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并非资本家
——重评企业家理论史上

李 晓

一、问题的提出和本文的主旨

党的“十九大”报告倡导的“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对推进中国特色企业家理论创新提出了时代要求。系统研究并厘清国内外企业家理论的演进历史，是担负这一任务的基础性工作。其中，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的相关学说就值得重新挖掘。

企业家理论肇始阶段，企业家的角色形象漫漶不清：在最早把企业家引入经济分析的理查德·坎蒂隆那里，连“乞丐和强盗”都被视为企业家；①理查德·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余永定、徐寿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8页。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又译坎梯隆、康替龙等。本文除引用的文献中尊重原译文外，均采用坎蒂隆。在亚当·斯密那里，企业家的角色被资本家取代。熊彼特说：“撇开纯粹的放款人（‘有钱人’）不谈，即便是企业家——斯密确实也使用过‘经营者’这个字眼——或实业家也没有任何特殊职能，他们除了‘监督与指挥’外，从根本上说只不过是‘驱使勤劳的人干活’从而侵吞其一部分‘劳动’产品的资本家或雇主。”②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97页。倘若只承认资本家的作用而无视企业家的存在，企业的“经营过程实质上是自动进行的，使之运转所需要的唯一东西就是足够的资本供应”。③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杨敬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82—283页。

是萨伊成功解决了这些问题。熊彼特说：“J．B．萨伊是第一个在经济过程图式中给予企业家（作为企业家本身并有别于资本家）以一定位置的人。他的贡献由下面一句精辟的话作了概括：“企业家的职能在于把各个生产要素结合成为一个进行生产的有机体。”虽然“萨伊明白说出的那个不同的职能，坎梯隆和斯密都曾暗示过。但是分析的进步——不仅是在经济学中——其关键大部分就在于把多少世代以来暗示的或者默认的东西明白说出来”。是萨伊把人们对企业家的认识，从“一种通俗的想法变成了一种科学工具”。①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第281—282、281页注①。马克·卡森也说：“‘企业家’这一术语似由康替龙引入经济学理论的，但最早赋予企业家突出重要性的是萨伊”。见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企业家辞条，陈悦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62页。

然而，萨伊究竟如何把企业家有别于资本家“明白说出来”的？熊彼特没有具体分析，嗣后的国内外研究者亦无专门探讨。又由于萨伊是“经济学史上争议最大的经济学家”，②梁小民：《话经济学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第48页。他在企业家理论史上的地位长期被严重低估。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③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见《列宁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50页。本文系统爬梳萨伊的企业家理论，并通过与坎蒂隆、亚当·斯密及熊彼特等人相关论点的比较，认为他不仅比前人有实质性进步，以其系统性、独特性、深刻性代表了古典经济学时期的最高水平，而且在企业家理论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其突出贡献可概括为三个“首次”：首次把企业家定性为组织生产要素运用于价值创造的“生产性劳动”，在财富生产中发挥先导性、支配性作用；首次提出企业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并肯定其在经济活动中的核心地位；首次从生产要素职能、而不是社会职业分工的角度分析企业家，创新了企业家理论研究范式。这些工作揭示了企业家的本质特征，廓清了企业家的面目，将企业家与资本家剥离开、与纯粹体力劳动相区别，确立了一个能够与熊彼特的现代企业家理论相对接的定义。

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企业家理论，从时间上可分三大阶段：萨伊代表的古典企业家理论，以企业家在价值生产中的作用为核心；马歇尔代表的新古典企业家理论，以企业家在供求均衡中的作用为核心；熊彼特代表的现代企业家理论，以企业家在创新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核心。从企业家理论发展的地域性谱系来看，过去比较重视马歇尔支撑的英国传统。实际上法国传统更加重要。熊彼特说：法国经济学家“从来没有像英国经济学家那样忽视企业家的职能及其关键性重要地位”。④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344页。“萨伊的著作是从坎梯隆和杜尔阁到瓦尔拉这个链条中最重要的环节”。⑤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第183页。坎蒂隆是爱尔兰人，但因长期旅居法国，熊彼特认为可把他视为法国人。见《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336、344页。

可见从时间阶段、核心内容、传承谱系几个维度看，萨伊都是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其中，萨伊与熊彼特的链接格外值得注意。如果说熊彼特“把企业家当作竞争经济中引起非均衡（即变革）的主要动因”，属于“重新开启了经济研究的古典之路——经济发展主题”，⑥小罗伯特·埃克伦德、罗伯特·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杨玉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36—437页。那么这条古典之路的真正起点并非英国传统，而应该追溯到曾经饱受争议的萨伊。

重新认识并厘清萨伊的企业家理论，对于究明整个企业家理论的演进脉络具有正本清源的基础性意义；对于我国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地发挥企业家作用，亦有某些借鉴价值。

二、研究史回顾：争议大而专论少

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 Say，1767－1832）的企业家理论主要集中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⑦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以下出现仅在文中夹注页码。该书初版于1803年，萨伊生前四次重版，每次都有修改。19世纪前期，是欧洲大陆和美国影响最大的经济学教科书。

但在此后的二百余年间，萨伊的企业家理论无论在西方经济学阵营，还是在马克思主义者眼里，都仿佛过山车般浮浮沉沉。

在西方经济学阵营，萨伊的企业家理论大致遭际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世纪。据熊彼特研究，萨伊的企业家理论除了19世纪二三十年代被非李嘉图派和反李嘉图派的个别人物如李德、拉姆赛等接受之外，并未产生多大影响，尤其在英国经济学界，李嘉图及其信徒、还有西尼尔等人“都没有注意到萨伊的启示”。即使约翰·穆勒和马歇尔采纳了萨伊使用的entrepreneur（企业家）一词，其内涵也有不同。所以“归根到底，萨伊的启示没有得出什么结果”。①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第282—284页。

