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美好的心灵开花结果
——巴金与中国现代文学馆

周立民

(1. 巴金故居， 上海 200031； 2. 辽宁省作家协会， 辽宁 沈阳 110041)

巴金先生一辈子写过数千封信，这一封比较特别，它是打印在红色抬头的“中国作家协会”的信纸上面的短简：

出版社：

凡有付给我的稿费，请逕[径]寄：北京八一○一信箱，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收。备注项请注明“稿费”，以便登收

此致

敬礼

巴金

年 月 日①

出版社和时间空白，预留使用时填写，这是巴金在1980年初写给出版社的通用信函。巴金一生不曾领过国家的工资，靠稿费生活，这份短简自断“财路”，等于把自己的生活保障都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尽管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但是这足以证明中国现代文学馆在他心中的分量。

从一个设想，到一代作家共同呼吁，再到筚路蓝缕中梦想实现，中国现代文学馆从创立到发展，可见巴金和他的朋友们强大的行动能力和践行自己信念的不懈努力，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践行理想的一个成功样本。

一、“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现”

谈巴金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创立，还要从头说起。

1978年春天，巴金到北京出席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结束后留下来访友，很多老朋友都是劫后重逢。3月15日上午，两位在《人民日报》做编辑的朋友夏景凡和姜德明去前门饭店看望巴金，中午，他们又一起去晋阳饭店与在那里的袁鹰会合一起请巴金午饭。在去饭店的路上，喜欢新文学书刊收藏的姜德明同巴金谈起女作家罗淑：

我谈起已故女作家罗淑，非常惋惜她生前写得太少了。巴金说他手头好像还保存有罗淑的几封信，应该有个单位来搜集这些东西，包括别位作家的资料，都应放在一起，好让人们来研究。我说可以考虑把原稿先在报刊上发表，巴金以为：“那倒不一定，只要有人管起来就好。”[1]7-8

姜德明后来把他们的谈话内容写进文章发表。这一次谈话，可能是巴金最早向友人透露建立一个类似文学馆这样的“单位”的想法。历史地看，我们不能不敬佩巴金的敏锐，他的资料保存、搜集的意识走在了大多数作家和学者的前面。1979年巴金访问法国、1980年访问日本，在海外，他看到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的热情，这与国内刚刚结束的文化浩劫中被当作“毒草”恰成对照。他还看到一份资料，讲日本东京有一家近代文学馆是靠作家们自己的力量建立起来的，中国作家为什么不能行动起来建一座中国现代文学馆呢？海外的见闻和感触使巴金的这一想法更加明确和具体。

1980年8月15日，巴金访问瑞典归来在北京居停期间又见到姜德明，他再次提起文学馆的事情：“‘原来我也想过，是不是由作家们出一点稿费支持一下，这也是作家们都很关心的事。后来周扬同志说，还是由公家来办吧。’巴老以为只要有了房子就好办了，馆内的书刊杂志，谁若需要提供的话，请出一点手续费就好了。他又说，有个朋友准备写文章要为文学馆呼吁了，让我也考虑写文章。”[1]16巴金已与周扬等领导沟通过，此时创办文学馆的想法已趋成熟。

四个月后，巴金正式发出“创办一所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倡议：

……但搜集资料却也是重要的事。我们过去太轻视这一类的工作，甚至经常毁弃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少有关我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资料化成灰烬。我听说日本东京有一所“近代文学馆”，是作家们自己办起来的。我多么羡慕日本的作家。我建议中国作家协会负起责任来创办一所中国现代文学馆，让作家们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它完成和发展。倘使我能够在北京看到这样一所资料馆，这将是我晚年的莫大幸福，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现，这个工作比写五本、十本《创作回忆录》更有意义。[2]701-702

此文写于1980年12月27日，次日在为《创作回忆录》所写的《后记》中，他再次呼吁：“出版这本小书，我有一个愿望： 我的声音不论是微弱或者响亮，它是在替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出现喝道。让这样一所资料馆早日建立起来!”[3]703

