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英译本副文本对比研究

林雪英　莫运夏

【摘要】 《西厢记》是王实甫的代表作，在元代早期就已广为流传，与《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一起被誉为四大名剧。本文以《西厢记》的奚如谷、伊维德英译本和许渊冲译本的副文本为研究对象，以法国学者热拉尔热奈特的相关副文本理论为指导，通过研究分析译本中的副文本信息来探究译本背后的翻译动机、理念和方法、情感倾向等。通过对比探究译者翻译思想对译文的影响，本文期望能够为中国戏曲的译介事业有所助益，更好地增强中国文化自信，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

【关键词】 副文本;《西厢记》;热拉尔·热奈特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7-0105-02

一、引言

近五年，副文本的學术研究和各类期刊文献的发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分析副文本信息背后的译者思想对译文的翻译质量和提高读者接受度都有重要的影响。

《西厢记》原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是元代著名杂剧作家王实甫的经典之作，讲的是男女主张君瑞和崔莺莺勇于打破传统封建礼教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勇于追求心中所爱，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

自19世纪以来，《西厢记》的各类译本多达二十几个。本文选取了西厢记主要的几个译本中的许渊冲译本和奚如谷、伊维德英译本，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许译本是目前为止最新的全译本，出自翻译大家许渊冲之手，十分具有代表性。许渊冲的翻译重点是中国古诗英译，形成了独特的韵体译诗的翻译方法与理论，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 。而奚文本是目前公认的最好的译本之一，其译本在西方国家流传甚广，极具影响力。荷兰知名汉学家伊维德是当代欧美汉学的最高成就者之一，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独到的见解，致力于汉学研究半个世纪，在西方汉学界确立了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地位。这两个译本颇具经典性，也十分具有代表性。二是两个译本在底本的选择、翻译的目的、翻译方法和译文文体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各具特色，反映不同时代的文学艺术风貌，影响不同时代的读者，对这两个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二、副文本

20 世纪 70 年代，热奈特在《副文本：阐释的门槛》中首次提出了“副文本”这一概念。之所以称其为门槛是因为副文本就如同门槛一般连接着正文本和文本之外的一切，扮演着桥梁的角色。“所谓‘副文本’指的是围绕文本的所有边缘的或补充性的数据。它包括各种形式：与作者和编辑相关的（ 如标题、插图、题词、前言和注释）;和媒体相关的（ 如作者的访谈，官方的概要）;私人的（ 如通信、蓄意或非蓄意的秘闻） 以及和文本生产与接受的物质手段有关的内容，如分段等。”热奈特更是把副文本比作赶象人，认为没有副文本的文本就如同失去赶象人的大象，失去了力量。副文本就像一个供译者畅所欲言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译者的声音得以传达，完成译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

三、译文对比

许译本和奚译本中都有丰富的副文本。接下来笔者将对两个译本中的副文本信息进行分析和比对，一窥副文本中隐含的译者思想，并分析其对译文的影响。

（一）标题、封面、底本的选择

关于标题，标题作为书籍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往往扮演着“文眼”的角色，暗含文章线索，是读者第一眼获取的信息。许全译本以Romance of the Western Bower为译名于 1997 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再版。奚译本则以The moon and the Zither：The Story of the Western Wing为题，于 1991 年出版于加州大学出版社。标题作为文本的副文本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译者的翻译思想。许译本以“Romance”为标题开头表明译者认为《西厢记》是一本突出男女之间浪漫情感的爱情故事。许渊冲在翻译时用意译的方法把《西厢记》的爱情主题搬到了文章最显眼的位置，提纲挈领。奚译本忠实于原文的表达，对标题进行了直译，与奚文本的封面遥相呼应。

关于封面，奚译本封面中的人物分别是《西厢记》中的三个主要角色。图片中红娘和崔莺莺在月色正浓的夜晚偷看正在弹琴的张生，对应了奚译本的标题The moon and the Zither。无论是在封面还是译文标题的选择上都体现了译者想忠实于原文信息的翻译思路。而收录于大中华文库的许译本封面以突出信息重点为主，以气势磅礴的瀑布作为封面，主要附有大中华文库和西厢记的中英文。

在底本选择方面，底本作为翻译的根本直接影响到译文的输出。选择不同的底本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译者的翻译思想。许译本选择的是金批本，而奚译本是弘治本。许渊冲在介绍部分提到过，他和金圣叹一样认为《西厢记》是“天地妙文”，并偏爱《西厢记》的笔法之美。而奚译本的译本则更具逻辑性、大众化。

在回答记者关于中外文化交流中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这一提问时，伊维德表示中国故事在走出去时需要考虑受众的接受度，因为外国听众缺乏有关中国文化的背景，他们的预期、准则和价值观跟中国的读者是不一样的。“弘治本也有其特色，这一版本中注释详尽，尤其适合北方读者。其中对于历史典故、佛教用语等表达的注释非常细致。”弘治本以其丰富详尽的注释获得译者的青睐，其丰富的背景介绍、注释和附录能够满足外国读者的阅读要求。对译者而言，尽可能地扫清读者的阅读障碍恰恰符合译者想要提高读者接受度的要求。

