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美育与彝汉双语预科学生审美心理结构建设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价值取向

2021-12-05 08:02王领妹孙正华
民族高等教育研究 2021年1期
关键词:双语彝族汉语

王领妹,孙正华

(1.西昌学院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学院,四川西昌 615022;2.西昌学院彝语言文化学院,四川西昌 615022)

一、语文美育对彝汉双语预科学生审美心理结构建设的必要性

(一)审美心理结构及文化心理结构建设

20世纪初,王国维借鉴西方哲学,把人的心理功能一分为三,即真、美、善:“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美善之三德”;20世纪下半叶,李泽厚提出文化心理结构的概念,所谓文化心理结构即心理本体,包括三大领域:一是认识领域(智力结构),即人的认识、思维模式;二是伦理领域(意志结构),即人的道德品质、意志能力;三是情感领域(审美结构),即人的美感趣味、审美能力。王国维和李泽厚对心理本体的三分法异名而同实。文化心理结构并非天生或者神赐,而是一个建构过程——就人类整体来说是漫长的历史进程,就个体来说则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其中,王国维所说的“美”和李泽厚所说的审美心理结构(情感本体),是文化心理结构中有关人性情感的子结构:“人心之知、情、意三者,非各自独立,而互相交错者。如人为一事时,知其当为者知也,欲为之者意也,而当其为之前(后)又有苦乐之情伴之,此三者不可分离而论之也。”[1]审美经验虽然无法代替智力结构和意志结构,但是能够“以美启真”“以美启善”,促进这两种心理结构的发展[2]314。例如:中国民族传统的审美心理结构既和以儒为主体、以道和佛为补充的认识和思维模式(智力结构)、道德和意志力量(意志结构)息息相关,又通过审美与生活的思辨,作用于人生态度和人格理想,使之更加昂扬且坚韧、丰富而深沉。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化成天下、陶冶性情,还是近代以来的“使人为完全之人物”“陶养情操”“建立新感性”,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立德树人”,都共同指向培养、塑造真正的人性,即建设文化心理结构,审美心理结构则以直指心灵的特殊性而格外突出。

(二)语文美育对凉山州彝汉双语预科学生审美心理结构建设的必要性

文化心理结构建设比物质文明建设复杂,我国作为多民族国家,这一点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尤为突出。如果说从奴隶社会步入社会主义社会是“一步跨千年”,那么在当今全球化和现代化大潮中,则需要跨过民族和国家两道沟栅,首先融入祖国精神文明建设,继而和中华文明一起融入世界文化的大河。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族群与世界、社会规则与个体需求交流碰撞;日趋多元化的认知、情感、观念激烈动荡,文化心理问题愈发突出。因此,铸牢以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建设相应的文化心理结构。

作为民族地区的高等教育阵地,凉山州民族预科教育尤其是彝汉双语预科教育理应当承担起这个时代任务,因为这部分学生来自高寒偏远的彝族聚居区,基础教育阶段接受彝语和汉语双语教学,既懂得本民族语言、熟悉民族生活和文化,又较早接触现代文化、接受高等教育,是族群中具有发展潜力和影响力的青年群体。由物质世界发展而引起的精神世界的变动,在凉山州彝汉双语预科学生中有鲜明的体现。一方面,这部分学生主要生活在大小凉山彝族聚居的山区,较多地保存着本民族语言、宗教习俗、生活和思维习惯,与民族文学和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情感;另一方面,高校教育又将他们置于社会空间、生活经验、文化表征日益趋同的环境中,让他们有机会认识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冲突,感受这种融合与冲突带来的压力,因此,我们很有必要重视文化心理结构建设。

语文学科以审美特性和人的情感领域紧密相连,语文美育既培育人的耳目感官的审美感知能力,也提升思想境界[2]256。因此,语文美育不仅是语言文学的审美教育,而且是建设审美心理结构的重要途径。近二十年来,学者从教学策略、课程设置、教材编写以及审美心理结构和文化多样性建设等方面对语文美育进行研究,成果逐渐丰富。目前鲜见对彝汉双语预科语文美育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关于语文美育对彝汉双语预科学生审美心理结构建设的意义和作用机制的研究尚待开展。因此,结合凉山州彝汉双语预科教育实际,发挥语文美育优势,探究既立足民族实际又符合时代发展的审美心理结构建设途径,促进新时代彝汉双语预科学生文化心理结构建设,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

