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白蚁，像工蜂

淡豹

中产阶层的标配未必是“知识分子”，但一定是“专业分子”。上至生活较为优裕的律师、医生、管理阶层，下至水管工、房产中介、建筑工人、护工、锈带生锈之前的钢铁和煤炭行业蓝领工人，都有其专业。一张短期培训文凭加上实习期基本能保证一个人走出麦当劳服务员的世界（只要不酗酒或吸毒，只要不為孩子所累，只要愿走出家门去苦干），找份具有专业性的工作，养活一家人，成为纺锤形阶层结构的世界里那庞大的中坚力量内比上不足、比下确实有余的稳固支撑。

社会需要给人以回归生活的机会。在青春期时想离开挤满凡人以至于汗滴禾下土的康庄大道，不想再考那些劳什子试，这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想法，谁都有过。到二十五岁准备换个城市生活，到三十岁想转行，到三十五岁想辞职，到四十岁想出走，到四十五岁想离婚，到五十岁都想要创业，到五十五岁想起自己人生中从没有离经叛道过心中就一阵隐痛，再跟着一阵痒，被虫子叮咬过的那种感觉挥之不去，拿起体检报告时心电图总是正常，可自己知道心脏那儿长出了一个每天都在增大的黑洞，它吸引自己，也吸走自己的能量。它对自己说，离开吧。芝加哥大学哲学教授Candace Vogler是维特根斯坦的再传弟子，一辈子研究语言哲学与精神分析，专注于哲学中的一小支“行动理论”，即人作出有意识行为的过程，也涉及行为的责任分析。到2015年，她开始研究一项相当不同的课题，“道德、幸福感与生活的意义”。简言之，到人生的中途，有些人看起来什么都有了，顺利、成功、光鲜，理应感到幸福，可往往却极不幸福，感到某种巨大的缺失，小说常常执着于追溯中年危机的各种起因，再画出从危机到离异与酒精依赖的精密人生地图，而那些地图的实质往往就是这种缺失。Candace Vogler问，为什么有些人体会到了这种缺失，而与他们阶级、事业、家庭状况类似的其他一些人，却并没有？为什么那些人的人生处境迥然不同，他们体会到了某种充盈感，某种完满与若隐若现的幸福？作为一名选择在知道了书本上的一切并获得了解构生活和语言中的神秘的能力之后皈依了天主教的知识人，Vogler教授给出答案：后面那类人，能够把人生的意义与某种更大的事物联系起来。那种事物可能是宗教，可能是家族，可能是人类的未来，可能是社区的福祉。这种联系令我们每日的蝇营狗苟——用宗教语言来说，是每日的苦难甚至牺牲——成为一种在更大的画卷中有不可替代意义的行为。这种联系把我们的活动——像白蚁像工蜂一般的活动——变成一种有意识的、甘愿为之的行动。用最简单的话说，我们得为他人活着。这“他人”通常不意味着一位我们得养活的伴侣、得侍奉的老人、得负责的一队员工，而有更抽象的意味：他人的幸福，一个社区，人的承继，美，宇宙。

英国女人克里斯蒂·沃森在十几岁时离经叛道，搬到男朋友混乱不堪的家中，过起嬉皮士生活。一种追寻，也是一种典型的青春期症状。这种生活的意义感很快消失了，她开始考虑自己这辈子该做点儿什么，这时她看到了护理学。上护士学校、实习、成为了保证人能够中产化的“专业分子”，从精神科护士轮转到ICU和急诊室成为护士总管，在儿科和新生儿抢救病房待了人生中的大段时间。世俗生活的那些保证（学位证书、一份稳定的工作、中产阶级生活、婚姻），与生活的意义感同步来临，她说护理是一种“善的语言”，“护理是你每天都要付出灵魂的职业”。实际上中产阶级的世俗生活十分脆弱，这点我们在中国已经渐渐习惯，老人一场大病，上级政策的改变，失业，部门裁减，银行信贷收紧等都可能导致资金链断裂。

在英国也是一样，几乎将克里斯蒂·沃森从生活节奏到经济与身体全面打垮的是一场离婚。她离开医生丈夫，带着两个孩子，抚养费不足以（当然！）支撑两个孩子的实际支出，而且没有了帮手，如果她去学校接自己发烧的孩子就无法准时上班。原本生活优裕的她几乎要破产了，付不起当月的车贷。中产阶级就是这样，遇到一个预料之外的危机（比如，你的伴侣出轨或暴力，你真的决定离婚），生活就可能全面垮台。在这种睡眠也无法解决心中疲惫感的时刻，这种令许多人转向酒精与药物依赖的时刻，是内在于护理这种特殊的、关于人命的具体工作的意义感挽救了她——她不是在做PPT，而是在挽回孩子的生命。在太平间里面对生死，人至少能暂时放下烦恼，暂时感到自己的忧愁不值一提。

最动人的是那些不需要意义的生物——婴儿，极小的幼儿。克里斯蒂写道，他们会有“代偿”过程，呼吸衰竭状态的婴儿会呼噜呼噜，以此吹出空气，让肺泡像机械呼吸机一样工作，维持自己的生存。她说，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本能，一种“不惜一切代价生存下去的意愿”。中产阶级社会缺了什么？有的公司也许会称之为狼性，疫情来临后我们称之为求生欲，国际局势对立时我们称之为激愤，一种不考虑意义的生存意志。这种意志与意义感与更大的事、与宗教无关，反而，很多时候，它是宗教存在的原因。一种神秘的秩序，一种巨大的力量，未必能让我们——让脆弱的中产阶级活着，但是，却正是它，让我们从无到有地，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