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脱贫时代旅游扶贫县域语言规划研究
——基于重庆市武隆区语言生活实态数据分析①

孟凡璧， 唐师瑶

(1.广西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2.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上海 200062)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对于中华民族甚至人类发展都具有伟大意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贫困的终结。农村贫困在2020年后仍将以相对贫困和多维度贫困的形式存在，未来的扶贫工作还会继续进行下去[1]。可以说，扶贫工作将进入“后脱贫时代”，即相对贫困治理阶段，并将在更大程度上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相契合。因此，后脱贫时代的减贫事业研究，更需要不同科学之间聚力共治。

旅游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产业之一。旅游扶贫是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新时期扶贫开发十项重点工作之一，是产业扶贫和精准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2]。《“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中将旅游扶贫作为发展特色产业、实现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强调要依托贫困地区特有的人文资源，深入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工程。2015年7月原国家旅游局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提出，到2020年，通过引导和支持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使约1200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2016年8月，原国家旅游局发布《全国乡村旅游扶贫观测报告》指出，从观测情况来看，乡村旅游已经成为我国扶贫事业的主战场和中坚力量。需要注意的是，旅游产业助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的同时，对语言文化的隐性影响逐渐显露出来，成为社会语言学领域关注的热点：一方面，大量的人员流动使游客主体语言及其文化得以广泛传播，旅游目的地日趋成为一个动态的多语拼盘[3]，社会及文化实践也随之改变[4]。因而，语言成为观察旅游对区域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影响的重要窗口[5]。另一方面，由于游客停留的时间短暂、旅游市场的季节交替、大众旅游的语言趋同，均有可能危害多语文化，尤其是引发少数族群语言的边缘化、交际功能弱化、使用范围萎缩、稳定性衰减、价值降低、资源流失等现象[6-7]。据此而言，旅游产业发展会对贫困地区的社会语言生活产生诸多影响。

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是国家语言政策制定、调整、执行的系统工程，直接关乎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8-10]，进而关系语言能量在脱贫攻坚、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释放。语言规划研究既要以语言生活的实态数据为基础，又要能够引导语言生活的健康、有序发展。我国学者李宇明在1997年最早提出“语言生活”，之后这一概念不断完善丰富，并成为中国语言规划研究的基础术语。语言规划的中国学派以“语言生活研究”的理念与国际上的“语言管理研究”“语言民族志研究”“语言政治经济研究”“语言教育研究”等学派形成并肩共进的发展态势。但是，与旅游在国民经济、社会生活，特别是减贫富民中的重要性相比，目前中国语言学界对旅游扶贫地区语言生活状况及相关语言问题的关注匮乏，微观语言规划研究中面向旅游扶贫模式的县域语言规划缺位。为此，语言规划应充分考虑当前所面临的重要形势，“提升贫困地区的语言能力要有基本方略，要做专门的语言规划”[11]。

基于此，本文选取以旅游扶贫实现“整体脱贫”的重庆市武隆区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语情数据对当地社会语言生活实态进行描写，分析作为一种重要的新兴产业扶贫方式的旅游扶贫对贫困地区语言生活的影响，然后从根本目标、核心概念和主要内容等方面探讨旅游扶贫县域语言规划，以期有效提升语言精准扶贫的减贫效果与社会功能。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由Robert L.Cooper、Joshua A.Fishman等人创设的非介入式匿名观察法(non-participant observation)。该方法最显著的特征是调查员始终处于局外进行观察，不介入被观察者的言语活动。与采用问卷进行语情调查不同，这一方法不易受到被调查者个人主观判断的影响，数据更为真实有效，并能更好地了解多语环境下各种语言的功能分化情况。具体操作是调查员在规定时间内按照固定程序，在调查点快速随机观察，将观察到的言语交际行为和语言使用情况记录在事先印制好的观察卡上，同时记录的还有被观察者的交际类型、对象、性别、年龄段等信息，以此获取语言生活实地材料。荷兰学者Marinus van den Berg曾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台湾的台北、高雄等7个城市采用该方法描绘当地语言生活实态，“他的研究成果和使用的调查方法已成为城市语言调查的一个典范”[12]。此后，这一方法先后被洪惟仁、陈淑娟、徐大明和俞玮奇等学者应用于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上海、南京等地的调查。迄今为止，尚无学者运用这种方法调查我国贫困地区公共领域语言生活的状况。

