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金融发展的关键问题与路径选择

◎董志勇 李成明 程胜

我国乡村数字金融发展态势

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ABCD”技术的发展，金融产业与数字技术也发生了深度融合，金融科技推动数字金融产业蓬勃发展。当前，我国的数字金融发展走在全球前列，移动支付、智能投顾等数字金融产品不断更新迭代，改变了家庭消费方式、投资方式和生活方式，尤其是乡村数字金融的发展，深刻改变了农村生活生产方式，加快了城乡融合步伐。近年来，数字金融支持政策不断完善，当前乡村数字金融发展主要表现为金融服务广度不断扩大，金融服务深度不断增强，农村居民金融接受度不断提升，以及农村产业金融匹配度不断深化。

在金融服务广度上，各大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纷纷布局农村金融市场，下沉金融服务渠道，致力于打通农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农村金融的服务网点不断拓展，农村金融模式与产业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当前各地农村信用社、农商行、邮储银行等加快布局农村市场，各大金融机构在农村的线下网点覆盖面不断提升，同时其数字金融业务进一步提升了线下网点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范围，通过掌上银行等金融终端，农村居民足不出户即可办理生活缴费、贷款转账等业务。各大互联网科技企业也纷纷深耕农村市场，以苏宁为例，2019年启动了“521”乡村振兴计划，利用自身产业资源及优势，联合社会力量，搭建农村电子商务体系，推动农村产业升级，促进农村服务业发展。

在金融服务深度上，依托数字技术实现了数字金融与生产生活的深度融合，传统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和大型农业企业在农村产融结合方面竞相布局。首先，传统金融机构具有线下网点优势，而且农村居民对其认知度更高，在获客能力上具有先天优势。其次，当前京东、苏宁等电商平台的实体店下沉到乡村，不仅方便了网上购物等生活需求，而且拓宽了农村产品线上销售渠道，其沉淀的用户数据进一步提升了数字金融的服务深度，可以提供支付、保险、消费贷款等服务，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居民金融可获得性不足的问题，提升了金融的普惠度。

在农村居民金融接受度上，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农村居民对智能化设备应用能力较强，而且对数字金融的认知程度逐步提升，农村居民对数字金融的知识素养大幅提升。近年来，我国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除了个别地区外，基本实现了网络全覆盖，智能手机在农村使用占比逐年提升，降低了农村居民数字金融的使用门槛。另外，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积极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宣传教育，通过线下与线上结合的数字普惠金融宣传，提升了农民金融安全意识，弥补了金融知识的不足，总体提升了农村居民对数字金融的接受程度。而且，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农村居民进城务工人员接触到更多城市数字金融产品，也提高了其数字金融产品的接受度。

在农村产业金融匹配度上，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业农村农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数字金融提高了金融普惠度，产业与金融的匹配度也大幅提升。当前农村软硬件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融合一二三产业的现代农业快速发展，改善了农村居民生活水平，金融需求得到大幅释放，数字金融的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宽。在农业生产方面，获得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更为便利，借助互联网平台基于农业生产链的供应链金融蓬勃发展。例如，“大北农”等农业龙头企业，利用产业资源优势，借助数字技术紧密连接供应链上的企业和农户，建立农业互联网金融生态圈，为上下游企业和农户提供更为精准的投融资服务。

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金融的普惠机制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金融的发展为农村提供了更多优质金融服务，有助于解决传统金融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抵押约束大等难题（郑美华，2019），降低了金融机构的服务成本，提高了农村居民金融可得性，促进了农村产业发展，带动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更具普惠性。