1981年4月，在“随想录”专栏中，巴金专门写了一篇《现代文学资料馆》，“可能有人笑我考虑文学馆的事情着了魔”，[4]292巴金是这么写道，他对文学馆的盼望之热切竟然以“着了魔”来形容。1982年，他又写了一篇《再说现代文学馆》。这两篇文章基本上把他倡议建立文学馆的主要构想和意图讲清楚了：“我设想中的‘文学馆’是一个资料中心，它搜集、收藏和供应一切我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五四’以来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们有关的书刊、图片、手稿、信函、报道……等等、等等。这只是我的初步设想，将来‘文学馆’成立，需要做的工作可能更多。”[4]295搜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供人查阅和研究，这当然是应有之义。除此之外，这个倡议还跟巴金后半生的经历和晚年的反思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段时间，追求光明的现代作家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他们的作品被污蔑为“毒草”，究竟该如何评价“五四”以来的作家的贡献和这一代作家所走过的道路，如何看待这些作品，巴金有自己的思考。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他不再为外力所挟裹而有了独立的见解，不再人云亦云否定过自己的作品、背叛自我追求的价值标准。为了给历史留下见证供后来人检验，巴金认为有必要建立一座文学资料馆，将那些宝贵的资料留给社会、留给后人。“有了文学馆，可以给我国现代文学六十多年来的发展做一个总结，让大家看看我们这些搞文学工作的人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5]439

对于正在推进中的中国现代化事业，巴金认为精神的现代化更不容忽视：“点着火柴烧毁历史资料的人今天还是有的；以为买进了最新的机器就买进了一切的人也是有的。但是更多的人相信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提高对我们民族精神的认识。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文学，认识中国人民的心灵美。我们有一个丰富的矿藏，为什么不建设起来好好地开采呢？”[4]295这等于说文学馆从设想中就不仅仅是史料保藏的“仓库”，它是与一个民族的精神史和文学史联系在一起。

巴金期望通过作家自己的力量，加上国家的帮助，建成这样一座文学馆——这是他的一个美好的梦想，“甚至在梦里我也几次站在文学馆的门前，看见人们有说有笑地进进出出。醒来时我还把梦境当做现实，一个人在床上微笑。”[4]292

二、“建个文学馆，好”

“创办一所‘现代文学资料馆’，您感兴趣吗?”[6]175这是巴金1980年11月15日给姜德明信中的一句话。随后的几封信中，他们都在谈论此事，巴金表示：“我愿意为它的创办出点力，而且相信肯出力的人一定不少。您觉得怎样？”[7]“我建议中国作协负起责任来建立这个馆。您看怎样？”[8]渐渐地，设想已进入操作层面的计划：“文学资料馆的事还需要大力鼓吹，我给罗荪写信也提到了。我建议中国作协负起责任来，钱和资料大家捐献吧。”[9]

姜德明在《人民日报》上公开了巴金的呼吁，使得私人间的交流扩展到文学界，作家们纷纷响应这个号召。那又是一个春天，1981年3月12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发表了两篇与文学馆有关的文章，一篇是巴金的《创作回忆录》后记，另外一篇题为《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议》，姜德明以编者的名义摘选巴金文章中谈文学馆的话，他说：“巴金同志文末提到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事，在他写的《创作回忆录》之十一《关于〈寒夜〉》中也曾提及，现摘录如后，以见他的迫切心情。”随后姜德明又组织几位文学界重要人士撰文呼应巴金的主张：

——过去我常常想，首都有中国美术馆，美术家们的作品，经常展出与群众见面，作家们有个这样的“馆”，该多好呵。今天，读到巴金同志的文章，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我举手赞成！

“五四”新文学革命六十多年来，新文学创作是丰富多采的。作家如林，作品如海。多少宝贵的资料在十年浩劫中已化飞灰，可惜呵！痛心呵！亡羊补牢，未为晚也。[10]

——前些日子，我曾经访问过茅盾同志，他非常赞成这个建议，并表示要把他全部创作资料提供给文学馆。……他说，文学馆成立的时候，他将把自己全部著作的各种版本、包括《夕阳》在内的原稿，都送由文学馆保存。

