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话语体系形成的经验与新时代价值

强成文

(1.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418；2. 上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44)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工作路线。中国共产党来自于人民、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底色。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话语体系的成熟期。习近平在《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明确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1]这段论述不仅是对党构建群众路线话语历史贡献的肯定，更是强调了我们党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一系列较为成熟的群众路线话语体系，成功地化解了种种风险，有效地保障了边区政权建设，极大地促进了边区经济社会发展，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使陕甘宁这块物质极度匮乏和文化荒芜落后的区域朝着相对“政通人和”的目标迈进。时值全党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之际，要深刻认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必须高度重视和深入总结好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话语体系构建的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一、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话语体系的成熟期

延安时期，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概念的提出深刻体现出党与群众关系的价值基础。人民概念的确立，使毛泽东能够以此为坐标，来审视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本质，形成了新的话语论域。但是，毛泽东对这个概念的提出有一个逻辑过程。1939年2月，毛泽东同志给张闻天写信，首次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概念，从唯物主义道德观视角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他指出，“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2]他批判性地认为儒家旧道德中的“勇”是“压迫人民”，进而提出无产阶级新道德观是“为人民服务”。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

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并深入阐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他说：“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他进一步从哲学高度深入阐释指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4]1944年9月8日，在中央警卫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第一次从理论高度阐明了“为人民服务”思想。[5]1945年，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深入论述了“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提出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6]至此，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思想已经达到成熟。虽然党的七大没有“群众路线”这样的提法，但是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已经明确提到“群众路线”这个概念，他说：“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7]这表明，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也确立了党的群众路线话语体系。延安时期是党的群众路线话语体系的成熟期。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群众路线话语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根据抗日战争的现实需要，深化了对“人民群众”概念的内涵，开创性地提出要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然而，在现实革命实践中，由于错误思想的长期影响，党内出现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背离马克思主义方法原则等诸多问题，给抗日斗争和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带来了诸多困难和挑战。中国共产党在反对这些问题和挑战中确定了群众路线，构建起包括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观及话语表达在内的理论话语体系，从理论到实践两个层面，系统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重大课题。

1.与历史起点相统一的价值观命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对于谁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很明确：人民群众。正是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要依靠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形成的历史观命题。“一切依靠群众”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一切革命斗争的根本目的是要“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核心话语的提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基于群众观的历史起点构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核心概念，反过来也推动着党能够以此为原则来形塑抗日战争伟大进程、新民主主义革命光辉前景和自身建设的价值意蕴，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话语体系的核心。

“一切依靠群众”历史观命题化解了党的策略脱离群众的风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期，中国革命面临“新的民族革命高潮，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8]而帝国主义力量的暂时强大和当前抗日力量的不平衡问题，需要中国共产党改变革命策略和领导方式，从国家意志层面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由于中国共产党经历过大革命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且在十月革命后共产国际输入俄国革命模式和话语语境下，党内一些同志在思想上出现了严重的教条化、主观化的倾向，其主要特征是在对待革命队伍结构组成问题上出现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不做具体的、客观的分析，而是根据苏俄化的革命模式和主观经验判断，认为“革命力量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9]，拒绝其他“进步势力”和“中间势力”加入革命队伍。毛泽东意识到，党内出现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两种思想显然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4]如果任由其在党内继续蔓延下去，会“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10]由此，他指出，“统一战线的道理和关门主义的道理究竟哪一个是对的呢？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赞成哪一个呢？我坚决地回答：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10]他根据中国革命的两个客观事实即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殖民地和中国革命力量的不平衡性现状，提出了当前党的新策略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强调“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10]他直接指出，只有坚决“打破关门主义”，建立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策略，才能彻底批判党内存在的错误认识和领导方式，才能构建符合中国革命实践的群众路线话语。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价值观命题的提出确立了党的群众路线话语体系的核心范畴。从“为人民服务”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概念的提出并最终上升到党的宗旨，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话语体系的核心范畴，明确了判断一个共产党人的根本标准就在于是否完全彻底地、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为此，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话语传播开始走向人民群众。为了组织更多的群众投身革命实践，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30多所干部学校，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干部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文艺“是为着人民大众的”，以实现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和“思想改造”的高度统一。为了达到对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目的，他以“是否与工农民众结合”为主要衡量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11]“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12]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话语作为知识分子“改造”成效的标准，极大地推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群体深入农村开展革命实践。他们在组织边区人民群众加入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桥梁作用，也在服务群众中达到了“思想改造”的目的。可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价值观命题的提出，确立了党的群体路线话语体系的核心范畴，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并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前提。

