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福地”何以成就？
——政策工具视角下福建省环境政策的文本研究

谢昕莹

(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

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在经济成就举世瞩目的同时也产生了日趋严峻的环境问题、不断加大的环境风险，发展和环保的矛盾日趋尖锐。环境资源的公共性与外部性要求政府必须主动承担起治理责任，在环境保护全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以解决充满不确定性、系统性与复杂性的一系列环境问题。

本文标题中的“绿色福地”代指福建省。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省考察调研时强调：绿色是福建一张亮丽名片。要接续努力,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福建的骄傲[1]。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思想的孕育地与实践地，福建省敢想敢做、先行先试，发挥自身最具竞争力的生态优势，坚持改革创新生态文明体制机制，着力探索绿色发展之路。二十一世纪以来，福建省接连成为全国首批生态省、首个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与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多年来，福建省的环境质量持续领先全国，是国内唯一实现水、大气、生态环境方面全部优质的省份。福建省生态文明指数于2019年位列全国第一[2]，“清新福建”已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标杆，至今已收获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在环保领域形成了行之有效、可予推广的“福建经验”，实现了生态环境“高颜值”与经济发展“高素质”的同步推进,成就了美丽宜居的“绿色福地”。这与福建省各级政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观念以及科学决策、精准施策的实践是分不开的。

环境保护是当今时代极为重要的公共政策目标之一。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新时代，关注环境政策、统筹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意义重大。作为政府治理的重要手段，政策工具选择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会直接影响公共政策的实施效果，选择有效的政策工具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基本途径[3]，利用政策工具进行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已成为当代公共政策分析的主流方法。故本研究立足于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政策工具视角，通过对福建省环境政策文本的收集、梳理与量化分析，尝试探讨下列问题：福建省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选用了哪些环境政策工具？在环境保护全过程的各个阶段中，环境政策工具的应用是否不同？环境政策工具的选用在时间维度是否有变化？除了解答上述问题外，本研究还将结合政策文本量化分析结果提出优化福建省环境政策的建议，以期通过科学合理地选择环境政策工具进行环境治理，提升环境保护的效率和效益，解决公共问题并最终实现公共政策目标。

二、文献回顾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政策实施问题的日益复杂、西方政府失灵现象的日益严重以及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政策工具逐渐成为西方公共管理学界的研究热点。自此国外学者对政策工具展开了系统且丰富的研究，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形成了较成熟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在环境政策工具方面，国外学界在分类时主要以环境政策发挥作用的主体性与各项政策工具的强弱性为依据，其中二分、三分以及四分法是主流的分类方法。二分法是将环境政策工具划分为命令控制型工具与市场化工具。三分法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更细致、更有影响力的OECD国家以环境政策工具行为特征为基础的分类法，即主张环境政策工具包括命令控制、经济激励和劝说式工具[4]。四分法即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中将环境政策工具分为四类：利用市场、创建市场、环境管制和公众参与[5]。国内学者甘黎黎将环境政策工具分为规制型、市场型和自愿型[6]。黄清煌、高明等认为环境政策工具包括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公众参与型[7]。李翠英把我国环境政策工具分为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与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两大类[8]。在环境政策方面，学术界对环境政策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包括政策的制定[9]、执行[10]、评估[11]等内容。部分学者通过构建模型、框架等评估环境政策工具效果，指出环境政策通过不同的政策工具有效地提高了环境质量[12]。

综观学界的相关研究发现，受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影响，国外对环境政策工具的研究早于国内。我国对政策工具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政策工具现已成为我国公共政策领域关注的焦点，并被广泛应用于环境保护[13]、财政金融[14]、科技创新[15]等多种研究领域。在政策工具的分类方面，虽然学者们使用的名称不尽相同, 但环境政策工具三分法已成为学界主流的分类法,且现有研究对政策工具的分析呈现出定量与定性方法相结合、定量研究逐渐增多的特点。但国内学界对环境政策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尤其是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对地方环境政策进行文本分析略显不足，该领域尚存较大研究空间。基于上述研究状况，本文梳理了福建省1983年以来的环境政策文本，分析福建省成就“绿色福地”的环境政策特色，并根据实际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对今后环境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改进、创新等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三、福建省环境政策的文本分析