审美心理结构是历史的产物和成果,不仅具有社会性、时代性,而且具有民族性。例如:我国民族传统的审美心理结构表现在文学作品方面,想象重于感知、欣赏“弦外之音,味外之味”、强调情与理的“中”“和”,等等,带着农业社会和儒、道、佛思想的痕迹;彝族传统的审美心理结构也有民族特色,表现在彝族传统文学的主体民间文学方面,例如重直觉体验、遵循情感化的审美思维程序等等,是奴隶社会的社会结构和图腾崇拜、巫术、民俗、民族原生宗教等民族文化的体现。建设审美心理结构不是割断历史作凭空的精神遨游,而是必须涵盖具体时空的、历史的、民族的因素,具体到彝汉双语预科语文美育工作,则要考虑彝族历史、生活环境、民族文化和文学的因素。

有鉴于此,本文从当代彝文文学审美阅读、彝族汉语作家文学审美阅读、多民族文学对比阅读、写作中统筹民族性与现代化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二、当代彝文文学审美阅读:民族传统审美心理结构的延续与重塑

从创作主体和流传方式的角度来看,古代彝文文学(?—1840年)主要有两个系统:一是以神话、史诗、叙事诗、歌谣、民间故事等为代表的民间文学,族群成员共同参与创作,口口相传,是古代彝文文学的主体;二是以戏剧、毕摩诗论为代表的作家文学,从整体上看数量相对较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彝语文字主要掌握在毕摩等少数人手中。1980年起,随着《彝文规范方案》颁布实施,彝语文教育开始在凉山各阶段教育中普及,《凉山日报》《凉山文学》《民族》等相继创立彝文版报刊,当代彝族文学进入了拥有母语作家文学的崭新时期,凉山也成为当代彝文文学的发生地和所在地。凉山彝汉双语预科学生既以彝语为母语,又接受了系统的规范彝文训练,可以熟练阅读当代彝文文学作品,与其他地区同类别学生相比,这是一个突出的优势。

当代彝文文学在艺术形式和内容意味方面与古代文学同中有异。“同”是民族文学传统的继承,一方面是语感力量和艺术特质,例如民间故事的叙事风格、史诗的想象和节奏、克智的比兴和排比等;另一方面是思维方式和文学精神,萦绕着淡淡的忧郁和悲壮意味的抒情、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泰然处之的从容、对生命的关注和乐观等。“异”是时代发展带来的新变,除了时代发展带来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巨大变迁等文学作品的形象、内容的变化之外,主要包括小说、散文、戏剧与影视文学、翻译文学等新的文学样式的出现,以及现代文学艺术手法的大量使用形成的新的母语文学话语、艺术意境、审美旨趣两个方面。继承中有新变的当代彝文文学,诗集《冬天的河流》、散文诗集《虎迹》、长篇小说《火魂》、小说集《山魂》、报告文学《情满古里拉达》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当代彝文诗歌尤有代表性,因为诗歌是彝文文学传统文学样式,当代彝文新诗在诗体、语言、意象、艺术手段方面大量借鉴汉语文学中的朦胧诗派及西方文学中象征主义、意象派、现代主义等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技巧。当代彝文文学对古代彝文文学的继承和新变,是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统一,这个统一对培育彝汉双语预科学生的审美心理结构具有延续和重塑的双重意义。

(一)“延续”:民族传统的审美心理结构的传承

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如前所述,彝族传统的审美心理结构是产生在具体时空条件下的历史的成果,这个成果既是历史的延续,又是既有审美心理结构在现在和未来的生长点。

当代彝文文学对彝族传统的审美心理结构的继承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实现:

第一,当代彝文文学对人的耳、目等审美感官的培育。古彝文是象形文字发展而来,且造型复杂、写法多样;规范彝文的字形虽然很大一部分是古彝文的简化,并且字形趋于方正,但是仍然保有直观的美感。当代彝文诗歌的音律也有自己的特点,例如:押韵是押包括韵母、声母、声调在内的音节,往往交替押韵不同的音节,押韵的位置富有变化,形成起伏有致的动态音律美[3]。正是因为彝文的字形和音韵可以直接触动本民族欣赏者的耳目感官,所以对当代彝文文学的审美经验的积累可以实现彝族传统审美心理结构的继承和延续。