(二)数据来源

本文调研对象为重庆市武隆区。武陵山片区是全国现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地处武陵山和大娄山交界地带的重庆市武隆区(2016年“撤县设区”)曾是国家级扶贫县。自1994年芙蓉洞景区开发至今，武隆区积极依托旅游扶贫摆脱贫困，为重庆乃至全国旅游扶贫开发作出了有益探索。2017年10月，武隆区正式退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得了“精准退出、顺利摘帽”的阶段性成果。故而重庆市武隆区是研究“后脱贫”治理阶段旅游扶贫县域语言生活问题，科学妥善、切合实际地制定并实施语言规划的典型样本。

调查于2019年6月至7月间进行，数据主要来自实地观测和个案访谈。选取重庆市武隆区仙女山镇和羊角镇的商区、景区、社区为主要观测地，具体包括：武隆游客中心周边的12家餐馆、酒店和超市共1897人次的言语行为；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和天生三桥以及“印象·武隆”大型实景演艺3个景区中的售票处、乘车点、停车场、游客中心、景点和商铺共603人次的言语行为；金马农贸市场、漆子坳农贸市场和核桃农贸市场3家市场共521人次的言语行为；仙女山镇政府、仙女山镇桃园村委会和羊角镇政府3个政务机构共98人次的言语行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仙女山营业所)和重庆市农村商业银行(羊角分理处)2家银行共102人次的言语行为。个案访谈对象包括仙女山镇桃园村村民、羊角镇纤夫街坊居民和白马镇白马广场附近居民。

三、数据分析

(一)重庆市武隆区语言生活总体状况分析

语言生活存在于一定的社会领域中，了解语言生活状况须有社会领域意识[13]。不同领域的语言选择表征能够映射人们对不同语言地位与功能的认识。

旅游直接相关领域。商业服务领域和旅游景区领域是与大众旅游活动直接相关的领域。餐馆、酒店、超市是重要的商业服务场所，各类言语交际行为在其中频繁发生，而且调查对象具有随机性、混杂性，可视为城镇人群和流动人口在公共场域中的一个抽样。商业服务领域的普通话使用比例远高于重庆话，而对武隆游客流量最大的3个旅游景区的观测，普通话也是最常使用的交际语言。总体而言，普通话在旅游直接相关领域的使用上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但重庆话仍占有一席之地。这一领域，普通话和重庆话之间的语码转换现象较多，外来方言和外语亦有使用。

旅游间接相关领域。传统的农贸市场是本地居民不可或缺的生活服务性场所，其语言使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地社区的语言面貌。在武隆区，普通话和重庆话在市场领域的使用存在较大差距，村级市场的普通话使用比例最低，重庆话保持着强劲的语言活力。镇政府、村委会和银行是居民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政务与金融机构，也是更为正式的场合。普通话和重庆话是武隆城镇政务、金融领域的主要交际语言，两者基本上平分秋色、不分伯仲，但与政务机构相比，普通话在金融机构的使用上占相对优势。这一领域，有一定比例的语码转换现象，未观察到外语的使用。

(二)重庆市武隆区语言生活社会差异分析

交际类型差异。参考俞玮奇对上海城区公共领域语言生活状况调查的分类方法[14]，将所有观测对象的言语交际行为主要分为“顾客/游客/访客之间”“服务员/卖主/工作人员之间”“顾客/游客/访客对服务员/卖主/工作人员”“服务员/卖主/工作人员对顾客/游客/访客”4种类型。前2种主要是熟人之间的言语交际，属于内部交际类型；后2种主要是陌生人之间的言语交际，属于外部交际类型。