(一)政策分析框架构建

1.X维：基本政策工具维度

基于政策工具在分析公共政策效果中的重要意义，本研究在构建政策分析框架时首先考虑了基本政策工具层面。本文采用学界主流、应用广泛的环境政策工具三分法，即将环境政策工具分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公众参与型，并以此作为政策文本分析的X维度。命令控制型工具是政府依据法律法规、行政命令、环境标准等对环境行为进行直接管理和强制监督，以达到环境政策目标的手段的总称。命令控制型工具包括环境规划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污染限期治理制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等具体类型。市场激励型工具是政府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运用经济杠杆等调节手段推动市场主体在成本与收益间自主选择，引导市场主体保护环境的手段的总称。市场激励型工具包括排污收费、补贴、环境保护税、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等具体类型。公众参与型工具是政府通过社会舆论、道德规劝等非强制性措施推动公民自愿做出环保行为的手段的总称。公众参与型工具包括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等具体类型。

2.Y维：环境保护全过程维度

由于上述环境政策工具的分类并非绝对互斥，且单一的基本政策工具维度仍无法较为全面地展现出福建省环境政策工具的选用情况，故本研究引入第二个分析维度，旨在考察福建省政府在对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事前、事中与事后控制全过程中的行为特点，以提高文本分析的科学性与有效性。本文将环境保护全过程划分为环保规划、环保监测、环保整治、环保监督、环保考评五个阶段，并以此作为政策文本分析的Y维度。环保规划是政府制定的一定时期内保护生态环境的行动计划，包括环保法律法规等。环保监测是通过对环境质量状况的监视和测定，对可能发生的环境问题进行预报和预警。环保整治是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破坏环境的人类活动进行整顿治理，以达到改善环境的目的。环保监督是政府有关部门对环境质量和可能对环境质量产生影响的行为进行监视和督促。环保考评是政府通过制定环保考核指标，对各主体履行环境保护职责的情况进行考核与评定。环保规划属于政府的事前控制，环保监测、环保整治、环保监督则贯穿政府事前、事中、事后控制全过程，环保考评属于政府的事后控制。这五个阶段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符合新时代我国开展“全过程”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

3.Z维：政策工具使用的时间维度

政策环境是影响环境政策选用的重要因素，福建省“绿色福地”的成就与不断与时俱进的政策工具选用模式是分不开的。故只有对福建省环境政策体系变迁过程中政策工具的选用情况进行时间维度的剖析，才能明确福建省环境政策工具发展变化的历程与特点。因此，本研究引入政策工具使用的时间作为Z维度。1983年环境保护被确立为我国的基本国策，自此环境保护成为各地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2000年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同志提出福建省建设“生态省”的战略构想，并规划在2005年前实现第一阶段建设目标[16]；2014年福建省被确定为全国首个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因此，本文选取1983年、2005年、2014年、2020年为时间节点，将福建省环境政策体系分为三个阶段：1983—2005年为政策起始阶段、2006—2014年为政策平稳执行阶段、2015—2020年为政策发展创新阶段。本文将根据所划分的阶段探究各阶段中环境政策工具的选用情况并进行特点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了“基本政策工具—环境保护全过程—政策工具使用的时间”的政策工具三维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并进行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既能探究各种政策工具在环境保护全过程中的运用情况，又能探究政策工具在时间维度上的分布情况。

图1 环境政策工具三维分析框架

(二)政策文本选择与编码

1.政策文本的收集与选定

本研究以“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等为关键词，在“北大法宝”数据库、福建省政府部门相关网站等进行检索。为保证政策选取的代表性与准确性，确立以下遴选原则：一是相关性，即所选定的政策文本内容与环境保护、政策工具使用高度相关，具有较高的效度；二是权威性，即所选定政策的发文机关均为福建省政府相关部门；三是公开性，所选定的政策文本都在权威平台上公开发布，具有较高的信度。经过整理，收集到1983—2020年共1376份有效政策文本，收集的每份政策文本包括政策名称、发文机关、发文时间等信息。

