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初文学翻译的高峰
—— 百年林译小说研究评述

陈晓月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清朝晚期，国人提倡译介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在此次翻译浪潮中，严复、夏曾佑于1897年在天津《国闻报》刊出长文《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倡导译介欧美小说，梁启超于1898年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后于1902年发表雄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林纾开始与人合作，译介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林译小说”也逐渐成为一个有特殊指代的名称。1899年由王寿昌口译，林纾以文言转录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甫一出版便获得强烈反响。这是第一部林译小说，也是中国系统译入外国文学名著的开始。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林纾在教书之余，不间断地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译作达一百八十余种①参见：马泰来. 林纾翻译作品全目[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一、林译小说研究史略

林译小说研究，始自林译小说问世之初，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期、发展期和高峰期。初期的林译小说研究，指当时人们对林纾翻译作品的评点，这些评论性文章组成了林译小说研究最原初的资料，可视为第一阶段的林译小说研究。

第一阶段始自1899年林译小说的首次出版，集中在林纾暮年至1924年去世后的十年之间。此阶段的林译小说研究与林纾的名气直接相关，主要是当时人对林译小说或褒或贬的评价，多包含在对林纾整体功过的评论之中，其代表作品有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郑振铎的《林琴南先生》、寒光的《林琴南》等，均发表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此后林译小说研究随着林纾声名的沉寂而趋于没落。此时的林译小说研究，虽只是当时文学界与文化界的评论性文章，且嵌在对林纾其人与其文的整体性评价之中，构不成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林译小说研究，但这些文章是林译小说最初读者群的评价，最能反映那个时代人们对林译小说的看法，具有原始历史文献的重要价值，且为以后的研究指引了方向，具有奠基之功。此后，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随着国内环境的变化与林纾声名的沉寂，人们对林译小说的评价与研究也鲜见了，直到钱钟书的《林纾的翻译》（1964）一文的出现，才以较高的起点开启了林译小说研究的第二个阶段。

20世纪后半叶，是林译小说研究的第二阶段，其以梳理林纾译作、评论其翻译思想为主，是林译小说研究的发展期。它以发表于六十年代阿英的《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孔立的《林纾和林译小说》和钱钟书的名文《林纾的翻译》为起点。其中，阿英的文章考据林纾首译的译印时间，孔文重新评介林纾与林译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钱文对林译小说的分析尤为精深。此后，由于历史原因，林译小说研究只在部分国家和地区有少数研究成果出版。如中国学者曾锦漳、陈敬之、尹雪曼和李欧梵，英国学者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美国学者罗伯特·康普顿（Robert Compton）及日本学者樽本照雄（Tarumoto Teruo）等人。值得关注的是，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将林纾与苏曼殊视为中国现代文学“浪漫”的滥觞；日本学者樽本照雄长期致力于清末小说研究，近期商务印书馆为其出版了中译本《林纾冤案事件簿》，樽本照雄在书中追溯林译小说的真实底本，有力反驳了诸多长期承袭的批评，对海内外林译小说研究均有重要的影响。