（一）数字金融发展降低了金融机构服务成本

在传统金融体系中，金融服务的主要供给来源于商业银行，通过线下网点为企业和居民等提供存贷款、支付、理财等金融服务，网点的多少决定了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因而，在传统金融模式下，金融机构面临着网点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平衡，因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的收益不足以覆盖开设网点的各项成本，在全国网点数方面占优的邮储银行过去也难以打通“最后一公里”。随着数字技术与金融的深度融合，金融科技实现了线上金融服务边际成本接近于零，过去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的“长尾”用户也能够得到金融服务。具体来看，数字金融依托线上平台，能够将原来的金融服务搬到线上，用户使用手机终端即可开展金融业务，提高了金融服务的便捷度，降低了“跑银行”的次数，网络能够覆盖的地区都具有数字金融服务条件，使得金融服务可以拓展到乡村地区和偏远地区。数字金融不仅降低了金融服务的开拓成本，而且降低了金融服务的运营成本，借助“ABCD”技术搭建的数字化平台优化了金融机构业务流程，提升了信用评估能力，降低了金融机构风险，实现了金融机构与用户的双赢。

（二）数字金融发展提高了农村居民金融可得性

金融服务是提供跨时间和空间价值交换的服务，金融机构基于盈利目的，倾向于做低成本高收益的服务项目。在传统金融体系中，金融机构要经过线下尽职调查等征信核查，为了降低业务成本，会优先选择能够摊销单位服务成本的大型项目。而对于偏远地区分散的小额金融业务，限于地理因素，征信较为困难，服务成本较高，往往被排除在金融服务范围之外，使得农村地区尤其是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难以获得金融服务。但数字金融作为新业态，依托数字技术能够打破空间限制，拉近了资金供需双方距离，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革命性变化，提高了农村居民金融可得性（董玉峰等，2020），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胡焕庸线”现象，原来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数字金融也迅速发展。在消费金融方面，数字信贷产品的涌现提高了农村家庭消费便捷度，移动支付让网络消费成为常态。在投资理财方面，线上理财产品的出现使农民足不出户就能进行家庭资产配置，缩小了城乡之间的资产收益率差距。在生产融资方面，数字金融通过嵌入供应链系统，推动了从产到销的一站式金融服务。金融可得性的提升不仅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品质，也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三）数字金融发展推动了一二三产业相互融合

数字金融发展深刻改变了金融供给端和需求端的市场结构，推动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金融供给端，金融科技企业借助互联网平台优势，不断创新金融产品，移动支付、线上理财、网络借贷等服务对传统金融机构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也对传统金融机构形成了“鲶鱼效应”。传统金融机构纷纷探索金融服务与金融科技有效融合的业务模式，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流程再造和产品创新，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更低成本、更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同时，随着乡村产业的发展，金融需求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这也需要多样化金融供给与之匹配。各类金融机构根据其比较优势提供服务以满足不同金融需求，形成了传统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平台企业并存的局面，相互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也繁荣了乡村金融生态。一方面，我国粮食“天花板”现象明显（蔡之兵、张青，2021），数字金融通过提高农村要素使用效率有助于打破粮食“天花板”，保障粮食安全；另一方面，数字金融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注入了金融活力。在金融需求端，农业生产模式正发生深度变革，正从传统的小农户模式进入精细化、规模化、智能化生产阶段，同时数字技术为农业直销打开了线上渠道，也为农村领域跨界配置农业资源并延长产业链提供了条件，农业进入产业化阶段，这一过程也对金融服务有了新的需求，为数字金融发展提供了产业土壤，提高了农村居民和产业对金融服务的支付能力，形成了农村产业与数字金融螺旋上升的发展态势。

