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象史料的分布与书写
——以明清云南地区为中心

李鹏飞

（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091）

我国历史学界对亚洲象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最初聚焦于讨论殷商时期黄河流域有无犀象，继而关注到了亚洲象分布变迁背后所反映的环境指示意义[1]，20世纪70年代后，以文焕然、何业恒为代表的学者掀起了亚洲象研究的热潮[2]，相关研究不断涌现。亚洲象的研究是将其置于历史长时段来进行考察，既重视亚洲象本身种群变化，也关注亚洲象周边因素，如气候、植被、经济开发等。这样，人们在阅读相关史料时，对史料之间存在的相关性以及史料的广阔性会有更多的体会，传统的史料可以得到更深的挖掘。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对于了解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环境等必不可少。近年来学界对亚洲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象的分布变迁、驯象的使用以及象的文化内涵，其中张洁讨论了亚洲象史料的分布情况[3]，但其中有关史料分布形成的原因有待发掘。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明清云南地区为中心，在官方文献和私家著述的基础上将史料按照来源进行分类，以正史、实录、地理类、笔记文集四类为主，探寻分析亚洲象史料的分布状况，以完善亚洲象的相关研究。

一、正史中的亚洲象史料

正史聚焦于帝王言行、政绩等，对一朝重大事件记载较多，目的是为了“明十伦五教之义，陈政刑赏罚之柄，述礼乐制度之统，言治乱兴亡之由”[4]。象由于仪态威严，常被用于皇家礼仪之中，正史对象的记录多是有关朝仪以及重大政治事件中。明清正史对象的记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本纪》。《本纪》中记载地方向中央王朝的贡象，如《明史·成祖》《清史稿·圣祖》《清史稿·高宗》等；二是《志》中，记载象在宫廷礼仪中的使用，如《明史·仪卫志》《明史·舆服志》《明史·职官志》《清史稿·礼志》等；三是《列传》中功勋列侯事迹中战象、地方土司向中央贡象的记载，如《明史·沐英传》《明史·王通传》《明史·云南土司传》《清史稿·诸王传》《清史稿·李定国传》等。

正史中的《志》以相同事情为一类来记载一朝的礼乐、祭祀、灾害、舆服、地理信息等，是了解古代专类信息之处。这些志中关于物产、礼乐、舆服的记载是我们研究亚洲象的重要来源。如《明史·仪卫志》记载：“是日清晨，拱卫司陈设卤薄…龙旗十二，分左右，用甲士十二人。北斗旗一、纛一居前，豹尾一居后，俱用甲士三人。虎豹各二，驯象六，分左右”[5]，《明史·舆服志》载：“天子车辂。明初大朝会，则拱卫司设五辂于奉天门，玉居中，左金，次革，右象，次木”[6]，阐释了象在朝会仪仗中的数量和站位。为了满足朝议的需要，职能部门会设立养象所负责照看象的饲养与训练，《明史·职官志》记载：“驯象所，领象奴养象，以供朝会陈列、架辇、驼宝之事”[7]。除用作皇家礼仪之外，作为正史的《明史》也记载了象的身体部位—象牙在官僚阶层当中的使用。《明史·舆服志》载：“一品至五品，笏俱象牙”[8]，“凡文武朝参官，锦衣卫当驾官，亦领牙牌，以防奸伪，洪武十一年始也。其制，以象牙为之，刻官职于上”[9]，通过正史中对宫廷驯象和象牙可以窥探象在上层阶层日常生活中的使用。