林译小说研究在八十年代开始复兴，始自商务印书馆于1981年推出的“林译小说丛书”。这套丛书收录了十部经典林译小说和一部《林纾的翻译》，为20世纪80年代后的林译小说研究提供了契机，也是商务印书馆与林译小说的“再续前缘”。早在20世纪初期，林纾得到高梦旦的大力举荐，商务印书馆几乎买断了林纾的译稿，出版的林译小说占译作总数的四分之三多。这套丛书所选的十部译作，包括《巴黎茶花女遗事》《快肉余生述》《不如归》《吟边燕语》《黑奴吁天录》《拊掌录》《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迦茵小传》《离恨天》《现身说法》，涉及美、英、法、日、俄五国，都是经典之作，并且最受研究者关注。《林纾的翻译》一书收录的四篇文章，除郑振铎《林琴南先生》一文出版于第一阶段外，其余三篇均属于第二阶段，分别是钱钟书的《林纾的翻译》、阿英的《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以及马泰来的《林纾翻译作品全目》。这套丛书既重印了林译的经典之作，也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是林译小说研究回暖的标志性事件。值得一提的是，商务印书馆与林译小说的关系，近年来也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随着林译小说重新回归读者的视野之中，林译小说研究在学界也开始复兴。除了商务印书馆的“林译小说丛书”之外，最为重要的资料汇编是1983年薛绥之与张俊才编写的《林纾研究资料》，包括“林纾生平及文学活动”“林纾理论、研究文章”“林纾翻译作品考索”“林纾著译系年”“林纾研究资料目录索引”五个部分。“林纾研究资料目录索引”汇集了此前林纾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涉及林纾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与文学史,尤其是小说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从而启发了林译小说研究的新视角。在林译小说研究方面，这本资料汇编和“林译小说丛书”共同奠定了此后林译小说研究的基础。值得关注的是，《林纾翻译小说未刊九种》的出版，也扩展了林译小说研究的范围。

除上述林译研究的资料汇编外，学界对林译小说的研究也有纵深的发展。论者深入探讨了林译小说在中国翻译史、文学史与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得失，肯定林译小说的价值是当时的主流观念。需要指出的是，八九十年代的林译小说研究，带有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与政治话语的特征，往往一分为二，既认可林纾“被进步势力目为‘桐城余孽’，在文学史上受到批判，是理所当然的”，但也肯定林纾翻译工作的“进步”意义，尤其表现在其译作的序、跋等文章中，如他称道狄更斯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且“能睁开眼睛看世界”，“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民族文学的世界文学地位，也看到了不同民族文学创作中的某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律”[1]。

总体而言，第二阶段的林译小说研究主要是整理林纾译作与分析林纾的翻译思想，以及肯定林译小说在翻译史与文学史上的贡献。这是林译小说研究的复兴期，为新世纪以来林译小说研究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外国文学作品的大量译入，研究者更加注重林译小说的原本与译本的对照研究，这类研究于第三阶段成为主流。

第三阶段的林译小说研究是指新世纪以来研究者引入西方翻译理论与文化理论，且将林译小说置于近代翻译史、文学史与文化史的脉络中进行研究。经过第二阶段几十年的积累，林译小说研究在新世纪登上了历史最高峰。研究者利用各种可能的视角和方法对林译小说加以论说，促成了林译小说研究成果的极大丰富。在此阶段，林译小说研究总量颇为傲人，一系列高水平的专著和学术论文相继问世。以林译小说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有12篇，硕士学位论文约有180篇，期刊杂志文章则约有600篇，同时也有较多名学者加入到林纾翻译的研究中，诸如张佩瑶、单德兴、韩嵩文（Michael Hill）、韩南（Patrich Hanan）等。第三阶段的林译小说研究除了继续此前文学史视角的研究外，其在翻译史与文化史视角研究领域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此外，还发现硕士学位论文多将各种理论运用于林译小说研究，其中以外语专业、翻译专业的学生居多，这显示了年轻学者运用新理论的积极性，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相较而言，专论林译小说的博士学位论文，大都以总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范式论述林译小说，且引入了新的理论和视角进行更深入的阐发。其中学科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博士论文6篇，占博士论文总数的一半，分别为《林译小说研究：兼论林纾自撰小说与传奇《林纾的翻译及小说创作研究》《林译小说研究》《林译小说及其影响研究》《林译小说改写现象研究》《林译小说在清末民初的传播研究》①参见：韩洪举. 林译小说研究：兼论林纾自撰小说与传奇[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2。王萱. 林纾的翻译及小说创作研究[D]. 济南：山东大学，2003。郭杨. 林译小说研究[D]. 上海：复旦大学，2009。杨玲. 林译小说及其影响研究[D]. 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0。林旭文. 林译小说改写现象研究[D]. 杭州：浙江大学，2011。龚琼芳. 林译小说在清末民初的传播研究[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3。。比较文学方向的博士论文2篇，分别为《林译小说研究：文学与文化史意义》与《场域理论视角下的“林译小说”研究（1899―1919）》②参见：郝岚. 林译小说研究：文学与文化史意义[D].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3。李宁. 场域理论视角下的“林译小说”研究（1899―1919）[D]. 广州：暨南大学，2017。。其余论文有英语语言文学2篇，文学语言学与翻译文学各1篇，分别为《林纾小说翻译研究》《林纾翻译研究：基于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框架的视角》《林译〈迦茵小传〉：意识形态规约下的修辞重构》《文章学视野下的林纾翻译研究》③参见：刘宏照. 林纾小说翻译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杨丽华. 林纾翻译研究：基于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框架的视角[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2。潘红. 林译《迦茵小传》：意识形态规约下的修辞重构[D]. 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1。林元彪. 文章学视野下的林纾翻译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2。。论者从各自不同的学科背景，探讨林译小说在文学史、文化史与翻译史上的地位与价值，显示了林译小说研究较高的水准。