（四）数字金融发展带动了农村居民消费升级

数字金融发展在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和居民增收的同时，也带动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一方面，与城镇消费升级相似的是，农村居民同样在产品质量上进行更新换代，移动支付和电子商务的结合降低了产品的渠道成本和库存成本，不仅提高了农村居民与高质量产品之间的可及性，而且也降低了高质量产品的成本，为农村居民消费升级提供了便利。另外，数字金融也具有显著减贫效应（黄倩等，2019），其产业促进效应和居民减贫效应也为高质量消费提高了收入基础。另一方面，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与城镇消费升级不同的是，农村居民在产品消费种类拓展方面更为明显，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调整空间更大。过去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较为单一，消费能力不足和产品供给不足并存。首先，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对不高，对新产品和高质量产品的消费能力有限；另外，由于渠道成本较高，农村居民购买高质量产品时成本更高，需求量较低，这进一步限制了产品的有效供给。但数字金融的发展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深刻改变了产品的消费结构，促进了消费增长（张勋等，2020），实现了“从无到有”的消费升级，即使农村居民应用的很多产品并非优质品，但也是农村居民生活中的新产品，城市视角下的“消费降级”在农村却是一种新型的消费升级，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

（五）数字金融发展缓解了乡村产业发展融资难题

乡村产业繁荣离不开金融支撑，数字金融的发展将缓解乡村产业发展的融资难题，拓宽融资范围，提高融资效率。一方面，随着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传统金融机构也运用数字技术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产品服务种类更加多样，并且借助数字技术能够更为精准地进行风险定价，原来金融不可及的企业也能借贷，充分拓展了乡村产业发展的融资范围。例如，当前农业银行打造惠农平台，通过“惠农e通”的支付功能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支付服务，通过“惠农e通”实现线上与线下结合的贷款办理，降低了农村中小微企业发展的信贷门槛，也为农业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多供应链金融服务，发挥金融知识传播功能，以此提升“三农”和普惠金融服务水平。另一方面，数字金融借助大数据等数字技术能够更为精准地识别信贷需求，有助于缓解金融资源错配，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让资金流向更需要的企业。当前，农村借贷过度依赖社会资本，虽然社会资本能够缓解农村产业发展的融资问题，但其作为一种隐性抵押，也限制了部分中小企业的发展、提高了融资门槛，高质量的乡村产业项目会由于抵押不足而面临融资难题，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定价能力，有助于高质量的乡村产业项目获得资金支持，降低金融资源的错配率，从而缓解乡村产业发展的融资难题。

数字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制约因素

（一）乡村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有待完善

乡村数字金融发展需要以数字金融基础设施为依托，而数字金融基础设施不足会限制数字金融的发展。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包括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基础设施两个方面。在硬件基础设施方面，当前农村数字金融线下网点的服务功能还较弱，农村新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下一步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在软件基础设施方面，数字金融平台建设还存在不足，当前农村数字金融还处在各金融机构快速推进期，各类金融产品参差不齐，过度强调收益而有意规避风险，给农户数字金融产品选择带来了困难。同时，当前金融机构开拓农村市场也面临农村居民信用不足的问题，农村征信体系尚未建立，农村征信数据分散在各个金融机构，尚未建立统一的信用平台（庞艳宾，2020）。

（二）乡村数字金融监管能力有待提升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农村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有了发展壮大的土壤，也成为各大金融机构业务下沉和中小微金融创业者竞相角逐的市场，给农村居民带来金融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金融乱象，如非法集资、诱导用户非理性投资等。一方面，当前数字金融在农村的发展规模相对较小，乡村在空间上较为分散，这提高了金融监管的成本，甚至线下定点监管都难以实现。传统的监管模式主要是针对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但在数字金融时代，传统监管体系与现有金融发展的匹配度降低，导致监管穿透性不足，而且监管资源配置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多数资源聚集在城市，乡村数字金融监管资源投入相对不足。另一方面，数字金融以数字技术为依托，实现了跨空间经营，具有虚拟性，给非法集资等提供了温床，加之农村居民对金融风险认识不足，增加了金融监管难度。