正史的《列传》多记载重要的历史人物及人物相关的政治、军事事迹，列传中的许多事迹都与象密切相关。一些重要将领涉及的重大战役中，曾使用了战象，就会出现对战象的记载，如《明史·沐英传》载：“明年，百夷思伦发叛，诱群蛮入寇摩沙勒寨，遣都督宁正击破之。二十二年，思伦发复寇定边，众号三十万。英选骑三万驰救，置火炮劲弩为三行。蛮驱百象，被荷甲栏盾，左右狭大竹为筒，筒治摽枪，锐甚。营分军为三，都督冯诚将前军，宁正将左，都指挥同知汤昭将右。将战，令曰：‘今日之事，有进无退’，因乘风大呼，炮弩并发，象皆反走，昔剌亦者，寇枭将也，殊死斗，左军小却”[10]，记载了明代统治初期沐英在受命平定云南叛乱的情况，在着重展示个人建功立业同时，对战象的作用也详细描写。《明史·土司传》以叙述少数民族社会历史为主，其中《云南土司传》以记录云南土司为中心，《明史·云南土司传》载：“洪武十五年平云南，景东先归附。土官俄陶献马百六十匹、银三千一百两、驯象二。诏置景东府，以俄陶知府事，赐以文绮袭衣……景东部皆僰种，性淳朴，习弩射，以象战。历讨铁索、米鲁、那鉴、安铨、凤继祖诸役，皆调其兵及战象”[11]，通过记载土司沿革和与明王朝以及周边其他势力之间的交流、摩擦和战争，间接体现了象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清史稿》关于象的史料记载的侧重点与《明史》较为相同，而在宫廷礼仪部分对象使用的范围增加。除皇帝大驾卤薄中象的记载外，清代宫廷驯象的使用方式增多。清初并无固定的献俘受俘制度，雍正二年平定青海之乱后献俘于京师，为了震慑有异心的人，专门举办了声势浩大的献俘仪式：“翌日，帝御午门楼受俘，正中设御座，檐下张黄盖，卤薄陈阙门南北，仗马次之，辇辂陈金水桥南，驯象次之”[12]，此后“凡平定疆宇，受俘仪并同”[13]，随着受俘过程的仪式化象也成为仪式中的常备物。清代仁宗接受高宗内禅时，还未有此先例，《清史稿》载：“殿前陈卤薄，门外步辇。午门外五辂、驯象、仪仗、黄盖、云盘，檐下设中和韶乐，门外丹陛大乐”[14]，象在内禅仪式上的出现代表官方对象的认可。清代沿袭前代设立养象机构，《清史稿》载：“驯象所掌仪象、骑驾、卤薄、前部大乐……设驯象一所，分东、西二司”[15]，《清史稿》列传部分也主要记载了战象的使用。

正史中蕴含的亚洲象史料以宫廷驯象居多，亚洲象在皇家礼仪中的频繁出现表达了君主欲彰显对边疆蛮夷地区的权力控制。其次是对战象的记载，战象多与云南土司联系在一起。

二、实录中的亚洲象记载

作为正史编纂基础的实录，其以对最高统治者的记录为中心，记述与统治者联系密切的人与事务，对重要的国家事务决策和国家大事都予以记载，记载的内容丰富，《明史》与《清史稿》中许多不见的、简略的历史事件在实录中都可以得到补充。明清实录对亚洲象的记载主要是贡象、驯象与战象两方面。如《明实录》载“洪武二十一年……命通政使司经历杨大用使百夷。初百夷思伦发寇摩沙勒及定边，西平侯沐英率兵讨之，思伦发凡再拒战皆败。乃遣其把事招纲等至云南，言：“往者叛逆之谋，实非己出，由其下刀厮即、刀厮养所为，乞贷其罪，愿输贡赋”，云南守臣以闻”[16]，记述了麓川叛乱的起因，同时也详细描述了战争过程的激烈程度：“思伦发悉举其众号三十万，象百余只，复寇定边，欲报摩沙勒之役……下令置火铳神机箭为三行列阵中，俟象进则前行，铳简俱发，次行继之，又不退，三行继之……渠帅把事招纲等皆乘象，象披甲，负战楼，若栏楯，悬竹筒于两旁，置短槊其中，以备击刺……贼大败，斩首三千级，俘万余人，生获象三十有七”[17]，这段话与《明史·沐英传》记载的同为一种事件，但相比沐英传内容要翔实许多，对涉及象史料的时间、起因、经过、结果、人物信息有很大补充，其中对战斗细节的描写，以及对战斗次数的记载，有利于加深对战象的相关研究。

贡象一定程度上是中央王朝对本国和周边国家影响力的反映，实录依据时间的发展依次记叙了有关云南的贡象情况，“洪武十七年……云南元江土酋那直来朝，贡象，[18]”“洪武二十年……车里军民宣慰使刀砍等进象及方物，[19]”“洪武二十四年……云南八百宣慰使司土官刀板冕遣使，贡象及方物，[20]”“洪武二十四年……车里军民宣慰使刀暹答遣其弟刀三怕剌等，贡象及方物。[21]”实录对贡象记载多，通过贡象的频率和数量可以窥见云南当地象资源的分布以及中央王朝对土司的控制程度。