在商业服务或买卖过程中，顾客和服务员/卖主在由内部言语交际转向外部言语交际时，呈现出向作为高变体的普通话靠拢的“向上聚合”的“言语适应现象”(speech accommodation)；再从景区游客和工作人员的语言调整来看，双方交际中的言语适应同样以转向普通话为主，当然有游客在游览或服务过程中坚持使用重庆话，工作人员也作了顺应。根据言语适应理论，这种不作改变的言谈策略属于“维持原状”(maintenance)。主要原因是在服务过程中，游客认为自己处于优势地位，没有必要迎合或迁就对方的言语行为。不过，此类现象主要发生在小部分本地游客身上。访谈中罗某(35岁，村委综合服务专干)表示：“因为搞乡村旅游，外地游客来到我们村基本都说普通话，村民们慢慢也就跟着说了。”总之，在言语交际由内部转向外部时，选择使用普通话呈普遍趋势，重庆话的公共交际功能有所减弱。这既是为了沟通的方便，也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同时印证了普通话的实用价值和在社会上的“显在声望”(overt prestige)已经充分彰显。

空间使用差异。通常认为，语言使用场域越正式，该语言的地位与功能评价就越高。综合比较发现，普通话在各空间的使用占比排序依次是商业服务>旅游景区>金融>政务>市场。与旅游直接相关的商业服务场所和旅游景区的普通话使用高于正式程度最高的政务、金融机构，高变体的普通话向原来低变体的场域“渗漏”。据调查，政务、金融领域工作人员构成以武隆当地人为主，服务对象多为本地中老年人群，商区、景区里出现的则主要是青年和中年人群，人员组成也更为多元。因为不同的人员组成、年龄结构和领域性质，普通话和重庆话在各语言空间的功能界限并非完全分明，语言空间使用表现出交叉和混合的情形。

年龄层化差异。根据调查，不同年龄结构人群的语言使用状况迥异。无论在商业服务场所、旅游景区，还是政务、金融机构，青年人群使用普通话的比例最高，分别达62.3%、66.1%、79.1%和80.8%，使用重庆话的比例分别只有25.5%、22.4%、15.2%和16.5%；相反，老年人群使用重庆话的比例最高，普通话的使用比例最低；中年人群普通话和重庆话使用情况处于青年人群与老年人群的中间状态，但其使用重庆话的比例高于普通话。调查还发现，大学生村官和驻村扶贫工作队员的普通话语音面貌整体好于当地干部。相比之下，青年人群较中老年人群更偏向于使用普通话，个人语言能力更好。需要指出的是，为寻求就业岗位和发展机会，贫困地区青壮年选择外出务工的比例不断增加，引发贫困区县乡村的人口结构失衡、年龄层化扩大，“空心化”危机或将增加语言精准扶贫后续乏力的风险。

(三)重庆市武隆区语言生活变化及成因分析

双言并存，普进方退。根据教育部等9个部委1999—2000年组织实施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数据，重庆市的普通话普及率是39.44%。纵观本研究整体数据，现今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普通话在公共领域的主导地位确立，重庆话仍保持一定使用空间，外语居于语言生活弱侧。应该说，普通话的使用越来越普及是重庆市武隆区语言生活面貌变化最显著的特征。据统计，2019年武隆全年共接待游客360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70亿元(1)数据来源于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官方网站，http://wl.cq.gov.cn。。我们认为，旅游产业发展给武隆创造经济跃升的同时，城镇化进程突飞猛进，是武隆社会语言生活变化的最主要动力。

言语社区的重构。武隆游客中心位于仙女山镇核心地段，与周围的商户、居民同属一个区域。作为中外游客必经的集散地和本地人群、外来人口社交的聚集地，景区、商区、社区在同一区域环境中形成“三区一体”、功能复合的全新发展共同体。不同语言背景、不同语言能力人群与此同时逐步重新整合成一个新的言语社区，即“言语社区重构”(speech community restructuring)。我们认为，这个言语社区将逐渐形成“多言多语”的语言生态，即使是在武隆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此也高度认同。如蒋某(45岁，经营土特产生意)认为，“等仙女山机场建好了，来我们这里的中外游客会越来越多，……大家都得说普通话，可能还要学点英语”。如何科学、有效地对接全域旅游提出的由单一景区向综合目的地转变的理念，为不同群体提供语言服务、提升语言能力、协调各语言间的关系是旅游扶贫县域语言规划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语言生活的分化。受旅游产业发展影响，人口动态流动的频次和规模，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的比例变化，建构出前所未有的语言接触环境和多元语言空间。具体分析与旅游直接相关、间接相关的各领域语言生活状况可知，普通话和重庆话之间的互动加速，但使用差异较大、两极分化明显。在异质性强的商业服务场所和旅游景区中，普通话的使用比例均在50%以上。农贸市场所在社区具有高同质性，社会分层单一且与外界接触较少，从而出现重庆话“一边倒”的态势。本地化、均质化的人口地域来源结构更倾向于在非正式场合选择使用低变体的方言，使得重庆话逐步向底层语体演化，“双层语言现象”愈发显现。旅游产业对语言关系格局与语言发展趋势的影响是动态、复杂的，如何通过语言规划实现语言资源在不同社会生活层面的合理配置，是旅游扶贫县域语言规划面临的新挑战。