二、旧瓶新酒——现代文学的启蒙

林译小说的文学史价值在于其于中国文学的转型期最早译入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引来西方文学的活水，启蒙了中国现代文学。可见，林译小说的首译之功不可谓不大。正如陈炳堃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所说，“自严复才开始翻译西洋近世思想的书，自林纾才开始翻译西洋近世文学的书”[2]。当时人常将“林译小说”与“严译名著”并称，但林纾与严复的翻译不仅有文学与思想文化的畛域之别，而且译笔风格也各异。将林纾与严复、梁启超的译文相比：严复译笔古奥、梁启超译笔通达，林纾译笔却更简洁古雅，极适合翻译文学作品，所以林译小说在当时广受知识界的欢迎。林译小说成功的原因，寒光在《林琴南》一文中有精到分析：“林氏以古文名家而倾动公卿的资格，运用他的史、汉妙笔来做翻译文章，所以才大受欢迎，所以才引起上中级社会读外洋小说的兴趣，并且因此而抬高小说的价值和小说家的身价。”[3]182林译小说的风行，对轻视小说这一文体的传统文学观念有所纠正，提高了小说的地位，由此带动其他学者纷纷翻译并创作小说。

林纾的同时代人也并非完全褒奖林译小说，同代人对林译小说的评介，或许能代表当时文学界对外国文学与小说的观念。晚清时人们仍普遍持这种观点：“中国文学是世界上最高最美丽的，绝没有什么西洋的作品，可以及得上我们的太史公、李白、杜甫。”[4]145与这样的心理相呼应的是，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钱钟书忆及陈衍曾责问他为何学西方文学而非中国文学。再者，翻译西洋小说被认为是等而下之的事情。正如寒光所言：“林氏译小说的时候，恰当中国人贱视小说习性还未铲除的时期……小说这一物，不过视为茶余酒后一种派遣的谈助品。”[3]182林纾本人也认为，自己的翻译远不如他的古文。但林纾也反复强调翻译小说有促进社会改良的功用，他在多部译作的叙、序、跋、达旨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如他在《爱国二童子传·达旨》中说：“强支此不死期内，多译有益之书以代弹词为劝喻之助。”[5]寒光也称颂林纾“采外国之长补吾国之短的诚意和苦心”[3]198。林纾的好友们，如黄侃、夏曾佑、陈衍等，他们为林译小说撰写的和诗、题词及评语中，点评林译小说内容和译笔风格，肯定林纾在翻译中的寄托，多是褒奖之言，如阿英在《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收录较多这类评价。

虽然当时人对林译小说褒贬不一，但林译小说的确影响了晚一辈的文学家，包括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冰心等。正如任访秋在《林纾论》中写道：“五四时代的作家们，多半在早年都有过一个耽读林译小说的时期。”[6]周作人回忆道：“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小说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很模仿过他的译文。”[7]郭沫若在《沫若自传：少年时代》的评价更耐人寻味：“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最嗜好的一种读物……前几年我们在战取白话文的地位的时候……那时的人对于他的批判或者不免有一概抹杀的倾向，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能够抹杀的。他在文学上的功劳，就和梁任公在文化批判上的一样……林译小说中对于我后来文学倾向上有一个决定的影响。”郭沫若道出林译小说对自身文学创作的影响，着重指出“那种浪漫主义精神”“那种浪漫派的精神他是具象地提示给我了。我受Scott影响很深，这差不多是我的一个秘密”[8]。