这个倡议，还得到了老一代的作家叶圣陶、夏衍、冰心等同志的热烈支持。[11]

——建立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实在是一项值得我们用心去做的事。它会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让我们更加地认识自己。这也将是祖国的一个荣誉。[12]

——有积累才有创新，这是一个事情的两面。我赞成巴金同志的建议：这是回忆，也是前瞻！[13]

巴金的设想能成功落地，与在北京的老友罗荪积极奔走、大力推进分不开。那段时间，在他们通信中“文学馆”是主题词：

我在搁笔之前还想促成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立。我向姜德明谈过，他来信说你也赞成，不妨请你鼓吹一下。我除捐赠资料外，还可以捐点钱，我看由作协来创办最好，政府拨给一所房屋就行了。搜集资料，供给资料，人不在多，作协可以成立一个委员会来领导。所有作家的材料都收，不作评论，只向中外研究人员供应材料，收手续费。你看怎样？[14]

罗荪回信，谈到他在北京为此事奔走的初步成果：

得来信后，我曾与光年、周扬同志讲到这事，他们十分赞成还自告奋勇，必要时他将去活动一所房屋，以作馆址，需要先搞一个缘起和方案，征集一些同志参加……我想总要促成此事。[15]

关于作家资料馆的事，……我想先写个缘起，请大家签名发起，再拟出个办法来，逐步促其实现，如可能，则在作协理事会上把这建议正式提出来，形成一个决议就更好了。[16]

巴金回信中再次明确自己的想法，并要带头捐款：

考虑再三，我觉得成立现代文学资料馆比较有意义。我愿意捐献一笔钱(大约十万吧)和一些书刊、材料。只求政府拨给一所房子。收也好，放也好，这样的资料馆什么时候也需要。它只是一个资料中心，对哪一派都无妨碍。而且有了它，对旅游也有好处，还可以吸引外国的研究者。资料馆可以保存一些珍贵的材料如照片、信札之类。[17]

罗荪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文艺报》主编，是巴金与中国作协联系的重要纽带，也是巴金关于文学馆设想最为切实的支持者和实践者，在文学馆的提出、筹建和规划中，他起到关键作用。除了他之外，巴金的那些老友们在那时候和以后的岁月中也都为文学馆贡献了力量，他们中有代为呼吁的，有捐赠资料的，还有为文学馆募集资金的。在这些人中间有茅盾、夏衍、冰心、李健吾、唐弢、萧乾、汝龙、辛笛……这是一份很长很长的名单。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大家的全力支持下，巴金的设想越来越接近目标。

三、“房子问题解决，文学馆可以开办了”

中国作家协会积极地承担文学馆的规划和筹建工作。

1981年3月27日，中国作协主席茅盾逝世，4月20日中国作协召开主席团扩大会议，巴金被选为主席团代理主席，在这次会议上，现代文学馆的筹建问题也列入议程。当年10月13日中国作协召开主席团会议，会议由巴金主持，“会议还听取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工作的汇报。由巴金提出的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倡议，获得了各方面的响应和支持。将要建设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具有国家档案馆的性质。它将逐步建设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中心和若干位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的资料、研究中心。巴金已捐献15万元作为建馆基金。他表示还将继续为文学馆募集基金，促进文学馆早日建成。”[18]开会当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接见巴金、张光年、贺敬之、朱子奇等人，他也对文学馆的筹建寄予希望，后来的新闻报道中说：“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巴金同志1980年倡议的。1981年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由中国作家协会筹备。胡耀邦同志在一次接见巴金等同志时，对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表示热情关怀和支持，并作了重要指示，说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决定由巴金、谢冰心、曹禺、严文井、唐弢、王瑶、冯牧、孔罗荪、张僖9人组成‘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委员会’，孔罗荪任主任委员。”[19]——这则报道中确认了：现代文学馆的筹建在1981年得到中宣部的正式审批；在这次主席团会议上，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委员会组成，它标志着这项工作正式展开，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在这一过程中，很多事务性的工作正在逐步落实，每一步都牵动着巴金的心。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比较困难，很多事情在进行过程中一波三折。罗荪1981年6月28日给巴金信上说：“关于文学馆的事，一是中宣部已经批了，同意成立，只是房屋尚需要再作一番努力，打算先租一所房子。”[20]随后，“筹备小组”成立，“日内先建立一个筹备小组，并成立一个二、三人的小班子，负责做准备工作，如提出部分规划，寻找适当房屋，以便进行工作”[21]房屋问题是关键，也是最难解决的，巴金曾在文章中为它找不到地方而忧虑，罗荪等人在北京也是多方面想办法：