第二阶段是《概论》问世一百年后的20世纪初。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夏尔·季德和夏尔·利斯特在初版于1909年的《经济学说史》中，不仅强调“J．B．萨伊在经济学说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而且敏锐地抓住了萨伊企业家理论中最核心的思想：推动经济进步、指挥生产和监督财富分配的，与其说是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劳动者，毋宁说是企业家，即“企业家是整个系统的枢纽”。他们详细对比了萨伊《概论》的不同版本，发现企业家的概念在该书中有“随着每次再版而逐渐增长和发展的线索”。②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经济学说史》上册，徐卓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4—125、128页。

熊彼特也在该时期注意到萨伊的企业家理论。他初版于1911年的名著《经济发展理论》说：“有些定义我们能够径直接受，特别是有一个为大家所熟知的可以追溯到J．B．萨伊的定义：企业家的职能是把生产要素组合起来，把它们带到一起……所以这个定义和我们的定义是相一致的。”③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86页。熊彼特1950年去世后出版的《经济分析史》，延续了对萨伊的高度赞誉。

第三阶段是20世纪前期以来。除了E．Teilhac、④Teilhac，E．，L'OeuvreÉconomique de Jean-Baptiste Say，Paris：Librairie Félix Alcan，1927．G．Koolman、⑤Koolman G．，Say's Conception of the Role of the Entrepreneur，Economica，New Series，38，151，August，1971，pp．269－286．Schoorl Evert⑥Schoorl Evert，Jean-Baptiste Say：Revolutionary，Entrepreneur，Economis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3．等少数成果，没有更多的专门性研究。萨伊的企业家理论又遭受了长期冷遇。不少人简单地把萨伊定位为亚当·斯密思想的传播者、普及者，想当然地以为他没有自己的创见。因而不少大部头的经济思想史著作完全无视萨伊的存在。即使有的偶尔提及他的企业家理论，亦是只言片语。

萨伊之所以再度遭遇这种命运，原因或许有三：一是凯恩斯革命彻底否定了所谓的“萨伊定律”，萨伊及其学说被弃若敝屣；二是在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的完全竞争、充分信息、产品无别、价格均一等假定条件下，没有企业家进取、创新和承担不确定性的用武之地；三是经济学的数学化，“没有办法用方程和图形准确刻画企业家行为，因为企业家精神的概念本身就是变化的、不确定的和创造性的”。⑦Dolan，Edwin G．，David E，Lindsey，Economics，5th edition，Hinsdale，IL：Dryden，1988，p．603．就连企业家这个重要的角色都被主流经济学打入冷宫了，萨伊的企业家理论又怎能进入人们的视野呢？

在马克思主义者眼里，萨伊的企业家理论亦曾形若冰炭。由于马克思把萨伊的经济学说斥为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因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认为萨伊的企业家理论乏善可陈。例如苏联著名学者卢森贝虽然意识到企业家在萨伊的理论体系中是“小说的主人公”、是经济活动的“中心人物”，但认为萨伊的阶级立场使他“违反起码的逻辑。一方面要证明不仅工场手工业工人的劳动是生产的，另一方面又要把工业家、天才的企业主摆到首先地位”，这让他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僵局”。⑧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2卷，张凡、翟松年译，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第33、35、30—31页。中国学者也曾批评萨伊把工人和资本主义企业家等同起来，抹煞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把资本家和企业家区别开来，又掩盖了“货币资本家和机能资本家”瓜分剩余价值时的矛盾冲突（第14—15页）。①季陶达《政治经济学概论》中译本序言写于1963年5月，此文是中国学者谈到萨伊企业家理论较早的成果。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基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需要，萨伊的要素分配、②“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市场主导、供给决定等经济学说被广泛接受。其企业家理论也得到了被重新评价的机会，但相关论著大都停留在简略介绍，③俞明仁：《对萨伊一个论点的探讨》，《经济研究》1986年第2期，第52—56页；钟祥财：《萨伊经济思想再议》，《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第101—109页；尹伯成主编：《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3页；汤洪波：《企业家理论的演进》，《经济评论》2006年第3期，第36—40页；何予平：《早期企业家理论的历史沿革与发展》，《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第60—65页。周长城、韩秀记的《企业家研究：历史阶段与发展主题》（《国外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第64—72页）认为萨伊对企业家的论述不多，仅把企业家作为与工人一样的生产要素。这种结论不符合实际。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尚未展开。

总之，萨伊迄今二百余年，他的企业家理论遭漠视、受误解、被戴帽是长期普遍的常态，而20世纪初季德和利斯特、熊彼特等大师名著给予的青睐赞誉属于罕见的例外。“经济学家对于萨伊的忽视并不是新鲜事”。④丹尼尔·史普博：《企业理论：企业家、企业、市场与组织内生化的微观经济学》，贺小刚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年，第190页。熊彼特说过的“他就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⑤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第181页。的状况，并未完全改观。

三、萨伊关于企业家性质的论述

企业家（entrepreneur）本是一个法文词汇，出现于15世纪，最初和最普遍的含义是“做某事的人”。17世纪，一般特指为皇室或政府提供大型工程服务或货物而与政府订立契约的人，并不适用于制造商或商人。⑥Bert F Hoselitz，The Early History of Entrepreneurial Theory，Exploration，3，April 1951，pp，193－220．理查德·坎蒂隆在其用法文出版于1755年的《商业性质概论》中最早把企业家一词引入经济分析。熊彼特说：“没有迹象说明他实际上影响过J．B．萨伊”。⑦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344页。波特·豪瑟利兹也认为，虽然坎蒂隆和萨伊都阐述了企业家理论，但除了“企业家”这个词汇以及表面的某些形式，“他们几乎没有更多的共同点”。可以“相信萨伊独立地发展了他的企业家理论”。⑧Bert FHoselitz，The Early History of Entrepreneurial Theory．