（二）序言、介绍、注释、附录

前言和注释是副文本的主体内容，在连接读者和文本上起着很大的作用。译者通过前言和注释表达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和翻译思想，而读者则通过前言和介绍实现和译者的间接对话，并基本了解文本。译者往往在前言和注释部分或多或少地展示自己的翻译动机、目的、方法和策略、情感倾向等。

奚译本中含有大量的副文本信息，介绍部分以及其注释就多达102页，注释有132条，序言部分还有美国著名汉学家白之对译者和译本的介绍和评价。

奚如谷和伊维德从小生活在西方世界，接受西方的教育，看待事物更具有逻辑性，在看待情感问题上更加的开放。在介绍部分译者们表达自己对《西厢记》的独特见解，体现了译者的价值观和情感倾向。译者们用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和全新的视角看待和分析红娘这一角色，认为红娘不单单是出于对女主人崔莺莺的爱戴之情才鼎力相助，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给自己选择一个男主人。在介绍部分，伊维德也发表了自己对于《西厢记》中性描写部分的翻译看法，并且选择了更加直白露骨的翻译。

奚文本对文本中所涉及的可能会让读者产生疑惑的信息做了翔实全面的注释，并辅之以中国朝代的时间目录以及《西厢记》中的角色列表，译者想要向读者展现最忠实的中国戏曲文化的愿景跃然纸上。“我们的目标，正如我们之前的翻译一样，是毫不掩饰地为西方读者提供一个尽可能接近原文的翻译版本。”奚文本中的脚注内容庞大翔实，页面达三百多页，可读性极强。

奚如谷曾参与编写了欧美最重要的关于中国文学和戏曲的教科书如《剑桥中国文学史》，奚如谷负责撰写其中的“金元文学”部分。奚如谷在教科书撰写上颇有心得，这在奚译本的排版中就可以探知。奚译本中的附录内容也极尽翔实。译者在译文后添加了中华文化负载词的英汉术语表、参考书目和索引，以便读者阅读并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知识。奚译本的布局更符合高校学习的要求。译者们也明确表示此译本的目标读者是西方的学者和学生。奚译本如今在西方高校流传甚广，曾一度出现在高校教材中，成为西方学者了解东方文学的极佳读物。

相比奚译本，许译本的介绍部分只有17页，译文排版为中英文对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内涵进行了阐述，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在介绍部分，许渊冲对比了《西厢记》和莎士比亚的戏剧在爱情这一主题上的异同点，并论述了《西厢记》的文学成就。许渊冲把文本中的唱词翻译成了韵文，许译文被称为韵文版《西厢记》，而奚文本则用的是散文的形式。许渊冲认为韵文更加能够展现戏曲的美，尽管会牺牲一部分原文的忠实度，也要展现戏曲文化的美。他对译文美的偏爱体现在“三美论”的提出，从未放弃对音美、形美、意美的追求。钱钟书曾感叹道：“美丽的妻子不忠实，忠实的妻子不美丽”，称许渊冲的译文为“不忠实的美人”。许渊冲曾说到，在不歪曲作者意思的情况下，翻译一定要把一个民族文化的味道、精髓、灵魂体现出来。可以看出許渊冲在翻译时更看重的是《西厢记》的舞台效果，韵文极具戏曲韵味，而奚译本更看重的是信息的完整表达。

四、结论

许译本和奚译本作为《西厢记》的两个经典译本都获得了极大的欢迎。许译本以独特的韵文对文本中的唱词进行翻译，保留译文的诗性美，带有较强烈的译者个人思想。许渊冲认为翻译就是再创造，允许牺牲一定程度上的忠实度，以期保留中国文化美，很好地传播了中国文学的诗性美。奚译本以外国学者和学生为目标读者，致力于用最忠实的翻译来表达原文的信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译者们撰写了大篇幅的文本介绍，对文本涉及的大量文化词进行了解读，精心制作注释和附录，试图用最流畅的译文向读者展现原作的信息。他们用更加理性和开放的眼光来欣赏《西厢记》，为解读《西厢记》带来了不一样的视角，奚译本最终在西方广泛流传，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走出去”。

副文本理论的出现丰富了文学作品的解读角度。作为文本必不可少的信息，副文本“调节文本与读者之间关系的作用”，消除读者对中国文化的陌生和隔阂，并在“事实上控制读者对文本的整体阅读”。同时，副文本也隐含译者的翻译思想。通过对两个译本中副文本进行比较和分析，发现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方法、译者的情感倾向和文化立场等都对译文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分析副文本中的译者翻译思想有助于促进中国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探寻提高读者接受度的方法，为中国文学译介事业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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