关于文学馆的事，我同光年同志研究了，现在领导上还是比较重视，冯文彬同志提议先由北京市拨一所房子作为过渡之用，年过后就需要自己去跑、去催，否则仍然是一纸空文。地方是北京原国际俱乐部(在东交民巷)，抓紧一点也许能给，这样可以先有落脚之处，便可着手工作了。叶老的字已经写好了，我将去取来，先把招牌做好挂起来，其他一些准备工作，都将逐渐开始做起来了，还想向各省市文联作协发信请协助搜集有关资料。您有什么意见，望随时示知。[22]

当时很多有文化眼光的领导的支持是文学馆得以建成的重要保障：

读了您的信深受感动，多次提到文学馆能早日实现，我在作协的书记处会上也一再提出，现在是领导上十分重视，除了胡耀邦同志、习仲勋同志、乔木同志外，冯文彬同志也很重视……

……

这几天我想和朱子奇一同去找一下乔木同志，另外由延泽民同志去找习仲勋同志，千方百计先弄个过渡场所，现在的事，领导讲了话，下边照样不理，实在太不正常了。要扭转这个局面，还要花大力气。[23]271-272

1982年5月，筹建中的文学馆总算有了落脚之处。巴金在给罗荪的信上说：“乔木同志也有信来。房子问题解决，文学馆可以开办了。”[24]胡乔木亲自致信巴金，是为巴金释忧，大家都知道巴金在为此事挂心。筹委会成立一年后，1982年10月1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在北京万寿寺西院正式挂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前往祝贺，亲自为它挂牌，前往祝贺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成立的还有：周扬、贺敬之、华楠、王政柱、刘导生、张大中、刘白羽、艾青、曹禺等。[19]这个临时馆址是在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等各方面协调下才解决的，然而，它并非是最理想的保存资料的地方。有人曾描述当时的状况：“万寿寺西院是明清时代的遗物，曾为慈禧的驻跸之地，园林式的多重院落，占地近一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为五千，而使用面积又递减一半。房屋是砖木结构，刚经历了一场焚去三座大殿的大火，断壁残垣，枯树荒草，令人触目惊心。院内有几处用房尚被占住，麻烦层出不穷。文学馆的第一批工作人员在各方面的支援下挺身去应付面临的重重困难和考验了。”[25]134

别无选择，只能在此基础上进行修缮。罗荪向巴金汇报：“文学馆的事已作了布置，下周将去访乔木同志，拟一面修缮，一面着手收集资料，并住进人员，订出进度规划，积极进行。”[26]随后，罗荪又向巴金详细叙述由张光年支持的中国作协党组会关于现代文学馆面临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案：部队占用的房子正在有期限的撤出，商请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进行设计初步方案，“拟订了修建计划，分三步进行，第一步修缙二、三两个院落，第二步清除火烧场，修建第五个院子，第三步修建第六个院子”，还有专门修建一个文物资料存放处……[27]277-278

罗荪对巴金说：“我将尽可能摆脱其他工作，全力抓文学馆的事。”[27]277“承您的信赖，我总尽一切力量促其成”。[23]2721983年，罗荪，虚岁七十二岁；巴金，虚岁八十，他们都已经进入了人生的暮年，在这个年纪，在身体都相当不好的情况下，他们一南一北共同为一个事业的开拓而殚精竭虑，想来不能不令人所感动。文学馆，从一个梦想到短时间里落地生根，是一大批人在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奋斗的结果，开拓者们的奉献精神，不容忘记。文学馆的第一任馆长杨犁就曾以“创业难，但亦乐在其中”谈文学馆创建的不易：“文学馆从无到有，由小及大，是由于文学家的响应，由于多方的支援，也有同仁的努力。所进驻时还不过五六个人，从清除院场、瓦楞上的蒿草做起，以零为起点的资料汇集就更为艰难了，他们捕捉每一个信息，从报刊杂志上，也到旧书店收购站去，甚至打算到造纸厂寻找线索。那是一点一滴的积累。”[28]