萨伊的《概论》虽然与《国富论》有直接关系，但萨伊绝非鹦鹉学舌地照搬，而是在继承亚当·斯密思想的同时，又纠正和补苴了亚当·斯密“所犯的一些错误和他未曾说明之点”（第38页）。萨伊的企业家理论就镶嵌在他的经济学说体系之中，且同样是在修正亚当·斯密的基础上展开的。为免歧异，我们叙述时尽可能用萨伊自己的话语展现其思想世界。

关于企业家，⑨萨伊表述企业家应是法文词汇entrepreneur。但我们依据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中文译本，是从1827年在美国费城出版的普林瑟的英译本转译来的。而普林瑟在1821年伦敦出版的英译本的一个注释中说：“法语entrepreneur一词，很难译成英语。和它相应的英语undertaker一词的意义已经限定……由于缺乏更适当的词，我现在把它译为冒险家”（第80页注①）。中译本的“冒险家”“冒险者”“企业家”“冒险家、老板或商人”“老板、经理或冒险家”“冒险家或厂商”等都是同义语；“农场主、工厂主、实业家”“农场主、工厂主、商人”“商人、制造者、农业家”“农民、工厂主或商人”“商人与制造者”“农场主”“制造商”等是指分布在农业、工业、商业领域的企业家。可见把entrepreneur译为冒险家，是普林瑟的无奈之举，他也因此颇受诟病。丹尼尔·史普博甚至说普林瑟并没有为翻译萨伊的著作提供较好的服务，“萨伊对于企业家研究的贡献可能被翻译者对词语的选择所掩盖了”。见氏著：《企业理论：企业家、企业、市场与组织内生化的微观经济学》，第190页。萨伊贯穿《概论》全书的定义是：企业家把各种科学的“知识应用于创造有用的产品，这个人或是农场主，或是工厂主，或是商人”。或者说：企业家的“工作，属于开动每一种产业所必须的第二类工作中的一项，这第二类工作就是应用既得的知识去创造供人类消费的产品”（第83、408页）。可见，运用知识、开动产业、创造有用的产品，是萨伊赋予企业家这个概念的核心内涵。

围绕企业家的性质，萨伊具体阐明了以下观点。

1．企业家属于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

萨伊认为“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效用“就是物品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价值的基础”，“创造具有任何效用的物品，就等于创造财富”。“没有创造或扩大效用实际上就没有生产财富”。因此在萨伊的语境中，创造财富以及“生产、授予效用、创造价值，是同义语”（第58—61、479页）。

所有价值（或曰财富、效用）的生产创造过程，都可以分解为“理论、应用和执行”三种性质的劳动步骤或动作。第一个步骤，“就是研究关于这产品的规律和自然趋势”的知识，这属于“理论”性的劳动，承担这个工作的是哲学家或科学家。“第二个步骤就是应用上述的知识来实现一个有用的目的”，或者说“把前者的知识应用于创造有用的产品”，这属于“应用”性的劳动，承担这个工作的就是企业家。“最后的步骤就是进行上述两步骤所提示的用手的工作”，也就是“在前两人的指挥监督下提供执行的力量”，这属于“执行”性的劳动，其承担者就是工人。“无论什么产品，详细分析之后，都是从这三种动作生产出来的”。“产品是而且必定是这三种劳动的综合结果”（第82—84页）。

就这样，萨伊明确宣告，企业家属于创造效用、创造财富，因而也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者：“冒险家或厂商的劳力也是生产性劳力，尽管他们没从事实际的体力劳动”（第90页）。

企业家不从事体力劳动，缘何被认定为生产性劳动者呢？这与萨伊不同于亚当·斯密的理论创新有关。他认为，价值既有“那些在创造后能和物质混合起来并且在长时间或短时间内能保持不坏的价值”，也有“一生产出来，便立即归于毁灭”的价值。前者谓之“有形产品”，后者谓之“无形产品”。有形产品的生产属于实实在在的生产性劳动，自不待言。无形产品则比较复杂，凡是“能扩大效用因而能够增加产品价值”、直接间接地对社会总福利有贡献的，都属于生产性劳动。例如科学家、理论家、医生、律师、法官包括政府履行职责等“生产无形产品的劳动，像其他劳动一样，只在它能扩大效用因而能够增加产品价值的范围内是生产性的”（第134—138页）。没有这些劳动支撑，社会便不能存在。而非生产性劳动则是“对任何产业部门的产品都无贡献”的（第90页）。例如“投机买卖与欺诈行为是对国家繁荣最有害的劳动，因为它本身不生产什么，只企图把别人的一部分产品占为己有”（第508页）。萨伊通过对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重新厘定，充分肯定了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经营管理、战略决策、产业化应用等在价值创造中的重要贡献，这些论断的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

2．企业家通过组织生产要素应用于生产，在价值创造中发挥着先导性和支配性作用

生产性劳动形形色色，企业家与其他生产性劳动的区别何在？萨伊以生产玻璃为例做了说明。玻璃的生产首先需要掌握诸如制作原理、原材料、生产方法、机械工具等方面的广博知识。“但仅仅这些知识还是不够的。这些知识可能一直潜伏在一两个人的脑海中或记录里。还必须找到一个有能力应用这些知识的制造者。这制造者首先必须通晓关于这部门劳动的各方面，还必须积累或获得必要的资本，聚集技工和工人，分别指定各人的特殊职务。最后，雇用的工人必须运用他们的手技把玻璃制成”（第85页）。

在这个例子里，与玻璃生产有关的各种各样的广博知识，是无数人不断探索长期积累的结果，如果不把这些知识运用于生产，就只是“理论”性的劳动，不属于企业家；被企业家雇佣到企业里来，服从企业家等经营管理者的安排，从事备料、看火、吹制、切割、碾平、嵌装等工作的劳工，只是“执行”性劳动，更不属于企业家。只有响应市场的要求、把与玻璃生产有关的知识、资本、劳工等各种生产要素整合到一起、创办和维持了企业这个生产有机体的那个“有能力应用”的人，才是企业家。没有这个企业家，知识、资本、劳工等各种生产要素都不会被应用到玻璃的生产中，甚至连生产玻璃的企业都不会出现，玻璃能够透过光线抵御寒风沙尘的效用就创造不出来。