（三）乡村居民数字金融知识素养有待加强

数字金融的发展不仅受制于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同样受制于居民金融素养水平。虽然近年来农村居民移动智能设备普及率不断提升，但与城市相比依然较低（雷在玉等，2021），而且农村居民对智能设备的使用不够熟悉，限制了其对数字产品的深度使用，农户数字金融知识点匮乏成为阻碍数字金融应用的主要原因（任金政、陈宝珍，2020）。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11亿，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为2.97亿，全国层面和农村层面的互联网普及率分别为71.6%和59.2%。数字金融的发展需要以智能设备和信息网络为依托，农村智能设备覆盖不充分和居民使用不熟练等问题提高了数字金融的门槛。乡村数字金融知识素养不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农村人口结构失衡。随着城镇化的推进，部分农村出现了“空心村”现象，大量高质量劳动力进城务工，而农村人口多为受教育水平较低的老人和儿童，老年群体对新事务的接受程度较低且金融意识不强，限制了数字金融服务的使用深度。另外，农村居民存在部分陈旧观念，理财意识不强，对投融资存在一定排斥，也给数字金融发展带来障碍。

（四）乡村数字金融服务机构风控成本依然较高

金融风险定价能力是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金融服务来自风险有效识别基础上的有效定价，风控成本是金融机构的一个关键成本。当前，乡村数字金融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市场尚不成熟（何宏庆，2020），除了基础设施不足外，传统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企业在农村开拓市场存在过度风险承担问题，这增加了金融机构的风控成本，也带来了农村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中小型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会对当地金融生态带来冲击，影响农村居民对数字金融使用的信心。另外，农村居民的收入稳定性相对较低，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不仅存在“靠天吃饭”问题，也受到农产品市场波动的影响。即使是外出务工的人员，由于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市场环境直接影响其收入，这些不稳定性为农村居民借贷等金融服务带来了挑战，增加了金融服务机构的风控成本。另外，当前农村宅基地和农地虽然实现了确权，但市场并不活跃，即使有些可以抵押，当风险发生时其有效价值也难以转化为实际风险补偿。

（五）乡村数字经济产业基础相对薄弱

当前，乡村数字经济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城乡存在一定的“数字鸿沟”，制约了数字经济的城乡融合发展，也给数字金融的应用推广带来困难。一方面，数字化人才是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从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乡村振兴下数字化专业人才存在较大缺口，高素质、专业化且了解乡村产业发展的数字化人才匮乏，当前从事数字经济相关服务的主体人员依然是农村居民，影响了乡村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深度，也限制了乡村数字经济的产业创新。并且数字金融的发展不是孤立的，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与其他数字产业协调发展，乡村数字经济产业的薄弱状态也提高了数字金融的推广应用成本。另一方面，数字赋能乡村发展和治理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而且乡村振兴战略也提出了“数字乡村战略”，但当前数字赋能推动乡村振兴的路径尚在探索阶段，财政投入力度和各级部门的协调机制没有完全形成，乡村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政策推动力有待增强。从总体上看，乡村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需要充分借助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将“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有机结合，打破薄弱局面，进一步优化路径。

数字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一）以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为依托，提升乡村数字金融的基础生态环境

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是数字金融发展的依托，需要从软性基础设施和硬性基础设施两个方面建设，整体提升乡村数字金融的基础生态环境。在软性基础设施方面，进一步规范征信范围和标准，在保护农村居民的隐私条件下，推动征信数据信息共享。整合政府和金融机构之间的数据资源，搭建更为完整的农村居民信用平台，构建更为完善的信用体系，以缓解金融机构重复征信高成本和数据资源分散的问题，将机构的数据资源转化为实际的应用价值。在硬性基础设施方面，应重点强化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改造，在“五通”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农村光纤、5G网络覆盖，为数字金融提供更多应用场景，缩小因硬件建设不足而造成的约束，推进智慧乡村建设，为乡村数字金融发展提供载体。针对农村居民数字金融素养相对不足的问题，应搭建并发挥数字金融服务平台，整合各个相关部门的信息资源，为农村居民提供一站式咨询服务。