2.政策文本内容编码

完成政策文本的收集与选定后，以政策文本的具体条款作为基本单元进行内容分析，将政策文本按照“政策序号—具体条款”的方式编码处理，形成福建省环境政策文本分析单元编码表(如表1所示)。

表1 福建省环境政策文本分析单元编码表(局部)

(三)福建省环境政策工具量化分析

1．基本政策工具维度分析

基于划分的环境政策工具类型，经统计得出福建省环境政策基本政策工具使用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政策工具频数分布统计表

依据结果可知：福建省综合运用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公众参与型三类基本环境政策工具。其中命令控制型工具运用最多，占比60.05%；公众参与型工具的频数次之，占比30.02%；市场激励型工具使用频率最低，占比9.93%。具体观之，在命令控制型工具中，环境规划制度使用频数最高，占比53.38%；污染限期治理制度使用也较频繁，占比30.88%；而排污许可证制度使用频率较低，占比3.27%；这反映出政府使用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的偏好差异。在公众参与型工具中，信息公开(占公众参与型工具的76.03%)、公众参与(占公众参与型工具的23.97%)都得到了较多关注。在市场激励型工具中，使用较多的政策工具是补贴，占比42.60%；而排污权交易、环境保护税等政策工具则使用较少。

三种政策工具类型使用程度的差异也体现了福建省政府在环境政策工具选用方面存在明显偏好，同一类型里政策工具的使用分配也不够合理。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使用过溢表明政府更倾向于依靠权威和强制力来直接推动环保工作以实现环境政策目标；公众参与型工具使用较少表明政府有意识地吸引公众参与到环保活动中来但仍存在力度不够的问题；市场激励型工具使用不足则表明当前市场激励型工具对环境保护的重要作用仍未引起政府重视，政策制定对这方面的关注度并不高。而应注意的是，使用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虽可为环境政策的实施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但过多的强制性措施也会阻碍政策效果的实现。故应加强对市场激励型工具和公众参与型工具的使用，激发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的积极性，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保护环境。

2．环境保护全过程维度分析

依据环境保护全过程维度，经统计得出五个维度中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如表3、图2所示)。

表3 环保全过程中政策工具频数分布统计表

由结果可知：政策工具被运用于环境保护全过程各个环节，而环境保护全过程中政策工具的配置具有差异性，环保规划、环保监测、环保监督、环保整治、环保考评五个环节使用的政策工具频数分别占比30.27%、7.69%、12.41%、38.46%、11.17%，其中环保整治环节使用的政策工具最多，环保规划环节使用的政策工具频数次之，环保监测环节使用的政策工具最少。政策工具的使用集中在环保全过程的前端和中端，反映出政府极为重视环保整治工作，与福建省“整治百姓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理念相吻合；也体现了福建省政府注重环境规划、创新探索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路径的理念，具有前瞻性；但仍需加强环保监测、环保考评环节中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力度。具体观之，在五个环节中使用命令控制型、公众参与型政策工具的频率较高，市场激励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则略低，故各环节存在着内部政策工具分布不够合理的问题。今后政府应关注环保全过程中的各个环节，继续完善市场机制，减少对环保工作的干预，鼓励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