因此，萨伊明确告诉我们，企业家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脑力劳动，也不同于“纯粹体力劳动”“粗笨或简单劳动”，而是从事企业“管理工作”“执行管理职务”的“脑力劳动”，属于“复杂工作”“高级劳动”“优越劳动”（第410、409、408、414、488页）。企业家在企业这个价值创造的微观经营主体中发挥着先导性、支配性作用。

萨伊的这个观点是其经济学说的直接表现。他虽然否定劳动价值论，主张三要素价值论（第297—298页），但不仅不否认劳动在创造价值过程中起主要作用，而且认为劳动与资本、土地是主辅关系：“劳动即最重要的生产因素”，资本是“劳动的支柱。”（第499页）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土地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显著降低，“只要有资本和劳动的协力，所有工业都能够生产东西。土地不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因素”（第80页）。其《概论》第一篇的核心思想就是说明“人的劳动借着资本、自然力和自然特性的帮助，怎样创造成为价值的主要来源的各种效用”（第348页）。

3．企业家是“生产力”

萨伊又进一步举例说明企业家就是“生产力”，拥有不同“生产力”的企业家，其经营绩效差别悬殊。假定有两个制造商在同一地方经营同一种生意，资本同是一千英镑，前者由积极节省和有才智的企业家指挥，后者由懒惰、浪费和智术短浅的企业家负责。前者每年的利润是150英镑，后者仅获利50英镑。“这个差异不是由于所使用资本大小不同，而是由于使用资本的技能与劳动优劣悬殊。技能与劳动在前者比在后者有更大的生产力”（第439页注①）。

在生产要素给定的情况下，有的企业之所以能产生更高的经营绩效，来自于企业家在经营管理中的创新。萨伊说：“商人设法通过良好的管理，使同样资本能做更大的生意，他的这个功劳，和把机器简单化或把机器弄得有更大生产力的机械师的功劳完全相同。”（第369页）“凡由于更巧妙的管理技能而产生的生产速度的加快，是生产力的加强”（第164页）。萨伊揭示的这种现象，无论企业史上还是当今社会，都是屡见不鲜的事实。

萨伊的上述论断，比他之前的坎蒂隆和亚当·斯密有显著进步。坎蒂隆也曾把企业家称作“劳动人民”之一，但他对劳动的概念、对企业家劳动的性质内容等没有任何论述；坎蒂隆又按收入的“不独立性”和“不确定性”界定企业家，得出了十分宽泛模糊的定义，“甚至乞丐和强盗”也被纳入了企业家行列，①理查德·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第24、28页。这就更与今天的概念大相径庭了。亚当·斯密的问题，其一是对生产性劳动限定过窄，只有“可以固定并且实现在特殊商品或可卖商品上，可以经历一些时候，不会随生随灭”的才属于生产性劳动。否则，会“随生随灭”的劳动，如君主、官吏、军队、家仆、律师、医师、文人、演员等，都属于非生产性劳动。②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304页。这样就把脑力劳动等所有非体力劳动者以及不亲自动手生产物质财富的人统统排除在外了。其二，亚当·斯密认为决定利润多少的是资本的数量和投向，与企业经营无关：“利润的多少与资本的大小恰成比例”，“同所谓监督指挥这种劳动的数量、强度与技巧不成比例”。③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43页。这都致使在亚当·斯密的体系中企业家被资本家遮蔽。

比较显示，萨伊把企业家明确界定为整合要素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创新。一方面清晰地把企业家与一般的脑力劳动及纯粹的体力劳动区别开来。另一方面，不仅确立了企业家在组织生产要素、从事企业经营中的先导性、支配性地位和作用，而且把企业家的职能定性为生产价值、创造财富，这在企业家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此正是萨伊的企业家理论能够与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对接的重要端口之一。

四、萨伊是如何区分企业家和资本家的

萨伊关于企业家的上述定性，为他进一步在理论上区分企业家和资本家创造了条件。

在坎蒂隆的学说中，资本没有多少地位。①熊彼特说：“坎梯隆和重农学派以前，只有资本理论的萌芽。”“奠定资本理论基础的功劳归于”比坎蒂隆晚一些的魁奈。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496页。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虽17次出现了“企业家”②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43、159、268、279、282、283、287、368页，下卷第33、137页。一词，但亚当·斯密原著使用的并非法文entrepreneur，而是英文的undertaker。③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and Causesof theWealth of Nations，London：The Electric Book Co．1998，pp．74－75．该词与中译本出现较多的“雇主”“资本家”“资本所有者”“资本使用者”“投资者”等是同义语，且往往混用，都是指资本家。其实不单是亚当·斯密，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们都长期把企业家与资本家混为一谈。④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评论说：“这种令人遗憾的混淆，英国其他学者衣钵相传，在英国经济理论中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见氏著：《经济学说史》上册，第126页。萨伊批评说：“斯密和大多数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英国作家没注意到这个区别，他们把明显地属于劳动的利润的许多项目，放在资本或他们叫做本钱的利润这个总项目下。”（第438—439页）“由于斯密忽视监督的利润和资本的利润这二者的区别……他笼统地把这二者列在资本利润这总项目下，因此不能凭着他的聪明和锐利来阐明影响这二者的变动的原因”（第407页注②）。

那么，萨伊是如何区分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呢？

1．企业家和资本家的要素职能不同

在萨伊的著作里，资本家是资本的拥有者和提供者，“不自己利用他们的生产手段”，而是把资本垫付或借贷给别人以定期获得利息（又称“资本的利润”“使用资本的租金”）收入（第390—391、424页）。企业家则属于资本的使用者，在生产经营中获得“使用资本的劳动的利润”（第424、438页）。

