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权力：明清木兰陂水利纠纷与地方社会

李少勇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水利史的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水利技术工程史的内容，更注重将水利作为深入理解地方社会结构的一个突破点，力图从水利出发研究水利组织、水利管理机制及区域水利关系等内容，将水利与社会紧密地联结起来进行考察，由此形成了水利社会史的研究热潮。不同的学者从水利管理与自然环境、水利资源与分水传说、水利文献的传承编造等角度进行了相关研究［1］。对于水利纠纷中文化资源的运用与地方权力结构的关系，目前学界探讨较少，本文拟从文化—权力角度，以明代正德、清代雍正年间有关木兰陂的水利纠纷为例，对明清莆田平原地方社会中“文化的权力网络”［2］进行分析。

在明清时期的福建莆田平原地区，不同人群为了争夺水利资源，水利纠纷与冲突日益加剧。宋熙宁八年（1075），李长者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于木兰山下堰溪筑陂，最终成功修筑了木兰陂，随后设立了专门的水利管理组织——陂司，负责对木兰陂进行管理与维修。木兰陂陂司十四大户与建陂李长者后裔李氏家族，于明代正德年间、清代雍正年间所发生的两次规模较大的水利纠纷，其本质都是为了强化自身在木兰陂水利系统的地位，以维护自身的灌溉权利乃至争夺水利主导权。

一、迁庙夺祀与明代中后期的水利纠纷

明代正德八年（1513），李长者后裔、生员李熊申告官府，将木兰陂钱庙迁移至李庙之西，以钱庙旧基起盖私房，随后于正德十三年（1518）将家藏有关木兰陂的诰敕文书、碑记及文人纪述等资料呈交县令雷应龙，并请乡人郑岳进行整理以刊刻成书，即为《木兰陂集节要》。但十四大户子孙以其谋占钱庙且新刻陂集之中删改十四家捐资舍田开沟事迹为由，状告李熊，乞求官府迁复庙祀并令李熊改正陂集删改之处：

告为毁敕灭功事。莆有木兰陂，上援三县溪水，下灌一莆田亩。始钱女筑成，崩，死封协顺圣妃；继林进士更筑，亦崩；终李长者创筑。清等十四家祖助钱七十万缗成陂，又捐田四千九百余亩开沟，又筑塘田二千余亩输官。宋赐田四百九十亩，不科粮，俱祀陂庙。洪武初蒙太祖高皇帝从林纪奏，仍赐十四家原田。讵李长者守庙僧孙、生员李熊：冒姓贪租，恃郑岳捏校陂集，增损古碑并功田坐产；近又潜灭镂板，悬庙敕书，迁拆钱庙盖房，毁林、黎像，丢十四家祖神主不祀。前蒙行县勘结，郑岳出揑里邻，诡名结报。切思钱妃与清等祖功在莆，世世利赖，屈被迁庙夺祀，忍死连佥告，乞亲审，责令迁复庙祀，改正增损陂记并田土坐产，神明载德。［3］（《陈本清、林子清等告李熊状》,P1）

十四家子孙陈本清等在此强调了祖先捐资助陂、舍田开沟以及筑塘田输官等功迹，并且申明了宋明两代钦赐不科田土的国家恩赏，以证明十四家对陂田的合法所有权。但是陂田本质上是公共财产，其所得所入主要用于维修木兰陂、酬劳陂司人员以及祭祀费用。陂司对于陂田，仅具有管理权；而轮流充当陂司正副的十四家，却在此将其视为族产，足见其时对陂田的侵占以及陂田私有化的趋势，这也是陂田制度逐渐衰亡的重要原因。陈本清等人进一步指责李熊：以守庙僧之后冒充李长者后裔以侵占十四家田产，迁拆钱庙与弃祀林、黎等十四家神主，窜改古碑文集以泯灭十四家功迹，乞求官府迁复钱庙并改造陂集，以维护十四家的田产及灌溉利益。十四家子孙具体开列了李熊的诸多不法事实，包括其新刻陂集之中互为矛盾之处、迁庙夺祀以及冒充李氏宗族等。

正德十四年（1519），兴化府根据陈本清等人的告状进行查勘，做出了对于此次迁庙争端的官方判决：将李熊革退为民并纳米赎罪，李氏所管收的香灯田租谷纳入官仓，责令其归还钱庙地基，不许其冒称李长者宗族并改正陂集［3］（《陈本清、林子清等告李熊状》，P6b-7a）。