四、“我想把赠款早日汇到北京”

有了文学馆的设想后，巴金打算捐款、捐资料，日本作家是这么做的，他相信中国作家也可以办到。当文学馆的筹建启动后，这位一辈子自食其力的作家迫不及待地要兑现承诺。

“文学馆的筹建工作希望你抓一下，趁热打铁，能早些办起来最好。我想把赠款早日汇到北京，请代问会计课(或财务组)，如何汇法，是否写明作协的银行帐号。”[29](“帐”出自原文)几经周折，这个事情，1981年7月13日终于办好了：“赠款已解决，前天去银行办好手续，划给上海文联再转给中国作协，不用付汇费。这个办法是辛笛到银行去打听到然后交文联代办的。这样做比较痛快。但在京存银行时可能没有利息了。我想不要紧，赠款可作开办费用，早些用完也好，以后另募集基金。”[30]在当日的日记中，巴金平静地记道：“上午辛笛偕潘抒来。下午两点国煣陪我去华东医院和卢湾区人民银行办理划款手续，将赠款十五万元交上海文联转给中国作协。”[31]在20世纪80年代初，“万元户”都能上新闻，巴金捐出的这十五万元并非区区小钱，而老人不是富豪巨商，这都是他辛辛苦苦写字所得，他毅然为文学馆的建设捐出，堪当“无私”二字。

1981年7月，他进一步表示：“我还想把今后出书所有的稿费都送给资料馆，还准备为它募款。总之，使这个事业早日办起来，大发展。”[32]说到做到，立即行动，“最近给宁夏出版社编了一本《怀念集》，给四川人民出版社编了一套十卷本《选集》，大约都会在年底出版。我已对出版社讲清楚稿费全部送给文学资料馆。”[33]后来，他又郑重地对罗荪说：“有件事告诉你： 我已通知花城出版社把即将出版的《序跋集》的稿酬送给文学馆；要四川出版社把《回忆与探索》(近作三)和十卷本《选集》的稿酬送给文学馆，已经出版的书今后再版时稿费也汇给文学馆。宁夏出版社今年要出本《怀念集》，稿费也将捐赠文学馆。以后我要办到： 所有稿酬都送给文学馆。但这种办法绝不能宣传、推广，讲出去也没有好处(我是个例外，是特殊的情况)，请不要对外人讲。钱汇来请筹委会作为捐款收下就是了。”[34]不要宣传，不要推广，老人只问奉献，不图虚名，这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精神境界。大约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打印了那张致出版社的空白函，以通知各出版社把稿费直接支付给文学馆。

巴金曾叮嘱主持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的侄子李致：“以后不要再给我寄稿费了。今后所有我的著译的稿酬，新出的书如《回忆与探索》和十卷本《选集》的全部稿费一律赠现代文学馆，已出各书如有再版的机会，稿费也送给文学馆(萧珊的译著也包括在内)。以后请一定照办。”[35]在1985年和1986年巴金给文学馆杨犁馆长的信中也多次谈到捐赠稿费的事情：“今天托作协分会汇给文学馆五千四百四十六元五角三分，这是《巴金写作生涯》一书的稿费，由天津百花出版社寄来，现在捐赠文学馆。”[36]“今天又托分会转上赠款贰仟一佰一十六元八角四分，这是我的几本旧作的稿费，不久当可收到。此外还有《六人》和《我的自传》，三联书店会跟你们联系。香港只出了一本《家》，《春》、《秋》还在排印中，先付《家》的稿费，其余应该付稿费时，由书店付给你们。”[37]巴金故居藏有一份“巴金同志捐款清单”显示的仅仅是巴金1982年7月31日—1984年3月21日不到两年的捐款数额163 231.15元[25]138。这个细目上的数字，多则十几万，少到十几块，数额并不一定很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捐款是“涸泽而渔”式的，一个不留啊。巴金对文学馆真是全心全意。