综上，旅游扶贫地区语言生活状况的变化与不断加快的大众旅游发展进程存在着紧密的相关性。

四、规划讨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发展乡村旅游是一个重要渠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旅游和旅游扶贫成为精准施策、深入攻坚的重要抓手，成为一条具有中国扶贫特色和旅游产业特点的旅游扶贫道路。旅游扶贫不是一种特定的旅游产品或者行业，而是为以旅游驱动贫困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的一项综合性、全局性、战略性路径选择。但在“上下联动、内外协调、融合共推”过程中，“语言之手”的功能和作用尚未有效激发。随着旅游扶贫的纵深发展，县镇乡村的“语言地图”正在改写。为此，有必要以服务“后脱贫”治理阶段旅游扶贫的可持续发展、对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国家重大战略为导向，整体规划旅游扶贫县域语言。

(一)旅游扶贫县域语言规划的根本目标

语言生活状况的日益错综复杂是旅游扶贫地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与之呼应的语言规划应该有所调整创新。构建和谐的社会语言生活是我国语言规划的战略定位和基本理念。从这个核心价值出发，旅游扶贫县域语言规划的根本目标应当是“构建和谐的旅游扶贫县域语言生活”。这个目标至少涵盖以下要义和层次。

明确指向“县域语言生活”。一是城乡和区域语言生活的不平衡性是近年来大规模、高速度的城市化进程对我国社会语言生活造成的现实影响，广大农村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将是下一阶段语言生活建设的攻坚地域。二是逐渐趋于混杂多样的县域语言生活状况，既可能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合的语言障碍、文化壁垒，又可能成为促进旅游产业升级、实现稳定脱贫的语言文化资源。

精准融入“旅游脱贫攻坚”。一是后脱贫时代我国旅游扶贫工作必将持续深入发展，大众旅游造成的全球性人口流动、生活型移民(lifestyle migrants)和不断增多的旅游业者迫切需要提高自身语言能力，势必需要提供统筹兼顾的社会语言服务，以稳妥解决旅游扶贫开发中出现的语言问题。二是保留传统语言文化、少数族群语言文化资源，并积极发展相关文化旅游、民族旅游产业，可以将语言文化资源转变为旅游经济收益。

积极实践“语言扶贫治理”。一是“多元共治”治理主体的构成转变。世界旅游组织(UNWTO)将旅游扶贫主要利益相关者归纳为当地居民、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教育机构及部分旅游者[15]。旅游扶贫是一个牵涉多元利益与价值博弈、平衡的过程，对各利益相关者行动逻辑、语言需求的考量及多方参与、互动协作，共同致力于社会语言资源发展的观念不可缺失。二是“自下而上”治理行为的路向转变。旅游活动对打破地域区隔具有显著作用，我国县域人口流动由过去的“走出去”转变为现在的“引回来”“留下来”。继而，官方语言、当地方言、外来方言、少数民族语言、游客语言等各种语言的接触与竞争在县域空间中角力。特别是“三区联动”所构建的新型实践社区(community of practice)必将综合语言关系、语言认同等多重因素，以及全域旅游模式下贫困地区可能出现的社会语言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审视谋划。只有“自上而下”的单一路向，显然难以适应复杂的县域语言国情。