第二,对彝族文学传统的延续和品味。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下,作家们“投入到追溯历史记忆与书写现实生活的创作之中,客观地展示本土文化生态,理性地检索母语文明元素,诚挚地表达民族文化精神诉求”[4],即使影视文学这种与彝族文学传统几乎没有联系的文学样式也是如此。影视文学剧本《彝家山寨》以20世纪90年代末彝族乡村社会发展为背景,讲述几位彝族青年追寻幸福的过程中不同的价值观和命运。彝语文字和彝族文学传统对于本民族的人来说往往灵犀一点,一触即觉——那些富有意味的形式和表达方式、与日常生活密切相连的形象和情感、以民族文化为底色的思维方式和情感逻辑,就像故乡的炊烟一样,用熟悉而温暖的方式延续着族群的审美记忆。这与彝汉双语预科学生既有的审美生理基础(如上文所述的耳目感官)和审美心理结构相适应,可以引发欣赏者的共鸣和同感,从“量”上积累他们的审美经验,丰富他们的审美心理结构。

(二)“重塑”:民族传统审美心理结构的当代新发展

民族传统审美心理结构的当代新发展,一方面是新的文学样式带来新的审美感知体验,培育人的耳目感官。艺术形式看似艺术作品表层的、形式的部分,却往往包含着对内容和情感的深刻理解,具有社会性、理性的一面。不同的艺术形式本身往往直接唤起不同的审美感受,或者说“感官”感知到不同的艺术形式包含的社会性和理性的内容。例如:同样是中国画的工笔、写意,同样是中国古典音乐文学的诗、词、曲,不同的形式直接形成不同的“直觉”或者直观感受。在艺术形式发展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欣赏者的耳目等感官也日渐社会化、理性化,为艺术审美活动提供生理基础。当代彝文文学的文学样式发生了巨大变革,小说、散文、戏剧、影视文学等现代化的文学样式同史诗、歌谣、民间故事、克智等传统文学样式一起,在彝文文学花园里生根开花,与传统彝族文学相比,艺术形式的演进带来的审美感知的差异更剧烈。当代彝文文学审美阅读可以让凉山州彝汉双语预科学生调整既有的审美心理结构来接受这种新的形式、顺应这种差异[5],从而拓展他们对文学艺术形式的审美感知范围和能力,使之更广阔也更具包容性。

另一方面是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对欣赏者心思意向的引导,培育心思意向境界。当代彝文文学的一个特点就是用外来艺术手法表现本民族的日常生活、民族文化、精神诉求,这些作品中的具体形象虽然是有限的、具体的,但是可以引导欣赏者理解、想象、感受现实生活无限的、内在的内容,在这个复杂的心理活动中,恰当的艺术手法可以更充分地调动或者促进优化配置理解、想象、情感等心理因素,有助于欣赏者获得更深层次的审美感受。这种审美经验的积累,使欣赏者的感性情感日益复杂、丰富、细腻,是陶冶性情,亦即塑造审美心理结构。

我们以阿库乌雾的彝文散文诗集《虎迹》中的作品为例。《母亲》中善良朴实但是信仰原始图腾和祖先崇拜的母亲,《石头》中万物有灵、寄托灵魂崇拜观念的石头,《山寨》里的毕摩、苏尼崇拜,《毒草》中苦涩却是良药的毒草,《祭祀板》中黑白分明的旧祭祀板和新祭祀板的变迁等等,都是彝汉双语预科学生熟悉的生活中的形象。文学作品游刃有余地运用象征、隐喻、暗示等艺术手法,当这些形象经由理解、想象、情感诸因素的奇妙反应,引发的思考和感受却往往超出具体形象本身,扩展为对彝族历史与前途命运、族群发展与个体存在、民族与国家等纵横交织的、广泛且深入的体悟,不仅唤醒人们扬弃民族传统、重塑民族精神的理性自觉,而且获得心灵的愉悦、提高心思意向境界,乃至达到超越民族习俗、宗教、道德等有限事物而与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相统一的“天人合一”的感性境界。

三、彝族汉语作家文学审美阅读:文学民族性与文化共同体的“中”“和”