可以说，由于林纾的翻译，世界文学作品被广泛译入，进入国人的阅读与研究范围，进而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形态与发展。寒光高度评价林译小说给当时文学界的影响：“小说的形式由林氏而改造，小说的范围由林氏而扩张；中国的旧文学当以林氏为终点，新文学当以林氏为起点；中国文学界由他才开放文学的世界眼光；所以他于新文化的功绩就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荒谬的所在应该原谅，功绩却是永远不可埋没的。”[3]198郑振铎发表于林纾去世当年的《林琴南先生》一文，被认为是盖棺论定的公正文章，此文肯定林译小说不用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体是一种进步[4]135-136。阿英的《晚清小说史》最早出版于1937年，书中设“翻译小说”一章，其充分肯定林纾的翻译：“他使中国知识阶级，接近了外国文学，认识了不少的第一流作家，使他们从外国文学里去学习，以促进本国文学发展。”[9]213

林译小说在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小说史中的特殊价值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出现了一系列论林纾与林译小说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评论文章和专著，如张俊才的《林纾对“五四”新文学的贡献》、李景光的《林纾与新文化运动》、林薇的《论林纾对近代小说理论的贡献》以及陈平原的专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①参见：张俊才. 林纾对“五四”新文学的贡献[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4）：151-165。李景光. 林纾与新文化运动[J]. 社会科学辑刊，1983（4）：130-137。林薇. 论林纾对近代小说理论的贡献[J]. 中国社会科学，1987（6）：137-155。陈平原.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在诸多论著中，林薇的长文《论林纾对近代小说理论的贡献》是一篇有分量、有深度的专门研究文章，论者基于“中西文化撞击的大背景中探讨林纾对近代小说理论的贡献, 从艺术的、审美的角度揭示了它与其后的‘五四’新文学的深刻联系”。林薇认为，林纾对小说理论有“开创性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为平民写作，转变小说艺术手法，以及思想个性解放[10]。这是探讨林译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中地位的典范之作，对林译作品与中国小说理论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精辟的分析。此后有多篇相似研究跟进，如蔡景康、杨慧玲的《林纾和他的小说理论》、袁荻涌的《林纾小说创作与西方文学》、夏晓虹的《古文家的“新小说”：林纾的长篇小说》与纪德君、杨茜《论林纾对中西小说的比较研究及其价值》②参见：蔡景康，杨慧玲. 林纾和他的小说理论[J]. 福建学刊，1994（6）：60-63。袁荻涌. 林纾小说创作与西方文学[J]. 镇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1）：27-30。夏晓虹. 古文家的“新小说”：林纾的长篇小说[J]. 文史知识，1996（2）：23-26。纪德君，杨茜. 论林纾对中西小说的比较研究及其价值[J]. 明清小说研究，1997（1）：174-185。。论者纷纷转向探讨林译小说与中国文学理论，尤其是中国传统小说理论的关系，深化了林译小说在文学史上地位的研究，有力论证了林纾对中国文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小说翻译这一观点。

总而言之，林纾虽不通西文，但擅长古文，且文笔多饱含感情，以文言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能“耳受笔追”，颇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林译小说的文学价值，主要在译介西方小说、开阔读者阅读视野、更新国人的思想观念、提高小说在传统文学中的地位等方面。此外，郑振铎、胡适、周作人、郭沫若等人根据自身阅读林译小说的经历，承认林译小说对自身的文学道路的影响，在此意义上，林译小说在中国文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折点上发挥了独有的功用。