图2 环保全过程维度政策文本频数统计图

3．政策工具使用的时间维度分析

基于划分的福建省环境政策体系三阶段，经统计得出各阶段中环境保护全过程的基本政策工具使用情况(如表4、图3、图4所示)。

表4 福建省环境政策工具频数分布统计表

图3 基本政策工具的时间序列变化

图4 环境保护全过程的时间序列变化

依据结果可知：在不同的政策阶段中，不同类型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呈现出随时间变化的特点。在政策起始阶段(1983—2005年)，福建省政府就意识到了命令控制型工具在环境保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激励型、公众参与型政策工具则使用极少。在政策平稳执行阶段(2006—2014年)，公众参与型政策工具的使用程度有所增加，但依然欠缺市场激励型政策工具。在政策发展创新阶段(2015—2020年)，环境政策工具的结构与之前相比更为均衡。总体观之，福建省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呈现出日益多元化、丰富化的特点。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贯穿整个时间维度，在环境政策工具中始终居主导地位；市场激励型、公众参与型政策工具在推动环境政策目标实现的过程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各个政策阶段中环保各环节使用的政策工具也有所不同。可看出政府始终最重视环保整治、环保规划，对环保监测、环保考评的重视度较低。但各个环节政策工具的使用程度总体均呈上升趋势，也反映出环境政策工具间的协同作用不断加强的趋势。

(四)福建省环境政策共词网络分析

除了上述三个维度的量化分析外，本研究还借助ROSTCM、Ucinet软件，采用共词分析法对福建省环境政策文本内容进行词频统计、共词可视化分析，通过挖掘出政策文本中的高频关键词来探究福建省政策制定主体对环境保护领域关注焦点的变化情况。

结合前文时间维度使用的政策工具分析结果可知，2014年后各类环境政策工具使用数量高速增长，故以2014年作为共词分析的时间分界点，依据1983—2014年、2015—2020年两个时间段对福建省环境政策文本分别进行共词分析。经过分词处理、高频关键词提取、构建共词矩阵等利用软件生成政策文本关键词云图(如图5、图6所示)、政策文本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图(如图7、图8所示)。

图5 1983—2014年环境政策文本关键词云图

图6 2015—2020年环境政策文本关键词云图

图7 1983—2014年福建省环境政策文本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图8 2015—2020年福建省环境政策文本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1．政策文本高频关键词分析

由结果可知：1983—2014年福建省环境政策文本的高频关键词主要有“环境保护”“管理”“加强”“绿色”“政府”等；2015—2020年福建省环境政策文本的高频关键词主要有“环境保护”“管理”“督办”“建设”“污染”“治理”“改革”等。在两个阶段中，“环境保护”都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反映了福建省环境政策的核心内容与最终目标，体现出福建省政府对环境治理极为重视；“管理”出现的频率较高，说明福建省重视发挥政府在环境领域的主导作用；“污染防治”则契合了福建省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战略目标。而在2015—2020年福建省环境政策文本中，“建设”“督办”“治理”“改革”等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大增，表明政府的环保理念已由强制性管控向放权赋能转变。

2．政策文本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

通过对比政策文本关键词云图与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图可知，绝对中心度数值较高的关键词的出现频率也较高，二者基本一致。通过比较高频关键词的绝对中心度数值，可以得出福建省环境政策的关注重点。在两阶段的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图中“环境保护”始终是中心节点，因为环境政策内容必然以环境保护为中心。1983—2014年中较突出的节点有“管理”“加强”“政府”“发展”“意见”等，表明该阶段福建省环境政策以政府采取系列措施加强管理力度、促进绿色发展为重点；2015—2020年共现网络图的节点更密集，其中绝对中心度数值较高的节点有“管理”“监督”“改革”“服务”“防治”等，表明该阶段福建省环境政策的热点是转变环保过程中的政府行为模式、完善环保相关制度、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高环境治理水平与能力等。

而通过对比两个阶段的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图则发现，两阶段中有部分高频关键词一致，体现了福建省环境政策在关注焦点上的政策稳定性与延续性。“管理”“建设”“改革”在两个阶段都属于较高频的关键词，也反映出政府较重视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工具，与前文政策工具视角的分析相吻合。而2014年以来，随着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入与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大力推进，福建省在环境领域的关注热点也有所转变。

