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儒家的忧患意识

【摘要】忧患意识实质上是一种辩证的自我反思、自我诊断意识。它通过对自身的批判、否定、反省最终实现自身的进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就包含着深刻的“忧患意识”，它主要包括对国家、人民和道德的忧患，面对当下中国出现的社会问题，要继续发扬古代“忧患意识”传统，同时积极进取、开拓创新。

【关键词】先秦儒家;忧患意识;当代价值;启示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8-0047-03

忧天下是中国历朝历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大胸怀、好传统，国忧民忧即便是放在茶余饭后也不忘，时刻保持一腔热血，则天下可保太平，《易传》所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追其历史源头，关于忧患思想我国早就源远流长，有群经之首美誉的《易经》就包含许多“忧患”的思想。《易》的本义就是要让人通过占卜，能对未来的隐患明察秋毫、防微杜渐，时刻忧惧着，“其出入以度外内，使之惧，又明于忧患与故”，并把将来的棘手大问题处理在当下的弹指间。

一、社会风气的崩塌与个人人格的缺失

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大小战争不计其数，“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孔子忧国忧民，但认为国的乱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 ①国家产生大的动荡，有微小根源。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孔子认为这个“蚁穴”就是被人忽视的国人的精神风貌的下滑，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国人不修德，对于自己人格上的缺点不关心，也不想改变，如同孔子所说的“狂、狷”之，久之人与人之间麻木不仁，上至帝王重臣尔虞我诈，下至平民百姓偷奸耍滑，那么，就会出现整个社会的风气崩塌。

孔子一生憂“礼坏乐崩”、人伦丧失，一心向往、恢复周礼，他认为，虽然社会发展了，其表现的形式千变万化，但道体是不变的。他读《易》曾“韦绝三编”只为解其真义，依万法而返本源，《易》中六十四卦其本义所忧的，所有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于忧德，“以为忧患兴德为本也，六十四卦悉为修德防患之事” ②，国家动荡的大事，究其根本，还是要从教育和民风及伦理道德的根源中探寻个究竟。孔子云：“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过分地追求富贵与享乐，而丧失了自己人格上的道德底线，就太不值得了。一个没有厚重文化内涵的人，是没有魅力的;一个没有精神文明作支撑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任何前途的，这才是孔子最忧虑的地方。

孟子也认为社会大的动荡归根到底也是人心不古所致的，将来是个盛世，还是个乱世，其结果暗含在社会风气中。他说：“富岁，子弟多懒;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③孟子认为，无论是物质充足的年代，还是自然灾害频繁、社会动荡的年代，都要时刻忧患社会风气的下滑。孟子认为，自己所处的那个年代，正因为人格教育的缺失，所以产生了一些整日无所事事，追求感官物质之乐的人，这些人对国家无益，而且有时也是社会道德败坏的始作俑者;孟子笔下《齐人有一妻一妾》，就描述了当时一批仰慕富贵、爱慕虚荣的人，他们把人生成就的认同感全都归于经济上的富有，对于人格的价值不屑一顾，譬如拿尺量风，不可比类;社会的病态心理和无知的攀比，就认为“必餍酒肉而后反”“尽富贵也”，才被社会认可的所谓成功人士“主流”文化;以至于，吃死人的祭品，也要护住脸面，终而夫妇二人“而相泣于中庭”;孟子善于观察人民生活实践的方方面面，从一件家中的小事，就能看出国家未来暗含着难以收拾的问题，体现出孟子明毫秋毫的睿智与警觉;孟子忧虑当时的虚伪民风，他说“饮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庸俗化的民风如不及时制止，终将会把纯朴的民风给破坏殆尽，人人丧失自我，失去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进而国家也会失去其发展的方向和动力，日渐退化;于是，孟子此生的一大志向就是：“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詖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并号召天下人要做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孟子对国民人格的要求与孔子是相同的，希望人人都能养成一种中庸和谐的人格之美，即不偏不废。《孟子·滕文公下》有一章关于陈仲子的“廉”的说法，匡章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