（二）以数字金融监管体系建设为保障，提升数字金融创新的良性发展环境

乡村数字金融的健康发展离不开金融监管体系的保障，数字金融监管要注重线下和线上相结合。首先，创新数字金融监管模式，充分运用监管科技等技术手段，做好功能监管和分类监管，实现对金融机构的动态监管，配合线下监管，提高监管效率。其次，建立全国层面的协调监管机制，尤其对数字金融跨地域的风险问题，能够有效实现数字金融企业注册地和经营地的有效联合监管，降低协调沟通成本，共同防范数字金融的跨地域风险溢出和纠纷。另外，强化数字金融企业和用户的信息登记认证，对数字金融企业要实施有效穿透机制，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并降低恶意行为，保障数据隐私安全。最后，数字金融监管体系完善非一日之功，针对部分金融乱象，各级政府应重视规范性发展，畅通线下投诉渠道，及时维护居民权益，不能等到大规模侵权问题发生时才采取补救措施，防患于未然。

（三）以居民数字金融素养提升为支撑，提升数字金融使用者的风险识别能力

农村居民的数字金融素养是数字金融发展的重要支撑，提升农村居民对数字金融产品收益和风险的识别能力非常关键，也是繁荣乡村数字金融并有效避免金融乱象的源头。从线下普及看，数字金融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需要继续加强，通过设立数字金融咨询服务站等方式，推动服务团队下乡普及，从收益和风险两个方面进行知识传播，一方面引导农村居民更多了解金融产品的用途，拓展农村居民对金融产品在生产生活中作用的认识；另一方面增强农村居民对金融风险的识别能力，尤其对理财产品的风险认知。从线上普及看，应创新数字金融的知识普及方式，用更为通俗有趣的多媒体形式传播金融知识，借助社交平台调动使用者的参与趣味性和积极性，提高网络传播效果，降低线下推广成本。另外，畅通线上咨询和投诉渠道，一方面为农村居民开通数字金融服务热线，帮助农村居民解答数字金融相关专业问题；另一方面协调各部门开展跨地域的金融产品投诉，在权益保护中深化对数字金融的认识。

（四）以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提升数字金融供给者的总体服务能力

数字化转型是金融机构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数字金融服务能力的保障，也是数字时代商业银行第一经营战略（宋玉颖，2019）。传统金融机构需要进一步增强金融科技应用，提高金融服务与现实场景的匹配能力，通过数字化实现组织再造，降低转型成本。商业银行在农村数字金融发展中不应成为旁观者，尤其是大中型商业银行，在传统业务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有更充分的数据资源和更强大的资金实力，但在乡村金融发展上投入不足，应通过政策引导商业银行借助金融科技主动适应乡村数字金融需求。通过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形成多层次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另外，金融机构在乡村金融发展过程中投入不足的核心原因是风险收益不匹配，而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防范风险的重要路径，通过数字技术应用的深化，能够进一步拓宽农村服务群体，提升服务深度。

（五）以乡村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为载体，提升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配套

数字金融的发展需要与数字经济其他业态的发展相统一，形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其他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也能为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产业配套。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有赖于专业的数字人才，这也是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动力，乡村数字化人才建设应注重外部引进和内部培养相结合。第一，可以从外部引进各类数字经济人才投入到乡村建设之中，拓展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产业人才队伍和政府人才队伍。第二，可以加强地方政府与各类高等院校之间的合作，做好人才对口培养帮扶工作，尤其是通过社会实践等活动发挥好高等院校学生在乡村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带动能力。第三，在政府人才招聘中应重点向数字经济相关专业倾斜，提高政府数字化人才队伍的总体水平，增强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能力。在政策支持方面，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涉及经济社会方方面面，首先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增强数字经济与乡村各领域发展的协调推进能力；其次，各级政府应采取倾斜性政策引导，吸引更多市场主体进入乡村数字经济产业，在数字经济发展中也将形成更多的金融服务场景，为数字金融发展提供助力。