《清实录》的体量更大，但有关象的史料却有所减少。《清实录》对象的记载有两次大的变化。首先是以康熙朝为分界点，康熙之后不再有战象的记载。其次是以乾隆朝为分界点，以后的嘉庆朝实录不再有滇省贡象的记录。清代时野生亚洲象分布范围已经进一步缩小，数量也进一步降低，这使得人们捕捉野象难度增大。同时，随着枪炮技术的发展，战象已无法在战斗中发挥关键性作用，象的作用逐渐降低，同时人们对亚洲象的关注度也逐渐降低。

三、地方文献中的亚洲象史料

古代文献中，绝大多数史书都是以记叙某个时段为中心，依据时间发展先后顺序记述史实。或为通史、或断代史，以“经世致用”为写作目的。与这类文献不同，地方志以地区为中心，专祥某一地区的沿革、疆域、税赋、风俗、古迹、河流山川、官宦及专门记载这一地区的艺文汇总。方志的起源很早，远在周末，各国都有记载本国的史书，便是最古的方志[22]，至明清两朝，方志盛极一时，不仅有全国性的一统志和地方省、府、州、县各类方志，还有专对山川、名胜古迹、动植物的志书，是查阅自然人文地理类的重要信息。清代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方志每六十年一修，方志数量急剧增多，占据了现存方志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就云南地区而言，云南地方志以清代居多，明代亦有部分。方志以独特的体例记载着云南的地方环境、民族分布、地方物产，是不可多得的史料。

（一）地方志物产、山川古迹中所蕴含的亚洲象史料

方志物产类是考证亚洲象历史分布变迁的重要依据之一。地方物产不仅会出现于方志物产中，还可能在山川地理、田赋征收等条目下，还有的单列名目。物产中对象的记载详略皆有，有的史料记载仅一字，有的尚有从属史料。如正德《云南志》卷十四目“车里军民宣慰使司”下土产载：“象”[23]，《云南地志》载：“丽江、永昌、景东、永北产犀、象、牦牛”[24]，这些可以帮助我们考证亚洲象变迁的步骤。而从属史料可以方便我们了解象的体型、作用。如《开化府志》载：“野象，似牛角直生，双蹄指三岔”。《威远厅志》载：“象取其牙可以作箸”[25]，记载了象牙的制作用途。《滇海虞衡志》载：“象出云南诸土司。明通志云缅甸、八百皆有象，然不独二土司也。夫教象以战为象阵，驱象以耕为象耕，南中用象殆兼牛马之力”[26]，记载了象的分布以及象的耕作、战斗用途。与驯象不同，物产中对亚洲象分布的记录专指野生亚洲象，不仅可以考证亚洲象的历史分布变迁的时间和过程，更可以以此看待背后的环境等信息。

此外，方志中对各种名胜古迹的记载，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亚洲象生存的痕迹。如《云南通志》载：“义象冢，在城北关外。眀天启四年安效良叛至马龙，景东土兵统象马逆战大破之，一象奋勇冲阵被流矢死，巡抚王伉立碑建坊，表曰忠勇义象”[27]，又如《元明事类钞》载：“象跪石在鹤庆府城北，昔元世祖自丽江石门关乘一白象至此，象跪不行，故名”[28]。这些带有象的地名可能正与亚洲象有关。还有一些名胜古迹的名称虽然与象无关，但在这里发生了与象相关的故事情节，被人所记载。如“大川原，在城南（普洱府）七百余里。车里宣慰司界，广袤千里，蛮人豢象於此”[29]。“得胜桥。万历年间缅人率象百余犯姚关，参将邓子龙率兵御贼于此，有军士伏桥下，象至，割其鼻，象负痛返逸，邓子龙督兵大破之，尽馘其象，烹之以饷战士”[30]，这些奇闻轶事是人象互动关系的深刻写照。

（二）地方志官志、列传中蕴含的亚洲象史料

方志的编纂者大多为一方官员，所载战事中涉及亚洲象的部分具有较高价值。从方志官志和列传中记载的出发点来看，以记载地方戎事和人物为官事迹为首要目的，但从亚洲象的视角来看，方志师旅和官宦列传中包含了许多战象信息，这与正史列传记载亚洲象史料的内容方面相似。

