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基础设施与微观企业行为:前沿与展望

孙 汉

(南京财经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

一、引言

宏观经济政策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政府为了调控国民经济发展而制定的影响整个经济体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但不限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广义上来讲，交通基础设施属于一种特殊的宏观政策。图1同时将宏观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作为一个整合的研究框架，经济学领域中主要研究了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产出的关系，也即经济学将步骤1、步骤2、步骤3合并成一个步骤来研究，从而形成一个“黑箱子”，并同时研究步骤4，也即在研究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并不单独考察企业的行为；而会计学和财务学领域主要针对微观企业主体的行为单独进行分析，即主要研究步骤2而忽视了其他步骤。从图1的互动框架可以看出，经济学与会计财务学领域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割裂行为。因此有必要将经济与管理学科领域进行综合分析，通过借鉴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的相关成果，将其引申至微观企业层面，对于从微观上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微观传导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从而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微观企业行为与企业产出的关系，同时也能够更好地预测企业未来的行为与产出。

图1 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过程[1]

二、制度背景

交通基础设施网的建设与发展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以铁路网建设为例，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修订并出台了《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该规划指出未来15年，中国铁路网建设的总体目标和重大的建设战略布局。具体而言，对我国的高速铁路网而言，要在现有的“四纵四横”主要骨架的建设基础上，继续进行发散建设，形成“八纵八横”的总体布局；对普速铁路来说，重点加强对我国中部和西部的普速铁路网的覆盖，以及进一步完善东部的铁路网总体布局。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大量的人力资源与社会资本实现了跨空间的流动与整合，使资源配置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进而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和整体经济实力的大幅度提升。可以预期的是，高速公路、铁路等交通基础网的完善将深刻地改变我国现有的区域经济版图，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资本的流动。中国高速公路网以及铁路网的全覆盖为专家和学者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想化的研究视角和研究环境。

三、交通基础设施与微观企业行为

从财务管理学的角度，可将微观企业行为分成企业经营活动、投资活动以及筹资活动，本文主要梳理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这三个领域的影响；此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还会对资本市场中介服务机构的行为产生影响，例如证券分析师、审计师。除了企业行为外，更重要的是，交通基础设施还具有对人力资本的运输效应。

(一)交通基础设施与企业经营活动

在企业经营活动方面，现有文献主要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选址或产业集聚、存货持有水平等。国内外研究已经证实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选址的影响。Kilkenny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选址具有显著的影响，并且对于存在运输成本差异的公司存在异质性的影响。Nilsson和Smirnov还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零售企业的选址模式也具有重要的影响。耿纯和赵艳朋使用中国的研究数据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对于新兴的制造业企业选址具有较大影响，而对其他行业影响不太显著。除了区位选择外，Ghani等研究发现，印度公路项目促进了一系列经济活动从大型城市向中型城市转移。张天华等基于企业动态演化的角度，研究发现高速公路网络的接入会加剧市场竞争，导致企业出现大量的集聚现象。企业存货持有水平方面，Shirley和Winston最早研究了美国高速公路建设投资对企业存货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速公路设施投资多的州企业的存货水平明显较低，但作者并未利用面板数据来控制企业异质性。李涵和黎志刚、刘秉镰和刘玉海的研究均发现公路交通运输系统通过降低企业的运输成本，从而减低企业存货持有水平，但并未对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探讨。李涵和唐丽淼的研究弥补了上述文献的不足之处，他们发现交通基础设施还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外省公路设施的建设能够显著地降低本省企业的存货持有水平，溢出效应约是本省公路设施影响的1.5倍。上述研究均认为交通设施以降低运输成本为传导机制。此外，也有研究认为，交通基础设施还可以通过市场扩张、竞争路径等进而影响企业存货持有水平。