与此同时，巴金也开始源源不断地捐赠珍贵的书刊、手稿、字画。1981年他就表示：“关于文学馆，以后我还可以： 一，捐赠资料；二，继续捐赠稿费；三，捐赠解放后出版的文学书刊，如《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戏剧报》等全份。”[38]后来他又说：“一有房子，我就准备把捐赠的书刊和资料送出去。刊物有解放前的《文艺复兴》、《文季月刊》、《水星》、《译文》全份，解放后的《人民文学》、《文艺报》、《戏剧报》、《诗刊》等全份；别人送我的书，一些作家的信札，我的短篇手稿(长篇的均已送给北京图书馆了)等等。我要在去世前把这些事一一办好。这的确是件好事，也值得花费您晚年的宝贵时间、精力和心血。”[39]很多珍贵的书刊都是他亲自挑选和整理的，这个工作占据了他不少时间：“送给文学馆的期刊、图书、手稿等本来清出了一批，这次家里修缮、粉刷房屋，搬来搬去全给弄乱了。现在国煣正在清理，清出来后会通知你。我的旧版作品和外文译本也在里面。”[40]“从香港回来，还要清一点书和资料送给文学馆。摇旗呐喊的事情我还可以做一点。总希望让文学馆早日建立起来。”[41]“我下次去京，还要带几本书给文学馆。我的作品馆内缺的，我可以陆续补齐。你们需要什么，请来信通知。”[42]——“你们需要什么，请来信通知。”这几乎是有求必应啊。巴金给文学馆捐资料不仅仅是那一段时间，而是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直到老人身体衰弱无法再做这件事情为止。

巴金到底捐了多少东西？目前尚无精确和全面的统计。从可查的数字看，书刊近九千册。“出版时间最早者为1909年，至迟者为1993年。其中1949年12月以前出版者二千余册，1950年1月至1966年5月出版者四千余册，1966年6月至1976年12月出版者约三百册，1977年至新世纪初出版者二千余册。”[43]这些书分十多批陆续捐赠给文学馆，里面有大量的作家签名本，也不乏现代文学的珍本书。《人民日报》在1983年11月19日曾发表一则题为《巴金捐献珍贵资料》的简讯(署名“文”)，谈到的应当是巴金第一批的捐赠，尚以书刊为主：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最近将他多年所藏书刊，信件、手稿等珍贵资料3161件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在这批资料中，有巴金手稿36件，巴金各种版本的作品112种，包括《灭亡》《家》《秋》、《爱情的三部曲》《火》(1-3卷)《憩园》《寒夜》等中长篇小说，《电椅》《光明》《海行杂记》《旅途随笔》等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其中有些是初版本)。还有作者为瞒过国民党检查官，以美国旧金山平社名义自费印刷的《雪》这样的珍本；有译成23种文字的巴金外文版著作49本；译文34种；具有研究价值的《煤》(后改为《雪》)《家》《秋》等出版清样8件。所捐书信中，有巴金大哥李尧枚《家》中人物原型)自杀前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以及茅盾、缪崇群等作家信件8封。

此外，巴金还捐献了珍藏多年的罗淑、王西彦、黎烈文、梁宗岱等人的手稿8件；巴金经常为之撰稿并参与编辑的《文季月刊》《水星》《烽火》《文艺复兴》等重要文学期刊15种以及其它珍贵资料。目前，巴金所捐献的资料，已全部送到中国现代文学馆。