云南地区地处边疆，与缅甸、安南等接壤，明清两代缅甸、安南等曾和中国为藩属关系。同时中央王朝在边疆民族地区实施土司制度，土司拥有较大权力，土司由于势力壮大、觊觎之心等多次引起战争。方志中对战象的记载包含明清两朝，见证了区域社会的变迁。如《永昌府志》记载了明初期云南西南部边陲麓川土司势力的兴盛与明中央王朝之间引发的战争：“又馈以象马金宝等物，古训等作书以隙之，言中国不以象马金宝为贵，以忠臣烈士孝子顺孙为珍”[31]，“洪武三十一年四月，思伦部曲刀干孟部构兵逐其主以自立，福遂率劲兵八千倍道直驱南甸，刀干孟乘象突走，追射杀之…进袭大甸，擒刀干孟，俘获二万二千余，获象一百八”[32]。又如《天下郡国利病书》载：“天启五年五月安效良复纠水西兵入寇，巡抚闵洪学檄左布政使谢存仁、副总兵袁善合尹启易，督守备郝太极、宣抚沙源率兵堵截。是月戊午，贼前锋游骑至马龙，与我兵适相遇，贼骑见战象而驚，我兵袭击，贼自蹂躏授首”[33]，记载了明王朝企图改土归流而引发的地方反抗。

同时，在战场中如何处理战象也有很多记载。《腾越州志》载：“其征蛮时，蛮驱象进，子龙足起蹋一象即死，蛮大惊奔溃。世传邓将军一脚踢死象，盖知象胆之所在，伤卽毙也”[34]，为研究战象及应对战象的战术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文献。

（三）地方志诗文、散文中蕴含的亚洲象史料

方志的诗文、散文一般集中于艺文志、杂志中，包含了时人的情感抒发、触景生情及对当时时事的评论。《马龙州志》中专有一人为战象列传：

景东陶氏，劲卒且千余，战象维七…而七象者聚如环焉，动如徙阜，为之金铁之饰，绵绵之装如其形以为之备，又约剑于两牙之上，使之左右游刃而有余。是故，人得象而撼山可崩，象得人而拉朽任意，象之于军也，壮矣哉。及战，七象分队而前迆进，奋鼻电惊，张牙矛挺，近则地塌，退则海倾，我军承之，则莫我敢承，而其一象撄贼，贼药镞中其要害，怒随风发，横行贼阵之威力。所加，鲜不披靡。遂破贼于轿子山之阳[35]。

战象传描写了土司陶氏饲养的7头战象，7头战象经过武装配备以后形成强大的战斗力，令战场上的敌我双方都感到战栗，最终成为战争胜负的关键，人们有感于此战役中战象的无畏精神，为象列传以传后世。

除带有官方性质的方志外，私家著述的地理类书籍也含有诸多亚洲象的重要信息。私家著述的作者在游历一个陌生的区域时，会将沿途中的许多地名、风俗、古迹记载下来。这类文献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文献的内容靠近事实、语言生动，受到外界干扰较少，许多都是沿着出行路线一路记载，并且许多都是有固定的出行目的，能够详细描写一个地区的社会活动状况，这方面的文献是亚洲象研究中最不可缺的一部分。

钱古训《百夷传》是作者奉朱元璋之命去往中缅边境后，依据亲身见闻所撰写的作品，其中记载了百夷与象的亲密关系：

“贵者衣绮立，每出入，象马仆从满途。象以银镜数十联缀于羁靮，缘以银钉，鞍上有栏如交椅状，籍以裀褥，上设锦障盖，下悬铜铃响，坐一奴鞍后执长钩驱止之…无军民之分，聚则为军，散则为民。遇有战斗，每三人或五人出军一名，择其壮者为正军，呼为“昔剌”。昔剌，持军御敌，余人荷所供，所军行五六万，战者不满两万。兵行不整，先后不一，多以象为雄势，战则缚身象上，裹革兜。披铜铁甲，用长镖干弩，不习弓矢，征战及造作用事，遇日月食则罢之，毁之”[36]。

