与他人之间构成平等的相遇(21)马丁·布伯著,陈维纲译:《我与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9、23-24页。。因此,对话的核心要义在于平等,强调真情实感的投入,特别是在谈话对象的态度、观点、立场相对立时,不仅能够使对方因平等而感受到尊重,更能缓和对立、焦躁情绪,唤起情感共鸣,进而达成共识。在对话的基础上,还要注意用聆听取代解释。聆听是一种态度,体现的是舆情应对方对于舆情生成主体表达权的尊重,不仅顺应了社会化媒体环境下个体用户话语权增多的现实,也保障了个体情绪表达与宣泄的通道,从而为对话的实现提供保障。此外,还要兼顾个体聆听和社群聆听,特别是要收集关键意见领袖的观点和诉求,了解不同社群内部以及社群间的冲突与共识,并利用关键意见领袖和关键社群在广大网民中的影响力,传递主流声音,引导关注焦点,改变信息流动方向,最终赢得认同。

(三)把握并处理好舆情发展中的两对关系

舆情具有常态性,是在日积月累中体现出的一种民意倾向。网络舆情的出现往往以关键事件为起点,其间经历事实和意见的扩散,最终通过整合成为网民意见、态度、情绪的综合体。因此,网络舆情的生成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必须准确把握如下两对关系。

1.关注并区分网络舆论与现实民意之间的关系。基于互联网的开放性,高校网络舆情已不仅仅涉及师生群体,还涉及与这一群体发生社会关联和互动的网络用户群体。因此,对于网络舆情发生、发展以及嬗变趋势的分析,不能仅仅依据校园内的主流观点加以判断,也应当关注到与这一群体通过互联网平台、社会化媒介平台与其他网络用户的信息共享和互动行为,以及这些社会群体或成员对校内群体和个体所产生的影响。要正视这些网络用户因年龄、性别、职业、地域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异而造成的观点、态度、立场以及认知的多元化现象,把握舆情生成的社会背景与现实基础,分析主流观点之下各种意见的真正诉求,特别是要区分不同网民群体的诉求,在与相关部门形成联动机制的同时,将着力点放在解决校内师生的利益与诉求上。

2.关注并处理好网络舆情与网络道德之间的关系。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全新社会形态与传统社会形态的矛盾日益显现。由于两个社会形态建立基础的巨大差异,传统社会结构中社会价值、伦理规范和道德标准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在高校网络舆情的应对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规避网络道德的困境对于高校师生群体产生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面对道德困境时,管理方要主动发声,放大主流声线,传递主流价值,竭力避免舆情生成主体在认知和行为上产生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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