巴金后来捐献了更多的作家书信，自己“文革”后作品的手稿和以前的译稿，还有一部分名家书画……正如前所述，数量和价值也许不能说明什么，这位文坛巨匠对文学馆的那颗心才是最宝贵的。大家知道，巴金的晚年，随着年岁的增长也进入多病期，尤其是帕金森氏症严重影响他正常写作和生活，可是，他仍然有大量写作和翻译的任务，虽然几乎谢绝一切社会活动，然而一年四季，家中也访客还是不断，各种各样的“干扰”都在影响着他的写作和翻译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把晚年的宝贵时间和有限的精力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文学馆的建设事业中，这的的确确是把文学馆的事情当作他自己的事情。他不仅是文学馆创建的倡议者，而且一直是身体力行的重要支持者。

中国新闻社记者谷苇1983年9月23日发自上海题为《巴金在工作》的电讯中说，巴金大病后出院，一边锻炼一边工作，其中谈到给现代文学馆捐赠书刊，他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巴金当年工作的场景：

除了写作，巴金还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新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工作。他是筹建这个文学馆的发起人和主要捐款人。

……为了支持文学馆的工作，巴金在正让他的家属帮助整理他收藏的现代文学书刊，还有一些极为珍贵的书简、手稿等等。记者在巴金家小坐的片刻，他的侄女李国煣正和一位青年朋友帮他整理准备捐献的藏书，她拿了一本巴金创作的《春》来问：这本书是不是翻版书?巴金仔细过目以后作了回答，她才拿起归类去了。

“这次总共捐献多少书？”

“正在整理，确切的数字还不晓得。反正这是第一批，今后还要不断整理。不断捐献给文学馆的。”巴金说。他蓦然想起一件事告诉记者：“最近找到曹葆华早年写的一本诗集《无题草》手稿，那是几十年以前他给我准备在上海出版的，后来不知什么缘故没有出成。现在把它捐给文学馆，也算找到一个最合适的保存的地方。”

巴金的举动和奉献，打动和感染了一大批老作家，特别是像冰心、李健吾、萧乾、汝龙等他的挚友，都迅速响应他的号召，把自己家里的“宝贝”捐献出来。冰心说：“我一生没有财产，最宝贵的就是前辈先生和中外朋友们赠我的他们的字画和著作。”冰心决定把它们全都捐给文学馆，“这馆是在我的好友巴金倡议下成立的……”[44]哪怕后来，他的朋友辛笛去世了，巴金也不在了，辛笛的家人还是把大量重要资料捐赠给文学馆。记得我曾问过辛笛的女儿王圣思，王老师回答：这是我爸爸生前答应过巴金伯伯的……

五、“只要我一息尚存，我愿意为文学馆的发展出力”

1985年3月26日，沉寂已久的北京西郊万寿寺热闹了起来。这一天，中国现代文学馆要在这里举行开馆典礼。各个临时馆舍已修缮完毕，全部面积约一万平方米。馆内设有书库、报刊库、档案库、手稿照片库、摄影室、复印室等，藏书刊近六万册(本)、照片一千多张、原稿手迹二百余件，并保存了一批作家的录音录相，可谓初具规模。[45]文学界人士夏衍、沙汀、胡风、盛成、周而复、唐弢、林默涵、骆宾基、徐迟、林林、王蒙等和各方面领导二百多人出席了仪式。巴金专程从上海赶到北京，有人说这是“一次盛会”，并以“令人难忘”来描述那个场面。其中谈到巴金：“夏衍同志来了。我跟着他拥进了接待室。接待室里灯光闪烁，巴金被摄像师们紧紧地围住，不仅不能同他打招呼，简直挤不进去。我很快地退了出来。”[1]30

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出席开馆典礼，并代表党中央向文学馆表示热烈祝贺，向文学馆的倡议者、支持者、领导者巴金同志表示敬意和感谢。他说，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立，对其它姐妹艺术建立同样机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他希望文学馆能够越办越好，越办越充实，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地位。[46]作为文学馆的倡议者和名誉馆长，巴金在会上做了简短又朴实的讲话：

今天我能来我心里很高兴，因为今天是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开馆的日子，这的确是一件大好事。我们这样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应当有一个这样的文学馆，至少应当有一个。现在成立了，这是很好的事情，虽然规模很小，但是从今以后就会从小到大。今天虽然开个头，以后会大大地发展，我觉得前途是无限光明。刚才乔木同志也讲，党中央支持我们的工作，所以前途更无限光辉。