左玉棠在《彝族文学史》[6]中提出,彝族汉语作家文学的出现可以远溯到唐代南诏王骠信的诗歌《星回节》,20世纪30年代以李乔等人的小说和散文创作为标志,彝族汉语作家现代文学创作拉开序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文化诸因素的广泛交融和发展而蔚为大观,小说、诗歌、散文等多种现代化的文体逐渐发展成熟,涌现出大批优秀作家和作品。少数民族汉语作家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对我国源远流长的多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来说是必然趋势。语言文字本就是一种文化符号,少数民族汉语作家文学不仅是文学语言形式的转换,而且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思维方式、精神世界的沧海桑田。这一现象的出现民族审美心理结构调整改变的结果,它的生长发展又像涓涓细流渗入审美心理结构,带给它新的元素和蓬勃生气,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和审美心理结构交互作用,随着历史进程演进,成为族群心灵和情感成长的历史,这是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碰撞的结果。这一演进轨迹和民族交往融合的密度和深度沿循着同一个方向,这个过程表面上也许不如人对自然和社会的改造那样轰轰烈烈,但是却生动鲜活地呈现着也重构着一个族群色彩斑斓的情感世界。在从未如此向世界敞开怀抱的大凉山,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剧烈变换,彝族汉语作家文学既是民族情感的一个栖息地,也是一个方向标。

(一)彝族汉语作家文学语言形式:文学审美感知的培育

除上文所述文学样式的意义之外,彝族汉语作家文学审美阅读对人的耳目感官即文学审美感知的培育,主要是就文学语言形式而言的。

首先,作为表意文字,汉语文字以象形文字为基础,造型特征具有“象物”“状物”的符号性。钱钟书先生指出:“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7],汉字“因形赋义”的字形本身具有视觉的语义美感,是汉语文学抒情和诗性特征的一部分。

其次,汉语语法重意合、字形本身局具有视觉联想意义等特点,汉语文学语言在音韵、节奏、书写排列方式等方面的形式美格外发达。例如司马相如的“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欧阳修《醉翁亭记》中“也”字的使用;又如五律的凝重、七律的流动、绝句的轻灵、古风的浩荡、骈文的对称、散体的舒畅[2]370等等,字形、音韵、节奏的声色之美,可以通过视觉和听觉的感知直接引起欣赏者的想象、理解、情感诸因素让人情思飞扬。彝族汉语作家将汉语作为文学语言形式,不仅是对汉语表意体系和语法规范的认可,而且包括对耳目直观的美感意义的遵循,无论作者还是读者,这种认可和遵循都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这也是提升本民族欣赏者耳目感官的审美感知能力的过程。

(二)彝族汉语作家文学的“汉语民族化”:心思意向境界的培育

彝族汉语作家文学审美阅读对心思意向境界的培育主要是通过“汉语民族化”实现的。彝族作家使用汉语创作文学作品时,必然导致母语文学的语感力量乃至彝文文学精神和艺术特质的流失,但是在优秀的彝族汉语文学作品中,“汉语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汉语,或者说不再是汉文化意义上的汉语,而是一种经过了彝族作家、诗人全面变构后用以表述和承载本民族文化发展体系的新的汉语”,而且包括“通过汉语从外国文学和国内其他少数民族文学处借鉴而来的一切文学艺术表现手法的汉语化过程在内”[8]。例如:沙马的诗集《梦中的橄榄树》以南高原文化为背景,巧妙地将彝族民歌基调和现代诗歌技融为一体,展示彝族宗教和民俗的演变进程,表达诗人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深层忧思;马德清的长篇小说《诺日河》以凉西县的扶贫攻坚为背景,围绕古老河流诺日河的开发,塑造了以阿牛为代表的新一代干部形象,展示了彝汉民族携手前进的创业精神[9];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汉语诗歌作品,选入凉山州彝汉双语预科语文教材中的《自画像》就是以汉语文学语言形式创作的。《自画像》根植于彝族经书、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的言说方式和节奏,关注本民族历史、文化、心理情感、精神状况的现实内容,保有鲜明的彝族诗歌的艺术特质和文化特征。纺线女人、支呷阿鲁、永远左侧卧睡觉的男人等,与彝族生活、神话传说、风俗礼仪密切相关的意象,触发了人们对民族生活和历史的想象、对民族精神的理解、对族群身份的认知,升腾起“我是彝人”的呐喊中对民族的热爱,感受到个体和族群之间绵延不断的爱与滋养的河流。

因此,“母语文化与汉语表述方式的深层凝合”消融文学语言形式的冲突而化为“中”“和”,具有的彝族文学的形象特征、审美特性、思想情感等等,与本民族欣赏者既有的审美心理结构产生同化;吸收的汉语文学的文学语言、文学样式、文学手法则赋予作品美的客观性质,调动本民族欣赏者的感知、想象、理解、情感诸心理因素,调整原有审美心理结构与审美对象顺应,获得审美感受,这种审美经验的积累使欣赏者原有的审美心理结构产生改组或者重塑的质变。读者在看似静默的字符之间感受民族文化遗产和国家时代精神合流融汇,对个体人生、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思考和体悟将更加丰富。这种审美经验的积累自然形成辨证对待民族特色与民族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正确认知,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顺应全球化和现代化潮流的正确判断,审美活动的意义已经不知不觉超出情感领域,到达智力和意志领域,从而促进新时代文化心理结构的建设。