2.话语体系构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人的正确认识从哪里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认识活动是主体性的，其决定了认识的来源只能是实践。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而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只能还是实践，理论和实践的差异决定了人的认识只有接受实践的具体检验，才能指导实践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中国共产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检验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实践是否达成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过程。凡是正确的认识必然来自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也必然能够指导实践成果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密切联系群众”的认识论原则纠正了党的干部脱离群众的错误思想。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和陕甘宁边区经济社会建设客观上需要“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延安时期，党制定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政策，成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带着爱国热情跋山涉水来到延安。随着延安革命政治体制和革命语境的重新构建,艰巨的革命任务需要他们尽快完成“思想改造”,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革命形势。但是，随着他们对延安艰苦生活环境的亲身体验和深入接触,一些干部开始感受到革命语境中的 “美好图景”与根据地“现实环境”之间存在深层抵牾，很难接受“知识分子要甘愿做工农的‘牛’”的话语指引。他们内心深感当地群众的“麻木”和“愚昧”，甚至把他们比喻成蠢笨的 “牛”和“傻子”，不愿意走进群众；同时，党内还存在部分党员干部不顾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情况，一味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种认识错误甚至还表现出对待统一战线内部其他阶级的“歧视”，甚至不愿意走进群众。毛泽东深刻分析了这些错误思想的根源，指出“我们的许多同志 ，喜欢对党外人员妄自尊大，看人家不起，藐视人家，而不愿尊重人家 ，不愿了解人家的长处。这就是宗派主义的倾向 。”[13]在整风运动期间，他针对党内存在脱离群众路线的问题，直接指出这是“宗派主义”的残余，特意强调“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一条真理 ：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要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 。”[14]为了解决党内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党中央认为要进行干部教育，使“我们的干部真正懂得个问题的严重性 ，使他们懂得共产党员如果不同党外干部 、党外人员互相联合，敌人就一定不倒 ，革命的目的就一定不能达到。”[13]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认识论原则的提出，及时破解了党内干部脱离群众的风险，取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构建了群众路线话语体系的丰富内涵，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投入抗战的革命热情。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论原则阐明了群众路线话语的实施路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深入分析了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存在各种脱离群众的问题，指出，“不注重和不善于使这种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15]必然导致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顺利进行。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认为一些干部脱离群众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学会甚至没有掌握“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基于此，毛泽东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命题来表达群众路线的方法论原则，并用群众语言来表述。在他看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认识不仅来源于人民群众，也表明党的政策表达也要适应群众的认知水平和语言习惯，用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言语方式和通俗易懂的话语内容开展宣传教育，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时，他用“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方法开创性地提出了党的群众工作话语传播方式，即传播方式与传播对象的社会环境相契合，传播内容与人民群众的认知能力相符合，大众传播与熟人传播相结合等方式方法。可以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理论的话语表述体现了中国思维，语言风格通俗易懂，传播途径深入群众。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论原则为党的群众路线话语实践指明了方向。

3.话语体系走向成熟的实践旨归：“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以人民为中心理念是党的群众路线话语发展必须具备的基本理念。群众路线话语视角下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强调党的群众工作话语要尊重人、理解人、相信人、依靠人和提高人，要明确群众工作话语生成和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要把党的正确主张转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带领人民走向幸福生活，是推动群众路线话语体系走向成熟的实践旨归。

以“反对党八股”来解决党的政治话语远离群众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内容和形式既对立统一又相互作用。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又反过来影响内容的表达。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指出党内在一定范围内流行的“八股文风”，是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思想在话语表达上的反映。这种话语表达上的“风格”，既体现在政治话语，也出现在学术话语和文艺话语中，其主要特征是过度注重文章形式、内容空洞抽象，既不会研究问题、也不看对象感受，造成了语言上的夸夸其谈，却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的“华而不实”的话语问题。“党八股在我们党内已经有了一个很长的历史，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有时竟闹的很严重。”[16]八七会议以后，由于党的理论准备不足，党员理论素养不高，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对共产国际权威的“顶礼膜拜”，导致党内一定范围内出现的教条主义、党八股问题长期得不到清除。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党内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错误的话语观对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解构和挑战，强调不批判“党八股”，“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17]因此，为巩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迫切需要，党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思想教育运动，以推动党的话语内容和表达风格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形成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人民性话语。与此同时，为了达到引领和改造知识分子世界观的目的，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时期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18]这说明，“反对党八股”倡导的人民性话语已经成为党的群众路线话语体系构建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构建人民性为本质特征的群众路线话语体系来形塑政治话语表达模式。