文献的内容展示了当时象充斥于百夷人民的日常生活，并且钱古训回去面见明太祖时，得到了明太祖的嘉奖，虽然其中难免有夸大的部分，但是许多内容是其亲眼所见，有很高的可信度。此外，诸如《徐霞客游记》《云南风土记》等私家地理类书籍也包含了许多象的史料。

四、笔记文集中的亚洲象史料

笔记文集作为非官方文献，作者在著述作品时，受到的限制少，有时可以更加详细的记述象的相关信息。同时，由于时间和地域段的差异，笔记文集中有关亚洲象的记载分散性大，需要认真搜寻发现。

古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物候知识，其中包含亚洲象在内的动植物的信息，但传统上人们将动物视为可利用品，医书对象的关注也仅限于亚洲象对人的价值。《本草纲目》作为一本医学著作，里面对许多传统中医所需的动植物药材都有涉及。其将动物分为虫、介、鳞、禽、兽、人六大类，兽类目下对亚洲象的药用功能进行了详细的描写。《本草纲目》载：“象出交、广、云南及西域诸国……牙：（气味）甘、寒无毒。（主治）诸铁及杂物入肉，刮牙屑和水敷之，立出。治痫病，刮齿屑，炒黄研末，饮服。生煮汁服，治小便不通，烧灰饮服，治小便多。诸物刺咽中，磨水服之，亦出，旧梳屑尤佳。主风痫惊悸，一切邪魅精物，热疾骨蒸及诸疮，并宜生屑入药”[37]，列出了象作为药材的产出地点，同时对象牙、象肉、象胆、象睛、象皮、象骨的药用功能一一进行详细的介绍，《本草纲目》中对象药用功能的记载是象医学利用的集大成者。

兵书是古代武将依据自身所历经的多次战争而汇集而成的著作，而战象作为一种兵种，早已为军事家所注意，然由于战象存在受特殊区域的限制，不会如同战马一样广泛为人所知和普及，故仅有极少数兵书会记载。张龙翼《兵机类纂·破阵法》中记载了在实战中破象阵的方法。年羹尧《治平胜算全书》载：“攻城法：虎车、运干粮车、巷战车、象车、鎗车”[38]，将象作为一种车战兵种。象车作为一种攻城器械出现于一朝名将的著作中，足以证明战象的潜力。

散文诗歌对象的记载多是从一种个人抒发情感的角度出发，对奇闻轶事多有描写，而对政治军事关注较少，可以反映当时人们对象这种异域大兽的态度。《浴象记》以散文的形式记载了象在城中沐浴时引发的全城轰动现象：“夹岸人数万如蚁聚，而面首亦鳞比编贝于栏楯间，不知凡几也，盖每岁于此日出象而浴云。二行列鼓二十四，中安公座若牙堂然，已而銮仪卫正杂等官至，各坐定，象乃来”[39]，侧面反映出浴象时的热闹气氛以及明清之际象对时人来说已成为一种陌生动物，对象的记载也多是一种猎奇的心理。

“义象冢”是明末为了纪念在一场战争中与敌人英勇作战而牺牲的象的坟墓，时人每至于此，多有感而发，留下了大量作品。如《余三过马龙而义象冢无诗兹补赋之》：“一身当万矢，胆特大于身。力竭生平寇，功存死卫民。昔年经道路，落日吊嶙峋。厉害相趋避，纷纷款世人”[40]。《义象冢行》：“李陵援绝终降北，哥舒屈膝向逆贼。壮哉彦章真男儿，人死留名豹留皮。南中自昔以象战，驰驱腾踏捷且便。土逆昔年忽潜煽，黑山万骑突州县”[41]。“突兀有物如山邱，奋迅腾踔向人投。数声大吼疑虎啸，喷云泄雾天中浮。伸鼻捲贼不厌伙，天上高掷低下坠”[42]。这类纪念象英勇作战的诗歌词赋不绝于笔。

笔记文集还记载了驯象的过程、贡象行经道路等。笔记文集的分散性需要我们不疏漏每一部文献，做到精益求精，以便我们可以在其中获得更深入的信息。

以史料来源分类来探析亚洲象史料的分布，我们可以发现在正史、实录、地理类及笔记文集类中都蕴含有许多亚洲象史料，同时史料对亚洲象的记载有明显的不均衡性，这也正是传统古代注重经世致用，强调人定胜天的写照。