由此可以看出，孟子眼中具有健全的人格的人，不是偏执狂，而是从人民社会实践生活中孕育出来的，在道德实践中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人;这种人大气中和，并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而不是与社会生活格格不入的书呆子。因此，孟子也是非常看重道德实践的效果的，认为正确的理论如果离开生活实践去做、去体悟，就相当于无。

二、暴政的横行和贤才的难求

春秋战国之所以战乱不断，与执政者的执政能力不足和政策眼光低下也有很大的联系，故先秦儒士也希望游走于国君之间，希望被人采纳自己的“仁政”治国观点，以期用最小的力气换来最大的成就，这是极巧妙的，“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

政治形势是多变的，而且政治上的小小的错误会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大问题，所以政治是关乎国家存亡的大事。孔子注解《易传·系辞下》云：“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得而不忘丧，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政治者虽然是小人之事”，但如果国家民族处于水深火热的危难之中，先秦儒家同样是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治国情怀，为天下苦难百姓舍生取义;孟子也说“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正因为有忧，所以才能无忧，“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执政者的道德素质能够决定未来是个盛世还是乱世，政治清明是盛世的前提。“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忧的是政风和官员的道德修养，只有上面的官员正直清廉了，下面的基层官员才能受其熏陶，上行下效，政治清明;孟子说：“贤君必恭俭礼下;如果执政高层都贪污腐败，风气外露;那么下面的基层官员，也会鱼肉百姓，孟子所忧的暴政之隐，就出现了：“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是率兽而食人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胥谗，民乃作慝”。

孟子认为国家用人需非常的谨慎，他认为一人可兴世，一人也可亡世;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国家不应忧国库的钱不够多，而应该忧国家官员内的人才不够多，他认为谁能吸引到好的人才，天下就是属于谁的。荀子也认为要用正直率性、敢于直言的人，良药苦口利于行，这种人才是真正的忠臣，荀子说：“敬而不顺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顺者，无功者也。”

孟子还强调选才纳贤应当不拘一格，不论它家庭背景如何，社会阶层如何，知识层次如何等等，只要是务实济世之才都可以拿来用;选才任能不能仅以一个人读多少书以标准，更重要的是要看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和内在心性的修炼如何。他说：“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餓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徵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政治是复杂多变的，盛衰有时只在于一念之间，孔子对于为政者，也要求其要有高超的应对复杂紧急问题的能力，他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知道国家有难，但没有能力去应对才是最麻烦的，因此人才、智力的汇集起决定作用。

三、孝道的落寞和家庭结构的破坏

孔子之“鲁卫之政，兄弟也”，鲁国和卫国本来是周朝时周公旦和康叔本的封地，周礼闻名之地，后来人伦道德日渐沦丧，最后竟乱至“季氏八倌舞于庭”，君臣相杀，父子相残的局面，即：“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当时人亡政息的混乱局面，孔子归因于家庭伦理结构的崩塌。孔子认为家庭伦理结构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因为，即便是当政者的群体，离不开家庭生活而单独存在于世;如果社会家庭结构普遍不完整，家庭氛围乌烟瘴气，那国家离乱也不远了，“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④

孔子认为家庭人伦关系的骨在于父子关系，即孝道。在孔子眼里，“百善孝为先”，孝是仁中仁，若想改变当时令人担忧的人伦崩坏的状况，如果从孝入手，定是必经之路;于是忧孝就成了孔子恢复周礼的燃眉之急。