四、多民族/国别文学对比阅读:培育人类情怀和世界胸怀

多民族/国别文学对比阅读是指彝族文学与中国多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对比阅读。如前所述,由于地理位置险远,凉山州彝族文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几乎没有受到其他民族文学的影响;彝汉双语预科学生的生源地是凉山州偏远高寒山区,他们虽然在基础教育阶段接受了彝汉双语教育,但是封闭的地理环境、有限的学习条件对他们的文学阅读视野有一定的限制,多民族/国别文学对比阅读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来的。多民族/国别文学对比阅读对凉山州彝汉双语预科学生发展审美心理结构的作用主要是养成人类情怀和世界胸怀,即在文学形式和形象等方面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从人类整体的角度探索体味文学的人生境界之美。

(一)多民族/国别文学中的形象世界:培育人类情怀和世界胸怀的重要载体

这里的文学形象是指文学作品中可以用语言指称的具象,包括人物、行为、事件、图景、物品、符号等。文学是人学,“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无论是彝族文学、中国其他民族文学还是世界文学,文学作品中的具象世界虽然各具特色,但总是以或净化、或冲突、或宁静美、或急剧紧张的形态呈现着人类的希望、期待、要求、动力、生命,让人超出日常生活经验的时空局限,从艺术的幻相中得到想象的满足,使人们扩展了生活,增强了生命力,提升了自己[2]375。因此,人类情怀和世界胸怀既包含认识论或者伦理学因素,又超出它们,以直观、感性的审美境界陶冶性情。

我们以爱情母题文学为例。世界各民族都有数不胜数的文学作品,彝族文学也是如此,民间文学诸如《阿诗玛》《珠尼阿依》《阿依阿芝》《甘嫫阿妞》等,当代文学如《嫂子》《寂静的山野》《彝家山寨》等。在世界文学视野下,历史、宗教、文化、地域、文学等种种因素使爱情母题文学中的形象世界五彩斑斓,最引人注目的是人物形象千姿百态:同样是理想爱情的追求者,甘嫫阿妞、安娜·卡列尼娜与杜丽娘不同;同样是现有婚姻的抗议者,阿依阿芝、娜拉和《柳毅传》中的龙女不同。围绕爱情生活的行为、事件、信物、仪式等形象往往同中有异:同样是表达倾慕之意,《傲慢与偏见》中的达西先生当面畅言、显热烈于直白,《西厢记》中的张珙隔墙吟诗、寓热烈于含蓄;同样是爱情的破灭,罗密欧、朱丽叶双双殉情,梁山伯、祝英台化蝶双飞。如果说从彝族文学内部来看,爱情母题文学中形象的演变历程是本民族社会发展和心灵成长的侧影,那么与多民族/国别文学的对比阅读带来的则是整个人类发展和心灵成长的交响曲,激荡着追求自由美好爱情的热情和渴望、“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浪漫幻想、不惜生命的深情执念。多民族/国别文学对比阅读可以让凉山州彝汉双语预科学生透过文学看世界,跳出民族看人类,这种审美经验的积累可以丰富他们的审美心理结构,变得不是狭窄而是包容,不是简单而是复杂,不是以个体的人或者单个民族为中心而是以人类为着眼点,以人类情怀和世界胸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二)由审美感受生成审美判断:正确看待和应对文学全球化和现代化趋势

多民族/国别文学对比阅读对审美心理结构建设的另一个作用是“以美启真”“以美储善”,引导学生由审美感受生成审美判断。

首先,以文学的感性形式影响理性认知。

文学联通社会生活的客观世界和欣赏者心灵的主观世界,由于直指情感,多民族/国别文学对比阅读中丰富的文学形象世界往往无声无形地引发欣赏者对客观世界的物质变迁、伦理秩序、行为规范、宗教习俗等方面的思考和认知乃至认识模式、思维方式的改变,这些都将表现为判断力的养成和提升,面对急剧变化的物质和精神世界,心灵也将更加充盈而有力量,可以进行正确的审美和价值判断。