(二)旅游扶贫县域语言规划的核心概念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Fishman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语言是资源的观点[16]。我国在21世纪初开始在语言规划中实践语言资源意识，语言规划理论逐渐由“问题”向“资源”的基点转变。在旅游场景中，陈丽君、胡范铸从“语言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出发，首次揭示了语言对于旅游的价值[17]。

语言既可以定义为符号系统、交际工具、行为、能力，还可以定义为资源。基于“语言资源是一种可以开发利用的旅游资源”的社会语言学假设，资源则应该成为制定旅游扶贫县域语言规划的核心概念。语言资源作为一种旅游资源，最关键的问题是“价值”的实现。也就是说，语言资源如何通过形态的转化实现社会价值。就旅游者而言，旅游是其在异域他乡以获得差异化体验、寻求新奇特为重要动机的行为过程，为此需要某种可用“工具”的帮助和某些可供“体验”的对象；就旅游业者而言，则需要有与之匹配的能力。鉴于此，旅游所需要的直接资源可以分为工具性资源、对象性资源、人力性资源[18]。面向旅游扶贫县域的语言规划可以进一步作如下讨论。

语言作为旅游扶贫的工具性资源。第一，优化旅游区语言景观建设。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是游客在旅游区进行视觉消费的首要符号资源[19]，可以塑造、影响游客的旅游体验。有无语言规划支持对现实语言环境影响重大，这就要求在符合我国语言文字规范的基础上，根据主要游客群体国别、区域进行语码选择，从为旅游者服务的角度出发提供充分必要的信息，同时须避免视觉效果趋同的景观设置及语码选用不当给相关游客群体造成的情感不适。第二，提升旅游语言信息技术服务能力和水平。现代语言信息技术的发展将进一步激活语言蓬勃的信息资源和技术资源潜能。随着5G网络投入运营和语言智能进入人们的生产生活，依托语言信息技术的研发实现多种智慧景区、智慧社区语言程序运行，进而提升语言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为旅游脱贫攻坚创造“语言红利”。

语言作为旅游扶贫的对象性资源。第一，注重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的语言情感，加强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例如“印象·武隆”实景歌会演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川江号子”为主线，用重庆话的叙事展现浓郁的区域特色和本地文化。法国哲学家Baudrillard认为，在消费社会(consumer society)中符号越来越成为人们消费需求的主导方向[20]。方言蕴藏着重要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而这种挖掘方言作为地方传统文化与社会网络承载象征符号的旅游营销策略，不仅有力促进了武隆当地人的社会认同感和多语多文化的社会环境建构，更有效帮助了方言的“语言增值”。方言、文字和汉语资源都可以是游客在旅游目的地“体验”的对象，还可以是旅游扶贫中体现当地文化的消费性旅游产品，更可以为全域旅游发展、多产融合创新提供语言产业的多样性供给。第二，注重旅游扶贫的语言经济驱动。诚如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所言，语言所承载的象征资本能够用以换取经济利益[21]。在精准扶贫语境下，语言资源亦是经济资源，即生产力要素。针对旅游市场的多维需求和人文旅游区的实际语情，采取“分而治之”的语言规划，突破简单从语言工具性角色强调标准化的思想桎梏，提高语言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走出语言贫困陷阱。

语言作为旅游扶贫的人力性资源。第一，提升旅游业者的语言能力。当前，越来越多旅游扶贫地区的居民成为旅游业者或潜在的旅游从业人员，而我国对旅游人才的语言规划主要是针对导游语言能力的培养，政府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充分认识旅游业者语言素养与能力的重要性。总体上，旅游业者语言规划包括普通话整体水平和能力的保持、提高，外语能力的提高，方言旅游区、民族旅游区内对少数族群语言文字的运用，讲解能力以及对语言智能移动终端设备的使用能力等。第二，加强语言规划、旅游规划与教育规划的融合。根据笔者过去10余年在少数民族地区从事推广普通话工作的经验，通过针对旅游业者开设与旅游产业知识传授、现代语言信息技术运用相结合的“普通话+职业技能”培训，组织编写旅游业实用普通话定制化教材等，都是未来一段时间应该秉承的策略。第三，培植语言资本的观念。扶贫须先扶智，扶智必先通语。通过强化对语言人力资本要素、语言经济价值以及语言因素在贫困治理体系中的后发特征的认知[22]，改观职业选择，激发内生动力，聚焦发展追求，进而平等地获得更多社会资源和发展机会，防止扶贫与扶志扶智相脱离，最终做到对家庭和个人等微观主体语言的自觉规划，阻遏返贫现象，阻隔“代际贫困”。