我相信中国现代文学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文学馆的存在和发展就将证明这个事实。我又病又老，可以工作的日子也不多了，但是只要我一息尚存，我愿意为文学馆的发展出力。我想，这个文学馆是整个集体的事业，所以是人人都有份的，也希望大家出力，把这个文学馆办得更好。将来不但办一个，而且还办两个、三个，各地大的省市都有分馆，这样发展，我相信这个前景是会实现的。[47]

“只要我一息尚存，我愿意为文学馆的发展出力”，巴金说的不是一句空话。就在文学馆开馆典礼那一天，工作人员还记下巴金这样一个深情的举动：

那天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巴老被扶进会议室，刚一坐下，他就迫不及待地立刻把右手伸进大衣左侧内壁的口袋里，踌躇了一下，终于掏出一叠钱，向着在身旁落坐的杨犁馆长说：“我最近得到一笔稿费，把它捐给文学馆。”

他的声音是柔和的，动作是迟疑的，仿佛担心对方会拒绝他的好意似的。当他的钱被接受的时候，他显得轻快起来，好像他应邀来文学馆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捐钱。这件大事一办成，他就高兴了。[48]

“只要我一息尚存……”，他一刻也没有停止为文学馆呼吁和努力。在他人生的最后二十年，他又在为文学馆现代化的、永久性的馆舍而呼吁，他的一生绝少为自己个人的事情向领导人提出什么要求，但是，那些年，见到相关领导，他都会为文学馆呼吁。1993年1月3日，他尽管写字吃力还是提笔给当时的最高国家领导人写信，反映文学馆遇到的困难，最迫切的是馆舍的问题，他说：

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是我一生最后一个工作，我愿意把我最后的精力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我相信它的前途非常广阔。这是表现中国人民美好心灵的丰富矿藏，它可以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提高对我们民族精神的认识。我不愿意看见它夭折。它眼前有不少困难，需要大家的支持；也盼望能得到您的帮助，请您过问一下，在新馆址未落实之前，希望仍一如既往让中国现代文学馆在万寿寺西院安身，不实行有偿借用。

在他和他的朋友的呼吁下，在中国作协的积极努力中，中国现代文学馆永久性馆址的建设终于从立项到建成，并于2000年5月23日举行新馆开馆典礼。巴金这一次不能亲临北京出席典礼，但是在病床上观看了电视新闻，听人朗读了报纸的报道，后来还观看了录像，他“一生最后一个工作”总算有了一个欣慰的结果。

中国现代文学馆后来又增加了二期工程，它是中国第一座、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座文学博物馆。文学馆新馆的正门有一块巨石，上面镌刻着巴金《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一文中的一段话：“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勤奋写作，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它的背面镌刻着：“我们的新文学是表现我国人民心灵美的丰富矿藏，是塑造青年灵魂的工厂，是培养革命战士的学校。我们的新文学是散播火种的文学，我从它得到温暖，也把火传给别人。”这是从巴金《为〈新文学大系〉序》一文中摘选的两段话集合在一起的。文学馆的大门把手上是巴金的手模，每一次走进文学馆，人们等于跟巴金先生握了一次手，也仿佛能够感受到自他传达而来的温暖和力量。

如今，每当笔者面对门前的那块巨石时，常常不由自主地想到巴金故居所藏的给出版社的通用信笺，巴金要用自己的稿费来实现一个梦想，从那张薄薄的信笺，到这块巨石，到这么宏大的一座文学馆，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在追求理想者的信念和实践中实现了。每逢与巴老的手相“握”，推门走进文学馆的时候，笔者又想到他对文学馆第一任馆长杨犁说的话：“让我们大家为文学馆多多出力吧。文学馆会发展下去。中国作家的美好心灵会通过文学馆的发展而开花结果，我坚决地相信事业一定会大发展。”[49]薪尽火传，一种责任之外，还让人感到任重道远。

注释：

①巴金故居藏件，未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