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家和资本家一身二任的情况比比皆是。萨伊分析了一个称得上是单业主制企业的模型：一个磨刀匠，所有工具都挑在肩上，完全凭十个手指的熟练工作赚钱。“他同时是冒险家、资本家和工人”（第80页）。

随着生产规模扩大和社会分工深化，尤其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逐渐分离，地主、资本家、企业家彼此分开的现象开始出现。有比较纯粹的企业家，“构成一个制造商的资本如工厂、机器、器具、粮食与存货等可能是全部借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以借入的资本经营生理，而不是以自己的资本经营生理”（第434页）。但与此同时，在企业家收入增加、资本积累雄厚的基础上，企业家身兼资本家的情况更是普遍。“一个管理任何事业的人，很少自己没有一些资本”的（第408页）。

萨伊主张，无论企业家使用自有资本，还是信贷资本，都应该“把冒险家作为冒险家所获得的那一部分收入”，与“他或别人以资本家身份所得的究竟是什么”，严格“区分出来”（第408页）。理由是，企业家的劳动和资本家的资本虽然都提供了“生产性服务”，对财富创造做出了贡献，但他们所提供的要素的价值属性和职能有所不同。生产手段的所有权或专有权决定着收入的专有权。企业家提供的生产性服务的属性是劳动，获得的收入是工资；资本家提供的生产性服务的属性是资本，获得的收入是利息。因此，“这二者的价值决定于完全不相同的原则。劳动的利润依存于所施展的技巧程度、积极性、判断力等等，而资本的利润依存于资本的多寡、投资的安稳性等等”（第407页注②）。如果企业家同时又是资本家，那么他的收入就由工资和利息两部分构成。“只要有一些工具是他用自己的资本购买的，只要有一些款项是他用自己的资金垫付的，他就有权利以经理资格获得一部分收入并以资本家资格获得另一部分收入”（第408页）。以经理资格获得的收入属于劳动的工资，以资本家资格获得的收入属于资本的利息。

萨伊把企业家和资本家界限分明地切割开来，纠正了只重视物质资本而轻视人的能动性的理论偏差。这方面他有一句堪称经典的话：“生财之道，绝不是像变把戏那样，按一下魔棍就可无中生有……只有两个取得价值的方法，即自己创造和向别人拿取”（第553—554页）。表明他清醒地意识到资本不会自动地生产出财富，在价值创造中，单有投资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包括企业家在内的劳动。

企业家不是资本家的论断，不仅对萨伊自己理论体系的营构至关重要，对于此后企业家理论的发展尤其厥功甚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承认萨伊的这个理论创新及其深远影响，卢森贝就说：“萨伊千方百计地硬说资本家和企业主不是一回事。”“萨伊所加添的‘新东西’，依照他的三要素论，是他把利息视为资本‘服务’的结果，把企业主收入视为对企业主的进取精神，对他的才干、冒险等等的报酬”。“后来的庸俗经济学家不论在解释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上，不论在崇拜‘工业领袖’（现代资产阶级经济著作界这样称呼克虏伯、洛克菲勒等人）的‘精神品质’和‘理性品质’上，都完全跟着萨伊走了”。①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2卷，第35页。

2．企业家与资本家的收入决定因素不同

萨伊认为资本的收入是利息，“利息由资本的租金与补偿资本家所冒全部地或局部地失去资本的风险的保险费组成”。和使用其他有价值的物品一样，使用资本的租金或价格也受资本数量和供求关系影响；“保险费”的多少则受风险高低影响（第438、424—426页）。而企业家的“劳动报酬”（或曰企业家“劳动的价格”“老板、经理或冒险家的利润”）（第410、408、407页），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

第一，供求关系和工作复杂程度。企业家的劳动报酬也“像一切其他物品的价格那样，是由投入流通的这种劳动的供给或数量对它的需求或需要的比率决定的”（第408页）。现实经济活动中，企业家通常是供给较少的稀缺资源。萨伊概括了两个主要原因：一是进入门槛高。企业家必须筹措开办企业所必需的大量资金，他要么自己有钱，要么能借到钱。而要借到钱，“他至少必须具有偿付能力，必须有敏慎廉正名誉，并必须能够通过他和别人的关系借到自己可能没拥有的资本”。这些条件是大多数人不具备的，“使许多人不能参加竞争”。原因之二是对企业家的素质和能力要求高，这也必然限制了企业家的供给。此外企业家的“事业总带有一定程度的风险”，无论多么成功，都有可能一败涂地。有时甚至并非自己的过失就遭遇倾家荡产身败名裂。幸存下来，继续在企业家市场上竞争的人就更少了（第409页）。

由于企业家供给通常较少，使得其价格总体上保持在较高水平。工作复杂程度越高，企业家的供给就越稀缺，报酬就越高。“如果某一产业部门所需要的人才，不但需要受过代价很高的训练，还需具有天然才能，这样人才的供给，就更跟不上他们的需求，因此他们的报酬必然更高”（第405页）。把成功所必需的素质和才能结合起来，运用于一项实业，“就可以为那些有能力设计和经营这项事业的人创造一种垄断”。因为“那些缺乏谨慎和洞察力的人无法与那些有远见的人竞争太久”。②Commentaire sur le Coets d'Économie politique d'Henri Storch，Oeuvres Diverses de J-B Say，p．303．转引自Koolman G．，Say's Conception of the Role of the Entrepreneur。至于纯粹体力劳动或简单劳动者，因为往往供过于求，就更无法与企业家相比了。

第二，人力资本。“劳动的质量，对劳动价值有极大的影响”（第297页）。决定企业家劳动质量的，则是人力资本积累程度，萨伊谓之企业家“所需要的技巧或才干的程度”（第402页）。如果这种才干和技巧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和代价不菲的训练才能具备，则其报酬中应包含长期训练过程中垫付的资本的利息。因此，“所有需要长期教育和才能的工作即需要高等普通教育的工作，比不需要这么多教育的工作有更高的报酬。教育是资本，它应当产生和劳动的一般报酬没有关系的利息”（第404页）。