四、福建省成就“绿色福地”的经验与启示

(一)改革创新：完善环保体制机制

结合前文政策工具视角的三维度分析可发现，福建省有着较为健全的环境政策体系。福建省政府积极探索环保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不断完善顶层设计，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在全国首先实行环保“一岗双责”，明确政府有关部门的环保责任，形成了全面的生态环保职责体系；建立环境权益交易制度、“福林贷”、企业环保信用动态评价体系等促进绿色金融创新发展，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形成污染防治共治体系，推进污染的市场化治理；创新水环境综合整治体制机制，形成在全国具有代表性的“长汀模式”“筼筜湖模式”“木兰溪模式”等；改革生态环境综合执法体制，创新生态司法……环保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始终引领着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形成独具特色、可供推广的“福建经验”。

(二)智慧治理：用大数据赋能环保

随着“生态省”“数字福建”建设的深入推进，2018年福建省在全国率先打造省级生态环境大数据(生态云)平台，实现了互联网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合发展。生态云平台运用大数据在纵向上连接了省、市、县三级环保系统，在横向上覆盖了生态环境各部门的数据网络；打造环境网格监管万人互动平台，形成“监管天网”，既有利于提高环境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实现智慧监管、精准治理，又有利于实现高效的便民亲清服务，促进环境保护工作提质增效。福建省还借助生态云平台打造富有“绿化、绿韵、绿态、绿魂”的“绿盈乡村”创新品牌，用数字摹画村庄，坚持绿色发展，精准助力乡村生态振兴；以人民为中心，凝聚协同治理合力，共建美丽乡村。福建省充分将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运用到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结合福建省的生态优势创新环境治理模式，提高了环境治理效能，营造了“数字生态”。

(三)民生优先：多元主体联合攻坚

福建省坚持民生优先，创新建立了百姓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联合攻坚机制，主攻百姓感受最深切、反映最强烈的生态环境问题。联合攻坚机制摒弃了运动式治理的思想以及政府部门条块分割的格局，坚持常态化治理，实现了生态环境、住建、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相关政府部门的联动以及各部门环保职能的整合与优化；建立了“接转办督核”长效运行机制，全社会共同参与环境整治活动，将环境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自联合攻坚实施以来，福建全省受理环境问题到期办结率达100%。该机制既实现了对环境问题的集中整治、标本兼治；又充分调动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人民群众等多元主体的积极性，有利于激发内生动力、形成共治合力，提升了民生福祉，增进了人民群众的环境获得感、幸福感。

五、优化福建省环境政策的建议

(一)调整环境政策工具的应用结构

1．适当减少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

结合环境政策文本分析结果可知，福建省环境政策存在着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使用过溢的问题。在环境保护过程中，以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为主导固然能保障环境政策目标的实现，但使用过溢会产生消极作用。故福建省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的过程中应适当减少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均衡各类政策工具的使用力度；及时纠正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使用时出现的偏差，并定期评估政策工具的使用效果；要因地制宜合理设定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的强度，使其保持适度稳定以发挥其优势；还要结合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规制形式，避免适得其反。

2．加强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工具的应用

前文文本分析的结果显示，在X、Y、Z三个维度都存在着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工具使用不足的问题。因此，福建省政府应减少对市场行为的干预，对市场激励型政策工具的长处给予关注，提高市场激励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政府应积极促进市场机制在环保领域决定性作用的发挥，完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加大环境保护领域的财政投入，创新环保投融资模式，采取财政补贴、税收、环保专项基金、生态补偿等各种激励手段给予市场主体的环保行为政策上的支持，促进环保相关产业事业的发展。

3．继续强化公众参与型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

在福建省环境政策工具使用的过程中仍存在着公众参与型环境政策工具使用较少的问题。故福建省政府应继续坚持以人为本、群众导向，营造使用公众参与型环境政策工具的良好社会氛围；应完善环保领域信息公开制度，提高信息公开水平；发挥舆论的引导、宣传教育与监督作用，争取公众的理解与支持，提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能力；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法律支持与制度保障，降低公众的参与成本，丰富公众的参与形式，增强公众的环保意识和参与热情，培养公众的社会责任感，使其自觉将环保意识落实到实际行动中；还应畅通利益表达机制，收集民意诉求，发展壮大环保民间组织，引导多元主体在环境政策制定以及环境保护监督、整治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凝聚社会共治合力，形成多中心环境治理的联动机制，增强政府在环保方面的公信力与执行力。