正德十五年（1520），由于对判决结果有异议，李熊之父李崇孝赴京上奏，礼部下令对此案进行重新勘查。在李崇孝所上《辩宗奏疏》中，对于陈本清等人所指称之罪一一进行反驳。“熙宁间天子诏兴水利，臣祖李宏兄弟自侯官县应诏入莆，与异僧冯智日相地定址木兰山下，倾家赀七万余缗，率众垒石成陂三十二闸，上障永春、德化、仙游三县溪流，下截海潮。就卤地凿大沟七条，小沟无数，以分受之，设抵海斗门四所，木石涵二十九所，以蓄泄之。”在此李氏将建陂之功都归于李长者，并不提及陈本清等人所坚称的十四家助修事迹，“绍兴二十一年，县丞陈弥作见陂司多缘侥求，陂务日弛，遂就陂内得利大田户陈将仕、林承奉等一十二人，排定轮差正副，督甲头小工人等关防水利，作四弊五例申呈户部，以为经久计。绍熙间知军赵彦励修《莆阳志》，载其事甚详。淳熙元年，知军潘时因众举余士端、朱公廙注入新籍，共一十四户”。李崇孝进一步强调十四家轮差正副之例乃是南宋时期由官府所订立的，以此说明十四家并没有参与到创陂过程之中。“将臣近庙私房拆盖官司岁祭公馆，将旧庙地基给还臣盖房，以便奉祀，亦以臣祖旧居还臣居住，非别有增益也。”李氏近庙私房被改为官府岁祭公馆，因而官府将钱庙迁移，以其旧基建盖李氏房居，这与陈本清等人所谓的“迁庙夺祀”之罪显然存在较大的出入。李崇孝更是指责十四家子孙倚势欺人，希图祖先荣光与配享陂庙，肆意捏造祖先事迹，并且伺机排陷李氏后裔而使反案成招，“近来正副子孙众多，富贵强盛，欺臣家世衰弱，睥睨庙祀光荣，希图伊祖配享。潜作神牌，欲私入庙，臣以国典，固拒不从，致被怪恨……正副子孙又捏伊祖助钱七十余万缗，舍田四千四百余亩开沟虚词，因欲入集。本县查考宋志，无稽不许，以致怪恨日深……止凭陈某等一面虚词，取供具报，带去建宁府反案成招，将臣男生员李熊问米七石，发福州府监追，完日革退为民，着令拆毁住房，迁回钱庙，及将我朝钦赐不科粮香灯田土，悉追入官”［4］（卷1《辨宗奏疏》，P10-20），致使李氏子孙“宗祀灭绝”，其为了保全身家及朝廷荣恩，请求重新勘察。

二、祖先事迹、宗族身份与陂集的编造

十四家与李氏各执一词，两者争论及纠纷的核心是十四家祖先的事迹以及李氏宗族身份的真实性。针对十四家先祖捐资助陂以及舍田开沟等事迹，可以将十四家本陂集、李氏陂集以及历代方志中的记载进行比较分析。十四家本陂集中收录了大量有关其先祖助陂功迹的历史文献①，元丰四年（1081）应知军谢履之请，朝廷钦赐不科田土以嘉奖助修木兰陂的十四家先祖，“今又捐田以开沟，且筑田以充赋，国计民生，实两赖之。是固十四臣者，体朕至意乃劝导诱激，尔实与有力焉！其以尔转承议郎，勉图后功；而以原筑陂田四百九十亩七分赐十四臣， 免其粮差。”［5］（《赐木兰陂不科圭田勅》，P2）此外，在《十四姓功臣舍田开沟亩数碑》中详细记载了十四家先祖舍田亩数，总计达到了四千九百九十五亩之多［5］（《十四姓功臣舍田开沟亩数碑》，P5a-6a）。《奏赐木兰陂不科圭田疏》记载了洪武五年（1372）福建司农官林纪上疏奏请将酬劳陂田照旧赐予十四家并且蠲免其粮差［5］（《奏赐木兰陂不科圭田疏》，P9-10）。这清楚地反映了十四家利用祖先事迹以加强自身在水利系统中的地位，从而达到争取水利资源的目的。历代方志均未收入这几篇敕疏，因此无法对其进行比较分析。但是十四家本陂集、李氏陂集与方志都收入了有关木兰陂水利的碑记，可以对三者所收入同一篇碑记的细微差别进行分析。宋人林大鼐所撰的《李长者传》详载建陂始末，十四家本陂集所收入的此碑记述长者创陂受到十四家的资助及舍田开沟事迹，“乃倾赀率十四家（三余、七朱、陈、林、吴、顾）钱七十万余缗，命工伐石，列竹成基，摆布石柱三十二间……十四家舍田开渠，导水转折而南三十余里，大沟七条，小沟无数”［5］（《李长者传》，P1b-2a）。李氏陂集所收入的相关记载并没有十四家捐资开沟事迹，“乃倾家得缗钱数百万，命工伐石，依列竹成基，摆布石柱三十二间……开渠导水，转折而南三十余里，大沟七条，小沟无数”［4］（卷5《累朝纪述》，P2）。弘治《兴化府志》所收入的相关记载与李氏陂集相同［6］（卷29《艺文志》，P18a），李氏陂集为正德年间刊刻，晚于弘治府志，因此李氏陂集无法渗透府志，反之李氏陂集应是按照府志的内容所收入的。而十四家本陂集系三者最晚刊刻的，其窜改增添的痕迹也较为明显。当然，李氏陂集中收入的其他碑记也存在类似的增改痕迹，如元代刘俚荣的《重修木兰陂记》中有关李长者建陂事迹的记载，“侯又与水南大姓一十四户规塘地，垦田六百斛为陂之赡”［4］（卷5《累朝纪述》，P8b）。 在此强调李长者与十四家共同开垦陂田的事迹。十四家本陂集对此的记载为“侯之陂既成，水南大姓一十四户规塘地，垦田六百斛为陂之赡。”［5］（《重修木兰陂记》，P1b）可见十四家认为开垦塘地为陂田之功为其先祖所独有，与李长者无关。弘治府志的记载为：“陂成，立水南大姓一十四户规塘地，垦田六百斛为陂之赡。”［6］（卷29《艺文志》，P21b）陂田并不是由十四大户主动开垦的，而是官府令其规垦塘地，强调国家力量对于设立陂田的重要性以及陂田的公有产权，在此一字之差所导致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十四家陂集刻意删去“立”字与李氏陂集增添“侯又与”三字的举动的目的是相同，即通过增添删改碑铭等历史文献来制造文本证据，以维护自身的用水权利及对陂田的所有权，而在此背后所体现的是田地与水资源对于莆田平原地区不同人群的重要性。