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可分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两大方面。职业素养包括“判断力、坚毅、常识”等。其中，“企业家最主要的品质就是判断”。就“个人而言，他可以不科学地行动，他可以谨慎地应用其他人的决策；他可以通过雇用其他劳动力来避免体力劳动；但是他不会不加判断地行动，因为他可能会付出高昂成本而得到没有价值的东西”。①Say's，J．-B．，Cours Complet d'Économie Politique：pratique，Volumes I，3rd edition，Paris：Guillaumin，1852，pp．97－98．转引自丹尼尔·史普博：《企业理论：企业家、企业、市场与组织内生化的微观经济学》，第183、186页。

专业技能形形色色，例如从事制造业的企业家，需要评估某一产品的重要性及其生产方法和市场上可能的需求量；他必须雇用所需要的工人，购买设备和原材料；随时注意生产过程中的组织管理和节约；还必须为自己的产品寻找顾客。“总而言之，他必须掌握监督与管理的技术。他必须敏于计算，能够比较产品的生产费用和它在制造完成与运抵市场后所可能有的价值”（第409页）。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有许多必须克服的困难，有许多必须抑制的忧虑，有许多必须处理的突发不幸事故，有许多需要周密计划和权宜变通的手段。不具备上述能力素质和专业知识，企业就会倒闭，事业可能失败。因此不必担心企业家获得这些专业知识的学习热情。“私利强烈地驱使各产业部门的冒险者学习业务以及和业务有关的东西”（第534页）。

企业家的职业素养和大部分专门技能，无法从科学家那里学到，“只能从他们职业的实践中获得”。萨伊把企业家的职业实践称作“试验”，通过“反复的试验才能获得一定程度的熟练，这些试验有时成功，有时失败”。企业家的“试验总带多少的冒险性，不一定能够补偿冒险者因此所蒙受的损失。由于同业之间的竞争，冒险者的利润通常受到限制，即使试验成功，也是如此。但社会却因试验而获得新的产品，或与此相似，获得旧的产品跌价的好处”（第87页）。所谓的“试验”就是创新性探索，而社会获得新产品或者价格降低就是社会福利的增进。

企业家人力资本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品德。品德决定的信用状况，能够直接影响企业家的“劳动报酬”。这是因为“品德与才能是所谓个人信用的基础”。“信用好的人能以比没有信用的人低得多的利息率借到款项”（第429页），从而降低融资成本，提高“劳动报酬”。

亚当·斯密虽然也论述了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但似乎又不认为经营企业需要特别的知识或技能。“资本利润，却不大受使用资本的那一行业学习难易的影响……国内或国外贸易的一部门业务，大抵不比另一部门业务繁难得多”。②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94页。相比之下，萨伊的学说更加符合实际。

第三，企业家的报酬最终取决于其产品的价值能否在市场上获得实现，而市场形势充满不确定性。萨伊说：“当资本、土地或个人劳务出租时，它的生产力就移给承租人或生产冒险者，以预先约定的一定数量产品作为报酬……承租人要冒盈亏风险，而盈亏要看他所可能得到的收入，即从移来的生产力所得的产品，是超过或不够他所付的租金”（第365页）。企业家支付的成本即“租金”是事先约定的，但其产品在市场上的收益状况却难以逆料，也无法掌控。这种不确定性是企业家必须面对的最大难题。而恰恰是现实中无数的不确定性，才产生了对于企业家的判断力等经营才能的旺盛需求，才为企业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提供了用武之地，也体现了企业家聪明才智的价值。

五、萨伊关于企业家是经济发展主导力量的论述

企业不是孤立的、静止的，而是处在密切关联、动态变化之中。萨伊进一步从企业之间、产业之间彼此依存、相互影响的角度，阐明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居于核心地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1．企业家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纽带、决定生产要素供需的中枢

一方面，企业家是市场需求和生产供给的连接纽带。“整批地雇用劳动的人，或叫做冒险家的人，只是在出卖人与购买人之间的一种掮客，他比照某一特定产品的需求程度，雇用一定数量生产力来生产那产品”（第388页）。对市场需求的了解和判断，是企业家决定是否组织生产的先决条件。“农民、制造者和商人不断地比较一定产品的生产所需的费用和消费者所愿出的价格或能出的价格”（第388页）。企业家盘算生产该产品的成本、该产品在市场上可能的售价，预计可能的盈利状况。如果他在盘算比较之后决定组织生产，他就把消费与生产两个环节连接起来了。对于产品市场上的购买者或消费者而言，他是产品的生产者或供给者。

另一方面，企业家也是资本、土地、劳工、技术知识等各种生产要素的连接中枢和价格决定因素。“如果这个比较使他决定生产哪个产品，他就成为那件物品所应用的各种生产力的需要者，因而就给这些生产力的价值提供一个根据”（第388页）。由此，企业家又把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需求连接起来了。对于这些生产要素的提供者而言，他是要素市场上的购买者或消费者。又由于生产要素的价格受供求状况左右，企业家组织生产所形成的对于各种要素的需求，必然从需求侧影响这些要素的价格。

因此，企业家是“各种生产者之间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络环节。他指挥生产业务，并是许多关系的中枢”（第410—411页）。无论是产品的消费与生产，还是要素的供给与需求，都不是自动链接的，而是以企业家实施的“应用既得的知识去创造供人类消费的产品”（第408页）为基点连接起来的。如果没有企业家根据市场需求而组织的生产，哲学家或科学家创造的知识，就无从发挥生产性作用，工人的劳动也得不到雇用。可以说，没有企业家居于核心地位和主导地位的组织工作，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和商品交换就不会发生。社会经济实质是以企业家为机轴的运转系统。

2．企业家的经营状况直接影响经济发展

由于企业与企业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存在关联效应，企业家经营状况的好坏对经济发展构成了直接影响。“一个企业办得成功，就可帮助别的企业也达到成功”。“一个大规模生产组织，一定会给附近的全部地区的产业带来生气”。相反，一个企业如果蒙受损失，必定影响其他企业。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关系亦复如是（第158、159注①、161页）。总之，“企业的进展，有利于国富的增进”（第19页）。