(二)进一步完善与丰富环境政策工具

1．优化各类环境政策工具

鉴于现有环境政策工具使用不均衡、内部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福建省政府应采取措施优化各类环境政策工具。首先，应明确环境政策工具优化组合的目标，即环境政策工具组合应满足政策主体自如地选择和组合政策工具的需求。其次，应加强各类环境政策工具的执行力度，对于使用较为成熟的政策工具可以考虑将其上升为法律法规，健全环保法律法规体系并推动地方环境保护的法制化建设。针对环保监测、环保考评环节政策工具使用偏少的问题，可以加强环境监测、环境考评制度建设和标准建设，充实环境监测、环境考评队伍，健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完善环境信访制度等，不断丰富相关的环境政策工具。第三，应完善各类环境政策工具的设计与匹配。对于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政府应健全相关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加快制度创新，如改革环保绩效体制等；政府还应改革环境收费制度、适度征收环境税，完善市场激励型政策工具，转变重治理轻控制的现象，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对于公众参与型政策工具，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公民参与体制机制，扩大公民参与环境治理的深度与广度。然而优化政策工具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通过不断优化环境政策工具并努力提升政策工具间的协调性与配合度，地方环境政策体系也将更健全、更有序。

2．推动环境政策工具创新

由于环境问题的日益复杂多元化，政府应及时调整、补充和更新环境政策工具组合。福建省政府应在充分调研环境政策实施状况、整合各方主体需求的基础上科学地设计环境政策工具，同时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着力推动环境政策工具的创新，提高环境政策的针对性、精准性与有效性。政府部门、高校、环保机构、社会组织等应加强环境保护领域相关的研究，评估分析环境政策工具的组合效率，结合实际创造新型政策工具并对其进行试点，推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充实环境政策工具箱。

(三)在各维度内合理搭配环境政策工具

1．综合运用，发挥政策工具的互补性

政府在选择环境政策工具时，必须着眼全局，先了解清楚各类政策工具的优劣势，重视政策工具的多样性，考虑政策工具间的互补性，以环境保护为依据合理搭配政策工具组合，推进政策工具在环境保护全过程各环节的应用，以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政策效应。针对福建省环境政策在X、Y、Z三个维度中均存在的政策工具分配不够合理的问题，在今后环境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福建省在综合运用各类环境政策工具的同时应结合政策对象特点以及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作用及其优劣势等方面考虑并进行工具的配套使用，以弥补政策工具的不足；也应考虑到各大类里小类环境政策工具的分配情况，增强政策工具合力，使环境政策更具科学性与合理性。

2．适时调整，提高政策工具的有效性

随着不同时期环境政策目标的变化，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也应做出相应转变。因此，福建省政府应准确判断与把握调整政策工具组合运用的时机，依据不同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环境治理目标，结合客观规律科学地选用环境政策工具。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市场激励型政策工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在选用时要紧随环境形势动态地调整其在环境政策工具中的占比与使用力度，加强使用前期的预防、中期的监管和后期的评估。在调整政策工具的选用时，政府还应考虑其与原有政策的协调性，保持政策的连贯性与稳定性。

(四)强化政策工具执行的监督与评估

政府相关部门除了要坚持增强环境政策工具的执行力外，还应加强环境政策工具实施过程中的监督与评估。这既有利于确保环境政策的落实，又有利于总结分析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以根据实际合理调整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指导，推动环境政策目标的实现。因此，政府应制定政策工具执行监督与评估的相关规定和标准并加大力度实施。此外，政府还应加大对环境政策制定者、政策工具选择者、环境管理部门人员专业知识与技能等方面的系统培训，以提高相关人员的知识水平、业务能力与综合素质，使环境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得到更大程度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