关于李长者究竟有无子嗣后代这一问题，弘治《兴化府志》的记载为：“考家传，宏兄弟五人，宏居长，少尝自呼曰长者。及长，轻财好施，人因以长者呼之。宏应诏作陂时年方三十二岁，及卒年四十二岁，无子，以弟容子为后。”［6］（卷53《水利志》，P2b）府志指出李宏无子而以侄子为嗣，但李熊等则认为府志失考，“宏子二，长名康，无嗣；次仲仁，以嫡长不可离祖居，故止立其侄居莆守陂。非无子、立弟容之子为后也。府志失考。今在侯官者，仍盛在莆者……明正德十四年五月十八日，莆田县主雷按谱更定世次如右。”［4］（卷3《李氏后裔有功陂庙录》，P6）李氏陂集明确记载了李长者有二子，以其二子仲仁居侯官承嗣，因此立侄子在莆守陂奉祀，并附守陂李氏世系图以证明李崇孝父子的宗族身份。十四家则指称李长者无后，也没有立侄守陂，李熊等人乃氏泉州梌山巷刑徒桂英之后，元末为躲避刑罚而入莆，投靠庙僧并冒收香灯田租谷。“李熊高祖桂英与弟叔远，系泉州梌山巷人，至正末逃刑入莆，投庙僧嗣泽，接居本庙承奉香火，冒收香灯租谷”［3］（《陈本清、林子清等告李熊状》，P2b）。但在《十四家照贴》中的说法却与此处存在矛盾：“后十四家将拨赐田抽出一百三十九亩，与庙祝宝鲁思奉祀香火，宝鲁思野僧无后，十四家又共立僧绍白收管香灯田亩。绍白收留桂英，还俗生兰茂，兰茂生朝器，朝器生崇孝，世世相安，向无言说。”［3］（《木兰陂十四家照贴》，P1）十四家从陂田中抽出一百三十九亩充作香灯田，给予庙僧管收，李崇孝父子便是还俗的庙僧之后，而冒称李长者后裔以图侵占香灯田。十四家前后两种不同的记载，可见十四家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攻击李熊等宗族身份的虚假，而并没有明确厘清李氏世系，且不免有妄加推断的地方。李熊强调自身的李氏宗族身份与十四家对其宗系的否认，结合二者对碑记等历史文献的附会增删的行为，其本质上是通过利用宗族身份、祖先事迹以及制造文本等途径，增强各自对于水权诉求的合法性与正统性，从而有利于争夺水资源与掌控水利主导权。