《论语》里讲到一个故事，宰我向孔子讨教孝，问道：父母去世后，做儿子的要守丧，可要守三年的时间，这种要求，是不是太久了啊，在我看来一年就足够了。孔子闻后只是叹气，无奈地给他一个评价说：“予（宰我）之不仁也 ” ！孔子对宰我的忧虑，也是对当时孝文化遭到破坏的忧虑;孝是仁的前提，是众多种道德的根基，孝的基础打好了才能践行别的道德，才有资格去做别的事，“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忧虑当时一些人因攀比富贵而误读了孝精神的本质，认为这种人并不是真正圆满君子人格的体现;若迫于周围舆论的压力，不得已的孝是可耻的;如果单独仅是物质方面的“养”，而无精神层面的“孝”，则是没有任何内涵价值可言的，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如果孝能够做得圆满;那么，仁心才会充满于内心，甚至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甚至认为，圣人与凡夫的区别，就在于对人伦道德理解、实践的程度，“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孟子认为是否具有人伦精神是教育培养合格与否的评判标准;社会风气日渐堕落到如此惨景，正是因为人伦精神遭到了破坏，人们在追求人生目标时没有基本的人伦道德水准，唯利是图。

四、鉴古启今

现代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公平和效率相对缺失，“官二代”“富二代”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源，社会悄然滋生出了一种浮躁和功利的风气;不论从相亲节目中在“宝马车中哭泣的少女”，还是到“阜阳假奶粉案”等，人伦道德的底线多次遭到拜金主义风气的挑衅，少数人与人的关系逐渐低俗化、金钱化、酒肉化，丧失了人性中本来的纯朴之乐。孟子说，“上下交征利，国危矣”，孟子认为，如果人民争相为利益而争斗，为此迷失了自己的本心即“人伦大义”，不知道追求真正的快乐，那么社会风气就会逐渐变得非常的鄙陋、浮浅。

发展经济、摆脱贫困，这固然没错，但先秦儒家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讲究如理如法求财;在法律人伦道德的范围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去创业，这是无可厚非的;如果社会上的不法商人靠着投机取巧，又没有创造新的实体经济，如此得财，则不合道体，更有甚者是昧着天下人的良心制假贩假，更为天下人唾弃;孟子忧患那个时代财富不均的丑恶现象，“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

同样，孔子也认为，人们忧患的不应是财富不多，而应忧财富“不均”。如果因人心不平，引来社会的动荡就是太不值得了，这等于是用钱招祸，这钱财不如不要;因此，孟子认为义大于利，“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教育商品化改革后，落下唯利是图的功利观、缺乏实践的形式主义说教观，使现代教育制度完全市场化、过度的职业技术化，导致教育的形式偏离了教育的本质——培养人格健全的人。而“造成目前大学素质教育中健全人格教育的相对缺失，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我国目前高等院校教育过程中过于注重实用、功利，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在道德教育体系中成了稀缺资源。这既表现为学校人文素质教育的薄弱、学生人文素质的缺失，又表现为他们对人文精神的渴求。” ⑤部分大学师生间情谊淡薄，老师仅是传授谋生技能收取费用的机器，而学生不过是付费者，毕业就意味着商品交换的结束，尊师敬道之气越来越淡。孔子的教育观是理性的，并不认为一个人掌握一种技能能出去做工养活自己就是成功的，他要求教育是要培养人格圆满的人;他的教育课程就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目的就是要培养出“恭、宽、信、敏、惠”“仁、义、礼、智、信”等圆满人格的人，这种人铁骨铮铮，不为富贵所动，“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并能慈悲济世，为国为民，“不令虽行”，心坚志远，“任重而道远”。

孔子关注教育的落实即践行道德，其实践结果的最终检验标准是：能否“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的价值目标;人修身修心的目的是要未来成为“君子”即人格圆满的人，这种人不仅可以活得快乐“仁者不忧”“君子不忧不惧” “乐以忘忧”，即便是“箪食瓢饮”，也是风骨傲然;这种人是平天下的基础，他们对家庭，对社会都是大有益处的，他们是社会和谐的主力军。

注释：

①李昉：《太平御览》（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版，第607页。

②孔颖达：《周易正义》，载《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9页。

③杨伯峻编：《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60页。

④杨伯峻编：《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73页。

⑤《人文素质教育让大学生走出价值困惑》，中国教育报，2005-02-01。

作者简介：

李勇，河南商丘人，上海财经大学博士，上海政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