“三三制”推动了党的正确主张和群众真正需求的高度统一。从传播学角度来看，一种政治话语体系要想在社会中取得支配地位，不仅需要掌握政权，而且还需要该话语体系具有对社会生活的解释力和对社会成员的说服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构建群众路线话语体系，锻造了大批革命干部参与基层工作，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动员了广大群众投入抗日战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主导权的成功构建，主要动力在于开创性地开展人民民主话语传播实践。为了一切服务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这个指示首次明确提出了“三三制”原则。通过实行“三三制”的民主制度，把党的正确主张与人民群众的需求相结合，顺应了人民对民主政治的呼声和要求，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觉悟，最广泛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参与到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建设。为了达到经济上改善人民生活，边区政府运用政策、法规和行政等手段，构建起调节陕甘宁边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有效机制。为此，进行土地改革，关心群众疾苦，大力兴办教育，开展“大生产运动”，重视医疗卫生，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等，可以说是党开展民生建设的重要尝试。“三三制”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一次重要尝试，它不仅是党的群众路线话语体系在政权上的实践创新，更是党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治话语的重要范畴。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他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们负责和向党的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9]中国共产党就是因为坚持了党性和人民性话语的高度统一，从而能够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中国共产党在话语实践中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政治话语的形成，是群众路线话语体系走向成熟的应有之义。

三、中国共产党构建群众路线话语体系的新时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把群众路线确定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解决了党如何治国理政这个重大的实践问题，是百年来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政治保证。群众路线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集中表达。应该说，没有群众路线话语体系的形成，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没有对群众路线话语体系的赓续和发展，就没有新中国的建立和人民当家作主，更没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创新群众路线话语体系，这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价值。

1.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话语防范化解脱离群众的政治风险

延安时期，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成功地构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群众路线话语体系，明确了革命斗争的根本目的和政治方向，保证了抗日战争走向伟大胜利，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群众利益是革命斗争的前提，离开了群众利益，革命斗争就会成为根本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社会主义处级阶段基本国情，通过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持续不断的增加民生福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伟大成就，“我们已经拥有开启新征程、实现新的更高目标的雄厚物质基础。”但是，必须清醒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20]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党面临“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具有尖锐性和严峻性”，[21]其中“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22]其表现在腐败行为更加隐蔽复杂，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还存在，“四风”成为腐败滋长的温床。马克思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正是基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和政治优势。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坚持人民至上。……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23]由此，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话语，培养兼具德才兼备和平民情怀的基层干部，重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凝聚基层社会的战斗堡垒，从组织制度上保障基层干部发挥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话语传播者的积极作用。

2.要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创新中国特色政治话语

政治话语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构建过程与统治阶级政治观有着复杂而又密切的联系。从理论上来看，现代社会的政治话语从来不是自说自话、相互隔绝的封闭系统，不能脱离政治自说话语的功能，也不能抛开话语表达政治愿景。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体系必须是内在的政治立场和外在的话语系统的统一体。其中，政治立场是政治话语构建的重要条件，不代表统治阶级政治立场的话语是空谈。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24]反观群众路线话语构建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定律：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切政治话语形成的基石。如何表达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总是反映那个历史时期的生产力水平。改革开放40多年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改善，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已经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明确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5]这个重大政治论断。由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中国特色政治话语既要传承好百年来党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所确立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也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世界形势孕育具有中国特色的核心概念、基本范畴和理论体系，才能形成符合人民利益并推动实践发展的政治话语。

3.要体现贴近群众的话语表达方式牢牢掌握群众工作话语权

话语来源于实践，实践需要话语指导，二者之间只有辩证统一，才能实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图。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6]在这里，话语的根本是人民大众本身。只有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运用人民群众听的懂、传的开的话语系统，才能真正掌握群众，形成群众工作话语权。党的群众工作话语权是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思想的核心。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也发生了变化，群众工作方式方法也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27]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要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和挑战，新的历史方位决定了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进行广泛的群众动员，党的群众工作话语权构建也要面临新的挑战。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话语权构建要掌握好政治层面、理论层面和社会生活层面话语宣传的辩证统一关系。政治话语规定了当前党的群众工作话语方向，是理论话语和实践话语为人民服务的前提和保障；理论话语既需要政治话语的导向，同时也要根据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实践变化，探索创新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发挥理论话语对政治话语和社会生活话语的解释和指导功能；社会生活话语的本质是实践，它为抽象的政治话语和理论话语提供构成性素材和活力来源，确保他们转换为能被人民群众能理解、接受和认同的日常话语；同时也接受政治话语和理论话语对其的引导和形塑。他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形塑了党的群众工作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