这种企业间和产业间的关联效应，构成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关联效应的作用机理，就是萨伊提出的“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第152页）这个被后世称为“萨伊定律”的著名论断。而关联效应的作用动力，则是企业家主导的生产创新。萨伊认为经济发展必须以企业的产品创新为基础。“创造一种新的产品等于开辟其他产品的销路，破坏一种产品等于闭塞其他产品的销路”。“如果没有新产品生产，新的需求便无从创造出来，所能有的只一种产品与另一种产品的交换”（第160、161页注②）。只是进行简单再生产，经济就会原地徘徊，经济发展就无从谈起了。因此，萨伊呼吁鼓励创新，“我们应该尽量鼓励那些……用于有益目的的奇思和怪想。我想不出有比这更高尚的使用财富和才能的方法”（第89页）。这些观点，在萨伊的另外作品中有更加明确的论述，因而也为研究者所注意并征引：“行业中的企业家是生产的主要动力。其他的运作当然也是创造商品所必不可少的，但是只有企业家，促使这些因素运转、给予他们有效的刺激并从中获得价值。”①Say's，J．-B．，Cours Complet d'Économie Politique：pratique，Volumes I，p．97．转引自丹尼尔·史普博：《企业理论：企业家、企业、市场与组织内生化的微观经济学》，第184页。“工业企业家的力量对财富的分配，发挥着最显著的作用”。②萨伊：《关于麦克洛克著作的批判性考察》（1825年），见《经济著作集》，第274—275页，转引自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经济学说史》上册，第125页。

萨伊通过这些论述构建的企业家主导下的产品创新—企业成功—产业繁荣—经济发展的链条关系，俨然接近熊彼特的风格了。

3．企业家影响经济发展的现实例证

萨伊进一步利用英国的实例，阐明企业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一般认为，英国的崛起得益于率先启动工业革命和科技先进、制度变革等，萨伊在肯定这些因素的同时，还别开生面地宣称，英国经济腾飞的巨大推动力量就是企业家：“大不列颠虽然在科学方面取得了很高的地位，但它的巨大财富归功于它的企业家善于把知识应用于有益的途径以及它的工人能够敏捷地和巧妙地执行手工部分的工作，尤甚于它在科学方面的发展”。英国人能够“非常机敏地顺应他们产品的顾客和消费者的爱好”（第86页）。把英国经济发展归功于企业家，萨伊应是研究史上第一人。

萨伊由此得出结论：“一个存在着许多有才智商人、制造者和农业家的国家，比主要以研究艺术和科学为务的国家有更强大的力量达到繁荣。”这是因为虽然科学提供了生产所必需的知识，但科学知识能较容易地从一个国家快速传播到另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即使科学不够发达，只要具备了“应用知识以供应人类的需要和应用知识的技巧”，也可以利用从其他国家得来的知识较好地开展生产（第86—87页）。这在经济史上一再得到证实。

英国为什么能够涌现众多优秀企业家并发挥作用呢？萨伊继承了亚当·斯密的核心思想，认为“私人努力正是国家资源所从以得到莫大利益的泉源”（第539页）。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也是增进国民财富的重要因素，“因为财产如果能够自由流通就最可能转到最懂得使用它的人手里”（第562—563页）。而影响民众努力和要素流动的则是制度环境，例如英国财产权利受到保护，民众的勤勉和节约有利于资本积累，英国人的慎重和精明有利于企业家的训练等（第240、210—211页）。总之，是英国的制度变革和相对宽松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家成长和发挥作用创造了重要条件。

相反，许多欧洲国家之所以经济较为落后，也是因为很多陈腐的旧制度对企业家构成了严重束缚。“现时几乎一切欧洲国家，没有一国人民能够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安排自己的劳动和资本。在多数地方，他们连更换职业和住所也不自由。一个想制造或买卖棉织品、毛织品、酒或印花布的人，单有必要的资格和才干还不够，必须先做学徒或取得从事这些职业的特许”（第208页）。这些“排他性或限制性制度，无疑地对企业的发展和财富的增进，有很大损害”（第53页）。

坎蒂隆认为社会经济的主导力量是地主，地主“推动着整个经济，使之向最有利的方向发展”。③理查德·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第23页。企业家是地主的附属物，没有独立性和能动性。故有研究者谓之“土地所有者主权”论。④亨利·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上册，晏智杰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亚当·斯密的学说体系中，资本是微观企业经营和宏观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推动社会大部分有用劳动活动的，正是为追求利润而使用的资本”。⑤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242页。显而易见，假若经济发展是一幕《哈姆雷特》，那么正是萨伊首次栩栩如生地塑造了真正的丹麦王子。⑥池本正纯把企业家比作《哈姆雷特》中的丹麦王子。见氏著：《企业家的秘密》，姜晓民等译，大连：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页。

六、萨伊的企业家理论何以能超越亚当·斯密

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很多英国经济学家何以长期把企业家与资本家混为一谈？萨伊的解释是可能跟英语及英国的法律有关。英语里没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工业企业家，这可能使他们无法把工业运营中资本所提供的服务与资本使用者的能力和才能所提供的服务区别开来。另外，“根据英国法律，资本家不是简单享受固定利息的贷款人，而是按比例分享公司利润和损失的人，被视为执行合伙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英国经济学家几乎都把企业家的利润和资本的利润混为一谈”。①转引自Koolman G．，Say's Conception of the Role of the Entrepreneur，Economica，New Series，38，151，August，1971，pp．269－286。