(二)交通基础设施与企业投资活动

祝树金和李思敏研究发现高铁的开通能够显著增加高铁网沿线城市企业出口产品的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创新和成本机制进行驱动；唐宜红等认为，高铁开通使得企业的固定贸易成本得到缓解，进而增加企业的出口，并且，有效影响半径约是30km；高铁开通后还可以显著增加高铁沿线城市的风险投资，并且这种关系主要见诸非国有背景的风险投资机构；高铁开通还能够促使上市公司赴异地投资的数量明显增加，但这种影响具有方向上的不对称性。除了高铁开通与企业出口或者投资的研究外，现有研究还重点考察了交通基础设施与企业创新的关系，诸竹君等实证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城市的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均显著提升，但影响关系是非线性的曲线关系，最远的边界距离是300km；王雄元和卜落凡研究发现“中欧班列”的开通使得企业的出口贸易量进一步得到增加，进而使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三)交通基础设施与企业筹资活动

陈胜蓝和刘晓玲研究发现，高铁开通降低了运输成本，提高了公司与客户之间的交易量，使公司商业信用供给减少约3.51%。城际高铁的开通带来公司客户集中度提高，增加了银行感知的公司经营风险、违约风险，从而导致银行贷款成本提高。进一步检验发现这种影响主要来自向客户提供耐用品、客户议价能力较强以及供应商-客户关系较差的公司。

(四)交通基础设施与资本市场效率

赵静等研究发现高铁的开通能够增加信息透明度以及强化监管环境，从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蔡春等研究发现，高铁通车后能够降低所在上市公司的审计报告出具的时间，并且这种效果在事务所与被审单位之间高铁运行时长小于6小时、两地空间距离小于1500km以及被审单位信息透明度较低的情况下更为明显；黄张凯等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够使得距离北上广更近的上市公司IPO折价率更低，原因在于高铁开通所引致的信息传递效率的提升降低了对IPO折价率的影响。

(五)交通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配置

人力资本是构成微观企业最基础的单元，高铁的开通除了能够实现货物的运输与信息流的实现，更重要的是，高铁开通具有对人力资本的运输效应。吉赟和杨青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增加了高学历人才以及技术型人才在企业的比重，进而使高铁沿线企业的创新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杨青等重点考察了高铁开通对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影响，高铁通车之后，分析师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取上市公司的信息，从而提高其盈余预测的准确度，并且同时降低不同分析师预测之间的分歧度和乐观度；杨金玉和罗勇根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减弱了企业人力资本人数黏性，增加了企业人力资本单位成本黏性，并且，高铁开通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绩效，对发生流动的人力资本的提升作用更强。马涛等同样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研究发现了高铁开通能够增加高铁沿线企业科研人员的比重，进而能够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绩效水平。

四、文献综述与展望

现有文献大多侧重于从企业的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等角度进行分析；也有部分研究从企业投融资决策所带来的最终经济成果或者从宏观的资本市场配置效率的角度这一综合的视角进行分析。上述研究都是以企业或者企业的活动作为研究对象，也有学者从企业中最基础的个体，也即企业员工的角度进行研究，得出了很多有意思的结论。纵观交通基础设施与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文献，针对交通基础设施与企业经营活动的研究，现有文献一边倒地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选址的影响具有重要影响，并且存在行业的异质性；对企业存货持有水平的研究，大多从降低运输成本的路径进行分析。因此，未来的研究可对不同的路径或者影响机制以及作用的具体情境进行分析。现有研究在考察交通基础设施与企业投资活动时多利用高铁开通这一外生事件，主要研究了其对出口、异地投资以及创新水平的影响，大多数文献均考察了高铁开通对投资活动的影响半径，但是对于半径以及影响半径内关系的变化还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交通基础设施与企业筹资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商业信用以及企业的借款成本角度，主要是从交通基础设施带来的信息环境变化进行分析，未来的研究还可以延伸至其他资本成本；此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还会对资本市场中介服务机构的行为产生影响，例如证券分析师、审计师，简单的逻辑在于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使得中介机构进行信息收集的便捷度和准确度得到提升，从而影响其所做出的判断和决策。除了企业行为外，更重要的是，交通基础设施还对人力资本具有运输效应，带动了人力资源的跨空间的传递，而现有文献大多忽视了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