三、林译小说“讹误”原因及阐释价值

历来对林译小说的批评集中于：林纾不通西文；所选原著参差不齐，多非经典之作；译文中存在太多增删窜改等问题。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批评林纾的译本“率皆欧洲第二、三流作者”，且“纾治桐城派古文，每译一书，辄‘因文见道’，于新思想无与焉”[11]。在翻译思想层面，寒光这样评价林纾：“他太守着旧礼教，把礼字看得很重，不但他自己的言论和作品，就是翻译中稍有越出范围的，他也动言‘礼防’，几于无书不然。”[3]173在翻译原本方面，曾朴也曾劝林纾多选名著，但却遭拒绝。不过，更加严重的批评来自新文化派。新文化派因为文言与白话之争，指责林译小说语言过于古雅、不利于新思想的表达。刘半农曾指责林译小说“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理由是“原稿选择得不精”“谬误太多”[12]。当然，新文化派胡适等人对林纾与林译小说也有持平之论。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称林纾为中国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同时，他对林纾特殊翻译方式的利弊也有精辟的评点：“能读原文的自然总觉得这种译法不很满意。但平心而论，林译的小说，往往有他自己的风味；他对于原书的诙谐风趣，往往有一种深刻的领会，故他对于这种地方，往往更用气力更见精彩！他的大缺陷在于不能读原文。”[13]难得的是，在当时新文化派猛烈攻击林纾的情况下，周作人对林译小说却有积极评价：“‘文学革命’以后……但没有人像他那样的尽力于介绍外国文学，译过几本世界的名著？”。进而，周作人从道德与精神的层面肯定林纾翻译的价值：“林先生不懂什么文学和主义，只是他这种忠于他的工作的精神，终是我们的师，这个我不惜承认，虽然有时也有爱真理过于爱吾师的时候。”[9]193

有意思的是，林译小说的缺陷反而成就了自身持久的生命力，既保有阅读价值，更提供了研究空间。正如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说，四十年后“偶尔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出于意外，它居然还没有丧失吸引力。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连三，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14]23，但是钱钟书对林纾译述的翻译方式，也有尖锐的批评。他认为林纾翻译“下笔如飞、文不加点有它的代价。除掉造句松懈、用字冗赘以外，字句的脱漏错误无疑是代价的一部分”[14]29，但是“‘讹’里最具特色的成分正出于林纾本人的明知故犯。也恰恰是这部分的‘讹’起了一些抗腐作用，林译多少因此而免于全部被淘汰”[14]30。

近年来，随着翻译理论突破“正误判断”模式，误译产生的原因及其呈现形态所具有的阐释空间成为研究的重点，翻译过程中的变形问题也随之被赋予研究和讨论的价值。传统翻译理论关注翻译的语言层面，以原本为标准，判断译作的正确与否。林纾的翻译按照传统翻译标准，存在误译、漏译、删改、增补、改写等讹误，这些问题素来被视为林译小说的缺陷，研究者对其多持否定态度，林译小说也因此毁誉参半。但随着翻译理论由语言学层面转向文化层面，林译小说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由于研究视角的转化，林译小说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代表性论著有：尚文鹏的《论林纾“误译”的根源》结合晚清社会背景分析林译中的误译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①参见：尚文鹏. 论林纾“误译”的根源[J].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0（6）：131-136。；刘洪涛、刘倩的《论林译小说〈迦茵小传〉中的创造性叛逆》进一步指出通过“创造性叛逆”的翻译策略，林纾完成了对原作的“本土化”改造，使之既合乎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又传输了爱情自由的进步思想②参见：刘洪涛，刘倩. 论林译小说《迦茵小传》中的创造性叛逆[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44-51。；刘云虹的《从林纾、鲁迅的翻译看翻译批评的多重视野》不拘泥于“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等翻译概念，提出应该从特定的历史环境出发，探讨译者对翻译的认识和定位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③参见：刘云虹. 从林纾、鲁迅的翻译看翻译批评的多重视野[J]. 外语教学，2010（6）：101-104。。这些文章依据翻译学理论，依据详实的文本分析研究，属于林译小说研究的典型代表。