(三)旅游扶贫县域语言规划的主要内容

普通话推广方略。普通话是我国的官方语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标志。而今，推广普通话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要进一步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县乡仍然是重中之重。在城乡统筹的视角下，集中连片的贫困县域和相对贫困人口，尤其成为当前及未来普通话推广的攻关地区和语言扶贫政策与规划的重要对象。具体到旅游扶贫县域来说，必须处理好各层面的问题：宏观上既要关注旅游扶贫地区的语言呈现与社会关系，处理好普通话与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及外语的关系，形成以普通话为主导、多言多语的语言生态格局，又要兼顾普及的数量与质量并重，重视同步提高语言应用能力和文字使用能力；中观上要在“语言+”的框架下，通过将语言规划与旅游扶贫专项规划、全域旅游总体规划、贫困地区教育规划及2020年后扶贫战略规划等相关领域规划相衔接，获得要素集聚、系统谋划的综合治理效应；微观上做到因人施策、因地制宜，针对个人、家庭、企业等不同类型主体在旅游产业经营中的诉求细化推广策略，并由区县向乡镇村级旅游目的地延伸，力求精准推广普通话。

语言功能规划。目的地发展，语言和旅游密不可分。如今双言生活在我国旅游扶贫县域表现出明显的领域性和层级性。即将到来的全域旅游时代，广泛覆盖贫困地区，农村、边疆地区、方言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县域一级，在空间层面将更加强调集中连片区域向整体型、联动型、辐射型旅游目的地升级与超越，在文化层面将更加注重游客与原住居民、旅游业者深度交互，让游客更好地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基于上述原因，语言规划应当遵循语言功能规划理论[23]，转向语言资源和语言服务，首要工作则是管理及优化受大众旅游活动影响的各种语言现象在各功能层次的价值与作用，解决语言生活问题，促进语言生活和谐。

语言权利平衡。胡范铸指出，所谓语言规划绝不局限于规划语言，实则旨在研究语言权利作为人权的一项子集如何在社会制度中得以恰当的安排。语言问题并非仅仅语言本身，语言权利同样也不仅仅意味着语言权本身。对一部分语言权利关注的同时，必然会导致对另外一部分语言权利的抑制[24]。比如推广普通话工作保障的是关系社会效率的语言权利，而方言保护注重的是维护社会公平的语言权利。继而他进一步强调，当面临多种语言权利冲突时，应当尊重每一种语言权利，而非满足每一种语言权利。这就意味着要对尊重与满足作出有效区分。如何平衡，甚为关键。故此，一个恰当合理的旅游扶贫县域语言规划就在于能够结合旅游目的地不同社区、群体、民族、文化、价值观以及人生规划等各参数加以系统考察，寻求其中的制衡点。更进一步说，基于县域社会系统，构建一个以语言权利“平衡”为核心话语体系的语言规划学模型，从而促进社会的共同发展。

五、结语

本文以重庆市武隆区为研究对象，通过非介入式匿名观察的方法，获取语言生活实态数据，分析旅游对当地社会语言生活的影响，认为有必要制定旅游扶贫县域语言规划，并思考和探索了规划的根本目标、核心概念与主要内容。近年来，旅游扶贫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为国际旅游扶贫研究提供了“东方视角”。而旅游中的语言问题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之间的密切关联及兼容性问题已然成为一个共同的学术前沿课题，在语言学、旅游学等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更大范围的跨界和交叉研究中显示出广阔的学术生长空间，其成果也将在相当程度转化为国家凝聚和社会发展的向心力量。希望本文的分析和讨论能对我国语言扶贫与旅游扶贫二者之间的跨领域联动，以及语言政策与规划在人类减贫事业中的研究实践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