熊彼特的解释是研究对象有待成熟：“日益增长的专门化可能使职能和性质鲜明地表现出来，而在比较原始的状况中，由于和其他的职能及性质混合一起，则是比较难于认清的。这种情况在我们的例子里也是如此。在一个原始游牧民族的首领的一般地位中，很难把企业要素同其他要素分开。由于同样的理由，小穆勒时代以前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未能把资本家和企业家分开，因为一百年以前的制造商是一身而二任的。”时间愈早区分难度愈大。②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87—88页。

然而值得思考的是，从时间上看，萨伊的《概论》初版（1803年），离亚当·斯密去世（1790年）只晚了23年；萨伊与李嘉图（1772—1823）、马尔萨斯（1766—1834）等英国经济学家还属于同时代的。从空间上看，萨伊时代的法国经济和工业化水平比英国落后不少。因此就研究对象的成熟度而言，萨伊比亚当·斯密等人、法国比英国，未必有实质性差别。因此个中缘由，恐怕不完全是研究对象成熟度及语言、法律等外部因素，研究者的切身经历和研究视角大概也起了相当作用。

第一，亲身经历的关系。萨伊出生于法国里昂的一个商人家庭，不到12岁就开始学习商业。由于父亲经营破产，被迫辍学到一家商店打工。后留学英国，继续商业学习，接触到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回国后，他先在一家保险公司任职，后投身法国大革命，继而担任过政府官员、杂志主编等。特别是1805年—1813年，萨伊一度告别学术研究，和另一股东在巴·德·加来郡的奥沙城创办了一个使用新式机器的纺纱厂。从厂房的设计建设、机器的购置养护，到企业的经营管理，萨伊都亲力亲为。克服了许多困难，包括不合作的工人、敌对的环境和不利的自然条件等，施展了颇为能干的企业家才能。③Schoorl Evert，Jean-Baptiste Say：Revolutionary，Entrepreneur，Economis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3，pp．3－14，pp．38－53；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2卷，第20—21页。

熊彼特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萨伊这种长期与企业打交道的实践经历，“对于他所写的东西就享有掌握第一手知识的便利”，与那些“只是从报纸上了解工商业的知识分子”有显著区别。④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第183页。波特·豪瑟利兹更特别指出：之所以可以确信萨伊独立地发展了他的企业家理论，是因为“棉纺厂厂主的经历，而不是哪位有学识的前辈，为萨伊对古典经济学的独创性贡献提供了帮助”。⑤Bert FHoselitz，The Early History of Entrepreneurial Theory，Exploration，3，April1951，pp，193－220．

第二，研究视角的差异。亚当·斯密剖析经济主体有两种角度，一是生产要素职能，二是专业化分工。⑥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48、60、6页。他似乎更注重专业分工，制针工场的著名例子就是典型体现。分工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无疑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也不可避免地对研究对象的分工程度产生了一定依赖。分工状况及其程度是外在的、可观察的、具象的，如果研究对象的社会化分工没有发生、或者分工程度不高，这把钥匙的解锁效能就会受到局限。

相反，生产要素的职能，属于研究对象内在的、可分析的、抽象的概念，由此切入，可摆脱对研究对象外部表现的依赖，能够深入研究对象肌体内部进行解剖且游刃有余。这个分析角度没有被亚当·斯密运用于雇主或资本家层面，而在萨伊手上成为剖析企业家的利器。综观萨伊的企业家理论，可以发现他对企业家形象的勾勒，与其说是从职业分工的角度着眼，不如说是在生产要素的职能上立足。或者说，在萨伊的理论体系中，企业家指的是劳动这个生产要素中的、能够提供“生产性服务”、在创造财富过程中发挥特定作用的一种职能。

后来，萨伊确立的生产要素职能分析视角成为企业家研究的一种范式。19世纪70年代以后，尽管人们对企业家职能的定义莫衷一是，但“所有关于企业家活动和企业家利得的理论，都是职能性的。也就是说，这些理论的出发点都是认为企业家在生产过程中执行一种必不可少的职能，并进而用成功地执行这一职能来解释企业家的利得”。①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18页。熊彼特也认同这种研究范式，明确指出“一个企业家并不是一种职业”。②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89页。进而严格区分了管理者和企业家。

二百余年前的萨伊之所以能在某些方面（例如区分企业家与资本家）超越亚当·斯密，并能与熊彼特的现代企业家理论相对接，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许还在于他特别主张理论应该根据“事物的本质和事实”而不是某些抽象“原则”。他在李嘉图给他的一封信上写了这样一段批注：“可惜，大多数英国作者都习惯于丢开亚当·斯密的实验法，借抽象的议论来发挥他们由他们称之为原则的东西得出的结论，而不去从事物的本质和事实引出这些结论……他们借口扩大而把它（科学）推进虚无缥缈的空间”。③转引自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2卷，第25页注①。这启示我们，鲜活的经济世界及“事物的本质和事实”，才是理论创新永不枯涸的源泉。

综上所述，萨伊通过清晰区分企业家和资本家，确立了企业家在微观企业经营、宏观经济发展中的独立的主体地位，并对企业家进行了系统论述，其理论要点：第一，企业家在组织生产要素、从事企业经营中发挥先导性、支配性作用，其职能是生产价值、创造财富；第二，企业家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纽带、决定生产要素供需的中枢，没有企业家的组织工作，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和商品交换就不会发生，社会经济实质上是以企业家为机轴的运转系统；第三，由于企业间、产业间存在关联效应，企业家经营状况的好坏对经济发展构成了直接影响；第四，经济发展是在企业家主导下，循着产品创新—企业成功—产业繁荣—经济发展的链条展开的；第五，通过英国和欧洲的对比，阐明企业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制度环境是企业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关键条件。萨伊的这些理论贡献，不仅是古典经济学中独具特色的重要创新并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我们认识现实经济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作用，推出了一系列纲领性文献。这是针对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所采取的重大战略部署。廓清包括萨伊在内的企业家理论，有利于深入理解中央大政方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亦有助于促进立足于生机盎然的中国经济现实的中国特色企业家理论创新。

本文写作中吸收了叶坦老师的宝贵意见，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