需要注意的是，研究者在探讨林纾的翻译策略及翻译思想时越来越关注林译小说中序、跋等内容。在这一方面，薛卓的文章《林纾前期译书思想管窥：读“林译小说”序跋札记》④参见：薛卓. 林纾前期译书思想管窥：读“林译小说”序跋札记[J]. 福建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1）：68-74。可谓最早的专门研究。钱谷融主编、吴俊标校的《林琴南书话》，收录了林纾译著的“序”“跋”“译余剩语”等文章，涉及林纾翻译的目的与思想、林纾比较中西文学异同等内容，为此后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材料①参见：钱谷融. 林琴南书话[M]. 吴俊标，校.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近年来，论者们对林译小说序、跋的研究甚至形成了对话。朱志瑜的《林译副文本研究：爱国还是爱文学？》指出林纾既爱国又爱文学，但他翻译的目的却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②参见：朱志瑜. 林译副文本研究：爱国还是爱文学？[J]. 中国翻译，2016（4）：29-34。。此后，朱灵慧在《林译序跋：注解原作，抑或注解译者？——兼与朱志瑜先生商榷》一文中，通过对林纾译作序、跋的统计和分析，提出爱国与文学是林译序、跋的两大主题，且二者相互交织，但前者更重。朱灵慧认为译作的序、跋注解原作，更注解译者，林译序、跋尤其如此③参见：朱灵慧. 林译序跋：注解原作，抑或注解译者？[J]. 中国翻译，2017（3）：90-95。。国内第一部研究林译小说的博士学位论文是韩洪举的《林译小说研究：兼论林纾自撰小说与传奇》，依据林译小说序、跋等内容，研究林纾对中外小说进行的比较，探讨林译小说与中国近代文学关系的研究，视之为中国传统的史传文学与西方近代小说的最初对话。韩洪举文中解读林纾翻译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进而论及外国小说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化的影响，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准。值得一提的是，在翻译史层面，郑延国的《从林纾的翻译说开去：谈翻译界的两种文化现象》最早将林纾与庞德相比较，极具眼光④参见：郑延国. 从林纾的翻译说开去：谈翻译界的两种文化现象[J]. 上海科技翻译，1995（3）：27-28。。林纾不通西文，却翻译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而庞德不会中文，却翻译了很多汉诗，受到西方读者的欢迎。这两种特殊的翻译现象颇耐人寻味，可见翻译不只是语言的问题，其更多的是文化的交流与对话。

四、文化研究视角下的林译小说

随着翻译理论由语言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林译小说作为近代早期翻译文学的特殊形态，受到了极大的关注。由于研究视角的转化，文化研究的各种理论被引入林译小说研究，林译小说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论者用新的理论视角从各个角度探测、挖掘林译小说的深度与广度，出现了从接受美学到读者期待视野、读者意识、古文策略、目的论、操纵论、描述性研究、结构主义、翻译规范、意识形态等视角的文章，以及依据翻译与性别、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福柯的权利话语、布尔迪厄的社会学视角，乃至生态批评、解构主义等路径入手的文章。研究者几乎用尽了传统及流行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这些方法与理论辐辏在林译小说研究之上，使林译小说研究出现多元化、复杂化。