其次,正确认识和应对文学全球化和现代化趋势。

在世界文学语境下,各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及其承载的文化都不再是独立、封闭的存在,而是世界文学和文化多元互动的一部分,中国文学亦然,彝族文学亦然。多民族/国别文学对比阅读的审美活动引导凉山州彝汉双语预科学生由愉悦的审美感受形成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正确认识并且积极应对:“全球化不等于西化,它的本质是人类文明的现代化”,“全球化不是统一化,它的表现方式是文化多元化”[10],例如认识民族文学的发展规律、树立批判继承民族文学传统的科学态度、在立足民族性的基础上将外来文学精华民族化等等,面对民族融合和全球化过程中的冲突、矛盾甚至阵痛,可以在保持文学和文化民族性的基础上,自觉地将民族文学融入中国文学、世界文学,自觉地将民族文化融入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和文化全球化。

五、写作中统筹“民族”“国家”“世界”:审美心理结构的物态化

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文学作品不仅是审美心理结构的、而且是文化心理结构的物态化的对应品,写作正是审美心理结构的物态化。当代彝文文学、彝族汉语作家文学和多民族/国别文学的审美阅读,由耳目感官到心思意向境界,或同化或顺应,培养凉山州彝汉双语预科学生接纳审美对象,积累审美经验,将外在审美实践内化为审美心理结构;通过写作实践实现审美心理结构的物态化,对创造成果的进行评价和省察,产生的新认识又将再次内化为审美心理结构,阅读与写作交互作用,共同促进审美心理结构的发展,由此促进文化心理结构的整体发展,使之符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全球化、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因此,在凉山州彝汉双语预科语文美育工作中,写作与阅读可谓鸟之双翼,同样是建设审美心理结构必需的项目。我们从这个角度考量凉山州彝汉双语预科语文写作,就不是局限于具体的写作技巧或者过程,而是从建设审美心理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并且促成物态化的角度,研究“写什么”“怎么写”。

教学教师应当在写作教学中引导学生理解“民族的”“国家的”“世界的”。

“民族的”不是指使用民族语言文字,而是指写作要表现民族文学艺术特质和民族文化特征。如果使用民族语言却脱离了民族语言的特性和民族精神、文化的内容,未必不是另一种“母语的陷落”,例如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五四”思想式写作、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式写作、20世纪四五十年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文学的马克思主义式写作和政治式写作,价值语言系统的权势力量占据主导地位,与中国文学语言的自由、诗意和中国文学的艺术精神渐行渐远;老舍《正红旗下》、李乔《欢笑的金沙江》、沈从文《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等民族作家用汉语创作的民族题材作品则堪称经典。无论采用哪种语言形式,保持文学民族性的关键是具有积淀、延续在民族基因里的艺术特质和文化内涵。

凉山州彝汉双语预科写作课程虽然使用汉语形式,但是教师仍然可以鼓励学生融入彝族文学的艺术手法,表现本民族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我国作为多民族国家,“民族的”并不意味着疏离或者隔阂,而是各民族文学与文化的“硬核”,正是这一“硬核”让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学和文化多姿多彩、活力盎然。

“国家的”不是指遮蔽文字和文学的民族性,而是指在保持民族性的基础上,融入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悠久,长期的历史积淀形成了各民族心理上的共同依存的一体感,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同构和心理同构,各民族文学(包括民族语文学和民族作家的汉语文学)都是祖国文学花园中的花朵,都与国家发展同呼吸、共命运[11]。如果说“民族的”是以民族特性指向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那么“国家的”则是以民族融合实现这一价值取向。凉山州彝汉双语预科语文写作课程应当引导学生既要表现本民族日益广阔的社会生活,又要表现新时代各民族的水乳交融;不仅要吸纳汉语文学的文艺思潮和艺术手法,而且要与中国文化产生认同。

“世界的”既包括世界范围的文艺思潮、艺术手段,也包括世界眼光和人类意识,后者更重要,正如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反复叙述的“我写诗,是因为人类居住在这个不断发生着变化的大地上,人类面对万物和自身,时时刻刻都在寻找其本质和规律”[12],“从一个民族的身上揭示了深刻的人性和人的精神本质”[13]。写作应该关注人类整体的现实境遇、前途命运、心灵世界,而非沉溺于“个人抚摸”、一己悲欢,这应当作为一个重要目标贯穿凉山州彝汉双语预科语文写作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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