三、删移通志与清代中期的水利冲突

雍正修志案是正德年间双方冲突的进一步延续，此次李氏与十四家争端的核心，依然是十四家先祖功迹与李氏的宗族身份。清雍正九年（1731）李氏后裔生员李正蓁上奏，请详查新修《福建通志》孝义部下的十四家事迹真伪，“世董陂工，年久浸没，恐长者子孙呈官追究，十四姓合谋告蓁祖先李熊冒认远祖，希图斥逐李姓子孙，灭去长者创陂功迹……兹奉谕旨，纂修通志，大老爷仰体德意，开局编纂……诚恐有人投递无据事迹，虚冒久远，有功及陂，被瞒入志，或载人物，或列孝义，预付争端。”［7］（卷2，P18-19）重申正德年间十四家对李氏的排斥陷害，并要求对列入孝义部的十四家先祖的无据事迹进行勘查，以避免日后争端。志馆详查之后，认为十四家先祖余子复等人乃系南宋进士，并不与长者同时创陂，因此向福建布政使司提议，将原列入孝义部下的十四祖事迹删去［8］（卷2《舆地志》，P68a-69a）。雍正十年（1732）十四家子孙朱载等奏请官府，重新勘查此次争端，以保全祖先义行：

因长者系道人，未尝娶妻，宋志载明无后……桂英还俗娶妻，始冒李姓，袭香灯之利。时十四姓念长者有功而无后，姑容之，以奉祀香火。奈至明正德八年间，有劣生李熊，靠金依势，谋郑山斋，藉校正陂集，贿张元绅执笔，任意删改……兹值重修闽志，志馆采访木兰陂事迹，既为余子复立传矣。不谓劣生李正蓁不思干蠱，踵李熊故智，出其私藏陂集，讳匿奉院饬行改正原案，仍称官刻，饰弄志馆，复单以选举志内之绍熙进士余子复等，与熙宁筑陂之司法参军余子复等名字相同者，揉而为一，以为年代不符，削余子复既立之传……料正蓁近又将志馆复单，刊刻名曰续集，目十四姓为冒功，预伏争端。［9］（《具投词》，P1—2）

十四家在此指出李氏宗族身份的非法性，乃是由庙僧之后冒充的，更是进一步强调了李熊的罪迹，并说明李正蓁上奏饰弄志馆，并将志馆复单等文书刊刻为续集以掩盖十四祖功迹。对于绍熙元年（1190）进士余子复则认为与助陂先祖乃是同名同姓之人，并非为同一个人。“选举志进士有官职者，俱于名下载明，今按进士余子复名下，无司法参军字样，而陂志内司法参军余子复，又无进士字样，则绍兴（熙）之进士余子复，明系另有其人，何得以距百余年，而姓字偶同，欲揉之为一乎？”［9］（《覆单姓氏注辩》，P4b）其以进士余子复不列官职为由，而认为其助陂先祖司法参军余子复与其不为同一个人。但弘治《八闽通志》明确记载了朱赓为隆兴元年（1163）特奏名且其后注为推官［10］（卷53《选举》，P23b），与十四家助陂先祖推官朱赓当为同人，而隆兴元年距元丰年间建陂相差足有八十余年，因此推官朱赓与李长者并非同时代之人，可见十四家子孙对其祖先助陂开沟事迹的附会与捏造。

官府最后对此次修志争端进行协调并做出判决，“木兰新志所载舍钱捐田事，何所据乎？凡为子孙者，无不欲追崇其先祖，从而张大附会之，而秉笔垂训者将以信今传后，非确有可据，宁略毋详……黄仲昭亦止言先世有功于陂，一语不言其有功之实者，盖以世远年湮，疑信相半，修之恐其失实，削之又非与人为善之心，是以附见之、约言之，而无专传，此先辈之慎史笔也。今日之志仍而不改，存而不论，亦犹是黄、林、康三公修志之意，于长者子孙何所益？于十四家子孙何所损？”［8］（卷2《舆地志》，P70）官方指出十四家子孙对祖先功迹的夸饰，依旧将十四家事迹列入钱妃庙条之下，并不设专传记其事迹。官府在此充当了协调者的身份，利用强制性国家权力对水利纠纷进行调解，以维护稳定的水利秩序。

从明代中期的迁庙夺祀纠纷到清代中期的通志删移之争，皆是围绕木兰陂水利利益的争夺，十四家与李氏通过刊刻各自版本的陂集等文本，试图对宗族身份与祖先事迹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提供证据，以此来强化自身在木兰陂水利系统中的地位。这也表明：在水利纠纷与冲突的过程中，不同的文化资源被地方社会的不同人群所创造并加以运用，成为水利资源以及地方权力的权威性的来源。

注释：

①十四家本陂集的最早版本为嘉靖四年（1525）余洛等人编纂的《木兰陂志》，十四家本陂集更是将《奏请木兰陂不科圭田疏》《赐木兰陂不科圭田敕》《十四姓功臣舍田开沟亩数碑》等证明祖先功迹的文献资料置于卷首，足见正德年间所发生的冲突对十四家纂修陂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