受益于理论的启发，林译小说研究者开始更多关注林译小说对当时社会的思想与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这类研究更多见于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林译小说研究，可视为后学者对历史的回望与反思。曾宪辉的《林译小说的地位与影响》认为林纾“不只首开近代翻译外国文学的风气，其部分译作还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起过相当大的思想影响”[15]85。曾宪辉文稿举出《巴黎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与《黑奴吁天录》三部译作，认为林译小说传达出了“婚姻自由”的理念和反帝的思想[16]88。此后出现多篇与曾宪辉文稿相似论旨的文章，如郭延礼的《“林译小说”的总体评价及其影响》、袁荻涌的《林纾和他的翻译》，但没有超出曾文的观点⑤参见：郭延礼. “林译小说”的总体评价及其影响[J]. 科学社会战线，1991（3）：278-285。袁荻涌. 林纾和他的翻译[J]. 固原师专学报，1992（3）：35-38。。此外，多部论述近代文学与翻译的专著也论及林译小说，如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和《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徐志啸的《近代中外文学关系》用较多篇幅论述林译小说对近代思想与文化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在思想层面，20世纪90年代的论者开始不再囿于意识形态式解读，指出此前将林纾的政治思想与其翻译工作相对立造成了矛盾。袁进的《译界泰斗与逊清遗老：林纾与〈林纾评传〉》与许东年的《精神分裂 人格变异：从“林译小说”看林纾思想》两篇文章均探讨林纾思想发展变化的原因，且力图解读这种“以先进者始，以落后者终”的矛盾，也即新文学的“不祧之祖”与旧文化的卫道者之间的张力①参见：袁进. 译界泰斗与逊清遗老：林纾与《林纾评传》[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3）：34。许东年. 精神分裂 人格变异：从“林译小说”看林纾思想[J]. 中州学刊，1993（5）：141-143。。

正如上文所指，由于理论的丰富，林译小说研究的范围和视角得以扩展。论者结合近代的历史、政治、文化、出版与传播机制等内容，探讨了林纾的合译者、赞助人、出版机构等对林译小说的影响，其代表性的论著有王建开的《20世纪中国翻译界的一场论争与转型：兼论林纾与新文学家的译介观》、程华平的《林译小说的读者意识与古文策略》、郭杨的《林译小说口译者小考》、李欧梵的《林纾与哈葛德：翻译的文化政治》、蔡静与方维保的《从传播视角看林译小说序跋的价值》②参见：王建开. 20世纪中国翻译界的一场论争与转型：兼论林纾与新文学家的译介观[J]. 上海翻译，2005（3）：61-65。程华平. 林译小说的读者意识与古文策略[J]. 文艺理论研究，2007（6）：107-113。郭杨. 林译小说口译者小考[J]. 中国文学研究，2008（4）：40-42。李欧梵. 林纾与哈葛德：翻译的文化政治[J]. 东岳论丛，2013（10）：48-68。蔡静，方维保. 从传播视角看林译小说序跋的价值[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9）：142-149。。在专著方面，以刘宏照的博士学位论文《林纾小说翻译研究》为例，刘宏照探讨了相关的政治因素、社会因素、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赞助者（包括出版社与读者）等方面，对林译小说的影响，得出林译小说“是诸因素相互推动、相互影响的结果……林译小说属于清末民初那个特殊时代”的结论[16]。对林译小说的“场域”及其对林译小说的影响的分析，也见于李宁的博士学位论文《场域理论视角下的“林译小说”研究（1899―1919）》。这类研究往往将林译小说置于它产生的时代背景之中，结合晚清民初的政治、文化背景与林纾的翻译生涯，赋予林译小说研究以历史研究和思想研究的价值，这也是林译小说研究的深化。

通过对百年以来林译小说研究状况的梳理和总结，探讨林译小说在文学史、翻译史、文化研究等方面的价值，或能为今后的林译小说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有助于研究者了解林译小说研究的现状与趋势，以便准确把握国内外林译小说研究的发展方向和最新动态。纵观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国内林译小说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可以看出，林译小说研究在翻译研究、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等领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系统，对林纾翻译的总体研究与个案研究也都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此外，人们还应该看到存在的问题，即当下对林译小说的某些核心译作的研究过于集中，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述》《迦茵小传》《不如归》等译作，类似的题目反复出现，却忽略了更多边缘的林译小说。同时，因研究者对新翻译理论掌握程度的不同，在应用于林译小说研究时，出现深浅不同的阐释，甚至不免有某些基本相同的论题，同一种理论被反复应用于不同的译作，其得出的结论也大同小异，这造成了重复研究的现象。因此，应拓展林译小说研究的领域，避免相同论题的反复出现，使更多的林纾译作得到研究者的关注，以填补学术研究之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