五、史料形成与书写

有史以来我国古籍的数量浩如烟海，存在着各种类型的书。然而，没有一部以动物为主题的书。有关动物的史料需要我们从诸多史籍中慢慢积累。亚洲象的史料较之虎、蛇、鹿等其他动物来说，古籍中对前者的记载篇幅更多，涉及面也更深，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

首先，政治上，帝王君权神授欲要时刻彰显自己身份尊贵。帝王在礼仪、舆服、居住上要异于常人，体现特殊的身份地位。而象数量稀少依靠进贡维持数量、进食量大寻常人家无法满足、需要专人饲养及体型威严象征皇权这些都是可以彰显帝王的独特之处，其他一些诸如虎、龙、凤等具有同等象征意义瑞兽，或不如象温和易驯化，或存在于想象之中，无法满足君王彰显身份的要求。因此，礼仪舆服中对象的记载也就较为常见。

经济上，古代社会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人们更多的关心与农作物收成息息相关的气候、节令、灾害、救荒等信息。蝗虫作为一种严重影响农作物收成的动物也常见于史书，如“洪武五年六月，济南属县及青、莱二府蝗”[43]，但也仅限于与农业灾害相关的记载。牛、马、驴、羊、鸡等是传统的家畜养殖动物，牛、马、驴既帮助解决人力不足的问题，也可以屠宰烹饪，但史书记载却较少。原因在于其作为一种为人熟知而又寻常的牲畜，没有显著的独特性。亚洲象作为一种役力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随着亚洲象数量的减少，亚洲象作为役力的使用次数也下降，除象的分布地以外，仅有帝王可以使用。与牛、马、驴、羊、鸡等不同，象除了用作役力外，象牙还作为一种装饰品容易获得人们的青睐，古籍中对象牙镂刻、象板、象床等记载广泛。象牙在宋代后成为一种上层物品，逐渐发展成了象牙贸易。此外，象全身是宝，象皮可以制作盔甲、象鼻可以供人食用、象胆可以制药。象的经济价值以及名贵度决定了象史料的丰富。

古代军事战争中动物常常发挥驮物、驮人的功能，这就对动物有很高的驯化要求，要求动物能够听从人们的指挥、命令。战马是最为人熟知的一种参与战争的动物，统治者曾经施行马政，配套发展与马相关的购买、饲养、训练等事务。较之于战马，战象在使用范围和手段上要逊色不少。然而战象在生存范围和适应环境的差异性，也使得关注某一地区的历史，就需要关注战象的发展史。明清之际象作为云南的本土物种，将象运用于战争是云南土司的惯用手段，而地方政府官员则不太重视战象的使用，了解战象的演变史可以加深对我国西南民族地区历史的认知。

动物与文化常常联系在一起。生产力尚不发达时期，人们在生活中需要规避野兽袭击的风险，兽类象征着强大、自由，由此产生了图腾崇拜。象体型庞大、形态威严，是正义、情感的化身，古籍中对象拟人化的记载众多。傣族的象文化历史悠久，傣族创世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载：“开天辟地时代，英叭神造了天和地，然天飘在云雾里，终日摇摇恍恍;地漂在水面上，终日起伏动荡，因此诞生了象，象是镇天定地的象神”[44]，象被认为是上天派来保护人们的神灵，为人们挡住了灾害，寓意着和平、稳定，保护它的信众不受伤害，被尊为“象神”。象文化从精神层面陪伴着人们，加深象对人们的重要性。

亚洲象史料的分布既集中又分散，开展历史时期亚洲象研究离不开亚洲象史料的支撑，正确的理论和足够的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条件[45]。在了解亚洲象史料分布情况的基础上，我们要合理运用亚洲象史料书写历史。首先要坚持动物史观，即以动物为核心叙述人与动物的互动关系，揭示历史的事实，正确看待动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对动物发挥的影响既不盲目夸大也不全部忽视。其次，要有全局观念，将动物史料置于长时段来看待，不孤立地看待一段史料，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亚洲象史料的分布与亚洲象史料的书写两者相辅相成，得益于亚洲象的独特性，我们要更全面、更细致的梳理亚洲象的史料，以加深现有亚洲象研究深度，拓宽亚洲象研究视角，促进历史动物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